经济集聚对雾霾污染影响的空间计量研究——以长江三角洲地区为例

雾霾污染是困扰中国经济发展的重大民生与环境问题。基于改进产出密度模型,运用地统计和空间计量模型分析长三角城市2015~2017年雾霾污染空间格局和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雾霾污染存在季节性变化特征并且各城市雾霾污染状况逐渐好转。（2）雾霾污染具有显著的局域集聚特征和空间异质性,杭州、宁波和台州呈现低－低集聚特征,而滁州、扬州、镇江和泰州为高－高集聚型,污染区域集中于省界处,污染程度自西北向东南逐渐降低。雾霾污染存在显著的城际空间正相关和空间溢出效应,周边城市雾霾污染对本地区会产生负影响。（3）长三角城市人口集聚、研发投入、产业结构、工业烟粉尘排放及城市建设均对雾霾污染产生正向影响,对外开放、能源消耗以及降水等因素对雾霾污染产生负向影响;雾霾污染与经济增长之间不存在库兹涅茨曲线关系。经济集聚通过优化生产要素的空间分布与组合、共享治污基础设施等,形成雾霾污染抑制作用。     

中国雾霾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

近年来我国雾霾天气频发,以PM_(10)和PM_(2.5)为核心的大气污染物对人体健康和大气环境质量造成了严重威胁,已经成为当前不容忽视且亟需解决的重大民生问题和环境问题,深入分析雾霾污染的形成原因和影响因素对于科学制定切实有效的治霾政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基于我国288个地级以上城市2015年1月—2017年2月的月均空气质量AQI数据,首先采用空间统计方法对雾霾污染空间分布的季节特征进行可视化描述,其次通过空间自相关指数对雾霾污染的空间集聚特征进行了实证检验,最后在此基础上建立空间计量模型对影响雾霾污染的社会经济因素进行了经验识别。结果表明:(1)我国雾霾污染的季节性特征明显,夏季空气质量状况最好,春季和秋季次之,冬季污染最严重且波及范围广,其中河北南部、河南北部、山西南部和陕西关中地区是污染重灾区,季均空气质量均为中度污染以上。(2)雾霾污染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特征,我国东部沿海地区表现为显著的低低集聚,华北平原及周边地区呈现显著的高高集聚特征。(3)空间回归结果显示,我国雾霾污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与EKC曲线假说相符,其中二产畸高的产业结构、民用汽车保有量的增多和省会城市均对雾霾污染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但人口密度和绿化水平对雾霾污染的影响并不显著。因此,治霾政策应坚持城市内部以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鼓励使用新能源汽车和共享单车、疏散省会城市的职能为主,城市外部应以区域联防联控为主,从而达到缓解和改善大气环境的目的。     

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城市雾霾(PM_(2.5))污染的时空效应检验

本文利用了1998—2012年中国241个城市的空间面板数据对中国雾霾污染和FDI的区域分布特征及空间溢出效应进行经验考察,结合系统广义矩估计(SGMM)方法构建了动态空间面板模型,采用了Moran’s I和Geary’s C指数对中国FDI与雾霾(PM_(2.5))污染空间自相关性进行了全域和局域分析。结果发现:(1)雾霾(PM_(2.5))污染与FDI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证明了雾霾(PM_(2.5))污染空间的溢出效应以及FDI的辐射效应的存在。同时FDI高值集聚区域一般是雾霾(PM_(2.5))高值集聚区,FDI低值集聚区域一般是雾霾(PM_(2.5))低值集聚区,表明一个地区的引资效果和雾霾(PM_(2.5))污染在地理上的集聚密切相关。雾霾(PM_(2.5))污染表现出显著的"叠加效应"和"溢出效应",说明中国雾霾(PM_(2.5))污染在空间维度、时间维度以及时空维度上分别表现出交叉、累积、持续的演变特征。(2)全样本下,FDI对雾霾(PM_(2.5))浓度的影响表现出增促效应。FDI存量每升高1%,雾霾(PM_(2.5))浓度升高0.011%。(3)分地区样本下,东部城市FDI存量每升高1%,雾霾(PM_(2.5))浓度升高0.001 9%;中部城市FDI存量每升高1%,雾霾(PM_(2.5))浓度升高0.018 3%;而西部城市FDI存量对雾霾(PM_(2.5))浓度影响不显著。上述实证结果说明中国雾霾污染存在着显著的空间依赖性和区域异质性,FDI对中国大部分城市的雾霾污染存在显著的增促效应。     

长江经济带城市人居环境空间格局研究

以长江经济带110个城市为例,从居住环境、经济环境、社会环境、生态环境4个方面构建综合人居环境评价模型,运用层次分析法对各城市人居环境进行测度评价,并借助GIS可视化和空间自相关方法揭示和探讨长江经济带城市人居环境空间格局与集聚特征。结果发现:(1)综合人居环境存在显著空间差异,长三角地区整体人居环境质量最高,中部地区次之,云贵川地区最低;中心城市明显高于普通城市。(2)各系统层中,居住环境、经济环境质量长三角地区和省会城市优于普通城市;社会环境优质区域具有中心地指向性;生态环境则是以赣皖城市最优,中东部城市优于西部城市。(3)综合人居环境及各环境系统层均呈现明显的空间正相关集聚特征,即高人居环境区域在空间上毗邻,反之亦然;从莫兰指数散点图和LISA图中看出,高-高集聚区以长三角为中心布局,低-低集聚区则位于云贵川、皖北等地。     

长三角城市群旅游环境承载力时空分异格局与空间效应研究

旅游环境承载力的空间分异及其关联规律是客观存在的,科学评估承载能力和制定空间管控政策是促进区域旅游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路径。以2000～2018年长三角城市群26个城市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统筹考虑经济、社会、资源、生态要素并将其纳入驱动力-压力-状态-影响-响应系统,建立基于DPSIR理论模型的旅游环境承载力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空间自相关方法揭示长三角城市群旅游环境承载力的空间关联特征,并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及其偏微分分解方法对旅游环境承载力的空间溢出效应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研究期间,长三角城市群旅游环境承载力整体保持波动上升态势,并呈现“东南高、西北低”的空间分布特征。(2)旅游环境承载力呈现较强的空间集聚与关联特征,空间关联强度呈“上升-下降-上升-下降”的“M”字型变化趋势。(3)旅游环境承载力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本地城市旅游环境承载力指数每增长1个单位,将带动邻近城市增长0.637个单位。经济发展水平、科技进步水平、环境规制强度、旅游产业集聚对本地城市旅游环境承载力存在直接效应,对邻近城市存在不同程度溢出效应。为有效挖掘新时期长三角城市群旅游环境承载潜力,应重视城际之间旅游环境...     

长江经济带科技创新与生态效率的协同演化及影响因素

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的深入实施离不开科技创新与绿色发展的协调发展和共同进步。基于城市群视域,采用熵权法、超效率SBM模型、耦合协调度模型以及Tobit模型等方法,从多维度视角探讨2010～2019年长江经济带三大城市群85个城市科技创新与生态效率的耦合协调关系及其时空演变特征,并对二者耦合协调度的主要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长江经济带整体科技创新水平呈平稳上升趋势,生态效率水平呈降-升-降-升的“W”型变动趋势。科技创新与生态效率耦合协调度呈先升后降的倒“U”型波动上升趋势,且三大城市群空间差异性明显,呈现长三角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成渝城市群的空间分布格局;(2)整体耦合协调发展水平存在显著的空间自相关特征,且多数城市表现为低低集聚,其中长三角城市群呈显著的“东高西低”型空间集聚特征,长江中游城市群与成渝城市群空间集聚特征不显著;(3)经济发展水平、劳动力集聚、对外开放程度以及产业结构对整体耦合协调水平有显著正向影响。基于以上结论,提出加大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力度、重视区域发展异质性、引进培育创新人才以及积极开展对外开放交流等政策建议。     

雾霾污染的城市间动态关联及其成因研究

面对严重的雾霾天气以及雾霾污染边界不断扩张的严峻挑战,加快创新大气污染联防联控体系以形成跨区域协同治污合力势在必行。本文基于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成渝、长中游等五大地区96个城市2015年的空气质量指数(AQI)以及PM_(2.5)、PM_(10)、SO_2、CO、NO_2、O~3等6种分项污染物的逐日数据,从时间序列数据"预测能力"的视角,在向量自回归模型框架下识别雾霾污染的城市间动态交互影响效应,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刻画雾霾污染空间关联的网络结构特征。在此基础上,运用二次指派程序从分项污染物视角考察雾霾污染空间关联的关键诱因,并利用双变量Moran指数揭示雾霾污染与其影响因素之间的空间相关性。研究发现,城市雾霾污染之间存在普遍的动态关联关系且呈现出联系紧密、稳定性强、带有明显特征的多线程复杂网络结构形态。不论在地区内部还是在全部样本城市当中,均不存在孤立的城市节点,这意味着面对雾霾污染的空间关联网络,任何一个城市都不能独善其身,均受到来自地区内部和地区以外其他城市以及它们构成的空间关联网络的影响。在六种分项污染物中,PM_(2.5)的空间关联是导致雾霾污染空间关联的最主要诱因。城市雾霾污染与其影响因素尤其是城市人口密度、投资强度、工业污染排放之间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基于上述结论,中国应当加快构建以防控PM_(2.5)为重点的跨区域雾霾污染协同治理机制,并将其融入城市群发展战略以及区域发展战略之中,最终实现包含雾霾污染协同治理在内的全方位的区域协同发展。     

长三角城市群工业生态效率空间溢出效应及其影响因素

工业生态效率能够反映经济发展、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之间的平衡关系,探究工业生态效率对于转变工业发展方式,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该文测算长三角城市群工业生态效率,并对其时空演变、区域差异、溢出效应及影响因素的空间效应进行探索。研究发现：长三角城市群工业生态效率均值不断上升,绝对差异增加,而相对差异变化不大;具有正的空间相关性,在空间分布上具有一定的集聚性;呈现出“东高西低”的空间特征,具有显著的高-高和低-低集聚的空间俱乐部分布特征;在工业生态效率类型转移过程中存在着趋同的趋势,并且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科技投入和经济发展对本地工业生态效率的提升起显著的推动作用,而工业结构不利于本地工业生态效率的改善;本地城镇化的提升不利于邻近其它城市工业生态效率的提升;而本地科技投入和经济发展有利于邻近其它城市工业生态效率的提升。加强城市之间合作对提升工业生态效率具有重要影响。     

长三角地区城市洪涝灾害韧性时空演变及其关联性分析

洪涝灾害是长三角地区主要自然灾害之一。开展长三角地区城市洪涝灾害韧性研究,可为加快该地区韧性城市建设、实现区域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保障。运用强制确定法、熵值法和空间自相关分析,从社会、经济、基础设施和环境四个维度对2008～2018年长三角地区27个城市洪涝灾害韧性时空演变特征及其关联性进行研究。结果显示：(1)时间序列上,长三角地区城市洪涝灾害韧性水平整体呈上升趋势,城市韧性指数均值从0.256 5增加到0.354 2;城市间韧性指数差异程度有所增大,韧性水平处于非均衡化发展阶段。(2)空间格局上,长三角地区各城市洪涝灾害韧性水平存在明显分异,呈现“中心-外围”韧性递减的分布特征;各韧性等级城市数量结构从以上海为核心的单核分布模式向以上海-南京-苏州-杭州为核心的橄榄型分布模式演变。(3)空间关系方面,除2009年外,长三角地区城市洪涝灾害韧性指数均具有正向的空间自相关性,但全局莫兰系数偏低,空间集聚效应不明显,并且经历了“分散-集中-分散”的变化过程;城市洪涝灾害韧性指数局部空间集聚现象显著的城市数量约占20%,其中“低-低”集聚类型区持续占据主导地位,区域一体化发展有待提高。     

产业协同集聚、贸易开放与雾霾污染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国际分工的日益深入,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协同互动已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趋势,也是中国打造高端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的必由之路。本文基于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的研究视角,构建空间计量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实证考察了产业协同集聚、贸易开放与雾霾污染的内在联系。研究显示:协同集聚对雾霾污染存在明显的改善作用;在剔除了加工贸易后,贸易开放对改善雾霾污染发生实质性的转变;协同集聚与贸易开放交叉项对雾霾污染存在负向影响,即贸易开放通过提高协同集聚水平从而间接地制约了集聚负外部性对雾霾污染的影响;贸易开放与协同集聚存在消化吸收的过程,在初期对雾霾污染的抑制作用不显著,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作用变得显著;贸易开放与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与协同集聚对雾霾污染的作用因两者发展的不匹配而存在门槛效应,在不同的贸易开放下,协同集聚对地区雾霾污染的影响差异较大。因此,为了缓解日益严峻的雾霾污染问题,需要秉持双轮驱动的发展战略,推动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融合与渗透,破除产业发展中的棘轮效应;调整粗放型的外贸增长方式,推动外贸由规模型扩张向质量效益型转变,引领贸易结构走深加工和高附加值路线;破除贸易开放与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的门槛效应,实现两者的匹配发展。     

汽车共享出行减少空气雾霾了吗?——基于滴滴出行大数据

以雾霾为代表的环境恶化问题不仅增加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成本,其在区域发展、社会等级之间和代际的分摊不公正现象还大大降低了人们生活的品质和幸福感。共享出行的出现促使人们由消费者拥有自己资产的生活方式向消费者共享资产的生活方式转变,不仅便利了人们中短途的出行,也增加了城市内部的生产生活集聚程度;但共享出行依然以汽车为载体,汽车尾气为雾霾的主要产生方式之一。鉴于此,文章以2017年滴滴出行开城城市的截面数据为研究样本探讨汽车共享出行对雾霾的影响机制。空气雾霾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在控制城市的经济、交通、地理、气象和政策变量后,以广义空间两阶段最小二乘法(GS2SLS)模型估计了汽车共享出行对雾霾的影响,分别以代表人类活动强度和范围的城市化深度(城市集聚)和广度变量(城市蔓延)为中介变量检验城市形态在汽车共享出行和空气雾霾之间的传导机制,并检验了基于城市层级的异质性。研究发现:(1)汽车共享出行规模与雾霾在空间上呈现显著的"正U型"关系,其最初的发展对雾霾具有显著的促降作用,但当发展到如北京、深圳等规模后会加剧雾霾污染。(2)新能源汽车占比的提升有利于减少雾霾,但不显著,目前新能源汽车对雾霾的作用机制尚不明确。(3)城市化深度是汽车共享出行减排作用的传导机制,这一结论在三线及以上城市中得以验证,四五线城市的传导机制不明显。(4)汽车共享出行的发展规模应与城市发展规模相适应,设计减排政策可以考虑从集聚的城市形态入手,减少城市的低效蔓延。     

城市化对雾霾暴露的贡献——基于对中国城市群的时空分解

中国的快速城市化进程伴随着雾霾暴露水平的非线性变化。为分析城市化的不同内涵对雾霾污染的贡献程度,文章对中国九大城市群2001—2018年的雾霾暴露指标进行分解。其中,雾霾暴露侧重于衡量雾霾污染对人类活动和健康的危害程度,也是世界银行衡量空气污染的主要指标之一;影响因素上主要考察人口集聚、人口密度、城市扩张、经济增长和排放强度,分别用于衡量人口城市化、土地城市化、经济城市化和城市污染治理;方法上选取了时空LMDI分解法,以便更有效地对分解结果进行跨城市群、跨时间段和城市群内部的多维度比较。研究结果发现:(1)2001—2018年期间,城市扩张和经济增长主要导致城市群雾霾暴露上升;人口密度和排放强度主要促使城市群雾霾暴露降低;人口集聚因素的贡献主要在长三角、京津冀和珠三角城市群为正,但2016年后在长三角和京津冀变为负。(2)2013年"大气十条"发布后,排放强度对降低城市群雾霾暴露的积极影响在增大,城市扩张和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在减小。(3)在城市群内部,人口城市化在2013年以前提高了长三角和京津冀中心城市的雾霾暴露,体现出这些城市极强的人口吸引力;2013年后人口集聚降低了一些中心城市而增加了外围城市的雾霾暴露,体现了后者的人口疏导作用。(4)一些中心城市开始实现绿色的土地和经济城市化,而外围城市仍存在粗放的土地扩张;排放强度的促降作用在外围城市明显增大,城市群协同减排取得显著成果。为此,建议在城市群层面,继续推进"大气十条"等大气污染治理计划,加大环保执法力度,完善区域联防联控机制,加强城市之间在大气污染控制技术和治理经验上的合作交流;在城市群内部,针对外围城市的人口、土地和经济三方面城市化,应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打造绿色宜居的卫星城市,加强新城区环境治理,改造完善生态工业园,发展清洁生产技术,促进产业结构优化。     

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对城市土地利用效率动态演化的影响因素分析

通过构建效率测算与影响因素指标体系,运用超效率SBM、空间自相关和空间杜宾模型,探讨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对城市土地利用效率动态演化的影响因素,为制定差异化的土地利用提升政策提供参考。结果表明：(1)时序演化上,2000～2018年长三角城市土地利用效率均值为1.003,历经“增长-下降-平稳”三阶段变化过程。全局Moran’s I指数大于0,正向相关性显著,溢出效应与集聚特征明显。(2)空间演化上,中心城市经济发展快,集聚人口能力强,盘活建成区存量用地,提高土地集约利用水平,效率较高。外围城市囿于土地政策不完善和城市格局的约束,效率亟需提升。(3)区域一体化中要素空间集聚、规模变化和产业结构调整影响效率变化,且不同因素的作用强度差异明显。经济发展与产业活动集聚具有涟漪效应,先进的生产技术、发展机遇等优先向邻近城市扩散,促进本城市和相邻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提升。因此,长三角区域一体化下,单纯增加建设用地和资本要素的投入规模,对土地效率的提升作用有限。只有盘活城市内外发展要素,促进用地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才能有效提高城市土地利用效率。     

城市机动车限行政策对雾霾污染治理的成效分析

自2013年以来,中国频繁出现大规模和持续性的雾霾天气,诸多地方政府不得不采取一系列措施来治理雾霾污染,其中包括广为效仿的机动车限行政策,但其实施效果在不同城市却显示出较大差异性。本文对实施限行政策的11个典型城市的PM2.5浓度进行结构突变点的筛选,并通过控制风速、雨水、湿度、温度等气象因素,建立多元回归模型以分析PM2.5浓度与机动车限行政策的相关性。结果发现,气象因素对于各城市的雾霾污染有着不同的影响。其中,风级、降雨、温度在大部分城市是负向且显著的影响,湿度在部分城市是正向且显著的影响。本文根据限行效果的不同将11个城市分为三类:限行有效、限行无效和限行效果不显著城市。为了进一步考察不同类型的典型城市限行的效果为何不同,选取了北京、天津、西安三个城市从经济、产业、能源以及交通等四个维度进行对比分析,发现不同类型的城市由于城市形态及雾霾成因各不相同,雾霾污染的治理措施也需要"因地制宜"。基于此,本文对不同形态的城市雾霾污染治理提出以下建议:(1)当城市发展处于高经济-低污染形态时,机动车限行政策是雾霾污染治理的有效手段,但治理的根本在于控制城市机动车保有量,优化城市发展职能,降低城市人口密度;(2)当城市发展形态处于高经济-高污染形态时,机动车限行政策不是城市治理雾霾污染的最有效手段,政府应加快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优化能源消耗结构,加大污染治理投资力度;(3)当城市发展处于中、低经济-高污染阶段时,机动车限行政策无效,城市发展应注重优化投资结构,转变产业发展模式。     

长江中游城市群经济与生态成本空间演化模式分析

综合运用变异系数、泰尔指数及ESDA-GIS多种方法,在充分考虑传统经济影响因子的基础上,尝试引入经济发展生态成本指标,分析长江中游城市群经济综合发展水平与生态成本的空间匹配及演化模式。研究表明:经济综合发展水平高低聚集特征明显,空间极化现象是导致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主要原因;生态成本空间集聚现象以高高集聚和低低集聚为主,且呈现出高高集聚减少、低低集聚增多的现象,生态成本消耗有所改善;2001~2012年长江中游城市群市域经济综合发展水平与生态成本表现出越来越显著的差异化空间格局,呈现出由低经济综合发展水平-低生态成本过渡到高经济综合发展水平-高生态成本,进而发展到高经济综合发展水平-低生态成本的空间匹配模式的阶段性特征;高经济综合发展水平-高生态成本的经济发展模式仍在大部分城市中存在,经济与生态空间协调发展的潜力仍然很大。     

2015年长三角地区城市PM2.5时空格局及影响因素分析

PM_2.5浓度值增加对大气能见度、人体健康和气候变化有着重要影响。采用2015年长三角地区监测数据,运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法和相关系数法,分析长三角地区城市PM_2.5污染的时空格局和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2015年长三角地区城市PM_2.5年均浓度值为54.54 μg/m³,季节变化总体呈现春冬高夏秋低的季节性周期变化规律,1月和12月为一年中PM_2.5污染最严重的月份,污染范围最广,5~9月是PM_2.5浓度值优良时段,日均值春季和冬季的波动周期较短而剧烈,夏季和秋季波动周期相对较长而平缓。（2）2015年长三角地区城市PM_2.5年均浓度值整体上从江苏到浙江呈减少趋势,具有北高南低,局部突出的特征。（3）长三角地区城市PM_2.5浓度空间上存在集聚现象,低值集聚主要分布在浙江沿海地区,高值集聚主要分布在苏南地区。（4）燃烧排放的烟尘和前体物的二次转化对长三角地区PM_2.5浓度有显著影响。风速和降水量是影响PM_2.5浓度的两个重要气象因素。     

长三角人工智能产业空间格局及影响因素

基于从天眼查筛选的长三角人工智能企业数据,采用核密度法、空间自相关分析、地理探测器等方法,研究2015～2020年长三角41个城市的人工智能产业空间格局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城市群层面,长三角人工智能产业呈多中心集聚发展态势,上海、杭州、苏州、南京、合肥五大集聚中心带动产业整体向沪宁合杭甬发展带集聚;从产业基础层、技术层到应用层,随着产业链环节技术门槛的降低,集聚水平提高,集聚中心数量增多,集聚规模扩大。(2)城市层面,上海和苏州呈现出“多中心”集聚特征,而杭州、南京、合肥为“单中心”的集聚模式;应用层集聚程度高于技术层和基础层,并向人口最密集和数据生产最多的中心城区集聚,基础层和技术层则相对更多布局在产业园区。(3)城市人工智能技术关联产业的基础(计算机、软件等)、科技人员数量、创新能力是影响长三角人工智能产业空间格局的核心因素,但基础层、技术层和应用层的影响因素存在一定的差异性。     

长三角城市群生态宜居宜业水平的时空差异与分布特征

如何在城市群构建生态宜居宜业的城市体系,需要厘清城市群生态宜居宜业建设的现状及其水平的时空差异与分布特征,并据此有针对性和差异性地推进城市群生态宜居宜业建设。以长三角城市群为例,从宜业和生态宜居两个方面构建了生态宜居宜业水平测度指标体系,运用多层次评价和熵权法测度了4省域26市2005—2015年生态宜居宜业水平,运用Moran’s I指数及G指数分析了生态宜居宜业水平的时空差异与分布特征。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如下:(1)长三角城市群生态宜居宜业水平不断提高,呈现"东高西低"分布特征,城市间差距正在逐渐缩小,各城市宜业水平逐渐改善,但生态宜居水平有所波动,部分城市生态宜居水平下降明显。(2)长三角城市群生态宜居宜业水平空间关联性呈现增强趋势,2011年后存在显著空间集聚特征,呈现明显的东部、北部"高高集聚"与西部、南部"低低集聚"现象,表明长三角城市群生态宜居宜业发展存在空间溢出效应。(3)G指数分布由零星"点状"分布逐渐集聚呈"块状"分布,说明生态宜居宜业水平冷点区和热点区都具有极强的扩散作用,有持续扩散的趋势。(4)建议长三角城市群在促进宜业的同时要补齐生态宜居建设短板,发挥好南京、杭州、合肥、苏州、宁波等中心城市在生态宜居宜业发展过程中的辐射带动作用,利用好舟山、宣城、池州、湖州、台州等城市生态资源,通过构建大、中、小城市协同发展的共生城市体系,实现宜业与生态宜居协同发展。     

长三角专利转移网络的时空演化研究

基于专利转移数据,采用空间分析、社会网络分析等多种方法,刻画长三角41个城市2010～2018年专利转移网络时空格局演变特征,并采用空间计量方法探讨城市创新联系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长三角专利产出和输出均呈现明显的空间极化效应,但专利吸纳的"核心—边缘"特征逐渐弱化;(2)城市专利转移网络呈现显著扩张态势,多中心网络化格局凸显,且空间依赖性逐步增强;专利转移的路径选择具有地理临近特征,且路径创造与路径依赖并存;(3)以专利转移数据表征城市创新联系强度,基于空间计量模型的实证研究发现,人力资本、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和政府支持等是影响城市创新联系的关键因素,且这一过程存在显著为正的空间溢出效应.通过分析专利转移网络的时空演变及其驱动因素,研究不仅完善了创新联系的动态测度方法,也可以为长三角制定科学政策、提升创新能力、构建科技创新共同体提供参考.     

长三角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对雾霾污染的影响效应研究

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是区域分工的高级形式,探究其对雾霾污染的影响机制对于促进城市群可持续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阐述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影响雾霾污染的机理基础上,利用长三角城市群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引致的城市功能专业化增强对区域雾霾污染有显著抑制作用,提高城市功能专业化程度不仅有助于降低本地区的雾霾污染水平,对邻近地区的雾霾污染也有抑制作用。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的减霾作用在中心城市组、非中心城市组、非G60科创走廊城市组的检验中均成立;相对于中心城市,非中心城市的功能专业化程度提高对雾霾污染的抑制作用更大。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主要通过产业结构升级效应和劳动力禀赋效应降低区域雾霾污染。最后从构建功能互补发展格局等方面阐述了政策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