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 empirical analysis on the impact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on pork trade:evidence from China

This paper uses the gravity model to examine the effect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on pork trade flows between different regions within China.We apply a linear programming tool to estimate pork trade flows from 2000 to 2008,and discuss the environmental acts on livestock pollution and income level to proxy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We use OLS regression and panel data with dummy variable in the cross-sectional GLS estimation.Our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gap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between trade partners has a positive relationship with pork trade flows,and the difference in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changes the traditional comparative advantage pattern to some extent.This paper provides convincing evidence for the pollution haven effect on livestock in China.     

工业经济结构、经济增长对环境污染的非线性影响

本文从生产要素投入端将环境污染引至索洛增长模型,理论考察工业经济结构、经济增长对环境污染的非线性影响机制,基于1999—2014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以SO_2排放量作为环境污染水平的代理变量,采用面板平滑迁移回归(PSTR)模型检验全国及分区域工业经济结构、经济增长对环境污染的非线性影响效应及区域差异性。研究结果表明:随着工业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工业产出及污染排放均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但由于资本边际收益递减规律使得这种增长趋势逐渐减弱,最终导致经济增长和环境污染增长趋于稳态,当污染排放增长率降低为负时,经济增长对环境污染的影响作用由正向转变为负向。实证表明我国工业经济结构、经济增长与SO_2排放具有显著的产出水平门槛效应,随着经济产出水平由低区制平滑的过渡到高区制,经济增长对SO_2排放的影响由正向促进作用转变为负向减排效应,但工业经济结构对SO_2排放呈现逐渐增强正向促进作用,可见工业经济结构、经济增长对SO_2排放具有显著的非线性影响。此外,研究发现工业经济结构、经济增长对SO_2排放的非线性影响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性,东部地区经济增长与SO_2排放呈现显著的倒"U"型曲线关系,而在中西部地区表现出逐渐增强的促进作用,中部地区的工业经济结构对SO_2排放的促进作用最大,西部其次,东部最弱,研究还表明,减排技术水平以及环境治理投资增加对SO_2污染排放具有遏制作用,能源投资的增加加速了SO_2的排放。在未来经济发展中,应摒弃传统"高投入、高消耗"的工业化模式,政府应实施创新管理,完善环境保护立法,鼓励企业发展环境污染治理方面的技术,避免以环境容量过渡为代价,追求工业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模式。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环境效应研究——基于区域差异的视角

本研究基于1999-2010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环境效应.基于联立方程及情景模拟的结果显示:①对外直接投资对规模、结构与技术的影响机制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此外,规模、结构与技术对工业污染的影响机制也同样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基于传导机制与终端影响的区域异质性,采用区域模型比采用全国模型更加合理;②对外直接投资对区域环境影响充满了不确定性,有赢家,有输家,也有许多地区输赢参半.其中,受益地区往往为经济发达地区(比如,华东),受损地区往往为经济欠发达地区(比如,东北).然而,赢者,其受益机制各有不同;输者,其受损机制也截然有异.③综合看来,对外直接投资产生积极母国环境效应的一般机制在于,产业结构优化效应与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对外直接投资产生消极母国环境效应的一般机制在于,技术效应与结构效应的非期望传导.可见,因地制宜地制定区域性开放经济政策,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向环境友好型转变具有重要意义.     

The impact of urban spatial structure on air pollution: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China

Environment, Development and Sustainability - For a long time, air pollution caused by unreasonable urban spatial structure and excessive urban sprawl has been a prominent environmental problem in...     

财政分权与环境治理——基于动态视角的理论和实证分析

基于动态视角,对财政分权与环境治理的关系进行理论分析,提出研究假说,并利用1997—2016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对两者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理论研究认为:财政分权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对环境治理的影响不同。当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时,财政分权对环境治理的影响以负向的替代效应为主,财政分权不利于环境治理;而当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时,财政分权对环境治理的影响以正向的收入效应为主,财政分权有利于环境治理。实证研究表明:①在样本时期内,整体而言,我国的财政分权不利于环境治理。该结论在通过模型设定、指标选取以及内生性控制等检验后,仍然成立。②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财政分权对环境治理的负向效应不断减弱。③面板门槛模型的结果表明,当人均GDP达到3.123万元时,财政分权对环境治理的影响才有可能出现拐点。若以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和行政处罚案件数作为被解释变量时,人均GDP分别要达到4.379万元和6.276万元时,拐点才有可能出现。以上发现的政策启示在于:一方面,尽管现阶段我国的财政分权对环境治理存在负向影响,但是这种负向影响仅是阶段性的,不能因为这种阶段性特征,而否定财政分权制度本身;另一方面,由于我国大部分地区仍处在经济发展的中等收入阶段,为了缓解财政分权的负向效应,可能还需要中央政府进行适当的干预以消除地方政府在环境治理方面的扭曲。     

Local-neighborhood effects of different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on green innovation: evidence from prefecture level cities of China

Environment, Development and Sustainability - Green innovation is the key to solve increasingly serious environmental problems. Previous studies mainly focus on the effects of environmental...     

经济增长和环境规制对雾霾的区际影响差异

为探究不同省级区域雾霾、经济增长和环境规制之间的空间关联效应,本文提出针对雾霾的引力模型空间权重矩阵,并利用该矩阵建立了空间杜宾模型,分别对全国、西部、中部和东部省区的面板数据进行了空间计量检验。实证结果显示:全国雾霾的莫兰指数值显著,且取值介于0.367—0.460之间;雾霾"重心"呈现先向东南再向西北移动的趋势,移动距离为76 557 m;雾霾的莫兰指数值为东部省区最大,西部省区最小,中部省区介于二者之间。全国的雾霾与经济增长之间呈显著的"U"型曲线,而西部、中部和东部省区则呈倒"U"型曲线,其中中部省区的曲线最为陡峭,西部省区次之,东部省区最为平缓。环境规制每增加1%,只有西部和东部的雾霾相应减少,且各自相应下降0.009和0.010个百分点。西部和东部经济增长的溢出效应均显著,而环境规制的溢出效应不显著。研究结果表明:(1)雾霾在空间上表现出集聚的特点,全国和三个区域的雾霾都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这种空间依赖性在时间维度上大致呈加强的趋势;雾霾的空间相关性表现为东部省区最强,西部省区紧随其后,中部省区最低。(2)西部和东部省区部分省市还未过拐点,全国意义上的环境库茨涅兹假说是不存在的,或者是至少还未出现。(3)西部和东部环境规制效果较为理想,而中部省区的环境规制效果不佳;从全国总体来看,当前的环境规制整体上对雾霾并未起到有效的抑制作用。(4)东西部省区和中部省区经济增长对雾霾溢出效应分别表现为正向和反向;环境规制对雾霾的溢出效应并不显著。建议加强对雾霾的区域协同治理,重点推进西部和东部省区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调整和完善西部、中部和东部省区的环境规制政策。     

环境规制、省际产业转移对污染迁移的空间溢出效应

目前我国正在积极地探寻经济增长高质量发展,生态环境与经济持续、稳定的和谐发展至关重要。虽然政府制定了相关的环境治理政策,但我国环境治理整体效果仍然欠佳。自从分税制改革以来,地方政府为了获得较高经济效益,会放松对环境管理,导致环境治理高投入低成效。同时,由于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政府在制定相关环境治理政策时带有区域性特点,迫使高污染高能耗企业迁移至环境规制相对薄弱的地区,由此产生污染迁移的现象。基于此,对2003—2017年30个省区市(港澳台和西藏除外)环境污染总指数的空间溢出效应进行探讨,构建动态空间杜宾模型研究环境规制、省际产业转移对污染迁移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①环境规制总体上对环境污染具有显著直接效应且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当某省环境规制强度增加,环境污染总指数会降低,从而引起污染向相邻省份转移,造成相邻省份的环境污染总指数上升。②省际产业转移整体上对环境污染具有显著直接效应且存在负向空间溢出效应,当某省的产业转移到相邻省份时,会缓解本省环境污染,却加重相邻省份的环境污染程度。这就需要中央政府加强对于各省区市的环境管控,统筹各区域的联防联治机制。产业转移承接省份在招商引资的过程中不仅要考虑本省环境承载能力和环境治理能力,还要考虑入驻企业自身污染排放处理能力,并将污染排放指数纳入筛选条件。同时,产业转移承接省份要引入企业的生产工艺、技术、研发团队等,运用技术溢出效应提升区域环境治理水平。     

中国FDI环境效应的再检验

改革开放以来,外商直接投资(FDI)的涌入为中国经济发展注入了新活力,并成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引擎之一。然而,随着康菲石油渤海漏油事故、江苏启东王子造纸排污和阿玛尼污染投诉等涉外污染事件报道频出,学术界对于FDI涌入可能带来的负面环境效应表现出一定担忧。现有文献多聚焦于整体层面的FDI环境效应检验,而对其区域差异及原因产生机制的系统探究并不多见。为此,本文从理论判断和命题推演出发,利用2003—2014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以改进熵值法拟合环境污染综合指数,并构建普通面板模型,实证检验了FDI流入对中国环境污染的影响及其区域差异。结果表明,总体而言,"污染光环"假说在中国基本成立,即FDI流入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中国环境质量,但不同地区FDI的环境效应有所不同,其主要表现为沿海和内陆地区FDI具有显著的"污染光环"效应,且前者强于后者,而沿边地区FDI具有不明显的"污染天堂"效应。在此基础上,构造面板门槛模型,进一步系统考察了FDI对中国环境污染影响的4种主要吸收能力因素的门槛效应。门槛回归结果表明,FDI对中国环境污染的影响显著存在基于经济发展、环境规制、人力资本和金融发展水平的双门槛效应。经济发展、人力资本和金融发展水平越高,FDI的"污染光环"效应越明显,而适度的环境规制才更有利于FDI环境技术溢出的发挥。基于此,本文建议应进一步全方位地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一如既往地积极引进并监督FDI;同时地方政府也需认清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性,进而采取差异化的引资政策。     

中国碳价格对覆盖行业贸易竞争力的影响研究

总量控制下的碳市场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同时,会增加企业的碳排放成本,进而可能降低企业的贸易竞争力。本文选择全国碳市场覆盖的6个能源密集型和贸易暴露型行业,以行业贸易竞争力指数、行业出口值和出口竞争力指数作为贸易竞争力的衡量指标,研究了碳价格对它们贸易竞争力的影响。由于缺乏全国碳价格数据,本文选用能源成本作为碳价格的代理变量,先研究能源成本对覆盖行业贸易竞争力的影响,通过碳价格向能源成本的映射关系,再研究碳价格对覆盖行业贸易竞争力的影响。首先,本文设定(对数)线性模型,研究了行业能源成本对行业贸易竞争力的影响。结果显示,行业能源成本每提升100元,行业贸易竞争力指数约下降0.0136;行业能源成本每提升100%,行业出口值和行业出口竞争力指数分别下降约22.97%和12.26%。然后,本文研究了行业能源消费和二氧化碳排放之间的关系,建立碳价格向行业能源成本的映射。由于短期内行业能源消费结构比较稳定,每消费1单位能源,行业排放二氧化碳的量就相对固定,但又因行业间的能源结构存在差异,相同的碳价格映射到各行业的能源成本也就不同。之后,本文构建存在全国碳价格的反事实情景,通过映射关系研究了不同水平碳价格对覆盖行业贸易竞争力的边际影响和累积影响。结果显示,碳价格对覆盖行业的贸易竞争力的边际影响递减。由于行业能源成本、映射系数及出口规模的不同,碳价格对覆盖行业出口值的影响规模存在一定的差异。最后,本文根据研究结果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Assessing the impact of mechanism of green public consumption policy on environmental equity: evidence from China

Environment, Development and Sustainability -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impact of the mechanism of green public consumption policy on environmental equity and provides a feasible reference for...     

工业用地出让、引资质量底线竞争与环境污染——基于252个地级市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

在工业化进程中,中国地方政府利用其掌控的土地资源进行大规模的招商引资活动,其中工业用地出让成为其招商引资的法宝。为了在激烈的竞争中获得某些优势,它们有时甚至不惜降低引资质量底线,从而引来一些高污染、高能耗的工业企业,并带来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论文利用工业用地协议出让把工业用地出让、引资质量底线竞争与环境污染三者联系起来,并运用2004—2013年全国252个地级市的土地出让数据、经济数据、环境数据来分析工业用地出让对中国经济和环境的影响。通过协议出让面积对固定资产投资、工业总产值、GDP和地方财政收入进行回归来分析采用协议出让方式引入投资项目的质量;通过协议出让面积对工业二氧化硫和工业废水排放量进行回归来分析协议出让方式对当地环境污染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当期及前期的工业用地协议出让面积与固定资产投资、工业总产值、GDP、地方财政收入、税收等均呈负相关关系,与当地污染物的排放量呈正相关关系。换言之,地方政府若试图用协议出让方式增加工业用地出让面积来促进地方经济增长,将得不偿失,在短期内虽然对地方经济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在长期内会对地方经济和环境造成危害。为了实现经济和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应完善地方政府的考核方式,调整以GDP为主的政绩考核机制,综合当地环境状况和除经济增长外的其他社会性服务指标作为考核指标;中央政府应该加强对地方政府的监管,严格规范工业用地出让,优化土地资源配置,提升引资质量;地方政府应加强对当地企业的监管,并严格执行环保标准。     

Spatial effect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measures on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 from the empirical analysis of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and its surrounding areas

ABSTRACT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spatial effect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measures on the upgrading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in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and its surrounding areas. In order to reflect the effect of the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different regulation measures more truly, this paper constructs indices of the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measures through the results of policy texts quantification. On the basis of the previous research, this paper divides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into the following types: personnel and administrative measures of command and control; market-oriented fiscal, taxation, financial and other economic measures; guidance measures. Spatial panel regression results show that administrative measures of command control and market-oriented fiscal measures have a significant role in promoting regional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 but not conducive to the advancement of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of adjacent areas. Their roles in promoting and inhibition are counteracted, which causes the total effect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 of Beijing-Tianjin-Hebei and the surrounding areas are not significant. Personnel measures, financial measures, other economic measures and guidance measures do not have the short-term effect and spatial effect on the upgrading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中国环境质量拐点:基于EKC的实证判断

促进环境质量改善是"十三五"时期实现绿色发展和最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和任务。随着经济进入新常态和环境治理政策的强势推进,中国环境质量是否已经跨越峰值和进入持续改善的通道?本文基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这一理论工具,依据环境统计数据和国际经验事实判断中国是否到达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拐点和具备促使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的经济特征。首先,应用中国各省份1998—2013年的面板数据,对人均收入水平与主要大气污染物排放的关系进行回归拟合发现,人均烟粉尘排放自1998年以来持续下降,人均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均在"十二五"中前期到达峰值。大部分东部省份已经越过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拐点,但环境质量改善仍然缓慢。多数中部省份处于峰值阶段,而西部省份大都处于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恶化的矛盾阶段。其次,基于污染物排放的驱动因素框架,将中国当前的经济特征与美、日、韩三国跨越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拐点的经验进行比较,结论表明中国目前已基本具备了跨越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拐点的经济驱动条件,但是相对滞后的城镇化进程将会导致污染物排放峰值的扁平化和波动性。以主要污染物排放在2014年的基础上削减30%—40%作为环境质量全面改善的转折点判断,中国环境质量将在2025年左右趋于全面改善。最后,为了促进环境质量全面改善,认为应该根据各地区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形势的不同,实施差别化环境治理政策。同时积极防范新一轮城镇化过程中的环境风险,进一步强化区域环境污染的协同治理。     

环境规制、要素禀赋与我国贸易模式的实证分析

当今的全球化趋势在导致贸易壁垒不断削减的同时,各国的环境规制却随之不断提升.本文使用世界银行的产业污染排放系统(IPPS)对我国制造业进行细分,运用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方法,把环境规制因素和要素禀赋因素同时引入到对贸易模式的分析.结果表明,贸易开放使我国的比较优势得以发挥,这表现为更多地专业化于清洁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因此,即使总的污染排放有所增加,但单位产出的污染排放强度会有所下降.但另一方面,贸易开放使外资的流入增加,而资本累积是影响污染排放强度的主要因素,这必将导致我国的制造业结构更多地转向污染产业.因此,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程度的加深,污染排放必呈上升态势.针对污染排放增加的原因,有效地利用产业政策和环境政策对实现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是相当重要的.     

中国环境规制政策工具的比较与选择——基于贝叶斯模型平均(BMA)方法的实证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逐步构建起了命令—控制型、市场激励型、公众参与型和自愿行动型"四维一体"的环境政策工具体系。针对不同政策类型工具的有效性,很多学者已经运用多种方法进行了大量研究,但大多数学者只关注其中某一种工具的治理效果,同时考虑所有政策工具效果的文献并不多见。本文首次运用贝叶斯模型平均(BMA)方法实证分析了不同类型环境政策工具在当前中国环境治理体系下的相对贡献程度,实证结果表明:命令—控制型工具和市场激励型工具仍然是当前中国治理环境污染最为有效的政策工具,公众参与型工具和自愿行动型工具的有效性相对较差。基于此,本文的政策建议是:首先,中国政府不仅需要构建完善的环保法律法规体系,更需要加大环保执法投入,提升环保执法的主动性;其次,中国政府应该进一步完善市场激励型工具,建立更加弹性化的排污收费标准和更为严格的排污惩罚制度,推动排污权交易制度更广泛地实施;再次,积极推动社会公众参与环境保护,降低社会公众的参与成本,使得社会公众能更加便捷地参与环境治理;最后,积极鼓励非政府组织、企业发起自愿性环保项目,对于推动环保标准的提升和环保法律法规的逐步完善,加强居民、企业的环境保护意识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全社会环境问题的治理是一个系统性工程,必须采取相应的措施,充分运用命令—控制、市场激励、公众参与、自愿行动等正式和非正式的环境治理措施,形成一个有机、有序的环境治理体系,才能提升所有环境规制政策工具的有效性,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经济全球化对我国工业污染的影响

本文从定性描述和定量描述的角度，就外商投资和国际贸易对我国工业污染的影响进行分析。通过研究发现，从总体上看。外商投资和国际贸易对我国环境污染的影响不大，且有逐渐减缓的趋势。但就具体产业而言，外商投资确有转移污染的倾向，而且环境影响具有长期性和不确定性，所以，对外资和外贸必须进行严格的环境管理，以确保我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     

多因素驱动下的中国城市环境效应分析——基于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

城市化是深刻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一项重大社会工程,也是在世界范围内具有一定普遍规律的发展现象,我国多年来快速的城市化取得了积极成效,也积累了严重的环境问题。本研究从经济发展与环境压力的国内外研究出发,以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研究对象,利用调整过的STIRPAT模型,分析这些城市2004—2013年工业SO_2排放强度、工业废水排放强度和工业烟(粉)尘排放强度的驱动因素,结果显示:(1)产业结构调整会产生显著的环境效应,第二产业产值占比对工业污染物排放强度有显著的拉动作用,虽然现阶段我国大多数城市的产业结构向合理化趋势发展,但部分城市仍过分倚重第二产业对经济的拉动,资源消耗大、环境污染严重;(2)城市人口密度与空间规模扩张,使不同规模、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城市间出现了"污染转移"现象;(3)我国城市成为外资企业"污染避难所"的问题并不突出,外资企业对工业烟(粉)尘排放相关产业部门降低排放强度有显著的正环境效应;(4)在一定的城市规模区间内,城市规模对工业污染物排放强度有显著影响;(5)285个城市中,大多数城市的工业污染物排放强度的EKC曲线拐点可能已经到来且处于曲线下降阶段,污染反弹的可能性不大,但污染物排放强度拐点的到来并不意味着环境质量改善的拐点也到来。因此,需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为城市化发展滞后地区留足发展的生态资本,通过强化环保总体规划、明确生态红线和城市增长边界,合理布局城市产业结构、提高城市土地集约化程度引进绿色资本、实施差异化评估考核等方式推动城市绿色可持续发展。     

排污补贴视角下的养殖户环保投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沪、苏、浙生猪养殖户的调查分析

随着畜牧业的发展,畜牧业污染问题日益突出。解决污染问题的关键是增强养殖户参与,鼓励他们自发进行环保投资,而政府补贴对于具有外部性的生产投资活动均具有刺激作用。为了量化分析影响农户环保投资行为的各因素的作用程度,特别是政府补贴的激烈效果,本文运用调查结合实证的研究方法,在农户模型的分析框架上,以沪、苏、浙地区394户生猪养殖户的调查数据为基础,应用有序logit模型验证排污补贴、养殖户生产经营特征、环保需求特征对养殖户环保投资的作用。研究表明除了政府补贴会刺激养殖户的环保投资外,养殖规模对环保投资有激励作用,而养殖年限却会抑制环保投资。养殖户的个人特征,对污染的认知及参与污染治理的意愿也对环保投资水平有正的影响,但作用效果不明显。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了合理制定和推进排污补贴政策,以"离牧补助"等形式促使养殖规模和环保要求不符的养殖户退出养殖业,加大畜牧业污染危害的宣传力度以及政府加强对污染处理技术的研发投资,从而降低处理成本等政策建议。     

1990-2009年中国省际环境污染综合评价

本文以中国省级经济单元为分析对象,以环境污染为研究中心,基于"纵横向"拉开档次法的动态综合评价原理,通过构建具有"三维"特征的环境污染动态综合评价模型,计算了各省1990-2009年的环境污染综合指数,研究了影响环境污染变动的决定因素。结论认为,在样本考察期内,污染物排放最少(即环境质量最好)的省份依次为:青海、天津、北京、宁夏、新疆、甘肃、上海、吉林、福建、云南,这10个省份的环境污染综合指数都在1.50以下;要完成"十二五"主要污染物排放比2010年下降8%的减排目标,四川、河北、山东、辽宁、山西、江苏、河南、广东、湖南、广西是重点监控省份。分地区看,西部地区环境污染最小,依次为中部和东部。污染物排放变动的影响因素分析表明,提高经济发展水平、增加污染治理投资、加强企业环境管制能力对降低污染物排放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第二产业所占比重、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所占比重及煤炭消费所占比重增加具有显著增加污染物排放的作用,外资进入对环境污染有一定的影响。据此提出了优化环境质量的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