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动式采样器与原位鱼体暴露用于监测水体Ah受体效应的比较研究

采用被动式采样器SPMD结合H4ⅡE鼠肝癌细胞离体EROD测试的方法来评价水体中Ah受体效应物质的污染水平.以多环芳烃(PAHs)为目标化合物,在太湖梅梁湾地区选取了5个站点,同时放置SPMD采样器和笼养鲫鱼进行32 d的现场原位暴露实验,然后对SPMD样品提取液进行化学分析和离体EROD测试,对鱼肌肉样进行化学分析和对肝胰脏样进行活体EROD测试.结果表明,随着暴露时间的延长,SPMD样品提取液诱导EROD酶的能力逐渐增强,经过32 d暴露的SPMD样品的提取液其诱导的EROD酶活相当于TCDD的毒性当量值为3.8～6.2 pg/g,而且根据化学分析结果计算的PAHs相当于TCDD的毒性当量值与离体生物测试结果之间相关性很好(R²=0.88),说明PAHs是引起该地区水体EROD效应的一个重要诱导因子;根据化学分析结果而配制的模拟样品的离体EROD测试结果表明,多环芳烃类物质对梅梁湾地区水体Ah受体效应的贡献约为40%～50%.研究还发现,SPMD提取液离体EROD测试结果与同时暴露的鱼体肝胰脏的活体EROD测定结果之间也存在较好的相关性(R²=0.62).因此认为,SPMD结合离体EROD测试的方法能够很好的用于评价水体中Ah受体效应物质的污染水平,并能够用于揭示特定化合物与相应的生物效应之间的定量关系.     

天津地区土壤中遗传毒性物质的分布规律

利用SOS／umu试验测试了天津地区41个土壤样品有机提取物的遗传毒性,研究了该地区土壤中遗传毒性物质污染水平及区域生态风险的分布规律．结果表明,在所研究区域中,遗传毒性的高风险区主要分布在天津市和塘沽、汉沽两个区．其中,汉沽区土壤有机组分遗传毒性值最高,其次为塘沽区和市区．与有限的文献报道数据相比,天津地区土壤有机组分的遗传毒性较高,且与该地区土壤中多环芳烃浓度的分布规律相似．研究结果表明,遗传毒性的生物效应标记方法可以用于区域生态风险评价,来快速筛选和甄别遗传毒性物质污染的高风险区．     

天津典型河流沉积物潜在毒性的离体生物效应评价

采用成组离体生物效应标记方法,包括鼠肝癌细胞H4IIE 测试、双杂交酵母测试和SOS/umu 测试,对天津地区的北塘排污河、永定新河和大沽排污河沉积物样品进行潜在的生物毒性筛选和评价.结果表明,3 条河流沉积物中芳烃受体效应以2,3,7,8-四氯代二毒性当量(TEQ)表示为19~1227ng/kg;类雌激素效应以17β-雌二醇当量表示为40~6203ng/kg;直接、间接遗传毒性以诱导率表示分别为1.1~3.7 和1.0~2.2.与国内外相关研究比较发现,3 条河流均存在芳烃受体活性物质、类雌激素物质和遗传毒性类物质相当水平的累积,重点污染河段为北塘排污河出口闸、永定新河的唐津高速路桥河段、大沽排污河的巨葛庄和唐港桥2 个河段.同时,永定新河的上游和北塘排污河的上游分别存在较高的芳烃受体效应和类雌激素效应.     

抚顺地区土壤中多环芳烃分布及污染风险评价

研究了抚顺地区典型区域土壤中多环芳烃（PAHs）的分布特征,并对土壤中多环芳烃的污染风险进行了评价。结果表明：抚顺地区多环芳烃总量处于较高水平,且以4环芳烃为主。内梅罗综合指数评价结果表明抚顺地区土壤中多环芳烃处于重污染级。     

利用化学分析和生物测试方法比较研究污染土壤中芳烃受体效应物质的积累

长期使用污水或再生水灌溉的潜在生态风险已经引起普遍关注,但是少有研究持久性有机有毒物质在土壤中积累所产生的慢性毒性.采用7-乙氧基-异吩唑酮-脱乙基酶(EROD)方法测试了北京郊区某再生水灌溉土壤中的芳烃受体效应物质,并用2,3,7,8-TCDD标定出相应的二英毒性当量(TEQ_bio).同时利用化学分析得到的土壤中16种多环芳烃(PAHs)的含量,根据文献报道毒性当量因子(TEF)换算成二英的毒性当量(TEQ_PAHs).分析生物测试的结果,发现灌溉土壤中芳烃受体     

用成组生物效应标记方法定量评价饮用水健康风险

饮用水安全性密切关系着民众的健康,因此相关的水质评价方法也日益受到关注.国家标准中规定的水质分析主要采用化学分析的方法,但该方法不能提供未知污染物的浓度及其所引起的健康影响,而生物效应标记测试则能弥补这一方面的不足.本研究应用一组生物效应标记方法评价自来水水质,包括利用SOS/umu测试评价遗传毒性,利用重组基因酵母测试评价类雌激素效应,利用鼠肝癌细胞(H4IIE)EROD诱导测试评价芳烃(Ah)受体效应或类二噁英物质总体水平,同时对这些生物毒性引起的健康风险进行了定量评价.用上述方法评价了北方某市9个水厂不同季节原水和出水水质.分析结果表明,该市主要自来水厂原水和出水中的直接和间接遗传毒性物质、类雌激素效应物质和芳烃受体效应物质浓度水平总体较低,风险在可接受水平;从处理效率来看,水厂现有工艺对类雌激素物质有很好的去除效果,而对于Ah受体效应类物质由于其总体浓度偏低而去除效果不很明显,少数水厂处理后由于消毒副产物的产生等原因,遗传毒性略有升高.曲此可见,应用生物效应标记方法能够对水厂的水源污染和水厂处理效果做出综合评价,该方法可以作为饮用水安全性评价的重要补充手段.     

天津地区土壤多环芳烃的克里格插值与污染评价

应用克里格法研究了天津地区表层土壤中多环芳烃的含量水平及其空间分布规律.在此基础上,参照国外环境标准,对区域表层土壤中10种多环芳烃的污染现状进行了评价.结果显示,区域土壤已经受到一定程度的多环芳烃污染.萘超标倍数最大,强致癌物苯并(a)芘的超标情况也较为严重,需引起进一步的关注.西青区和市区是土壤多环芳烃含量超标最严重的区域.     

苏南某镇土壤重金属污染的景观格局特征

评价土壤重金属污染等级并掌握其空间格局特征,对区域土壤环境保护和治理具有重要意义.以苏南某镇8种土壤重金属As、Cd、Cr、Cu、Hg、Ni、Pb和Zn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单因子评价法、内梅罗综合评价法、地统计分析法、景观格局的粒度效应及景观指数分析方法,在污染评价的基础上,分析了研究区土壤重金属的景观格局特征.结果表明:1研究区各土壤重金属单因子污染指数及内梅罗综合评价指数的均值取值范围为0.145~0.893,整体污染程度低,且南部地区污染程度低于北部;2 As、Pb、Hg和Zn面源污染特征明显,其中As和Pb空间分布特征相似,Hg和Zn空间分布特征相似;Cd、Cr、Cu、Ni点源污染特征显著,其中Cd和Cr空间分布特征相似,Cu和Ni空间分布特征相似;3土壤重金属景观的适宜粒度为30~40 m;4研究区土壤重金属低含量区域面积比例最大,较低含量区域边界最复杂,各污染程度区域分布相对集中且综合污染破碎化程度低.表明研究区重金属污染源数量尚少且分布集中,但有进一步发展的趋势,整体处于土壤重金属污染的早期阶段.     

内蒙古乌达矿区土壤多环芳烃空间分布特征及分析

随着我国煤炭行业的不断发展,有关煤矿区及周边有机污染物研究正逐渐受到全社会广泛关注。本文利用气相色谱-质谱方法对内蒙古乌达矿区不同土地利用类型的土壤样品中多环芳烃含量和空间分布情况进行分析。结果表明,研究区土壤中8种多环芳烃的总含量均值为2 054 ng/g。尤其发现,土壤样品中烷基多环芳烃含量显著高于母体多环芳烃。从空间分布上来看,多环芳烃含量较高的位置集中在研究区西南方位,以8号水泥厂采样点和9号工业园采样点为中心分布。相关性分析表明,土壤中母体多环芳烃和烷基取代多环芳烃相关性较好,且环数越高,相关性越强,而多环芳烃与重金属汞并不存在明显的相关性。研究乌达矿区土壤中多环芳烃的污染情况和空间分布特征,分析煤矿开采及煤火问题对周边环境的影响,以期为煤矿区周围环境治理提供参考。     

我国主要地区表层土壤中多环芳烃组成及含量特征分析

关于我国表层土壤多环芳烃的含量、组成及来源分析的报道很多,但大部分都是针对某一地点或地区的研究,关于我国主要地区总体分布情况的研究很少.为全面了解我国表层土壤中多环芳烃组成及含量特征,本文基于文献报道结果,较系统地分析了全国土壤多环芳烃的总体污染状况及规律.对140组数据进行分析的结果表明:我国表层土壤∑PAHs的含量中位值为580μg·kg-1.从PAHs的组成来看,4～6环PAHs的相对比例较高,占68.53%.我国表层土壤中∑PAHs平均含量的分布趋势为东北>华北>华东>华南>华中,东北地区表层土壤中∑PAHs的含量显著高于除华北地区以外的其它3个地区(p<0.05).东北地区土壤中∑PAHs的含量约是华中地区的6倍.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可能和气候条件的地理性差异以及产业结构的区域性分布有关.不同的污染源类型对土壤中PAHs的含量影响很大,点源污染表层土壤多环芳烃的含量显著高于面源污染的土壤(p<0.01),面源与点源污染表层土壤中∑PAHs的平均含量分别为317.3μg·kg-1和1812.95μg·kg-1.上述研究结果可为全国和区域土壤环境质量评价以及土壤环境质量标准制修订提供参考.     

电子垃圾拆解地稻田土壤和稻米中重金属污染评估

As、Cd、Cu、Pb等重金属是废旧电子电器产品(电子垃圾)拆解过程释放的一类重要的有害化学物质.大米是电子垃圾拆解地居民主要的食物,大米中的重金属含量直接关系到当地居民的食品安全和健康风险.本研究测定了广东省清远市电子垃圾拆解地4个拆解点稻田土壤和稻米中As、Cd、Cu和Pb的含量水平,并评估了土壤中重金属的生态风险和当地居民食用大米中的重金属的健康风险.电子垃圾拆解地稻田土壤中As、Cd、Cu和Pb的平均含量分别为8.9~9.4、0.73~1.94、75~195和54~87 mg·kg~(-1),稻米中As、Cd、Cu和Pb的平均含量分别为0.11~0.17、0.11~0.66、7.54~21.6和0.27~0.42 mg·kg~(-1)(以稻米干重计).电子垃圾拆解地土壤和稻米中Cd、Cu和Pb的含量是对照区的2~15倍,但As的含量与对照区无显著性差异.土壤中重金属的生态风险评估结果显示,电子垃圾拆解地稻田土壤中的Cd具有极强生态风险.当地居民膳食暴露风险评估结果提示,电子垃圾拆解地当地居民大米中的Cd和Cu可能存在较高健康风险,且Cd具有较高的致癌风险.     

全国废旧电子电器回收处理对策研究

在对我国电子电器产业及常用家用电器的分布特征和全国各地城镇居民常用家用电器的分布特征进行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我国废旧电子电器回收处理设施的分布趋势:设施的建设应对北京、天津、上海、江苏和广东等电子产业和家用电器产品呈现较高集中度的区域有所侧重. 结合我国废旧电子电器回收的特点,对预测废旧电子电器产生量的不同数学模型的适用性进行了研究,选取估计模型对我国废旧电子电器的产生量进行了预测,同时进行了废旧电子电器回收处理成本的分析. 初步确定了在制定全国性废旧电子电器回收处理规划时的废旧电子电器回收处理设施的规模(处理量)应不小于2×104 t/a,以5×104 t/a为宜;全国废旧电子电器回收处理设施不应超过100个,以40个为宜.      

典型废旧塑料处置地土壤中多溴联苯醚污染特征

选择我国北方典型废旧塑料处置地为研究区域,对土壤中21种PBDEs(多溴联苯醚)的含量、同系物组成和分布特征进行了研究. 结果表明,该区域土壤中w(∑PBDEs)为1.25~3673.41ng/g,平均值为749.29ng/g,其中w(BDE209)占w(∑PBDEs)的92%以上. 整体上,处置作坊内土壤中w(∑PBDEs)明显高于作坊间道路土壤和处置地周边土壤. 塑料中添加的十溴联苯醚工业品是该区域土壤中PBDEs的主要来源. 该区域土壤PBDEs污染水平与我国电子废物集中处置场地相当,高出我国一般城市及工业城市土壤1~3个数量级,是我国另一类PBDEs高污染区,其环境风险性应引起足够的重视.      

中国电子废物循环利用空间优化

基于2014年和2015年环保部发布的省级回收数据,分析了现有传统回收体系下,各省的电子废物回收率变化,发现省级尺度电子废物的回收率呈现较大波动,这与电子废物的跨省流动有密切关系.为此,本文基于现有回收渠道的省际流动网络格局,采用网络分析中的层次聚类方法,揭示全国电子废物流动的区域化特征.结果显示根据区域化特征重新划分市场区,可以使主要市场区的整体回收率波动明显降低,从而为制定合理的回收目标提供参考.针对这一研究结果,提出基于市场区域化特征,建立全国一体化的回收利用市场和差异化的区域性回收目标,有助于充分利用市场机制优化中国电子废物循环利用的空间格局.最后,讨论了生产者主导和处理企业主导两种治理机制对空间优化的潜在影响.     

电子废物拆解区典型用地土壤重金属分布特征

以广东清远的电子废物拆解区为研究对象,采集了遗留拆解场地,水稻田,蔬菜地,旱地和林地等5种用地类型土壤,分析了土壤基本理化指标和重金属含量.结果表明,各重金属元素含量高低总体呈现出：拆解场地 > 蔬菜地 > 水稻田 > 旱地 > 林地的趋势.其中,拆解场地的As、Cd、Cu、Hg、Pb和Zn均超过《土壤环境质量标准》（GB 15618–1995）二级标准,超标倍数最高的为Cd、Cu、Pb和Zn.蔬菜地和水稻田也出现不同程度的Cd和Cu超标,但林地与旱地的各元素含量均接近于背景值.在垂向分布上,受拆解活动直接影响的拆解场地中,各重金属含量随深度而显著递减,呈现出明显的表聚特征;而电子废物拆解活动影响较小的林地和旱地变化趋势不明显.冗余分析结果表明,研究区域土壤中重金属的迁移主要受土壤pH值、有机质和总磷的共同影响.各重金属元素的潜在生态危害风险程度处于轻微至极强,其中Cd和Cu的危害指数最高;各用地类型土壤的综合生态风险指数介于93（林地）~4750（拆解场地）,平均为1187,属于很强的风险水平.本研究的结果可为政府部门科学开展电子废物拆解综合整治和土地管理提供基础信息.     

Willingness and behavior towards e-waste recycling for residents in Beijing city,China

This paper is to investigate the behavior of residents towards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 waste (e-waste) recycling in Beijing. For this purpose a large sample questionnaire survey was performed to explore the residents’ characteristics of recycling behavior and preference of e-waste recycling pattern. Besides, the willingness of residents to participate in e-waste recycling was also assessed in our study. For this a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was developed to estimate and explain residents’ willingness in e-waste recycling. The model showed that Convenience of recycling facilities and service, Residential conditions, Recycling habit and Economic benefits are four determinants of Beijing residents’ willingness and behavior in e-waste recycling. And centralized recycling pattern by professional recovery spots would have a broad prospect if various kinds of channels can be provided to make the residents feel more convenient in e-waste recycling.     

电子废物拆解地区人群头发中持久性卤代有机污染物(PHCs)的污染特征

本研究以头发作为指示人群持久性卤代有机污染物(PHCs)暴露的生物材料,分析了电子废物拆解工人、电子废物拆解区普通居民、农村对照区居民和城市对照区居民头发中的PHCs浓度水平及组成特征.结果发现:电子废物拆解工人和拆解区普通居民头发中的PHCs含量显著高于两组对照地区人群(p< 0.05),表明电子废物拆解活动造成了当地人群对PHCs较高的暴露剂量.在电子废物拆解区的普通居民中,人群头发中的PHCs含量具有随年龄的增加而上升的趋势,老年人组(> 60岁)头发中的PHCs含量最高.在电子废物污染地区和农村对照区人群中,PCBs是最主要的PHCs污染物(39%~52%),表明这两个地区的人群均受到电子废物拆解活动的影响;城市人群头发中则以PBDEs和DBDPE为主(共占69%),反映了珠三角地区人群主要受工业或生活活动PHCs排放的影响.同时,主成分分析显示,不同人群头发中PHCs的组成模式也与污染物在环境中的迁移有关.     

电子垃圾中塑料成分的回收利用研究现状

由于电子信息等高科技产业迅猛发展,电子垃圾成为增长速度最快的固体废物。塑料在电子垃圾中占有很大比例,由于塑料回收成本高而经济效益低,往往采取填埋和焚烧的处理方法,随着资源环境危机加剧和人们环境意识的提高,电子垃圾中塑料的回收利用引起了人们的重视。为了促进电子垃圾中塑料成分的回收利用,综述了电子垃圾中塑料的种类及其数量,介绍了国内外电子垃圾中塑料的回收处理研究现状。指出了电子垃圾中塑料的回收利用研究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解决当前存在问题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