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西南喀斯特地区人口、资源、环境与可持续发展

中国西南喀斯特地区人口－资源－环境的矛盾非常突出,贫困与生态恶化的双重压力严重制约区域可持续发展。西部大开发战略为西南喀斯特地区的持续发展和反贫困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喀斯特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首要任务是更新观念,以生态环境重建为切入点,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调整产业结构,加大扶贫开发力度,把宏观调控与市场机制相结合,实现跨越式发展。     

喀斯特生态脆弱区的土地退化及生态重建 --以贵州省关岭县为例

我国西南喀斯特地区是世界上著名的脆弱生态区，土地退化严重，人地矛盾尖锐，区域发展可持续性差。对此区退化土地进行生态重建，是西部开发中十分紧迫的任务，本文以位于贵州喀斯特高原峡谷地带的关岭县为研究区，分析了喀斯特地区生态环境脆弱性的主要特点，土地退化的主要过程及生态，经济和社会系统驱动机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生态重建对策，指出我国西南喀斯特地区可持续发展迫切需要外部的物质、技术，资金等投入扶持，而最终实现则需要立足于本地的生态重建和生态产业的良性发展。     

中国西部绿色发展概念框架

综合绿色发展的国际经验,以自然资本、经济资本、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四大资本为核心,提出了中国西部地区绿色发展概念框架.中国西部地区绿色发展概念框架是以“发展中促转变,转变中谋发展”的良性循环发展原则为指导原则,分析西部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及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保护两个方面在发展过程中相互促进和制约的关系,并根据西部地区当前经济资本、环境资本、社会资本以及人力资本数量,通过政府适当干预,如区域规划、区内调整,最终实现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相协调的绿色发展.该框架综合考虑了中国西部在绿色发展道路上特有挑战与机遇,阐明了社会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承载力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明确了中国西部地区“生态友好、社会包容和内生增长”的绿色发展目标.最后,本文针对该绿色发展框架提出了中国西部地区绿色发展的政策建议:提出“西部地区绿色发展战略”是当前西部地区绿色发展进程中最为迫切的需求,中央政府应当尽快制定和实施“西部地区绿色发展战略”,同时西部地区政府在省级和地方层面将保护中国西部生态环境与区域扶贫开发相结合,加大对以提升西部地区人力资本为目的的各类工程的投入,强化区域绿色基础建设和生态服务供给,缓解西部地区贫困,提升区域绿色发展进程的速度和质量;开展财政体制机制改革,以提高各级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结合各省发展需求与条件实施以生态城市为发展目标的可持续城镇化发展模式,制定差异化的城镇化发展战略;在西部地区重点和限制开发区尤其是贫困集中和区域发展潜力较大地区,鼓励具有区域特色的新型绿色产业的发展.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加强制度创新以引导长期绿色发展.     

生态旅游:西南喀斯特山区摆脱"贫困陷阱"之路

西南喀斯特山区“贫困陷阱”的根本对策在于扭转人口生存领先掠夺土地的状况,生态旅游提供了这们的途径。西南喀斯特地区特有的自然风光和民俗风情等旅游资源优势,通过生态旅游开发,顺理成章地可转换成产品优势,“穷山恶水”就成为“青山绿水”,“穷乡僻壤”就成为“自然生态”和“特色民俗”。这不仅满足现代社会的需求,也使当地的资源潜力得到发挥。而且把资源利用的方式从掠夺、耗竭型转换为可持续型。另一方面,要真正和持续地实现这些资源的价值。必须保护原生态、原文化,这就引入了保护的经济机制．保护与开发的两难悖论可由此突破。本文还以贵州省绥阳县为例,阐述了西南喀斯特山区旅游资源特色和开发生态旅游的目标．为摆脱“贫困陷阱”提供一个示范。     

全国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研讨会综述

1994年9月,由中国生态经济学会主办的“全国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研讨会”在山西省运城地区召开。会议围绕“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这一中心议题,展开激烈的学术研讨。现将主要观点概述如下: (一)关于生态经济学 对目前的生态经济学研究,有学者提出了以下看法:(1)研究生态经济学必须以人的客观需要为中心,否则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的保护就会失去目标。(2)以人的客观需要为中心,也就是以人的福利水平来判断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关系及其变化,只有这样,才能辩证地对待人在发展过程中的一些做法。(3)生态经济学判断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的标准应是生态经济效益或社会生态经济效益,并以此来取代单纯用生态效益、经济效益或社会效益作为判断标准。在生产实践中,生态效益、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三者的优化是不可能兼容的。但生态经济效益最     

花江峡谷石漠化土地生态重建及其启示

尽管西南岩溶地区石漠化趋势严重,但真正做到生态、经济、社会三效益统一的岩溶石漠化生态重建模式的实践工作却做得很少。且对于这些实践活动还缺乏理论的总结和思考。花江峡谷顶坛片区,充分利用当地的适生植物资源和干热资源优势在石漠化土地上种植花椒、砂仁等喜热耐旱的经济作物,在恢复和治理生态的前提下成功调整了农业内部结构,形成以花椒规模种植为核心心的特色产业,利用雨水、坡面水、岩溶裂隙水,实行参与式社区管理,使环境、经济与社区文化得以可持续发展。“顶坛”模式是充分利用岩溶环境资源优势,高山地保护于特色农业开发之中的一个成功例子。它启示我们,岩溶石漠化土地恢复重建必须重新认识岩溶环境优势。因地制宜,对过去侧重于水土保持的传统治理模式进行创新。     

西南岩溶区生态安全评价研究 ——以广西为例

西南岩溶区是举世公认的典型的生态环境脆弱系统之一,也是我国典型的极贫困代表区域之一.广西处于西南岩溶地区,岩溶面积为9.8×104km2,占广西土地总面积的41%.本文以广西为例,采用生态足迹的理论和方法来测算广西区域生态安全状况,对1990～2003年广西岩溶生态环境的生态足迹、生态承载力、生态盈亏及生态压力指数进行测算分析并提出预测模型.研究结果①广西生态足迹呈不断增加趋势,从1990年的0.601 7 hm2增加到2003年的1.137 8 hm2;②生态承载力呈不断下降趋势,从1990年的0.820 4 hm2减少到2003年的0.653 7 hm2;③生态盈亏从1990年生态盈余的0.218 8 hm2下降到2003年的生态赤字达-0.484 8 hm2,出现严重的生态赤字;④1990～2003年生态足迹压力指数由0.7334增加到1.7406,增长幅度巨大,从临界安全状态到不安全状态.     

青藏高原东缘三江流域生态功能区建设的措施与影响

三江流域生态环境极度脆弱,严重威胁着中下游地区的社会安全和经济发展。随着西部开发和生态建设的推进,尤其是本地区“香格里拉”旅游热潮的兴起,三江流域已经成为西部开发的重要地区。通过三江流域的生态环境功能区的界定和划分,科学制定研究区的生态环境建设目标,并进行生态环境质量的动态监测和退化过程的预警报,从而在宏观上实现生态环境质量动态管理;通过退化生态系统的恢复重建模式的研究,特别是功能区的建设示范,把目前的生态恢复工程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为保护生物多样性资源,实现区域生态、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支撑。     

锂产业链贸易网络结构韧性的演化与评估

锂已成为新能源革命的驱动力,国际社会共谋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选择,同时也是实现碳中和的基础资源之一,其生产和消费对世界经济有着重要影响,从贸易网络结构韧性的角度出发研究锂产业链,对优化产业布局,锻造强韧产业链具有重要意义。该研究通过构建“度分布-度关联”双变量贸易网络结构韧性演化评价模型,对比分析了2000—2021年全球锂产业链上游、中游和下游的贸易网络结构韧性类型及演化趋势,并针对美国制造业回流等现实背景,对全球锂产业链发展前景进行了展望。结论表明：(1)就节点度而言,中国、美国和欧洲是全球锂产业链贸易网络中最为活跃的国家及地区,其贯穿了锂全产业链的全球贸易。(2)就网络结构韧性而言,上游和中游网络有扁平化趋势,其层级性较低;下游网络立体化特征明显。(3)就网络类型而言,锂产业链上游和中游仍处于同配性网络,下游网络已演化为韧性网络。(4)就网络结构韧性演化水平而言,锂产业链的网络结构韧性一直处于波动变化状态,综合水平表现为上游韧性<中游韧性<下游韧性。基于上述结论,提出对策建议：完善相关机制建设,打造产业链良好生态;加大资源保障力度,强化资源自给重要性;深化锂产业链的整合...     

基于灾害学视角的中国农村水贫困测度

在对水贫困相关理论理解的基础上,以灾害风险管理作为研究切入点,构建中国农村水贫困风险评价指标体系,指标体系由经济、社会、生态和资源4个子系统共44个指标组成。对2000-2011年我国31个省(市)地区农村水贫困风险进行测算的情况下,将各省份4个子系统风险得分与农村水贫困风险得分进行比较分析,得到不同地区子系统发展状况,为降低水贫困风险状况,实现子系统的适应性发展寻找方向。进一步了解我国农村水贫困风险的空间分布状况,利用有序聚类,对31个地区进行分类,将农村水贫困状况分为3类:高度风险水贫困、中度风险水贫困、低度风险水贫困,分析结果表明:我国农村水贫困状况呈现出从东南向西北地区不断加剧的发展趋势,大部分省(市)农村地区属于中高度风险水贫困状况,低度风险水贫困多为东部沿海省份,农村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农村地区社会配套设施完善,水贫困风险压力较小,但应积极协调各系统综合发展,降低子系统灾害风险,实现农村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西南山区土地利用多功能与多维贫困的时空耦合关系

研究土地利用多功能与多维贫困的耦合关系是开展土地扶贫的有益探索,对巩固脱贫成果和有效衔接乡村振兴战略更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因此,本文以云南省南涧彝族自治县80个行政村为研究对象,构建土地利用多功能与多维贫困耦合度和耦合协调模型,分析2014—2018年土地利用多功能与多维贫困及空间格局特征,探究两者耦合关系及耦合协调发展的时空特征,并划分耦合协调发展类型。结果显示:①研究区2014—2018年土地利用多功能与脱贫发展指数提升较快,空间分布差异性明显,土地利用多功能呈现"一主两副"的空间格局特征,脱贫发展水平空间分布以县城为中心向外延逐渐降低,且北部地区高于南部地区。②研究区2014—2018年土地利用多功能与多维贫困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的等级提升明显,耦合度从以低度耦合、中度耦合为主提升为以中度耦合、较高耦合为主,耦合协调度从以中度失调为主提升至以轻度失调和初级协调为主;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空间分布关联性较强,呈现从东北部向西南部递减的布局特征,局部地区形成了新的集聚中心。③研究区2014—2018年土地利用多功能与多维贫困耦合关系的空间分布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空间集聚水平逐渐提升。④耦合协调发展类型包括土地利用多功能滞后型、多维贫困滞后型和同步型3种类型,其中同步型是研究区的主要类型,从2014年的同步滞后型提升为2018年的同步协调型。土地利用多功能滞后型的行政村数量呈增长趋势;多维贫困滞后型的行政村数量呈减少趋势。最后,根据土地利用多功能与多维贫困耦合协调发展类型,针对性地提出解决措施。     

社会资本、制度环境与环境治理绩效——来自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经验证据

社会资本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着公共事业的发展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重要理论命题和政策困惑,而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社会资本对增长、公平、贫困和环境可持续发展等有重要影响,本文以中国日趋加剧和受关注的环境问题为研究对象,提出了社会资本、制度环境与环境治理绩效之间关系的三个基本假说,采用结构方程中的MIMIC方法测算了2004-2011年18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宏观层面的社会资本水平,实证考察了社会资本对环境治理绩效的影响程度和两者间的非线性关系以及制度异质效应,稳健性检验也进一步证明了结论的可靠性。研究发现:全国层面的社会资本呈现出较稳定的上升趋势,在地区分布上,东部地区的社会资本最高,西部地区其次,中部地区最后;社会资本总体上有利于环境治理,尤以社会信任和社会沟通的效应最为明显;社会资本与环境治理之间确实呈现倒U型的非线性关系,社会资本存在着一个适度水平;政府质量和市场化程度越高,社会资本的环境治理效应越大,改善政府质量所带来的社会资本边际环境治理效应更高,目前中国环境治理困局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绝大部分城市面临着社会资本不足所导致的社会机制不全的困境;社会资本水平并不是越大越好,特别是当所处的制度环境尤其是政府部门难以满足社会资本的"需求"时,社会资本反而会引致环境治理的低效;但是如果政府部门努力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和自身的运行效率,引导和沟通机制顺畅,实现与社会资本的匹配,会更有利于提升环境治理绩效。本文建议,重视社会机制尤其是社会资本在环境治理过程中的作用,发挥政府质量和市场机制在形塑和提升社会资本环境治理效应中的作用,促进社会资本与制度环境的匹配与衔接。对社会资本不同类型地区而言,各自侧重点和关注点应该有所差异,对于社会资本相对不足的中西部地区而言,重点应努力增加社会资本,社会资本相对适度的东部中等城市,应同时兼顾社会资本和其他制度因素的同步推进,对于社会资本相对过度的地区而言,应该将重点放在制度环境的改进上。     

大旅游战略下川西民族地区生态旅游模式研究——以若尔盖县为例

川西民族地区地处偏远,地形复杂,许多地区处于地震带上,水土流失严重,生态环境脆弱,经济水平低下.脆弱的生态环境使川西民族地区传统产业的发展受到严重制约,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面临两难境地,发展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的产业很有必要.而川西民族地区具有旅游资源丰富的优势,发展生态旅游潜力大,充分发挥旅游资源优势,发展大旅游产业符合川西民族地区的客观现实和区域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将大旅游战略思想与川西民族地区生态旅游发展结合起来,能关联带动其他相关产业的发展,最终建立起以生态旅游业为先导,生态农业、生态工业、生态第三产业联动发展的大旅游产业体系,这既是促进区域经济快速、持续发展,实现地区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的有效途径,也是进行生态环境保护和重建的有效途径.     

亚热带喀斯特石漠化土地退化特征研究

喀斯特石漠化退化土地是目前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生态恢复与重建工作最为严重的问题之一。喀斯特石漠化是一种严重的土地退化,石漠化土地退化过程中存在社会经济反馈、动力反馈和生物原反馈等多层次反馈结构。由于喀斯特生态系统的独特性和脆弱性,喀斯特石漠化土地具有不同于其它生态脆弱区土地退化的特征,因而将其归纳为土地退化恢复过程的基岩差异性、退化恢复过程与土地利用方式的相关性、退化土地成因的地域差异性、石漠化土地的空间异质性与尺度相关性、恢复过程的土壤—地形决定性、土壤资源的不可再生性,石漠化土地退化的本质是喀斯特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下降和丧失,是一种功能性荒漠化。对石漠化土地的特征进行全面深入的探讨,有助于石漠化土地分类治理和生态恢复重建。     

安庆市生态经济与可持续发展战略初步研究

发展经济和保护生态环境,是长江沿岸地区可持续发展的两大战略任务,在实地调研的基础上,以可持续发展为宗旨,分析了安庆市社会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对区域可持续发展水平进行了综合评价,认为安庆区域可持续发展的整体水平低于全国和安徽省,对安庆市未来经济增长趋势以及差距进行了趋势拟合,结果显示在目前国家和区域的增长方式下,安庆市将继续处于经济低谷地位,应用系统的观点,对安庆市生态经济系统中主要矛盾的形成机理进行了分析,认为围湖造田,工业化和城市化,区域发展机制与生态环境恶化有直接的关系,评价了安庆发展生态经济的优势条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7年方面的发展战略,以实现生态经济和区域可持续发展,具体包括：生态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战略,资源保护战略,生态建设战略,消除贫困战略,解决“三农”问题战略,基础设施建设战略和旅游发展战略。     

中国城乡贫困变动:2004—2012

本文基于2004—2012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根据家庭人均年收入2 300元的国家贫困标准线和"1天1.5美元"的亚洲贫困标准线,使用FGT指数和脱贫时间两种贫困指数评估了我国城乡贫困整体变动趋势,并从城乡和地区、个体和家庭特征层面分解贫困人口构成;也考察了贫困变动的增长效应和收入分配效应;最后定量地分析收入增长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根据两种贫困标准线,两种贫困指数测度结果一致反映我国贫困人口规模显著减少;按国家贫困标准线,我国城乡贫困发生率下降了8.8%,但到2012年的依然高达8.6%,农村贫困人口平均脱贫时间为5.4年,而相对贫困发生率有所上升。不同地区的贫困变动差异较大,西部地区和中部地区贫困发生率依然高于全国平均水平3.41个百分点和0.22个百分点,贫困强度和贫困深度现象都还较为严重;东部地区的减贫效应十分明显,但贫困人口内部收入差距拉大问题较为突出。经济增长的脱贫效应较为显著,但增长的亲贫性有待提高;城乡、地区和贫困人口内部居民收入差距逐渐拉大,并成为反贫困的严重障碍。外出非农工作经历、性别差异和教育程度是影响收入增长的关键因素。基于此,本文建议反贫政策应瞄准西部地区的教育程度和健康水平较低、家庭规模较大的农村居民,尤其是女性户主家庭,也应加强养老保险、社会帮扶和人力资本投资,形成改善收入分配为重点的社会保障性扶贫政策体系;中部地区可以借助邻近东部地区的地理优势,通过承接产业转移持续实施"开发式扶贫"政策体系;同时,也可将扶贫标准线提高为每人"1天1.5美元"的亚洲贫困线。     

生态补偿理论研究进展及争论——基于生态与社会关系的思考

生态补偿的概念自提出便受到学界和政府决策者的广泛关注,并迅速成为近20年来生态保护的主要政策手段。虽然基于生态补偿的政策手段被大范围使用,但是生态补偿的相关理论却处于发展与争论的阶段,该理论的适用性及对现实问题的剖析在实践过程中备受质疑。本文梳理了生态补偿理论发展及构建的过程,将其总结为生态系统服务概念的提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方法的建立、以及生态系统服务市场机制的构建三个主要阶段。已有研究更多集中在生态补偿的具体实施层面,如补偿标准、补偿方式、效果评估等方面,但是对基础理论探讨不足。本文从生态补偿理论发展及构建的三个过程,综述了目前对生态补偿理论的讨论及争议,认为在处理"社会—生态"关系的核心问题上,尤其在一些长期依赖并利用自然资源的传统地区或者民族地区,目前学术界和政策决策者均对此问题缺乏深入的理解,这也是实践中生态补偿政策未达到理想效果的主要原因之一。最后,本文提出用"社会生态系统服务"一词代替目前所使用的"生态系统服务",这一概念有助于在理论上避免忽视社会系统及社会与生态系统二者之间的关系,减少不当外部政策干预。     

社会资本对农村贫困代际传递影响机制研究

社会资本在反贫困领域的重要作用已被理论和实践所证实。在新时代脱贫攻坚的决胜阶段,有效发挥社会资本的周急济贫功能,缓解乃至阻断贫困代际传递,已成为当前反贫困战略推进中亟待探讨的问题。研究整合了四期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 2010、2012、2014、2016)个体家庭和村庄的嵌套数据,建立了“认知型”和“结构型”两种类型以及“个体家庭”和“村庄”两个层级的社会资本框架,并基于探索性因子分析构建了社会网络、社会信任、社会声望、社会参与、集体参与以及公共服务6个社会资本变量。研究利用HLM软件构建了多层广义线性模型(HGLM),通过四阶段的空模型、截距模型、随机效应模型以及完整模型分析了绝对贫困背景下社会资本对农村贫困代际传递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①个体社会资本总量与贫困代际传递呈显著负相关。②在个体家庭层面,社会网络、社会声望、社会参与对贫困代际传递有显著负向影响,但社会信任和地方信任对贫困代际传递的影响并不显著。③在村庄层面,公共服务对贫困代际传递具有显著负向影响,集体参与对贫困代际传递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公共服务水平对社会网络和贫困代际传递具有正向调节作用。研究提出要大力培植贫困群体和乡村两个层级的社会资本以缓解农村贫困代际传递趋势:①要通过协调“乡政”与“村治”以形成良性的乡村治理格局。②要促进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战略紧密衔接,在保障个体脱贫的同时完善农村公共服务及基础设施建设,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③须提振贫困群体脱贫信心,增强村级自治与集体参与的水平和能力。     

基于生态足迹模型的区域水资源生态补偿量化模型构建——以长江流域为例

通过计算长江流域各省级行政区之间水资源生态服务价值的差异,建立各省间水资源利用和经济补偿的联动关系,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基于生态足迹模型测算长江流域各省份水资源超载指数,结合谢高地等人的中国陆地生态服务价值的研究结果,考虑地区补偿能力,构建水资源生态补偿的量化模型,计算各省份应当支付的生态补偿量。长江流域各省水资源生态服务价值总量高达9.37×1012元,各省生态服务价值也都在3.1×108元以上。整体上长江流域水资源生态服务价值呈现两端低,中间高的趋势,上中下游生态服务价值比例分比为44%,49%和7%。因此,处于长江流域下游以及中游的地区理论上应当对上中游地区水资源保护以及"生态服务价值外溢"进行相应的补偿。长江流域总体应获得1193.53亿元的水资源生态补偿。     

京津冀北流域生态补偿机制初探

从京津冀北流域生态保护面临的难题分析入手,借鉴国际流域生态补偿的经验,从四个角度提出京津冀北地区可以选择的生态补偿类型。就京津冀北地区而言,更多地要从政府介入的层面来探讨其生态补偿的机制,同时考虑补偿的实施效果,把生态保护融入区域经济发展之中,从而真正达到生态补偿的目的。本文亦给出京津冀北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的路径选择;即首先建立流域水权交易政策;其次探索“流域水质水量协议”;第三是做好利益转移估算。最后开展流域“异地开发”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