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形差异视角下耕地流转对农户收入差距的影响及其分解——以黄河流域中上游1879份农户数据为例

基于黄河流域中上游1879份农户调研数据，从地形差异的视角，借助无条件分位数回归模型和RIF回归分解法揭示了耕地流转对农户收入差距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1）耕地流转对高收入农户群体增收效应大于低收入农户群体，从而导致农户收入差距扩大，其中系数效应是造成该差距扩大的主因，在耕地转入中贡献度达90%以上，在耕地转出中贡献度达60%以上。（2）耕地转入在平原和山区对高收入农户群体增收效应均大于低收入农户群体，从而导致平原和山区农户收入差距扩大，且该现象在山区更加显著，其中系数效应也是造成该差距扩大的主因，在平原的贡献度达90%以上，在山区的贡献度达80%以上。（3）耕地转出仅对平原中等收入农户群体具有显著增收效应，从而导致平原中低收入农户群体间的收入差距扩大，其中系数效应同样也是造成该差距扩大的主因，贡献度达70%以上。因此，应针对不同收入水平农户和地形特征实施差异化的耕地流转支持政策，以促进耕地流转对农户的增收均衡，缩小农村贫富差距。     

我国能源资源税改革对城乡居民的收入分配效应——基于CGE模型的分析

通过构建包含7个城镇居民组和5个农村居民组的多收入阶层CGE模型,并将劳动力要素分为农业劳动力、技术工人和生产工人3类,在低税率、实际税率和高税率三种情景下模拟了煤炭、石油和天然气资源税改革单独实施和同时实施对城镇和农村居民的收入分配效应,并对税收补偿措施的效果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单独实施煤炭资源税或天然气资源税改革对城镇居民组收入差距有正向的缩小作用,有利于收入分配公平,但对农村居民组收入差距起到负向的扩大作用,不利于收入分配公平;单独实施石油资源税改革则同时缩小了城镇和居民组的收入差距,有利于收入分配公平;同时实施三类能源资源税改革的收入分配效应与税率组合方式有关;将能源资源税收入以补贴的方式返还给农村居民可以缩小其收入差距,有利于收入分配公平.     

人口红利能缩小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吗?

通过收集中国1996-2016年人口红利和城乡收入差距的时间序列数据,基于时变参数状态空间模型,运用KALMAN滤波算法考察人口结构、人口资产匹配程度和人口素质对中国城乡收入差距随着时间变化的动态影响。研究发现:人口结构、人口资产匹配、人口素质与城乡收入差距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人口资产匹配和人口结构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弹性系数数值较小,人口资产匹配效应并不是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主要因素,弹性系数呈现两个阶段态势,前一阶段加剧城乡收入差距,后一阶段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人口结构与城乡收入差距负相关,随着人口总抚养比的下降,城乡收入差距加剧;人口素质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较大,人口素质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弹性系数均为正,表明人口素质的提高进一步加大了城乡收入差距。     

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缩小了农村居民收入差距吗?

基于2000—2014年中国29个省的平行面板数据,论文运用Hansen面板门槛模型,检验了农业劳动生产率与农村居民内部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两者之间并非呈现线性关系,而是存在鲜明的门槛效应。在不同的门槛范围内,农业劳动生产率对农村居民内部收入差距存在不同的影响。当农业劳动生产率小于4 372.19元/人时,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能降低农村内部收入差距;当农业劳动生产率超过第一门槛值4 372.19元/人时,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对缓解农村居民内部收入差距的效应减弱;而当农业劳动生产率跨越第二门槛值6 023.46元/人时,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则扩大农村居民内部收入差距。当前我国已跨越劳动生产率第二门槛值,农村内部收入差距扩大的现象应受到各方的关注,这关系到农村低收入群体扶持政策的选择和精准扶贫战略的落实。     

农地整治何以促进农户收入增加——基于整治模式和地貌类型的异质分析

首先基于可持续生计框架构建农地整治对农户收入的影响机制,并进一步揭示其作用效果的整治模式与地貌类型差异;然后利用湖北省地处江汉平原的天门市和潜江市、武陵山区的宣恩县和咸丰市483户农户的两期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模型检验同一地貌是否实施农地整治、同一地貌不同农地整治模式和不同地貌同一农地整治模式对农户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1）地方政府主导模式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主导模式均能显著增加农户收入。（2）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模式的增收效应远远大于地方政府主导模式,但即使同一地貌类型,不同农地整治模式对农户分项收入的影响程度、大小和显著性存在较大差异。（3）平原农地整治的增收效应明显高出山区农地整治,但即使同一整治模式,不同地貌农地整治对农户分项收入的影响程度、大小和显著性存在明显差异。因此,农地整治的农户收入效应受到整治模式和地貌类型的共同制约。     

数字经济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机制及空间效应

在数字经济蓬勃发展与碳减排压力严峻的双重背景下,文章选取2011-2019年中国252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熵权法测度各城市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并使用夜间灯光数据反向推演各城市的CO2排放量,运用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空间杜宾模型多维度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发展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机制、空间溢出效应和异质性。研究发现：（1）总体上,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且各城市差距逐步缩小,碳排放强度不断降低且各城市差距逐步扩大;（2）从全国范围来看,数字经济的发展能够显著降低城市碳排放强度,并且产业结构升级和技术创新是数字经济降低碳排放强度的重要机制;（3）各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和碳排放强度具有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并且数字经济能够通过空间溢出效应降低邻近地区的碳排放强度;（4）数字经济发展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存在地区、城市层级和城市规模上的异质性,相较于东部地区、中心城市和大规模城市,数字经济在中西部地区、外围城市和中小规模城市发挥的碳减排效应更显著。     

碳中和背景下贵州省土地生态效率时空差异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土地生态效率反映了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投入和产出关系,其效率的高低对区域高质量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采用超效率SBM模型测算2010年、2015年、2020年贵州省县域土地生态效率,通过空间杜宾模型对土地生态效率时空差异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结论如下：贵州省土地生态效率处于中等效率水平,整体呈南北高、中部低的条带状空间分布规律;经济发展水平、政府干预和教育水平对土地生态效率表现出正向直接效应,区域投资水平则表现为负向直接效应;产业结构、区域投资水平和环境规制对土地生态效率具有负向溢出效应。     

基于制造业及劳动力异质性的环境规制就业效应

将环境规制的就业影响识别为：劳动投入-污染排放弹性、环境规制的相对成本和环境规制-污染排放弹性,并利用2003~2017年的制造业行业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对制造业总体就业造成显著负向影响,且该影响主要体现在劳动密集型行业中,其研发和非研发人员均受到显著负向冲击;资本密集型行业受影响不显著;技术密集型行业总体就业和非研发人员就业受到显著正向影响.弹性和相对成本测算表明,劳动密集型行业受到规模（减小）、挤出、技术替代等多效应的负向冲击;技术密集型行业受规模（增大）效应和就业创造效应的正向促进;资本密集型行业中各效应均不明显.建议有关部门通过减排成本补贴、劳动力技能培训、新型环保产业培育等措施减少环境规制的负向就业影响.     

资源枯竭城市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水平测度及其影响因素——基于24座地级市的面板数据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是资源枯竭城市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水平测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则是精准制定产业转型政策的重要依据。基于2008—2017年我国24座资源枯竭地级市的面板数据,从方向、速率及水平三方面测算其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状况,并运用固定效应模型探究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我国多数资源枯竭城市主要向第三产业转型,少数城市注重培育多产融合的转型模式;（2）我国资源枯竭城市2013—2017年产业结构转型升级速率整体较2008—2012年快,转型升级速率呈加快趋势,但各地区及城市之间存在一定差异性;（3）我国资源枯竭城市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数总体呈上升态势,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但整体水平始终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并呈东部较高、中西部和东北部较低的空间分异特征;（4）就业总人数、财政支出占GDP比例、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城镇人口比例对资源枯竭城市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呈正向影响效应,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呈负向影响效应。     

中国省域尺度下产业结构多维度特征及演化对碳排放的影响

在中国转向高质量发展及2030年前达到碳排放峰值的背景下,寻找保证经济增长的低碳减排途径是学界研究的热点。利用中国2005—2017年省域面板数据,建立SAR模型,并按八大经济区分别构建PECM模型,研究中国省域尺度下产业结构多维度特征及演化对碳排放的影响,主要结论如下：（1）中国省域碳排放具有显著的时滞性和空间溢出效应。（2）全国视角下,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提升对碳排放呈抑制作用,且存在负向空间溢出效应;而产业结构高度化对碳排放呈促进作用,且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总体上处于“倒U型”曲线左侧。（3）八大经济区视角下,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提升总体上能够抑制碳排放,而产业结构高度化水平提升则呈现明显的“倒U型”趋势特征,具有两面性,发达地区呈现抑制效应,欠发达地区则相反;当前处于“倒U型”曲线右侧的区域多为发达地区。因此,由产业结构高度化提升导致碳排放量的增加依然属于中国多数省份当前发展的固有阶段性特征,而产业结构合理化提升在总体上能够拉动碳排放峰值前移,促使碳排放早日达峰。欠发达地区不应以增大三产份额为目标,盲目推动产业结构高度化水平提升,这将很有可能对区域经济发展产生负面影响;而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提升是既能够适应中国多数省份当前发展惯性,同时又能促进减排或排放降速的有效途径。     

共同富裕目标下革命老区乡村旅游发展的农户生计效应

依托红色资源发展乡村旅游是革命老区推动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特色路径。以共同富裕目标为导向,基于改进后的SLF框架,构建革命老区乡村旅游发展对农户生计的影响效应评价模型,采集井冈山10个村落326户农户感知数据,评价乡村旅游发展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1）研究区域乡村旅游发展对农户生计的影响效应处于中等水平;（2）乡村旅游发展对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推动正处于一个由表及里、从显性变化到内生发展的过程之中;（3）相较于企业主导的民宿型模式,社区主导的研学型模式是更契合共同富裕内涵的革命老区乡村旅游发展模式。针对研究区域乡村旅游产业发展不充分、社区内生动力不足、农户参与能力不够等问题,从产业高质量发展、治理机制创新、增收能力提升等方面提出了针对性建议。     

新时期中国城乡差距的综合测度及演变趋势研究——基于2003-2013年的省级面板数据

研究发现,自2003年到2013年,我国各地的城乡差距均有显著的缩小。不同地区缩小幅度不同,经济发达地区明显好于经济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对城乡差距的影响呈现非线性,人均GDP为9 295元与2 8843元时发生了转折。在第一阶段经济发展倾向于拉大城乡差距,在第二阶段会明显地缩小城乡差距,而第三阶段数据显示其缩小效果有一定的减弱。我国在2011年完全跨过了"倒U型"拐点,城乡差距已经处于持续缩小的趋势。     

服务业对资源枯竭城市转型的经济增长效应——基于23座地级市的面板数据

实现经济平稳健康增长是当前资源枯竭城市转型的重要目标之一,以服务业为驱动的发展模式对于提高经济增长、促进就业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01—2018年中国23座资源枯竭城市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门槛模型等探究服务业对资源枯竭城市转型的经济增长效应。结果表明：（1）服务业在不同时期对城市转型的经济效应存在差异,随发展水平提升呈现“促进—抑制—促进”变化趋势;（2）生产性服务业在不同时期对城市转型的经济效应存在“负向—正向—负向”演变趋势,生活性服务业随发展水平提升呈现“抑制—促进—抑制”的效应变动;（3）交通运输等传统服务业部门对城市转型的经济效应为负向,信息传输等高端服务业部门的效应为正向;（4）服务业对煤炭型和森工型城市转型的经济效应显著为正。     

产业转型升级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互动关系——基于中国116个地级资源型城市的实证研究

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是推进我国资源型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但是,产业转型升级能否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在学术界一直存在争论。以2003— 2018年中国116个地级资源型城市为对象,分析了产业转型升级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演化特征和互动关系。结果表明：（1）56.9%的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升级并不理想,处于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不同步或双低的状态;有57.8%的资源型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实现了正增长,但仍有一些资源型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缓慢,主要是因为技术效率未得到有效改善。（2）PVAR模型和脉冲响应估计结果表明,资源型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滞后期对其自身的影响存在负向作用。同时,资源型城市长期的传导路径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受到反映产业结构合理化的泰尔指数的负向冲击后,对产业结构高级化产生持续性的积极作用,之后,产业结构高级化不断对自身产生正向冲击作用。（3）通过方差分解预测可知,未来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产业结构高级化与合理化仍主要依赖自身发展路径。产业结构高级化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解释力高于产业结构合理化的解释力。随着期数的增加,产业结构高级化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相互解释力逐渐上升。     

乡村转型发展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效应的空间分异——以陕西省为例

以陕西省为例,围绕人口、土地、产业等乡村社会经济发展要素构建乡村转型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借助ArcGIS平台分析陕西省乡村转型发展时空格局演化特征;利用逐步回归、地理加权回归模型（GWR模型）对陕西省乡村转型发展影响因素及作用效应的空间分异进行探究,以期为陕西省乡村高质量发展路径设计与政策制订提供参考依据。研究结论如下：（1）2005—2017年间,陕西省乡村转型发展程度呈现持续上升趋势,在空间上整体呈现西安及其周边以及榆林北部能源区发展程度高,其余地区发展程度低的特点,且乡村转型发展经历了低度转型主导到较低、中度转型主导的发展过程。（2）地均固定资产投入、加权路网密度、人均生产总值、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个数和人均耕地资源量是陕西省乡村转型发展的主要影响因素。（3）影响因素中除人均耕地资源量对乡村转型发展整体呈现负向影响外,其余因素均呈现正向影响,且对不同县域影响程度不同,影响效应的空间分异明显。研究对因地制宜地制定陕西省乡村转型发展的差异化政策措施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红色旅游发展效率评价及影响因素研究——以黔北黔西红色旅游区为例

红色旅游发展效率表征旅游区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水平。以黔北黔西红色旅游区为研究对象,借助DEA模型及Malmquist指数对2014—2019年该区域17个县（市、区）的红色旅游发展效率进行测度,同时利用核密度函数和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别剖析了其空间演化特征与关键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研究区域内红色旅游发展效率整体偏低,受技术进步的积极影响,多数县（市、区）红色旅游发展效率呈稳步提升状态;（2）红色旅游发展效率具备空间集聚性和异质性的特征,整体呈现“M”型双峰分布,区域分布差异较大;（3）技术创新、红色旅游资源优势度、交通便利性是影响该区域红色旅游发展效率的主要因素,政府对旅游经济干预程度、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才规模对该区域红色旅游发展效率的影响较小,产业结构对改善该区域红色旅游发展效率的积极影响尚未凸显。     

中国海洋经济发展质量研究

海洋作为重要的战略要地,推动其高质量发展对于海洋强国建设意义重大。基于2006—2017年沿海11省（市、自治区）数据,采用集对分析、核密度估计模型、标准差椭圆以及GMM模型对中国海洋经济发展质量进行测度,并对其时空演化特征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总体来看,时间上,2006—2017年海洋经济发展质量呈上升趋势;空间上,分为高、中、低三类不同发展水平;全国海洋经济发展呈东北—西南格局,且重心一直位于长三角地区;三大海洋经济圈发展质量地区差异显著,整体呈北部、东部、南部三级格局分布。（2）分维度来看,时间上,样本期间内各个维度都取得不同程度的提升,均为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不可或缺的部分;空间上,五个维度均呈向好发展趋势,各维度高、中、低水平的省（市、自治区）各不相同,差异显著。（3）影响因素上,海洋区位优势、城镇化水平、市场化水平、产业结构水平、陆域经济水平对高质量背景下海洋经济发展质量产生正向促进作用,而海洋资源利用度、环境规制强度对海洋经济发展质量产生负向抑制作用,各影响因素在不同的海洋经济圈中作用效果不同。     

东北三省能源消费碳排放测度及影响因素

将扩展的Kaya恒等式与对数平均迪氏指数（LMDI）分解法相结合,以2005~2016年东北三省主要能源消费数据为研究对象,构建优化的碳排放分解模型,测度并分解其碳排放与碳排放强度.通过与中国同期能源消费碳排放的定量对比分析,考察各产业（部门）能源结构效应、能源强度效应、产业结构效应、经济产出效应和人口规模效应对东北三省能源消费碳排放的影响.结果显示：2005~2016年,东北三省碳排放总量占中国碳排放总量的8.84%,碳排放强度普遍高于中国碳排放强度.经济产出效应和人口规模效应对东北三省碳排放增长起拉动作用,其中经济产出效应贡献最大为188%,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速不利于碳排放的降低.产业能源强度效应、能源结构效应及产业结构效应对东北三省碳排放增长起抑制作用,能源强度效应的抑制作用最大为59%,产业能源强度的调整空间较大.降低能源消耗强度,调整产业内部结构,完善经济政策体制是今后促进东北三省低碳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     

农地三权分置改革对多元主体收入的影响——来自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实证经验

中国反贫重点由摆脱绝对贫困向全面实施乡村振兴、系统解决相对贫困转变。农地三权分置改革作为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对于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和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重要作用。根据长江中下游地区1038份入户调研数据,使用多群组结构方程模型,探讨了农地三权分置改革对多元主体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1）三权分置对家庭农场和资本农场有积极影响,但对传统农户和种田能手造成了不利的影响,尤其是对种田能手。从作用路径上,传统农户和种田能手收入损失的主要原因分别是经营规模萎缩和负向直接效应,而家庭农场和资本农场收入增加依赖的路径是规模扩张。（2）三权分置对务工经商、农业雇工两类主体收入有积极影响,但对赋闲农户的作用并不乐观。从作用路径上,三权分置主要通过劳动力转移和放松流动性约束两条间接路径提高务工经商、农业雇工主体收入,但赋闲农户的间接路径未形成通路。（3）三权分置对各离农主体的收入总效应高于传统农户、种田能手,却低于家庭农场、资本农场,农业经营主体内部的收入差距要远远高于离农主体内部。研究结论对于完善相关制度政策和助力政策顺利实施、保障农户福利和推动共同富裕有指导意义。     

非农就业对南方集体林区不同规模林农营林轮伐期的影响

在中国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不断加速的背景下,探讨非农就业对集体林区不同规模林农营林轮伐期的影响机制,有助于明确不同规模经营主体今后的用材林营林目标和林业在山区未来的经营发展模式,同时为林业规模化经营的合理性提供客观依据。基于劳动力转移新经济学理论,通过对浙江、江西和福建三省450户林农的调查,收集杉木营林的地块投入产出数据,在此基础上,运用Faustmann模型计算规模户与普通户的理论最优轮伐期,运用计量模型分析非农就业对集体林区不同规模林农采伐轮伐期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发现,普通户和规模户的理论最优轮伐期趋同;非农就业的劳动力流失效应造成普通户营林的预期主伐时间显著短于理论最优轮伐期,而规模户非农就业带来的收入效应造成其采伐决策接近于理论最优轮伐期。在农村非农就业不断增加背景下,南方集体林区规模化经营的方式有利于接近最优采伐决策,更适合于培育大径材,增加林业生态和经济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