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太经合组织旅游流网络结构演化及影响因素

以亚太经合组织（APEC）21个国家（地区）为研究对象,构建2008—2018年APEC旅游流网络,运用SNA方法和QAP方法,对旅游流网络结构演化及其影响因素展开分析。结果表明：（1）APEC旅游流网络密度持续增加但仍旧较低,网络结构尚不稳固。网络中心化趋势有所减弱,旅游供给市场更加多元。（2）APEC旅游流网络节点间中心性水平差异明显,形成了以中国、美国为首的第一梯队,以日本、韩国为代表的第二梯队,以新西兰、俄罗斯为代表的第三梯队。（3）APEC旅游流网络的核心—边缘结构显著且具有稳定性,核心区节点间的旅游互动最为频繁,边缘区对核心区的反哺效应明显。（4）区位要素是影响APEC旅游流网络结构的主要因素,经济发展水平、旅游资源禀赋、旅游基础设施等要素对APEC旅游流网络结构演化的影响有所下降,而对外开放程度对优化APEC旅游流网络结构的作用有所上升。     

不同发展阶段煤炭资源型城市空间结构演化的对比研究——以淮南、淮北为例

通过追踪淮南、淮北城市空间扩展,对比分析了中兴期和枯竭衰退期煤炭资源型城市空间结构扩展过程、特征、影响因素,结果表明:煤炭资源城市空间形态较为分散,都会经历"相对紧凑→分散布局→再度集聚"的演化过程、具有沿交通线轴向延伸的共性;都会经历飞地拓展、轴向延伸、内向填充、区位再造4 个阶段,但无依托型煤炭资源城市初期还会经历缘矿建镇阶段;城市空间扩展总量、扩展速度、扩展强度方面又具有阶段性差异.城市规模的扩张主要依靠工业用地、居住用地、商业及公共设施用地的增长来推动,空间重构现象自20 世纪80 年代开始在逐步加强,并以居住用地取代工业用地、商业及公共服务用地取代居住用地两种形式为主.从影响因素角度看,资源禀赋与矿区开发建设、地形及地质条件、交通运输、技术进步、城市职能以及城市规划对煤炭资源型城市空间结构产生共性影响.     

国内大循环背景下国内旅游发展的时空格局演化与影响因素——以江苏省县域尺度为例

国内旅游是释放内需潜力、促进消费升级、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重要载体。加强国内旅游时空格局演化研究,对促进区域旅游协调发展,助推国内大循环格局的构建具有重要意义。以江苏省为例,分析县域尺度国内旅游发展的时空分异和影响因素,得出主要结论：总体格局呈现出以南京市区、苏州市区为核心的空间结构,并存在空间自相关性;两阶段增长率较快的县域主要存在于苏北地区,具有一定的后发优势;江苏省县域单元国内旅游人数保持着稳定的冷热点格局,热点区域主要聚集在苏南地区,冷点区域则主要存在于苏北地区,南北方向的空间差异最为明显;GDP是江苏省国内旅游发展的决定性影响因素,而公路里程影响较小,人口数、A级景点影响显著性在不断提高。     

旅游景区(点)系统空间分布的分形发育及演化特征——以四川省为例

论文以四川省为例,借用分形理论中的网格维测算方法分析旅游景区(点)系统的空间分形特征,用位序-规模双对数拟合方法研究旅游流的规模分布规律,得到以下结论:①旅游景区(点)系统分形是演化的分形,分形结构是逐步进化而来的。1980年以前,四川省旅游景区(点)的空间分布尚未发育分形结构,直至1990年,分形结构才逐渐形成;②旅游景区(点)空间分布的分形发育与旅游流流量规模分布的分形演化在总体趋势上是一致的,但具体过程有不同步性;③旅游景区(点)空间分布的分形发育为旅游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载体平台,但并不意味着旅游流的规模分布就一定会发育成理想的分形结构,还需要对相关要素进行调控,才能使旅游流的规模分布也具有分形特征。     

京福高铁对旅游目的地区域空间结构的影响——以黄山市为例

随着高速铁路网络化发展,旅游发展新要素的介入,目的地旅游发展产生新变化。以黄山市为案例地,京福高铁开通前后为时间分割点,通过实地调研和网络检索获取旅游者空间流动轨迹及相关出行属性数据,利用Excel、SPSS、SNA、GIS和CorelDraw等方法,探析京福高铁对黄山市旅游目的地区域空间结构的影响。结果显示：1）高铁开通后,国内客源市场半径向外延伸,且高铁沿线福建、山东、北京等省市客流量出现“逆衰减”现象。2）高铁开通后,旅游目的地区域节点数量改变,空间范围扩展。整体网络流量在高铁开通前后都呈现高频节点对以区域间组合（黄山+长三角、黄山+江西省域）为主、区域内组合为辅（黄山+合肥、池州、宣城）的空间分布特征。整体网络功能发育欠完善,网络结构分层明显。高铁开通后,整体网络核心区发生改变,核心节点空间分布由集中趋向分散,核心区与边缘区联系松散,旅游辐射效应较弱。目的地区域核心节点和重要节点的程度中心性值变化较大,核心中介节点较少,核心节点结构洞水平较高,功能突出。3）高铁开通前后,黄山市旅游目的地区域空间结构呈现“板块式”的发展格局,包括黄山+长三角地区,皖南旅游区（黄山+池州、宣城）、黄山+江西省域三个板块,目的地区域整体空间结构由“单核-外围”向“双核-外围”变化,由凝聚趋向扩展,空间发展模式发生改变。探析高铁对黄山市旅游发展的影响,可为黄山市及周边地区的旅游地发展提供借鉴价值。     

城市旅游地景观格局分析方法——以大连为例

文章在简述旅游地演化和结构研究的基础上,基于景观的特征要素提出城市旅游地演化的概念模型。并且以大连为例,利用ArcGIS作为分析手段,从整体角度和分区角度(环形和方位分区),探讨了大连城市景观自1980年以来的空间演化规律。结果表明:①旅游景观面积先递减后增加,面积先递减4.81km²,后增加34.78km²,比重先下降3.2%后增加1.6%,公园与广场景观面积及面积比显著增加,面积增加了14.05km²;②非旅游景观面积比重1989年后递减,比重递减了8.5%;③1989年后内圈和中圈景观旅游化过程显著,其中内圈和中圈非旅游景观比重分别下降5.8%、5.86%,内圈和中圈的公园与广场景观面积比重增加5.0%、4.6%;④从方位分区看,南部区域的旅游景观面积大,公园与广场景观面积比重增加快,观赏性房产景观面积及比重也显著增加;北部区域的非旅游景观面积大,而1989年后其面积比重显著下降。     

乡村振兴背景下县域农业农村创新发展评价及空间格局——以甘肃省为例

实施农业农村现代化创新发展措施,将有效促使乡村振兴战略长远推进,形成我国农业农村创新发展的新局面。基于甘肃省86个县域研究单元,从创新投入、创新保障、创新效果三个维度构建了包含28个二级指标的农业农村创新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就农村地区创新发展水平进行综合评价。结果表明：（1）甘肃省农业农村整体创新发展得分呈上升趋势,但增长幅度较为缓慢。综合创新能力得分较高的县（区）主要集中在河西地区东部,得分较低的县（区）主要集中在南部民族地区。河西地区创新保障和创新效果水平处于全省前列,南部民族地区创新投入水平较低。（2）全省农业农村创新发展在东西方向上表现为西高东低,2013年以后逐渐表现出“两头高、中间低”趋势;在南北方向上表现北高南低;在东南—西北方向上呈现出西北高、东南低;在西南—东北方向上呈现出东北高、西南低。创新发展指数方向特征未发生明显变化,在空间上具有一定的锁定性。（3）创新发展热点区域集中在河西地区张掖市、武威市及金昌市,冷点区域集中分布在南部民族地区;极冷点区和极热点区数量减少,县域农业农村创新发展差距在减小。（4）多元资本投入、农业经济发展、自然地理条件及资源禀赋、农业基础设施配置、农业发展政策等通过内外因素结合创新发展供需两侧作用于甘肃省农业农村创新发展时空演化。     

旅游资源的旅游价值评估——以敦煌为例

论文对新近发展起来的旅行费用法进行了介绍,并设计出敦煌旅游资源的旅游价值评估技术路线,提出了确定多目的地旅游权重和闲暇时间的机会成本的方法。根据实际调查资料,利用费用支出法、旅行费用法及机会成本法对敦煌旅游资源2001年的国内旅游价值进行了评估,结果表明,其国内旅游价值为7.8961×108元,它会因旅游业的发展而变化。     

新形势下太湖流域印染企业高质量发展路径研究与思考——以江苏省张家港市为例

本文以张家港市印染企业为例,从发展现状出发,剖析目前存在的问题,从集聚发展、工艺装备先进、智能化和绿色发展等方面研究了印染企业未来发展方向和管理措施,为太湖流域印染行业发展提供借鉴.     

典型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模式研究 ——以中新天津生态城可持续发展建设为例

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可以实现协同发展,其本质是实现绿色发展。绿色发展是将环境保护作为可持续发展支柱的新型发展模式,是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的内在统一。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导下,我国一些地区通过实施绿色发展,已形成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双赢典型模式,如中新天津生态城可持续发展建设等案例,其经验对全国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发展可资借鉴。     

中国城市旅游发展的时空演化及影响因素——基于动态空间马尔科夫链模型的分析

旅游业已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在静态（空间）马尔科夫链模型的基础上,创新性地引入动态空间马尔科夫链模型,系统地分析中国城市旅游发展的时空格局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中国城市旅游发展具有持续性的特征,总体上存在“路径依赖”的趋势;同时,旅游发展低水平区向较高/高水平区演变的概率较低,城市旅游发展存在“贫困陷阱”现象。（2）中国城市旅游发展水平的类型演变在地理空间上存在紧密的关联性,即与旅游发展水平越高的城市邻接,其向上级类型区转移的概率也越大;反之与旅游发展水平越低的城市邻接,其向下级类型区转移的概率也越大。（3）中国城市旅游发展受到市场化水平、资源禀赋、对外开放度等方面的综合影响。针对中国城市旅游发展存在过度商业化等问题,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基于地理标记照片的入境游客空间特征与移动轨迹——以南京市为例

随着互联网与社交媒体的兴起,用户分享内容中的地理标记数据成为旅游流研究的重要对象。以南京入境旅游流空间特征为研究对象,以2010—2018年Flickr平台内南京地理标记照片为基础,利用DBSCAN算法、ArcGIS 10.2等方法与技术探究南京入境旅游热点区域、游客移动轨迹特征及模式。研究结果显示：（1）南京入境游客访问峰值出现在3-6月及10月,以一日游为主。（2）南京AOI空间分布差异明显,历史城区是南京入境旅游最热门区域,其AOI分布与旅游景区、商业购物等相关产业空间高度重合;中心城区的AOI分布数量次之,钟山风景区是其热度核心,深受热衷历史文化的游客追捧;郊区的AOI分布数量最少,基本与当地旅游景区相吻合。（3）单日游和多日游的游客移动轨迹网具有显著差异性,分别体现在网络范围、网络体系、旅游对流及转移差值4个方面。（4）南京入境游客移动轨迹模式可划分为区域内部移动轨迹模式和区域间移动轨迹模式。根据上述研究结果,分别针对历史城区、中心城区及郊区提出相应的发展建议。     

陕西省县域旅游效率的空间格局及影响因素

提质增效是目前旅游产业发展面临的重要课题。基于数据包络分析法,选用Python爬取技术,对陕西省107个县域的旅游效率进行测度分析,探讨县域旅游效率的空间格局及其影响的主要因素。研究表明：（1）陕西省旅游效率达到有效的县域数量整体偏低,高旅游效率县域多集中于市辖郊县。（2）县域旅游效率分布不均衡。陕北地区高旅游效率县域主要集中在黄河沿岸,关中地区呈现“西高东低”的现象,陕南地区高旅游效率县域则集中在地市交界处。（3）影响县域旅游总效率、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的主导因素不同。旅游收入占GDP比例（反映旅游业水平）、人口密度（反映县域发展水平）及汽车站数量（反映交通服务水平）是影响陕西省县域旅游总效率及技术效率的主导因素,而旅游资源禀赋（反映旅游业水平）、人口密度（反映县域发展水平）则是影响陕西省县域旅游规模效率的主导因素。     

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生态保护与国土空间利用策略

研究面向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生态保护与国土空间利用策略,对推进黄河流域生态文明建设和促进全国区域平衡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以高质量发展为导向,基于“压力—状态—响应”关系,提出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生态保护与国土空间利用策略研究框架;分析黄河流域城镇化发展压力带来的土地开垦、生态退耕和建设占用等生态建设与土地开发行为,及其对国土空间格局和生态系统的影响;并从国土空间开发利用限制和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视角揭示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农业生产与国土空间开发的限制性差异;根据目前黄河流域存在的突出问题和独特的“自然—人文”特征,提出面向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生态保护与国土空间利用策略;实施黄河流域“水资源保护—绿色发展—文化传承”建设协同发展战略,开展黄河流域国家自然保护区保护、生态基础设施网络建设、绿色产业发展与特色文化传承战略部署,并制订相关引导政策与保障措施,为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提供支撑保障。     

皖江城市带国土空间利用效率与高质量发展的时空耦合

国土空间利用效率是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质量的指示要素,与高质量发展的时空耦合关系对推进区域协同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在主体功能区划基础上,综合应用超效率模型、空间分类、空间自相关和耦合协调模型,揭示皖江城市带2011—2019年国土空间利用效率和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关系。结果表明：（1）皖江城市带重点开发区的国土空间利用效率明显大于重点生态功能区和国家农产品主产区,年度差距呈现重点开发区>国家农产品主产区>重点生态功能区的时序分异格局。（2）国土空间利用高效率区集中分布在芜湖周围,且高值集聚现象逐渐被打散,一般效率区主要分布在安庆和池州辖区内,低效率区逐渐向北迁移,覆盖滁州等地。（3）国土空间利用效率与高质量发展的全局空间相关作用由负转正,局部空间关联主要以显著HH区和显著LL区为主,显著HH区主要分布在皖江城市带的东南地带,显著LL区集中分布在北部地区,集聚范围有所扩大。（4）国土空间利用效率和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水平逐渐提升,城镇空间的耦合协调度趋向低度协调,农业空间由高度磨合向高度协调过渡,生态空间逐渐转向低度协调,综合水平的耦合协调度始终较高。     

南极旅游资源分类及空间分布特征

南极地区以其独特的旅游资源吸引了越来越多人的注意,近年来赴南极旅游的游客人数快速增长。但国内外对南极旅游资源的研究却相对滞后,对其分类和评价研究几乎处于空白状态。本文对南极旅游资源的分类及空间分布特征进行了初步研究,并对我国南极旅游业发展提出建议,以期为南极旅游资源的评价、开发与保护提供参考。结果表明：南极地区已开展实质性旅游活动的主要旅游资源单体共558个,按属性可分为8个主类、18个亚类和30个基本类型,自然资源类型丰富,水域景观占比较大;旅游资源的空间分布不均衡,在南极半岛西北部格雷厄姆地沿海及附近岛屿、罗斯海周边岛屿及大陆形成了两个高密度集聚区;气候环境条件和旅游资源的可达性是影响该地区旅游资源空间分布的重要因素;与我国相关的南极旅游资源较少,中国在南极旅游开发中的参与度和成熟度也相对较低,未来应尽快摸清南极旅游资源状况,加强南极旅游影响研究,推动我国南极旅游发展。     

水陆交错生态脆弱带景观格局时空变化分析——以洞庭湖区为例

应用3个时期航空遥感图像为基本信息源,在Arc/Info系统的支持下,建立空间信息库,应用景观破碎度、分维数、优势度、多样性指数、均匀性指数等指标,对洞庭湖区景观空间格局的时空演变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水陆景观之间的交替变化显著,耕地面积减少最多,达30608hm₂,水域面积增加最多,净增48978hm₂。20a来整个区域的景观破碎度加重,多样性增加,优势度下降。进一步具体分析各景观类型发现,耕地、草地、居住建设用地的破碎度和分离度1980～1990年间表现为增加,1990～2000年则表现为减少,表明湖区的自然保护区建设和退田还湖、移民建镇政策已初显成效。由于受泥沙淤积和退田还湖的影响,20a中水域景观的分布质心整体上移动了2.31km,向东南偏离了53.87°。     

大都市郊野乡村多功能评价及其空间布局——以上海89个郊野镇为例

客观评价大都市郊野乡村多功能及空间布局特征,是分类制订精细化乡村振兴策略的关键之一。通过构建大都市郊野乡村“生态环境—休闲文化—农业生产—经济发展—生活保障”多功能评价方法,使用多源空间数据、统计数据及调查数据,评价上海郊野89个镇的多功能值,提出镇域多功能发展类型及空间布局特征。结果表明：（1）上海市89个镇多功能发展存在显著差异。各项功能按照均值排序为生态环境（0.7674）>经济发展（0.6054）>农业生产（0.5882）>生活保障（0.5238）>休闲文化（0.2525）;（2）生态环境高值区域主要分布在崇明岛、青浦西部和奉贤南部,农业生产高值区主要位于浦东南部、奉贤及金山、崇明南部和青浦,经济发展高值区主要位于中心城周边和新城周边区域的28个镇,生活保障低值区主要位于紧邻中心城与最偏远区域两类共29个镇,休闲文化高值区主要位于与中心城距离最偏远的松江、青浦、金山;（3）郊野镇多功能发展可划分为高均衡型、低均衡型和非均衡—混合发展型、非均衡—传统维持型和非均衡—城市化型共五种模式,仅浦江镇等10个镇为多功能高均衡发展模式,占11.24%。论文建立的评价方法及研究结论可为探索精细化都市郊野乡村振兴政策提供理论依据。     

环境规制、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生态资本利用的空间关系——以北部湾经济区为例

生态资本利用的空间关系影响区域可持续发展。以北部湾经济区2006—2019年面板数据为例,构建空间杜宾模型研究环境规制、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生态资本利用的空间关系,结论如下：（1）环境规制、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生态资本构成三E系统。（2）生态资本利用存在显著空间正自相关关系。（3）生态资本供需、流量利用及存量占用与环境规制显著空间正相关,环境规制抑制了存量占用及资本供需和流量利用水平;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显著空间正相关,经济高质量发展显著提高了资本供给需求与流量利用,也增大了存量占用。（4）交互效应显著抑制了两者对资本供需与流量利用的影响、抑制了环境规制对存量占用的影响,也促进了经济高质量发展对存量占用的影响。研究结论对区域生态资本管控有实际意义。     

新时代的旅游资源研究：保护利用与创新发展——旅游地理青年学者笔谈

当前,我国已经全面进入大众旅游时代,旅游业持续领跑宏观经济,并成为带动区域发展的支柱产业。旅游资源是传统旅游业的发展基础,我国是旅游资源大国,处理好旅游资源保护与利用的关系、实现创新发展是旅游资源研究的关键。来自旅游地理研究领域的16位青年学者,以笔谈方式探讨了新时期、新阶段下旅游资源保护与利用的基本思路,从旅游发展的新特征、资源价值的新认知、开发与保护的新方式以及针对专项资源的保护开发的新对策等方面重新定义新时代旅游资源研究的重点,核心观点整理如下：（1）随着旅游业的发展,大众旅游方式变化推动旅游产业革新,旅游资源的内涵也相应不断丰富。新时代旅游资源的重构、泛化和组合的变化需要重新对旅游资源进行识别、划分和评价,未来资源仍是旅游产业发展的基础,需要合理认知旅游资源的新特征和新价值。（2）新时代,传统资源开发的条件趋严,坚守生态底线是发展的基础。从供给端看,资源转化为产品的过程中,要尊重市场规律,面向游客新需求,以深入挖掘文化内涵为重点,借助科技新手段,创新资源开发新模式,推出受游客欢迎的旅游产品,从而激发旅游资源的市场价值属性,推动区域旅游产业升级,实现资源、资本、资产的可持续发展。（3）从需求端看,捕捉客群变化特征,构建社会规范和文明旅游新方式,从多方面引导游客主动保护旅游资源的行为,从而形成推动旅游资源保护和开发协调的新思路。（4）旅游资源的类型丰富,决定了旅游资源保护与开发方式的多样化：针对乡村旅游资源,要在资源评估的基础上,重新认识其新价值,在乡村振兴战略的引领下,因地制宜,以产业集聚为突破,重视乡村社区利益,推动乡村旅游资源的创新利用和可持续发展;针对农业文化遗产资源,在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活态利用,构建多方参与的新机制;针对人文旅游资源,需要挖掘人文旅游资源本真性,融入传统文化,促进文化传承与旅游产业的互动发展;针对山地民族旅游资源,在时代价值重新认知的基础上要重视其地域系统的独特性,基于人地关系整体化保护与开发;针对民宿旅游,重视其转化农村闲置资源的重要功能,强化生态保护,构建民宿旅游集聚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