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转型升级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互动关系——基于中国116个地级资源型城市的实证研究

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是推进我国资源型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但是,产业转型升级能否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在学术界一直存在争论。以2003— 2018年中国116个地级资源型城市为对象,分析了产业转型升级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演化特征和互动关系。结果表明：（1）56.9%的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升级并不理想,处于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不同步或双低的状态;有57.8%的资源型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实现了正增长,但仍有一些资源型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缓慢,主要是因为技术效率未得到有效改善。（2）PVAR模型和脉冲响应估计结果表明,资源型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滞后期对其自身的影响存在负向作用。同时,资源型城市长期的传导路径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受到反映产业结构合理化的泰尔指数的负向冲击后,对产业结构高级化产生持续性的积极作用,之后,产业结构高级化不断对自身产生正向冲击作用。（3）通过方差分解预测可知,未来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产业结构高级化与合理化仍主要依赖自身发展路径。产业结构高级化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解释力高于产业结构合理化的解释力。随着期数的增加,产业结构高级化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相互解释力逐渐上升。     

环境信息披露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本文以中国2007~2016年沪深两市上市企业面板数据为样本,基于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探讨环境信息披露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路径和传导机制.研究发现,环境信息披露有助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其影响系数平均值为0.173,且在通过PSM检验、缓解内生性、解决样本自选择问题等多种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仍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其主要传导路径来源于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和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而企业综合竞争力并未表现出明显的中介效应.异质性分析显示,其促进作用仅表现在东部地区、非国有企业、高污染行业和高竞争行业.本研究为量化环境信息披露对企业影响机制提供经验证据,为扩大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实施范围提供启示.     

双重环境规制下政府经济竞争对绿色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利用我国2008~2018年27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基于EBM模型与GML指数测度并分析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在此基础上系统分析双重环境规制下政府经济竞争与GTFP间存在的非线性关系.结果发现：绿色技术进步是中国GTFP增长的主要引擎,但各地区的驱动力不尽相同;政府经济竞争对GTFP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并存在隐性规制的单门槛效应,但地区间存在差异,西部和东北地区存在隐性规制单门槛,而东部地区门槛效应不显著;外商直接投资和科技投入支出均造成辖区内GTFP损失,产业结构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环境问题,但存在区域异质性.     

“双碳”目标约束下农作物种植结构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以陕西省为例

在“双碳”目标的约束下，探究农作物种植结构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程度能够有效促进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基于2000—2019年陕西省10个地市的面板数据，运用方向距离函数和Global 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对“双碳”目标约束下的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算，采用Tobit回归模型分析农作物种植结构变化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因子，并探讨影响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其他潜在因素。研究表明：陕西省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在“双碳”目标的约束下，总体有所提升，但各地市间存在地区差异性；粮食作物种植面积的增长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农户生计保障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农业机械化水平和自然环境条件均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的负向作用。优化农作物种植结构、减少农业碳排放量以及提升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是全面促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     

新常态下中国绿色增长:概念、行动与路径

绿色增长被认为是可以推动经济增长、改善环境可持续性、促进社会包容平衡发展的引擎和动力。在环境与发展的新常态下,绿色增长实际上是新常态下解决环境与发展问题的内生要求。中国要实现绿色增长,首先需要调整宏观经济和产业结构;其次需要整个经济链和产业链的绿化;三是需要通过创新驱动绿色增长,通过绿色投资,依靠技术和制度的创新和改进驱动实现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和集约增长。     

环境规制影响资源型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途径与政策建议

环境规制对资源型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是否具有推动作用,通过何种路径驱动以及是否存在城市类型异质性有待进一步理清。本文选取2004—2019年中国113座资源型城市的面板数据,利用非径向、非角度的SBM模型与GML指数对资源型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算,随后通过构建多重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科技创新、外商直接投资和产业结构优化在环境规制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传导机制及其在城市类型间的异质性。研究表明：（1）从全样本回归结果看,环境规制对资源型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系数显著为正,产业结构优化和外商直接投资均发挥了显著的正向中介效应,而科技创新表现为间接抑制作用;在非资源型城市中,三类中介效应均不显著。（2）类型异质性检验显示,科技创新在成长型、成熟型城市中发挥了正向中介效应,在再生型城市中表现为间接抑制作用;外商直接投资在衰退型城市中的中介效应值为正,而在再生型城市中表现为负向中介效应;产业结构优化在成长型与成熟型城市中发挥了正向中介效应。（3）对比中介效应结果表明,全样本回归时,产业结构优化、外商直接投资和科技创新的中介效应梯次递减,产业结构优化的中介效应占比接近80%,环境规制的...     

新常态下中国绿色增长:机遇和挑战

在环境与发展新常态下,中国实现绿色增长既面临众多挑战,也迎来重要机遇。中国应抓住机遇,加速推动绿色增长。一是在国家层面释放更为明确的推动绿色增长的信号;二是优化区域布局;三是通过技术和制度创新实现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四是大力推动城镇绿色化、工业智能化、农业生态化进程;五是在涉及绿色增长的关键部门加强各项配套政策措施;六是构建有利于绿色增长的财税金融政策体系;七是大力培育绿色消费市场,加快绿色科技创新和应用;八是促进环境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推动环境管理转型;九是发挥社会公众在推动绿色增长中的力量和主体作用。     

经济转型视角下中国工业行业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及增长动力分析

从工业行业存在技术异质特征出发,在全局DEA分析框架下,应用共同前沿理论的MML生产率指数,测度了2001~2012年我国工业行业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动态变化及分解构成,并采用动态GMM估计方法对其增长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 2001~2012年36个工业行业的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率为2.3%,工业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主要源于技术进步与规模效率的提升.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呈现清洁型生产行业、中污染生产行业、污染密集型行业依次递减的发展格局,群组间技术差异整体上呈现缩减趋势;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烟草制品业是推动前沿面扩张的主力行业;增长动力分析显示,工业行业存在投入要素利用的规模经济,工业行业“国退民进”的产权改革与能源结构调整有利于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资本深化对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影响微弱,FDI抑制了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行业集中度与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存在“倒U”型关系,不同群组的技术异质性导致了对环境全要素生产率产生不同影响.     

中国城市绿色金融及其影响因素——以绿色债券为例

绿色金融是金融创新的重点,旨在调控资本供给,实现环境向好发展。以绿色债券为例,基于2016—2019年中国142个地级以上城市,使用面板数据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探讨政策激励、金融基础、环境污染对绿色金融的影响。结果显示：（1）中西部地区引入绿色金融的城市数目较多,东部地区是绿色金融规模增长的承载区域。（2）政策激励和金融基础显著提升绿色金融规模,而环境污染起到抑制作用。（3）不同区域的政策措施都能与金融基础协同,促成绿色金融发展。仅在东部地区,政策激励能够缓和环境污染的负面影响。研究表明,绿色金融的发展模式存在区域差异,东部地区是在政策激励和金融基础推动下的顺势转型,中西部地区则需应对环境污染造成的阻力。     

区块链如何推动制造业绿色发展？——基于环保重点城市的准自然实验

通过构造不同所有制企业应用区块链技术情形下的目标函数与行为动机模型,分析区块链发展水平对制造业数字化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机制,并以区块链产业兴起为准自然实验,利用双重差分法基于2003~2017年我国93个环保重点城市的面板数据系统评估区块链技术对制造业绿色发展的影响.研究表明,区块链的应用能够倒逼企业实现以效率提高为特征的绿色转型,二氧化硫排放量和治污成本分别降低26%和17%,并且在使用了工具变量、三重差分、PSM-DID、安慰剂等多种方法进行检验后结论依然稳健.此外,中介效应分析显示当前阶段绿色技术创新对制造业绿色发展的促进作用优于数字化全要素生产率和能源利用效率.最后,基于企业所有权特征的异质性分析显示国有区块链企业在促进制造业绿色转型中的表现优于非国有企业,而基于城市特征的异质性分析发现区块链企业对二产占比高和单位GDP能耗高的城市制造业转型促进效应更强.本文丰富了区块链应用与实体经济发展领域内的理论研究,有助于更全面的认识数字经济影响我国制造业绿色发展的作用机制,为更加科学与精准制定区块链发展战略提供了政策启示.     

资源型城市碳排放效率评价及其政策启示

基于资源型城市面临经济转型与节能减排的双重压力,本文采用三阶段超效率SBM模型,实证测度了2004—2019年中国114个资源型城市碳排放效率,并利用Dagum基尼系数、核密度估计、QAP回归分析等方法对效率差异、时空演变以及差异来源进行探讨。研究表明：（1）剔除环境因素和随机干扰后,资源型城市碳排放效率均值降至0.230,但整体呈现上升趋势。（2）碳排放效率高值区集中于再生型与成熟型城市,分布较为分散;低值区则主要为成长型与衰退型城市,并于东北、中部等地区呈现集聚性特征。（3）资源型城市碳排放效率差异较大,其中,组间差异贡献率最高,但呈现下降趋势;再生型和成熟型城市组内差异相对稳定,成长型和衰退型城市组内差异逐渐扩大。（4）人口密度、居民可支配收入和规模企业数量差异会显著扩大资源型城市碳排放效率差异,而且人口密度、人口结构以及居民可支配收入差异对不同类型资源型城市碳排放效率差异呈现显著的异质性影响。基于分析结果,本文提出三点政策启示：一是依据资源型城市类型,采取因地制宜的减排方案;二是增加低碳创新投入,促进产业绿色转型;三是推广绿色消费方式,加强居民端减排。     

绿色金融改革政策的碳减排效应

以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政策为例,基于2013~2019年间我国280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法识别绿色金融改革政策是否具有碳减排效应以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绿色金融改革政策具有显著碳减排效应（平均值为-0.375）,且呈现逐年递增.机制分析发现,绿色金融改革政策主要通过降低能源消耗强度、提升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发挥碳减排效应.此外,绿色金融改革政策具有正向溢出效应,绿色金融改革政策的碳减排效应会辐射到试点区域的周边地区.但绿色金融改革政策并未发挥多污染物减排协同效应.基于此,本文提出了扩大改革试验区范围、加大对绿色金融主体的激励和引导以及发挥绿色金融政策协同效应等政策建议.     

广东省产业绿色发展的空间格局及影响因素分析

产业绿色发展对构建高效低耗、绿色循环发展的产业体系、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从产业绿色增长度、资源环境承载力和政府政策支撑力三个维度构建广东省产业绿色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值法,测度了2005-2015年广东省及各市产业绿色发展综合水平,并运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剖析了广东省各市产业绿色发展的空间关联特征,在此基础上采用空间误差模型对广东省产业绿色发展水平的影响因素进行探讨。结果表明：（1）从总体水平看,广东省产业绿色发展综合水平基本呈现持续增长态势;（2）从空间分布看,其总体水平的空间格局呈现“核心—边缘”状,高水平主要集聚在珠三角,而中低水平主要分布在珠三角外围地区;（3）从空间演化看,2005-2015年广东省各市的产业绿色发展水平空间差异略有扩大,但总体格局保持相对稳定;（4）从空间关联特征看,广东省各市产业绿色发展水平的空间分布集聚格局基本稳定,珠三角城市处于高值集聚的热点地区,外围地区的东翼和北部山区部分城市处于低值集聚的冷点地区;（5）空间误差模型结果显示全球化、市场化、居民收入水平、政府调控和科技水平均对广东省产业绿色发展水平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城镇化对产业绿色发展的影响不显著。     

中国政府环境信息公开实施效果评价

环境信息公开是国际上公认的新一代环境治理手段,也是我国建设＂阳光政府＂的基本要求.在《环境信息公开办法》实施2 a后,针对31个省级、5个计划单列市和27个省会城市环境保护局落实环境信息公开的制度和行动进行调查分析,通过资料调查、实际公开申请和深入访谈,全面评估政府环境信息公开办法实施的有效性,以期为该办法的进一步完善...     

强可持续理念下绿色创新效率与生态福利绩效耦合协调的时空特征

从强可持续理念出发,基于改进的SFA模型对中国2004-2015年30个省份的绿色创新效率及生态福利绩效值进行测度,结合耦合协调度模型对两系统的耦合协调度进行分析,同时考虑其空间特征及演变规律。结果表明：（1）中国生态福利绩效值在空间上已形成由北京—浙江—广东—陕西构成的四角极点支撑,并不断向沿线地区辐射。（2）2004-2015年两系统的耦合度均值C∈[0.666, 0.680],整体处于较高强度耦合阶段,而协调度均值则整体处于初级协调阶段 （D∈[0.512, 0.565]）,未来仍有较大的优化空间。（3）从空间格局上看,地区间的耦合协调度差距显著,高值区（中高级协调）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且已形成由广东—浙江两个高级协调发展极核辐射的“U”型发展轴带;初级协调阶段的地区连片扩张趋势明显。相比较而言,西北地区仍处于中国绿色创新效率与生态福利绩效耦合协调的最后梯队,受周边地区辐射影响较小,增速缓慢。     

环境规制对长三角城市绿色发展的影响——基于技术创新的作用路径分析

环境规制与绿色发展的关系及其作用机制是复杂且有争议的议题。基于长三角4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2003—2018年的面板数据,首先科学构建绿色发展水平测度的指标体系,计算各城市的绿色发展水平及空间动态演变;其次,借鉴可拓展随机性的环境影响评估模型（STIRPAT）,构建面板计量模型,深入探究环境规制对城市绿色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1）长三角地区环境规制和绿色发展水平均呈上升趋势,但区域差异显著,绿色发展水平从东南向西北,呈现圈层式递减态势,而环境规制强度重心经历了由东南向西北转移的演变。（2）总体上,环境规制显著影响城市绿色发展,两者间存在倒“U”型关系,即过强的环境规制会抑制城市绿色发展水平的提升。（3）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之间存在紧密的联动关系,即环境规制主要通过技术创新这一中介路径促进城市绿色发展转型,其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约为50.1%。因此,在推动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应该根据城市绿色发展效率来制定本地的环境规制,并重视提升本地的技术创新水平,进而实现城市绿色发展转型的目标。     

中国省际间对内开放对驱动工业绿色创新空间趋同的影响

针对我国省际间对内开放度不平衡发展下工业绿色创新可能存在的地区异质性及空间趋同性,构建对内开放度评价指标体系,利用组合评价方法对30个省级单位的对内开放度进行了综合评价,并通过基尼系数等变异指标比较省际间对内开放度的地区差异,利用2005~2014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建立空间计量模型检验了省际间对内开放度约束下工业绿色创新的空间趋同性.研究发现：我国省际间对内开放度在时间维度上表现出增加-降低的发展特点,而空间维度上存在东高西低的地区异质性特征.其中,东部地区间对内开放度的内部差异最大,西部次之,中部最小.我国整体及东部地区省际间工业绿色创新的分散离散程度将随时间推移而变化,但中西部地区工业绿色创新波动较大,尚需进一步调整改善;我国整体及东中西部地区工业绿色创新均会随时间推移达到一致的长期均衡,并且其邻近地区因经济发展情况、技术环境、研发水平等特征相似而呈现出的长期相互趋同.加速省际间对内开放、提高经济发展水平、适当放宽环境管制政策是促进我国整体和东部地区工业绿色创新能力提升的重要因素;提高经济发展水平和科学适宜的环境管制强度是促进中部和西部地区工业绿色创新能力提升的重要因素.省际间对内开放度的地区异质性来源及省际间对内开放约束下工业绿色创新的空间趋同情况,有利于我国在新经济形势下缩小省际间对内开放差异、加速对内开放,进一步提升工业绿色创新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