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碳排放空间相关与空间溢出效应研究

论文利用空间相关模型与空间溢出模型,结合全国30个省区面板数据分析我国碳排放强度与人均碳排放的空间效应关系,研究结果表明：2000—2010年间,碳排放强度局部范围内具有较高的空间相关性,“冷点”区与“热点”区空间格局相对稳定;人均碳排放强度局部范围内空间相关性较低,没有出现显著的“凸点”和“凹点”现象;碳排放强度溢出效应显著区域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经济发达省区与中西部传统能源产品输出省区,人均碳排放溢出效应显著的区域主要集中在环渤海与长三角城市群聚集的省区,中部（两湖、徽、赣）和云贵高原的人均碳排放存在一定集聚效应,但东部沿海经济发达省区碳排放强度和人均碳排放与其各自省区碳排放占全国份额的发散效应显著,而中西部地区能源产品输出省份与其各自省区所占份额的收敛效应显著。     

中国森林生态安全空间关联的网络特征及其驱动机制

提高森林生态安全的整体水平,是生态文明建设和林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在对2009—2018年中国省际森林生态安全进行定量测度的基础上,利用修正的引力模型计算省际间的空间关联关系,并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探究其网络特征及驱动机制。结果表明：（1）中国森林生态安全的空间关联网络整体具有较好的通达性和显著的等级性,但关联强度和稳定性较低。（2）中国森林生态安全空间关联网络呈现出明显的“中心—外围”格局,山东、河南、湖北、湖南等省份处于网络中心位置,发挥重要的中介作用。（3）中国森林生态安全的空间关联网络可划分为经纪人、净溢出、净受益、双向溢出四个板块,并呈现板块内集聚为主、板块间关联为辅的空间关联特征。（4）经济发展差异、林业产业结构差异、城镇化水平差异、林业生态建设投入差异、森林资源禀赋差异对中国森林生态安全空间关联网络的形成具有弱负向的驱动作用,地理邻接关系对其具有强正向的驱动作用。     

合福高铁沿线旅游地合作网络与模式

高铁开通带来显著的“时空压缩”效应,对沿线旅游地之间的合作关系与模式产生重要影响。以合福高铁为例,运用社会网络、空间分析、描述统计等研究方法及Ucinet、GIS、SPSS、Excel等软件,研究合福高铁沿线旅游地之间的合作网络与模式。结果表明：（1）合福高铁开通后,旅游者对沿线旅游地的认知程度、同游意愿、重游意愿提升,不同旅游地之间的合作关系增强,合作网络中形成显著的核心—边缘结构,沿线旅游地之间的合作网络密集,并通过与其他旅游地相互联结形成合作关系较强、影响力较大的高铁沿线旅游区“组团”。（2）高铁沿线城市间的旅游流流量较大,具备稳定的二方关系和三方关系,形成了“旅游核心+旅游核心”“旅游核心+交通核心”“旅游核心+换乘中心”三种典型合作模式,三种合作模式呈现“强强联合”的特征,并带来显著的“马太效应”“过滤效应”和“溢出效应”。（3）高铁开通为沿线旅游地建立合作关系提供了重要契机,合作发展成为未来的重要趋势,针对当前的合作模式应制定多种发展策略,建立旅游地之间更加广泛、深入的合作关系,实现沿线旅游地的联动发展。研究成果对于丰富中国高铁旅游的研究内容,揭示高铁沿线旅游地的合作网络及典型模式,探讨社会网络、空间分析等研究方法在旅游地合作关系研究中的应用,制定高铁沿线区域旅游发展策略具有一定启示意义。     

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空间分异及形成机理

探索20世纪建筑遗产空间分异特征与形成机理,对于提高建筑遗产的保护水平有重要意义。以396处20世纪建筑遗产为研究对象,通过标准差椭圆、重心分析、Voronoi图等空间分析方法,研究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空间分异及演变特征,并运用地理探测器模型深入剖析其形成机理。研究发现：（1）从整体分异格局及演变来看,20世纪建筑遗产空间分布呈凝聚状,省域层面呈高富集区“一枝独秀”、中富集区“东部零星”、一般富集区和低富集区“两带两块”的特征;市域层面呈“断崖式”数量差异、“梯度化”等级差异、“众星捧月”空间分异特征;重心呈“先北后南”移动趋势,东西向移动较微小,集聚程度呈由强变弱趋势,集聚点数量呈递减趋势。（2）从类型分异格局及演变来看,20世纪建筑遗产可分为六大主类和16个亚类。其中,科教文卫体类、商政办公类和纪念性类遗产数量居多,且分别呈“两核分散”“东部三核、中部团状零星”“两核一环多点”空间分布特征;同时,不同类型建筑遗产分布演变特征差异明显。（3）20世纪建筑遗产空间分布格局是由区域地位、文化与教育、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对外联系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历史文化底蕴因子的影响最大。     

国家中心城市共享住宿的时空分布及影响因素——基于DBSCAN算法的分析

共享住宿的兴起是城市旅游服务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推动力,科学认识其时空格局及驱动因素对城市旅游发展意义重大。通过Airbnb网站获取我国九个国家中心城市的共享住宿房源信息,运用标准差椭圆,DBSCAN聚类算法等空间分析方法分析房源的时空演变格局,并借助地理探测器探讨房源空间分布格局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2015—2017年,国家中心城市共享住宿的空间格局变化较快,整体处于快速发展期,2017—2019年,空间格局趋于稳定,整体处于稳步增长期;（2）国家中心城市共享住宿的发展具有时空依赖性,聚类中心随时间均不断增加,多数城市的共享住宿逐步向城市四周扩展,东中西三个区域之间聚类中心的时空差异明显;（3）从发展方向和高级别聚类中心数量来看,国家中心城市共享住宿的发展方向存在四周型和“单—多”方向主导型以及“0-1”“X-1”“1-X”三种演变模式;（4）商业、交通、人口等指标因素对国家中心城市共享住宿的空间格局产生较大影响,各区域之间及各城市之间影响因素的作用强度和显著性存在明显差异,其中餐饮、休闲娱乐、购物、住宅小区等成为驱动共享住宿空间格局形成的主要影响因素。     

“流空间”视域下淮海经济区城乡融合发展驱动机制

从要素流动多维重构淮海经济区城乡融合评价体系,以动态耦合协调度模型测度城乡融合水平并分析其时空分异规律,最后从“流空间”视角探索城乡融合发展驱动机制。结果表明：（1）研究区城乡融合水平整体较低但趋势向好,其正向空间关联和局域内向集聚特征明显。（2）流空间视角下区域呈多中心网络结构,且在人流和资金流下相对紧密,而物流和信息流下“核—辐”结构突出。（3）推动核心区集聚效应转向扩散效应,发挥各城市节点比较优势,合理调节要素流动强度、方向和质量,并在实施地方和国家政策时配套相关制度,方能实现淮海经济区城乡融合“量”“质”同升。     

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的动态演进及其驱动机制

重构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指标体系,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空间马尔可夫链以及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分析了2005—2017年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耦合协调水平、时空分异格局、空间动态演进以及驱动机制。研究发现：（1）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耦合协调度呈现“东部高、西南低”的分布特征,中级协调区域逐步向中部扩散,高级协调区域数量不断增加;高级协调类型省（市、自治区）中“乡村振兴滞后型”占大多数,初级协调和濒临失调类型省（市、自治区）中“新型城镇化发展滞后型”居多。（2）耦合协调度的动态演进呈现维持原有状态稳定性的特征,较难实现跨越式转移,处于高级协调阶段的省（市、自治区）存在“俱乐部趋同”现象。向上转移的省（市、自治区）主要集中在中部,向下调整的以北方省（市、自治区）居多;耦合协调较高的省（市、自治区）对邻近省（市、自治区）具有正向溢出效应,而耦合协调度低的省（市、自治区）对周围产生负向效应,且这种影响是不对称的。（3）影响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度变化的驱动力空间差异显著,表现出层级带状分布的发展态势。政府驱动、投资驱动、人口驱动呈现南北层级带状分布。消费驱动、收入驱动、产业驱动呈现东西层级带状分布。     

长江三角洲创新发展空间溢出效应的测度与分解

一体化深化背景下,准确把握城市群创新互动关系,对于推动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空间溢出是创新发展互动关系重要体现之一,基于城市尺度数据、空间计量方法,对长江三角洲创新发展空间溢出效应进行多角度研究。主要结论如下：（1）城市创新发展存在显著为正的空间溢出效应,创新人才、资金投入、经济发展、交通设施和对外开放等都是创新发展重要驱动因素,但不同因素空间溢出效应存在差异。（2）不同区域、不同时期对比发现,创新发展空间溢出效应存在显著差异,如区域对比核心区时间演变明显增强等。（3）空间溢出效应随距离增加呈现“倒U型”演变趋势,且这一效应在325 km处最大,而后空间溢出效应的缓慢波动下降与中心城市相对均衡分布有关。本文为识别城市创新发展互动关系提供了新视角,对推动城市群创新发展、一体化深化等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生态文明视角下喀斯特地区“双评价”研究——以生态敏感区宁远县为例

精简“双评价”流程、融合评价机制,基于生态文明视角构建具有喀斯特地区特色的指标体系,刻画国土空间开发与保护格局特征,对于生态敏感脆弱区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分别从生态、农业与建设三个视角构建指标体系,将资源环境承载力和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评价指标整合,从国土的用途功能出发,提供一个全新的评价思路,测算宁远县国土对于不同功能的适宜程度。结果表明：（1）宁远县生态保护重要性总体较高,不同等级、地区空间集聚和分异特征明显,呈南北两侧高、中部和西部偏低的分布格局,需重点加强南北两侧生态空间的保护力度,满足国家提倡的生态文明建设要求;（2）农业生产适宜性总体较低,适宜生产区域主要以城区中心分割线为轴带,呈东、西两侧对称分布格局,和生态保护空间存在一定冲突,需合理优化农业生产结构和布局,保障区域粮食和生态的“双安全”;（3）建设开发适宜性总体上较低,中心外围分布格局特征显著,以中心城区为核心并向四周辐射递减,需节约集约利用国土资源,适当调整和转变发展利用方式,协调“三生空间”关系;（4）以中心县城为核心,“三环带放射式”的国土开发与保护空间格局特征明显,建设—农业—生态空间呈“同心圆”圈层结构分布;（5）多宜、双宜、单宜与不宜空间面积依次为36672.67 hm²、32276.11 hm²、181022 hm²、175.46 hm²,分别占宁远县国土的14.66%、12.90%、72.37%、0.07%。从生态文明视角开展喀斯特地区“双评价”研究,更为精细地摸清特殊地貌的国土基数与空间基底,提升了国土空间规划的科学性与操作性,可为其他喀斯特生态脆弱区域“双评价”工作开展提供科学支撑。     

中国旅游业绿色发展效率时空演变特征及影响机理

绿色发展是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旅游业奉行以人为本、生态至上和全面发展的新价值观。在梳理旅游业绿色发展概念及内涵基础上,构建旅游业绿色发展效率评价体系,运用SBM-Undersirable模型、核密度估计、空间马尔科夫链等方法,探讨2008—2018年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旅游业绿色发展效率（TGDE）时空演化特征及影响机理。研究发现：（1）时间和空间变化方面,TGDE总体处于中等偏下水平,时间上呈“W”型变化形态,“下降—上升—调整”阶段特征显著;空间呈“东—中—西”递减分布,内部差异为西部地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低、中、高效率由“金字塔”向“菱形”结构转变,高效率地区集中于东部沿海,中等效率多分布于中西部地区,低效率位于胡焕庸线两侧。（2）动态演进方面,TGDE始终存在两极分化现象,但区域协调性逐步增强,具有较强平稳性,难以实现跨越式发展,空间向上转移省份比较集中,以中西部为主,向下调整省份较少,且存在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溢出影响具有不对称性。（3）影响机理方面,总体上,经济水平、产业结构、政府规制、教育水平和旅游资源影响因子与TGDE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对外开放程度的作用不显著,但各因子的影响程度、作用机理及条件具有较强地域性。     

中国生态福利绩效空间关联网络演变特征与形成机制

在定量测度生态福利绩效基础上,借助修正的引力模型和社会网络分析方法,研究了中国生态福利绩效空间关联网络演变特征与形成机制。研究发现：（1）中国生态福利绩效空间关联网络呈现“东密西疏”的空间分异规律,关联网络有“扁平化”发展趋势,网络稳定性亟待提升。（2）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处于网络核心位置,具有较强的溢出效应,东北、西北和西南地区处于边缘位置,贵州和甘肃是联系西南和西北省区的关键节点,生态福利绩效在省际间的传输多通过南部省区的中介作用实现。（3）北京、天津和上海构成净溢出板块,珠三角和江浙地区属经纪人板块,长江中下游及西南地区为净溢出板块,东北、黄河中下游及西北地区构成双向溢出板块。（4）资源禀赋差异、市场调节、政府宏观调控和科学技术推动是空间关联网络演变的主要驱动机制。研究成果可为推动生态福利绩效的跨区域协同提升提供参考依据。     

精准扶贫与生态补偿的对接机制及典型途径——基于林业的案例分析

生态补偿是我国生态建设、环境保护领域的一项重要政策,精准扶贫是我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确保贫困人口如期脱贫的重要举措,两者在客体、主体、载体、标准、方式及途径等方面存在对接点。国家提出“通过生态补偿脱贫一批”,各区域也结合实际情况,将生态补偿与精准扶贫相结合开展了相关工作。当前,中国精准扶贫与生态补偿的对接途径主要有贫困人口与生态补偿对象、扶贫地域与生态补偿地区、产业扶贫与生态补偿措施、贫困程度与生态补偿标准、扶贫政策与生态补偿需求等方面的对接,各有其内涵及特征。为进一步促进精准扶贫与生态补偿的对接发展,可从加强理论研究、明晰对接方向及重点、夯实公众基础、创新发展途径等方面采取措施。     

耕地转出对农民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及其区域差异分析

关注耕地转出行为对农户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对于农民家庭的持久脱贫及农村反贫困政策的制定意义重大。基于CFPS两期全国整合样本的面板数据,在对农户贫困脆弱性进行测算的基础上,运用倍差法、OLS模型及倾向得分匹配倍差法,实证检验耕地转出对农民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及其区域差异。结果表明：（1）耕地转出行为的发生降低了农户的贫困脆弱性,是一种有效的扶贫手段,在帮助部分农户抵御收入风险上起到了积极作用;（2）耕地转出规模的扩大并未显著改善农户的贫困脆弱性状况;（3）控制变量也对农户贫困脆弱性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其中户主性别、户主年龄和家庭住房净资产显著正向影响农户的贫困脆弱性水平,而户主受教育程度、家庭劳动力数、健康状况、现金和存款数及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等变量显著负向影响农户的贫困脆弱性水平;（4）耕地转出行为对农民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呈现出一定的区域差异性,对东、中和东北地区农户贫困脆弱性的降低起到了显著促进作用,但对西部地区农户的减贫作用并不明显。     

贫困的“物以类聚”：中国的农村空间贫困陷阱及其识别

理解贫困陷阱及其成因是理解减贫机制,进而理解贫困治理的基础。早期的实证研究注重从收入的角度研究农村贫困,较新的研究开始关注“空间外部性”对农村贫困的影响。然而,要正确识别农村的“贫困陷阱”,就需要对上述两个维度同时进行解释。鉴于此,运用中国县级层面的面板数据,从聚集与持久两个维度对中国的农村贫困陷阱进行了识别。研究结果表明：2006—2016年,中国农村的贫困空间格局几乎没有变化,并且贫困的空间分布与经济增长也并非是同步的,贫困县的分布主要与地形（坡度、海拔）因素有关;进一步研究还发现,中国的农村贫困具有持久性,贫困县收入存在低水平的均衡,贫困县与非贫困县之间存在收入的“俱乐部收敛”。本文揭示了空间外部性与农村贫困之间的关系,为正确评估经济发展与扶贫开发,合理制定区域反贫困瞄准机制提供了支持。     

论我国西部大开发战略中的旅游开发与贫困消除

大量调查研究表明,许多地区旅游资源的分布与贫困人口的分布是高度重叠的,尤其是那些区位偏远以及交通不便的地区,自然景观受人类活动干扰较小,自然生态系统保存较为完整,适合开发、发展生态旅游产业。因此,将旅游开发与扶贫有机结合应是消除贫困的最有效途径。论文针对这一问题论述了如下若干问题:其一,我国贫困县的分布与高品位生态旅游资源的分布高度重叠;其二,我国贫困县的分布与这些生态旅游资源的分布均在中西部地区,消除贫困与发展中西部旅游应是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三,旅游在扶贫方面的优势是其他任何产业所无可比拟的;其四,应着手构建中国PPT旅游(ProPoorTourism,即有利于贫困人口发展的旅游)战略以及发展PPT旅游的战略措施,以期尽快消除我国的贫困问题。     

城市群碳排放空间关联网络结构及其影响因素

基于社会网络分析(SNA)及二次分配(QAP)方法,利用珠江三角洲城市群2001~2019年地级市数据,探究珠江三角洲城市群碳排放空间关联性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珠江三角洲城市群碳排放空间相关性呈现出复杂的网络结构形态,空间关联的紧密程度呈现周期性变化,表现出“依政策波动”特征.碳排放空间关联网络呈现显著的“核心-边缘”分布模式,广州和深圳等经济发达城市处于网络核心,发挥“中介”和“桥梁”作用,惠州,江门等发展较为落后的城市处于网络边缘,对网络的控制和影响能力较为微弱.碳排放空间关联网络划分为“净受益”,“净溢出”,“双向溢出”和“经纪人”4个板块,各板块之间的联动效应显著.经济发展水平,能源利用效率,技术水平和环保力度差异的扩大促进了碳排放空间关联关系的形成.研究结果将有助于决策者为珠江三角洲城市群各城市界定减排责任和减排目标,制定更公平,更有针对性的城市群协同减排方案提供借鉴.     

基于贫困识别和精准帮扶的种植业产业效率——来自家庭微观数据的证据

产业帮扶是精准扶贫的重要内容,贫困识别及精准帮扶对扶贫产业效率的影响值得深入研究。基于重庆市石柱土家族自治县534个农户的调研数据,运用经典统计学分析框架检验了贫困识别和精准帮扶后村域之间及农户之间的种植业产业效率差异,并分析了差异形成的关键因素。结果表明：（1）贫困识别及精准帮扶显著促进了种植业产业效率的提高,贫困村的效率绝对值高于非贫困村,脱贫户的效率绝对值高于贫困户;（2）政策因素是造成贫困村与非贫困村、贫困户与脱贫户之间种植业效率差异显著的关键因素,其中,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及特色种植业对贫困村、脱贫户的影响尤为突出;（3）年龄对贫困地区种植业产业效率的影响呈现“U”型趋势,55~60岁属于产业效率提升的拐点;（4）高中及以上教育水平会促进种植业产业效率的提高,但农户仅具有不等年限的义务教育阶段受教育水平对其效率提升作用不明显。建议继续实施产业帮扶政策并建立绩效考核长效机制,确保贫困人口经济收入的稳步增长,缓解贫困村与非贫困村及贫困户与非贫困户间发展失衡的矛盾;提升贫困地区农业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水平可以提高扶贫产业效率。     

中国传统村落与贫困村的空间相关性及其影响因素

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公布的五批传统村落及“十二五”期间“整村推进”贫困村为对象,分析中国传统村落和贫困村的空间相关性,并探讨其与区域自然环境和社会经济因素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1）传统村落与贫困村的空间相关性方面,传统村落密度高—贫困村密度高的聚类区域主要分布在湖北、湖南、贵州以及广西的交界、山西北部,集中在连片特困山区。低—低类型区域主要集中在东北沿边、西北以及部分沿海地区,低—高类型区域集中在省际边界地区,高—低类型区域则主要分布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浙江和福建。（2）将传统村落密度低—贫困村密度低类作为参照,低—高类区域与交通可达性水平、地区经济发展显著负相关,与人口、气温、高程、坡度这几个变量显著正相关;说明传统村落密度低的区域,人口更多、交通可达性水平差、地区经济发展更差、自然条件更为恶劣（气温变化、坡度和高程增加,降水量少）地区,陷入贫困的风险也更高。（3）相对低—低类型区域,城镇化率与高—低类型区域显著正相关,说明当同时位于低密度贫困村区域时,传统村落密度更好的地区其城镇化率也更高,城镇化进程没有严重冲击传统村落的保护;高—高类区域与交通可达性水平、人口呈显著负相关。（4）不同坡度、气温、降水量对传统村落与贫困村分布空间相关性的影响情况均有所不同,因此有必要因地制宜制定传统村落扶贫开发策略。研究成果可为我国基于传统村落保护和开发的乡村振兴提供一定的对象指引支撑。     

区域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水平与旅游扶贫效率耦合关系——以武陵山片区为例

以武陵山片区42个国家级贫困县（市、区）为案例地,综合运用SBM模型、改进的熵值法与耦合协调模型,揭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水平与旅游扶贫效率耦合协调关系的时空演化特征。结果表明:（1）武陵山片区整体及各分片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指数均呈波浪式变化,湖北片区、重庆片区以及武陵山片区整体的旅游扶贫效率呈上升态势,而湖南片区和贵州片区略有下降;（2）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水平与旅游扶贫效率不耦合、不协调的县域单元主要集中在武陵山片区中部,数量逐年减少,实现耦合和协调的县域数量显著增加并向边缘地带形成集聚态势;（3）不耦合失调（类型1）向耦合协调（类型2）转变是核心转变路径,促使类型2的地区数量显著增多,并逐渐在研究区域边缘形成带状分布。研究可为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跨越贫困陷阱提供参考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