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商直接投资与工业污染

基于传导机制,该文构建了外商直接投资与工业污染交互影响的分析框架,并利用1998-2005年中国30个省、直辖市的面板数据,使用联立方程和情景模拟的估计方法,分析了该传导机制及其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主要通过规模、结构和技术效应的直接传导机制以及收入和政策效应的间接传导机制对工业污染产生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加往往会促使工业污染减少:此外,工业外资在中国区位选择时的确将污染排放量视为重要的要素禀赋,这与"污染避难所"假说相符,但现实中,外资技术溢出效应是存在的,外资工业企业的技术水平往往高于内资工业企业,较高的新技术研发水平与较低的污染排放强度是对应的,这意味着外资企业"污染密集型逆转"现象是存在的.     

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是否促进了对外直接投资?

环境规制与跨国投资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作为重要的环境规制手段,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的推进标志着我国环境规制强度的增强。对外直接投资(OFDI)作为最典型的跨国经济活动之一,是中国走出去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与净额都呈现稳定的上升趋势,与此同时,环境规制强度也在不断提升。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是否受到国内环境规制加强的影响值得探讨,而2013年正式启动碳排放权交易试点为解决此问题提供了一个准自然实验场景。基于此,文章使用中国30个省级行政单位2010—2019年的面板数据,以北京、上海、广东、天津、湖北、重庆和福建开展的碳排放权交易试点作为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法(DID)研究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的开展是否提升了对外直接投资水平。研究结论表明,碳排放权交易试点能够显著提升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水平。且该结论在平行趋势检验、合成控制法(SCM)、安慰剂检验等检验后依旧稳健。此外,潜在机制的研究发现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满足污染避难所假说和波特假说,进而促进了对外直接投资水平的提升。通过净效应的初步讨论,文章发现污染避难所假说仍旧在目前占据主导地位。研究结论意味着:(1)未来要继续推进全国统一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2)持续探索激发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对创新产生的激励效应;(3)完善投资便利化的制度与措施,搭建国际技术交易或信息平台等。一方面促进我国生态环境的改善,另一方面促进对外投资水平的增质提量。     

中国绿色发展和外商直接投资政策选择

随着全球各国对环境问题认识的不断加深,我国政府对绿色发展日益重视,并将其设定为实现未来经济发展终极目标的必然过程.然而对我国经济发展一直起到重要作用的外商直接投资(FDI)在拉动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较为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从上世纪90年代初至今,随着我国经济和FDI的快速增长,主要污染物排放指标包括工业废水、工业废气以及工业SO2等却基本上呈逐年增加的态势.这一关联的背后是否隐藏着发达国家对我国的污染转移问题,引发人们对于“污染天堂”假说在中国是否存在的担忧.尽管公认跨国公司的环境业绩一般会比本土企业做得更好,但是我国外商直接投资长期和总量的增长是否会对我国环境产生影响,是否会带来更多的污染避难所现象?就这个问题,目前研究都以实证或案例分析为主,尚缺乏贸易理论角度的分析.本文创新的将FDI理论与贸易污染转移理论模型相结合,推导出FDI污染转移模型,得到结论认为以降低成本为目的的垂直型FDI的确会集中于污染密集型行业.为了验证该理论模型,本文使用我国第三次工业普查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实证研究结果与理论分析相一致.相比内资企业,外资企业的确集中于污染密集型行业,尤其是制革与毛皮鞣制业、造纸业等重度污染行业,这与我国的绿色发展路径是相悖的.因此,我们建议我国需要从环境保护角度出发调整外商直接投资的行业政策,在行业层次设定环境准入门槛,从源头上有效控制污染企业的进入.     

外商直接投资地区差距对碳排放的影响北大核心CSSCI

本文根据1999-2010年相关数据,利用变异系数和广义最小二乘法对中国东、中、西和东北四大地区外商直接投资地区差距对地区碳排放差距的影响进行了研究,认为四大地区碳排放绝对差距呈逐年上升趋势,无论是碳排放的绝对差距和相对差距均表现为东部最大,中部次之,西部和东北地区最少;四大地区外商直接投资绝对差距逐年上升,且东部最大、东北次之、中部第三、西部最少;外商直接投资相对差距的大小依次为西、东、东北和中部;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地区差距对地区碳排放差距的影响为负;人均总产值地区差距对碳排放地区差距的影响为负;地区开放程度差距对碳排放地区差距的影响为正;从外商直接投资地区差距对不同能源碳排放地区差距的影响来看,外商直接投资地区差距对煤和石油两种能源碳排放地区差距的影响为负,对天然气碳排放地区差距的影响为正,最后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对策建议。     

碳价格对中国工业外商直接投资的潜在影响

作为未来一段时期市场化减排政策的重要抓手,中国将于2017年启动全国碳交易市场。通过施加碳价格,碳市场将对不同行业的生产成本产生影响。那么,碳价格对中国工业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如何?是否有助于优化吸引FDI的行业结构?这正是本文关注的焦点。为了克服碳价格数据不足的问题,本文构建了碳价格与煤炭、天然气等五种能源价格之间的映射关系,并采用1999—2013年36个工业行业的面板数据,估计了能源成本对外商直接投资相对规模和绝对规模的影响,并通过碳市场不同价格水平与能源成本之间的映射关系,对工业行业吸引FDI的潜在影响进行了反事实测算。论文的主要结果有:(1)碳价格与能源成本之间的映射关系存在行业异质性,这是由不同工业行业的能源消费结构差异所致。(2)能源成本对整体FDI的规模不存在显著负向影响。其对中国吸引FDI的相对规模和绝对规模的影响在高耗能行业和非高耗能行业间存在显著的差异。(3)不同碳价格水平对中国工业吸引FDI的相对规模、绝对规模和行业结构都将产生显著影响。碳价格将显著降低高耗能行业的FDI规模,但对非高耗能行业的外资规模具有促进作用;对FDI的绝对规模的影响较之相对规模更显著。碳价格为50元时,高耗能行业FDI的相对规模累积下降2%—7%,绝对规模累积下降3%—13%;非高耗能行业FDI的相对规模累积增加1.5%—3%,绝对规模累积增加0.1%—0.3%。上述结果说明,全国碳市场建立对中国工业吸引FDI的整体规模不会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但有助于提高非高耗能行业的FDI流入,并降低高耗能行业的FDI流入,优化工业吸引外资的行业结构。     

FDI对中国物流业碳排放影响的实证研究

近年来,全球气候变暖现象严重,为了实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各国普遍重视发展低碳经济。中国是世界上碳排放量最多的国家,作为负责任的大国,我国发展低碳经济势在必行。物流是经济中不可缺少的一环,低碳物流直接影响到我国低碳经济的发展,因而,对于物流业碳排放问题的研究显得十分必要与紧迫。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我国大力推行外资政策,积极引进FDI,FDI在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对我国的生态环境产生了影响。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本文尝试探讨FDI对我国物流业碳排放的影响;因为产业之间具有关联性,这里的FDI既包括物流业的FDI,也包括其他与物流业相关性较强行业的FDI。本文首先采用投入产出分析方法具体分析了物流业与其他产业的关联程度,得出制造业、商业和金融业是物流业的强相关行业的结论;进而通过构建分行业FDI对我国物流业碳排放影响的时间序列回归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FDI总体上显著减少了我国物流业的CO2排放量和排放强度,其中物流业、制造业的FDI在减少我国物流业碳排放方面是显著的,而商业与金融业FDI对我国物流业二氧化碳排放强度影响均不显著;上述结果说明FDI对我国物流业碳排放的技术效应明显,"污染天堂假说"在我国物流业并不成立。此外,行业规模、能源消费强度、贸易开放程度、城镇化率以及环境治理投资等因素都会对物流业的碳排放产生影响。最后,在总结全文的基础上得出合理引进FDI,调整能源消费结构,发展节能减排技术的政策建议。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环境效应研究——基于区域差异的视角

本研究基于1999-2010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环境效应.基于联立方程及情景模拟的结果显示:①对外直接投资对规模、结构与技术的影响机制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此外,规模、结构与技术对工业污染的影响机制也同样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基于传导机制与终端影响的区域异质性,采用区域模型比采用全国模型更加合理;②对外直接投资对区域环境影响充满了不确定性,有赢家,有输家,也有许多地区输赢参半.其中,受益地区往往为经济发达地区(比如,华东),受损地区往往为经济欠发达地区(比如,东北).然而,赢者,其受益机制各有不同;输者,其受损机制也截然有异.③综合看来,对外直接投资产生积极母国环境效应的一般机制在于,产业结构优化效应与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对外直接投资产生消极母国环境效应的一般机制在于,技术效应与结构效应的非期望传导.可见,因地制宜地制定区域性开放经济政策,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向环境友好型转变具有重要意义.     

贸易、外商直接投资、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

选取1990—2002年中国30个省市贸易、外商直接投资(FDI)、经济和环境相关数据，从定性和定量描述的角度探讨贸易、FDI对我国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CK)的影响。研究表明：贸易对中国的ECK没有直接影响。但考虑到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以及它在引进先进污染防治技术和环境管理思想方法方面的积极作用，积极发展对外贸易将有助于改善我国经济增长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另一方面。FDI与污染物排放之间呈现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在中国接受经济全球化影响的过程中，由于部分地区急于吸引外资，加之环境管理体系的不完善，外商直接投资在某些方面对我国环境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FDI的技术效应对碳排放的影响

随着温室效应的加剧和中国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提升,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碳排放的影响日益引起各方重视.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工业行业的碳排放的影响如何?外商直接投资通过何种技术渠道对中国的碳排放产生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效应对不同行业的影响存在何种差异?都是当前亟待研究的现实问题.利用中国1999 - 2008年35个工业行业的面板数据,分别使用反映外商直接投资不同渠道的效应的指标,并对35个工业行业按照排放强度进行分类,本文实证检验了FDI的技术效应对我国工业行业碳排放的影响.全行业的研究表明,FDI的技术效应对工业行业的碳排放具有显著的正面影响;技术影响渠道方面,FDI的人员流动效应的正面影响显著强于FDI的竞争、示范效应.分行业的研究表明,FDI的技术效应对高排放行业碳排放无显著影响,但对低排放行业碳的排放具有显著的积极影晌.最后,本文建议我国继续加大吸引外资的力度,以充分发挥FDI对工业行业碳排放降低的积极作用.     

1990年以来江苏省外商直接投资空间格局动态演化研究

江苏省自1990年以来外向型经济的快速发展推动着外商直接投资区域空间格局的演变.采用1990-2006年江苏省各县、市(市辖区)FDI数据,首先计算、分析了各区域单元FDI总量的变化与特征,描述了区域FDI发展的不平衡性,进而采用全局空间自相关与局部空间自相关理论,定量表示出江苏省自1990年以来FDI空间格局的动态演化过程及趋势.结果表明:江苏省FDI增量主要集中在苏南地区,苏北与苏南FDI的差距进一步拉大;区域单元实际利用外资的过程存在较强的空间自相关性,自1999年以来空间自相关性有所增强;FDI呈现显著的空间集聚模式,并且集聚态势越来越显著;以苏州市辖区、无锡市辖区为核心的苏南地方,成为江苏省FDI发展的核心区域,而苏北与苏中大部分区域,则沦为FDI发展的外围地带.     

中国二氧化碳排放的区域差异和影响因素研究

气候变化和二氧化碳减排问题已经引起了世界性的关注。文章对我国30个省份二氧化碳排放量进行测算,将其分为低排放、中排放、高排放三个不同区域并进行比较。同时,基于STIRPAT模型和面板数据方法,文章分析了人口、经济和技术对不同区域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结果表明:三个区域的二氧化碳排放存在明显差异,并且差异性不断扩大;不同区域人口、经济、技术对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弹性系数是不一样的,经济快速增长是各区域二氧化碳排放增加最重要的驱动因素;二氧化碳排放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明显的倒"U"型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但是要达到曲线的拐点需要经历非常漫长的时间。另外,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表现出明显的路径依赖现象,当期经济增长将至少对未来2-3年的空气质量产生影响,并且这种影响对整个国家来说比单个区域要更大。基于上述,提出了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相关政策建议,以适应中国的低碳经济道路。     

中国城镇碳排放的区域差异和影响因素

修正了IPCC关于电力碳排放系数的计算方法,根据中国(省市)能源平衡表估算了1995-2008年中国30个省市的城镇碳排放,划分了高、中、低三个不同排放区域,分析城镇碳排放的区域差异,采用STIRPAT模型分析城镇碳排放及区域差异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城镇碳排放是中国碳排放的主体;城镇碳排放总体快速增长趋势,2001年后表现尤为明显;中国城镇碳排放存在很强的区域差异,2008年高排放区域的八个省市城镇碳排放总量占全国城镇碳排放总量的50％以上;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对城镇碳排放影响最大,然后是城镇化率和能源强度,人口总量对碳排放影响较小;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增加、城市化进程不断推进、能源强度降低对城镇碳排放的影响存在区域差异,这种影响强度的差异是导致城镇碳排放存在区域差异的主要原因.一方面,我国城镇居民收入的不断提高和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决定了城镇发展需要一定的碳排放空间,另一方面,城镇需要走可持续的低碳发展道路.     

城镇化过程中的碳排放来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呈现快速发展趋势。2013年城镇化率达到53.7%,年均增长3.10%,是建国至改革开放之前城镇化年均增长率(1.75%)的近2倍。与此同时,碳排放总量增长至35年前的6.2倍,人均碳排放增长至35年前的4.4倍。城镇化过程伴随着高碳排放,增长速率高于城镇化发展速度。这预示着我国未来城镇化发展将面临巨大的高碳排放压力。如何降低城镇化过程中的碳排放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将城镇化过程中导致高碳排放的各因素归纳为经济、政治两项因素,对我国城镇化过程中工业、建筑、交通、地方政府等导致高碳排放结果的行为加以区分。研究发现,城镇化过程中的工业高碳排放、建筑面积扩张与其使用效率的背离、交通出行需求量的持续上升、居民生活水平提高带来的消费力增加,城市低密度扩张以及其背后地方政府官员考核机制与地方财税制度的弊端,是我国目前城镇化呈现高碳发展状态的主要原因。由此可见,过去的城镇化发展模式非低碳、非持续是有其深刻的经济与政治原因的。中长期的低碳转型只有把经济手段和制度调整结合,低碳发展理念才有可能实现。     

中国碳排放因素分解:基于LMDI分解技术

碳排放是当前全球关注的热点问题,如何评估各种因素在碳排放中的贡献程度对于抓住其中的关键因素,促进碳减排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构建了一个基于经济总量、经济结构、能源利用效率、能源消费结构、碳排放系数的碳排放恒等式,运用LMDI分解技术,对中国1995-2007年的碳排放从产业层面和地区层面进行了分解。结果表明:经济规模总量的扩张是中国碳排放继续高速增长的最主要因素,能源利用效率的提高则是抑制碳排放增长最主要的因素,产业结构或者地区结构的变化、传统能源结构的变化对碳排放影响有限,潜力还没有发挥出来。我国碳减排需要进一步的努力:短时间内,在产业内部推进产业内升级,特别是工艺创新和工艺升级等是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的有效途径;从长远来看,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结构升级则是降低二氧化碳排放的可行选择;通过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来优化能源结构才有可能真正达到减排的目的。     

中国国际贸易隐含碳文献比较研究

贸易中的隐含碳流动对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具有重要影响。从现有的文献来看,尽管出现了大量的针对中国贸易中隐含碳的相关研究,但由于数据及方法的不同,结果之间存在较大差异,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研究结果的科学性和应用价值。本文对现有的中国国际贸易隐含碳文献进行了比较研究,结果发现:不同研究得出了相对一致的结论,但在隐含碳的具体数量上差异巨大。定性来看,中国是一个隐含碳净出口国,净出口量呈现出逐年增加的趋势。定量来看,1997-2007年,中国隐含碳出口量从3.1-8.8亿t增长到17.2-30.2亿t二氧化碳;隐含碳进口量从1.0-7.0亿t增长到5.8-16.5亿t二氧化碳;隐含碳净出口量从1.8-7.3亿t增长到11.4-22.6亿t二氧化碳;隐含碳净出口量占国内总排放量的比重由5%-20%增长到17%-30%。贸易中隐含碳核算结果的不确定性主要来自三个方面:核算方法产生的不确定性、数据融合产生的不确定性以及原始数据引入的不确定性。总体来看,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的研究结果相对稳定,可重复性较高;从数据精度和数据可获得性方面考虑,40个左右的部门分类可以取得较为理想的结果:把中国划分为多个区域研究国际贸易中的隐含碳在理论上更加可靠。国家气候变化对外谈判和国内减排目标的实现都需要对碳排放进行精确管理。在未来的研究中,应重视隐含碳核算的不确定性研究,逐步提高隐含碳核算的精度,更好地服务于国家的气候变化政策。     

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城市道路交通碳排放研究

探讨了中国城市化、经济发展、技术进步等与城市道路交通碳排放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与动态作用机制,并对中国城市道路交通碳排放进行了预测和情景分析。结果表明:①城市化率、交通能源强度、城市居民消费水平和人均GDP对城市道路交通碳排放的长期均衡弹性分别为0.93、0.73、0.68、0.44;②城市道路交通碳排放的最大贡献者在中短期内是交通能源强度,长期内是城市化率;③人均GDP增长率的提高,短期内会促使城市道路交通碳排放增长率提高,而长期又有助于使之降低;④中国城市道路交通碳排放持续增长的趋势在相当长时期内不可避免;⑤不同的发展理念和政策与技术的组合,可以使城市道路交通碳排放发生重大变化。基于研究,提出了中国城市道路交通碳减排的政策取向。     

中国低碳试点城市的碳排放现状

本文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公布的两批低碳试点城市(共36个)为研究对象,基于其2005-2011年间的单位GDP的CO2排放和人均CO2排放数据总结其碳排放水平,从区域分布、经济水平和人口规模三个方面分析了全国范围内低碳试点城市的碳排放现状。通过"十一五"期间碳减排成效和"十二五"期间碳减排目标两个方面分析了低碳试点城市的碳排放现状,并推测了低碳试点城市2015年的碳排放水平。研究显示,"十一五"期间低碳试点城市单位GDP的CO2排放和人均CO2排放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011年低碳试点城市单位GDP的CO2排放和人均CO2排放均高于各城市所在省份的平均水平。低碳试点城市单位GDP的CO2排放平均水平从东部到西部逐渐升高。人均收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低碳试点城市中92%的城市的人均CO2排放高于全国水平。而随着城市常住人口规模的扩大,试点城市单位GDP的CO2排放逐渐降低,人均CO2排放却随着城市常住人口规模的扩大呈U型分布,其中大型城市的人均CO2排放水平最低。同时通过与同类地区对比分析,研究表明试点城市的低碳工作成效和减碳目标普遍优于同类地区。除直辖市外,32个低碳试点城市中28个城市2010-2011年单位GDP的CO2排放下降幅度和2015年单位GDP的CO2排放节能目标高于所在省份。在城镇化速度继续增加和经济总量保持上升的趋势下,到2015年低碳试点城市单位GDP的CO2排放虽然下降,但人均CO2水平仍呈上升趋势。我国的低碳试点城市建设任重道远。     

基于LMDI方法的中国国际贸易隐含碳分解

对国际贸易产生环境影响的定量研究正日益受到关注,特别是对隐含碳的研究.以中国2005年为例,对中国国际贸易隐含碳进行估算,应用对数平均D氏指数法(LMDI)对影响隐含碳净转移的因素进行分解分析.结果显示中国因生产排放碳量远大于其消费需要排放的碳量,从国外净转移到中国的隐含碳为395.66MtC;净转移隐含碳影响因素中强度效应(进出口商品完全碳排放系数差异)贡献率为60%,规模效应(进出额差异)贡献率为55%,结构效应(进出口结构差异)贡献率为-14%,此结果表明中国相比国外的高碳排放强度是造成目前碳转移额外增加的主要因素,分析结构效应发现中国主要净出口行业大部分不是高碳排放强度行业,而净进口行业却主要由高碳排放强度行业构成,特别是与碳排放密切相关的能源行业居净进口行业首位.     

中国碳交易市场CO_2排放权地区间分配效率研究

由于我国地区间资源禀赋和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差异,在碳排放总量一定的前提下,充分考虑地域间的差异以选取合理的地区间分配方式对实现2016年全国统一碳市场的建立至关重要。本文试图通过零和DEA模型寻求一种新的碳排放权分配方式,在考虑地区间人口和经济差异的基础上实现满足DEA的效率性水平。本文首先通过零和DEA模型对历史排放分配法的效率性水平进行评估,由于历史排放分配法主要受能源消费模式和产业结构决定,不能全面的反映不同地区间的发展和资源禀赋等情况,导致减排成本分配的不合理,从而缺乏效率性;然后根据初次零和DEA的评估结果,通过多次迭代法进行投影,计算出效率性最大化的地区分配方案,从最终的分配结果来看,江苏、山东和广东三省的综合产出因素值高于其他省市地区,最终的CO2排放权分配数量也最多,说明在零和DEA方法下,各地区排放权的分配数量与该地区的经济总量和人口数量成正比;最后,在影响CO2排放的因素中,能源强度和经济发展水平影响最为明显。这说明从短期看,受经济发展要求和要素禀赋的限制,我国碳排放量的绝对值在未来一定时期内仍将处于上升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