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集聚能否改善中国环境污染

本文借鉴Copeland-Taylor模型,构建一个产业集聚影响环境污染的理论模型,在此基础上,利用2004-2011年我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采用门槛面板回归方法,实证分析产业集聚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产业集聚与环境污染之间关系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产业集聚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具有显著的门槛特征,在产业集聚水平低于门槛值时,产业集聚将加剧环境污染;而在产业集聚水平高于门槛值时,产业集聚将有利于改善环境污染。此外,外商直接投资和科技创新在一定程度上改善我国环境污染,"污染天堂假说"在我国并不成立,而环境规制并没有改善我国环境污染,且能源消费不是环境污染加剧的主要因素。因此,应客观看待产业集聚在环境污染中的作用,动态处理产业集聚与环境污染的关系,在产业集聚水平发展过程中,应针对不同地区制定差异化的政策。对于产业集聚水平较低的地区,应在采取有效措施提高产业集聚水平的同时,选择引进外商直接投资和更加严厉的环境规制等政策组合,以改善环境污染,避免"先污染再治理";在产业集聚水平较高的地区,积极鼓励产业科技创新,优化产业集聚方向,引导向高端研发与设计等高附加值产业集聚发展;同时,在积极引资过程中,引导外资向清洁产业转移,注重引进具有环保技术优势的外资企业,运用国外先进技术和环保标准,实现引资与环保的双重目标。     

21世纪中国西部矿产资源开发的战略思考

作为全国资源的富集区,西部矿业开发要在21世纪地区经济发展中作出应有的贡献,不仅需要一个长期的开发过程,而且更需要一个明智而有效的发展战略,从西部地区资源、环境、区位条件及长期实践出发,认真把握未来市场变化、积极推动精品为先发展,努力调整地区产品结构和合理组织空间生产应成为21世纪西部矿产资源开发战略的四项基本内容,上述战略的实施不仅有束于资源的保障、中央政府的认呆和资金与技术的支持,而且有赖于整个社会环保意识的加强。     

产业集聚与生态工业园的建设

区域经济发展靠产业集群的支撑。在我国的压缩型工业化进程中，自然资源短缺和环境污染问题日益严重。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维持其可持续性的空间愈来愈小。循环经济是一种新的制度安排和经济发展方式，产业生态化趋向是发展循环经济的重要依托．而产业集聚为产业生态化创造了条件。加强生态工业园的建设能够为产业集群可持续发展提供重要保证。以“3R”为原则．根据资源条件和产业特点，运用循环经济发展方式引导产业集聚。在重、化工产业优先创建生态工业园．按照生产者、“消费者”和分解者的功能引入企业和集聚产业，构成资源循环链．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产业集群。改造原有的特色工业园区和高新技术开发区促使其向生态化层次升华．引导新的产业集聚．实现产业集群的升级和可持续发展。对于欠发达地区的资源开发型产业．推行保护性开发。产业集聚与生态园建设并举．形成优势产业集群．促进区域经济发展。     

中国资源型产业集聚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本文基于2005-2014年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以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对经济发展效率予以度量,运用多种计量分析和检验方法,在通过两阶段SYS-GMM方法有效控制解释变量内生性问题的条件下,实证考察了资源型产业集聚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非线性影响。结果表明,资源型产业集聚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呈显著的倒"U"型曲线关系,并表现出强稳定性,资源型产业最优集聚规模为0.891,当资源型产业集聚度小于倒"U"型曲线的拐点0.891时,资源型产业集聚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一旦资源型产业集聚度超过这一拐点时,产业的过度集聚就会阻碍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将资源型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分解为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由于资源型产业以水平型集聚为主,使得资源型产业技术效率的提高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贡献大于技术进步,当集聚类型由水平型向垂直型转化时,技术进步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有利影响将会凸显出来;资源型产业集聚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倒"U"型曲线的拐点值对于不同传导机制因素的敏感程度不同,科技创新投入、人力资本水平、市场化程度、基础设施建设四个因素推延了资源型产业最佳集聚规模阈值,降低了由于集聚规模扩大而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产生"拥塞效应"的风险;中国48.39%的省份处于资源型产业集聚"规模效应"阶段,集聚规模的扩大会继续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51.61%的省份大多属于资源富集省份,处于产业集聚"拥塞效应"凸显阶段,若继续扩大集聚规模,过度集聚将进一步阻碍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     

产业集聚与循环经济互动关系研究

我国在资源与环境强约束下,构建具有生态化特征的新型产业体系迫在眉睫。新型产业体系是循环经济的重要依托,每一层次的产业生态系统都构成循环经济的功能载体和物质载体。产业集聚系统则更具载体优势。产业集聚的技术溢出效应促进资源节约等技术的开发和共享,产业集聚的规模经济性吸引“分解者”进入,一个产业的废料完全可以变成另一个产业的“食粮”。产业集聚是循环经济的重要实现途径。针对产业集聚系统不可持续的症结,循环经济＂3R＂原则的实施为其提供了充足的负熵流输入,循环经济触发产业集聚系统的自主技术创新“涨落”因素,推动系统跃升使之进化成为一个新的生态系统。循环经济是产业集聚的持续发展动力。产业集聚与循环经济呈互动关系。为此探讨了建立产业集聚与循环经济良性互动机制问题。     

上海创意产业空间集聚的影响因素分析

创意产业空间集聚是一个复杂的空间组织系统.文化环境、科技水平、人力资源、知识产权等要素相互组合、交互影响着创意产业的空间集聚.立足上海创意产业集聚的现实条件,选取4方面要素的7个指标与创意产业产出值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经检验,回归关系显著,其中:人口密度、人口总量、每万人拥有的文化娱乐设施数、单位面积发明专利申报数、单位面积高等院校科研院所数与创意产业产出呈正相关关系,每十万人拥有的公共文化设施数、单位面积专利申报数与创意产业产出呈负相关关系.通过逐步回归分析,得出人口密度、单位面积发明专利数是影响创意产业集聚的主要因素,人口密度与创意产业集聚具有显著的逻辑内在性,发明专利与创意产业集聚则表现出效益外在性.     

林业产业集群竞争力研究

林业产业集群竞争力的定量评价是林业产业竞争力水平分析和政策制定的重要基础。GEM模型是当前产业集群竞争力评价研究中最具影响力的模型,本文以GEM模型为基础,考虑了林业产业近年来受到政策和社会因素的重要影响,提出了将政策环境和社会环境作为第四个因素对而对GEM模型做出拓展,构建GEMS模型,以适用于林业产业集群竞争力的评价。在此基础上,本文建立了林业产业集群竞争力的GEMS评价指标体系,提出了指标赋值标准,并且在量化过程中提出了最终GEMS得分的评价标准。运用GEMS模型及指标体系可以对林业产业竞争力水平的衡量以及类似产业间的比较,并据此做出合理的应对措施。     

基于核心资本变迁的产业可持续竞争力研究

当前,生态环境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约束条件,与生态环境相协调的可持续发展也是当前产业发展的主要趋势。本文通过对经济增长核心要素及约束条件变迁的考察,明确了可持续发展是经济与产业发展的必然趋势,同时拓宽了产业竞争力的视域,提出了产业可持续竞争力的概念。在此基础上,本文运用复杂系统动力学理论,探讨了产业核心资本变迁与产业可持续竞争力以及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文章得出结论,在资源环境成为经济发展根本约束条件的前提下,环境质量的改善可以内化于产业可持续竞争力的提升过程中,途径就是增强产业对核心资本的使用程度。基于理论推导和实际数据的支持,本文最后从贯彻可持续发展和生态文明的理念、运用循环经济相关理论优化生产经营行为、推进面向资源环境的生态创新、加强人力资源投资、提高产业核心资本构成等方面,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中国再生资源产业聚集度变动趋势及影响因素研究

为探寻我国资源再生利用的产业化发展道路,选用产业集中度、区位熵、Gini系数、Hoover系数以及EG系数,从时间维度、空间维度和总体水平上对我国再生资源产业聚集度变动趋势进行了测度,并通过对2004-2009年全国26个省市自治区面板数据进行分析,检验了各个因素对产业聚集的影响。研究表明:①我国再生资源产业聚集度从2004年开始就处于较高水平,由极高寡占转变为中度寡占市场,趋向合理化发展态势;②浙江、广东、江苏等经济发达地区产业聚集度较高,属于再生资源产业高水平专业化地区,而湖南省以外的其他内陆地区发展水平均较低;③新古典经济、新经济地理和政策制度三方面因素分别对产业聚集有显著的影响,其中企业规模、对外开放度均与再生资源产业集聚水平正相关,是近期影响产业聚集的关键性因素,企业规模的扩大和对外开放度的提高,都将有利于产业聚集。最后,针对这一结果提出了增强我国资源再生产业聚集的建议。     

基于复合区位熵的中国油气资源产业集群识别

油气产业集群识别为完善区域油气产业发展规划和明确不同区域油气产业集群发育程度差异提供科学依据。本文油气产业集群识别包括产业集群地理边界确定和产业集群辨认,选择行政区划省(直辖市或自治区)作为油气产业集群识别的地理边界;基于企业数量区位熵、产业产值区位熵和就业区位熵提出复合区位熵概念CLQ,并据此将我国12个油气资源富集省区依油气产业集群发育程度辨认(识别)为三个梯队:第一梯队包括新疆、黑龙江、辽宁、天津、山东、甘肃6省区,油气产业上、下游均不同程度地发育产业集群;第二梯队包括陕西、吉林、河北、四川、青海5省区,油气产业上、下游并非均发育产业集群;第三梯队为河南,油气产业上、下游均不发育产业集群;进一步计算12省区油气产业上、下游的CLQ差值,结果表明,总体上我国这12个油气资源富集省区油气产业下游相对于上游发育不足,油气产业链出现"上游大,下游小"的畸形格局。     

循环型城市建设绩效评价研究——以珠三角城市群为例

近年来．城市化进程加快产生了诸如生态环境恶化、资源浪费等诸多问题．本文拟根据循环型城市内涵，构建循环型城市建设绩效评价的“驱动力-状态-响应”模型，分析城市经济发展、资源减量利用、污染物减量排放、资源再利用和资源环境安全等对循环型城市建设绩效的贡献机理．对建设循环型城市提出建设性建议。文章引入“建设循环度”和“发展协调度”两个特征向量．将不同时序年份的评价结果进行了空间二维定位。对珠三角城市群1990—2004年城市发展的研究表明。不同年份的评价水平波动性显著．评价水平量大年份值较最小年份值高出0．786，相当于年平均水平的34．2％；由于波动性显著。其变化趋势显著性较低．总的趋势绩效水平不断提高。对不同年份“建设循环度”和“发展协调度”二维空间分布研究发现．综合绩效水平大部分处于弱循环层次．城市发展的协调水平相对较高．而城市建设的循环度有待提商．循环经济的社会意识亟待普及和加强。最后就加快珠三角乃至全国循环型城市建设提出了政策建议。     

黑河流域产业结构与生态环境耦合关系辨识

产业结构作为人类作用于生态环境的主要环节．与区域资源、环境存在着显著的互动关系。在生态环境脆弱、水资源紧缺的西北干旱区内陆河流域,由于产业发展与流域生态环境及水资源的空间分布不相吻合．导致生态环境严重退化．目前亟需深入研究产业结构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关系。本文以黑河流域为典型研究区,通过建立生态环境质量及产业结构效益指标体系,对黑河流域上、中、下游的生态环境质量和产业结构效益作了综合评价,并对二者的耦合关系进行了定量辨识。结果表明：黑河流域产业结构效益自上游向下游在空间上呈倒“U”型,而生态环境质量与环境产业协调度沿河自上游向下游具有基本一致的变化趋势,都依次降低,说明现阶段黑河流域沿河自上游向下游,产业结构对生态环境的依赖性逐渐降低,而破坏性逐渐上升。     

海峡西岸经济区城市化进程中产业结构转变及其对资源消耗的影响

海峡西岸经济区的建设已进入国家战略决策层次,然而目前的研究成果多集中于宏观层次的定性描述与规划对策等方面,并没有对海峡西岸经济区内城市化发展特征,尤其是产业结构转变对资源消耗的影响开展定量研究。文中以海峡西岸经济区沿海8市为研究对象,分析各城市的城市化与经济发展特征,并在此基础上开展了产业结构转变与资源消耗对比研究,重点探讨了产业结构转变对当地城市化和资源消耗的影响,分析发现海峡西岸经济区城市间的城市化和经济发展水平不均衡,存在明显城际间差异性,各城市发展速度与产业调整、区域产业布局相关,明确了产业结构调整的多样化对资源环境的影响方式和程度也是多样化的,而产业结构多样变化又促使海峡西岸经济区各城市间经济交流与协作更加紧密。     

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人居环境竞争力格局及优化路径

从人居环境与城市竞争力的关联性入手,将生态、居住、生产环境纳入一个分析框架。运用AHP与多级模糊综合评价相结合的方法,构建城市人居环境竞争力指标体系,对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人居环境竞争力进行评估并解析了其空间分异特征。此外,依托Arcgis平台,运用空间聚类分析法,基于人居环境竞争力特征进行区域归类,并借助箱型图,对城市人居环境竞争力领域及区域类别特征进行了探索。研究表明:(1)竞争力分布中,浙赣线江西段沿线城市生态、休闲环境竞争力等级最高,京广线沿线城市的居住、公共服务环境竞争力等级最高,居住、公共服务竞争力空间格局具有高度相似性。区域中心及副中心城市在经济发展环境竞争力领域具有显著优势。(2)综合竞争力二级以上等级的城市主要分布于环鄱阳湖地区,包括九江、景德镇、上饶、鹰潭、南昌,以及省会城市武汉、长沙。(3)四类空间的城市人居环境竞争力优劣格局十分清晰。第1类区域围绕省会等区域中心、副中心城市分布,生态环境具有最优竞争力,居住、公共服务、经济发展环境最劣;第2类区域多为区域中心、副中心城市,强势竞争力集中于居住、公共服务、经济发展环境领域,而休闲环境为最劣势;第3类区域多为临山型城市,具有最优异的休闲环境竞争力;第4类区域以老工业城市居多,在生态环境、公共服务环境拥有相对优异的竞争力。最后,以因地制宜、突出特色为出发点,基于格局、类别特征等提出了涵盖现实特征、发展定位、重点措施等内容的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人居环境竞争力提升路径选择。其中,第1类区域定位为生态优异的山水园林城市;第2类应以营造城市外部开放空间为重心,推进公共服务设施智慧转型,打造为智慧高效的综合都市;第3类区域建议以良好的休闲环境作为特色人居环境建设的切入点,有序推进对居住、生产、生活空间的综合整治,致力建成休闲舒适的中小田园城市;第4类区域按照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规划要求,重塑城市形象,建成安居乐业的可持续发展城市。     

江西产业结构调整与人力资源开发关系实证研究

产盐结构的调整与人力资源开发有着密切的关系，但理论界就人力资源开发对产业发展及结构调整的作用研究得甚少。从江西的定量分析可以看出人力资源开发对江西产业发展及结构调整有促进作用。江西产业结构的进一步调整又对人力资源提出新需求。因此需提出相应的对策。     

从政企合作看中国企业环境监督员制度的完善

日益严峻的环境问题要求我国政府继续保持强大的环境管制压力.同时,充分调动企业自主环境管理的积极性也成为“十二五”期间管理性减排的核心任务之一.认真研究企业环境管理制度设计的方向和目标,实现政企环境合作已经成为当前环境管理制度创新的基本要求.现行企业环境监督员制度是我国借鉴日本经验试行的一项旨在提倡政企合作的环境政策工具.我国目前企业环境管理总体趋势是背向自组织环境管理的,强化面向企业内部环境管理的直接管制应当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的总体趋势.由于我国企业自主环境管理面临着外部约束力不够、内部动力不足的困境,现行政企合作的制度目标应当直接定位为政府环境管制工具.基于这一定位,环境监督的对象企业应当由污染物息量和种类标准转为达标排放标准;职责范围应当根据企业规模进行差别设计,规模以上企业以推进政企环境信息沟通为主,中小企业应强化其监督功能,另设企业环境管理人员履行执行功能.     

中国煤炭消耗与污染排放的区域差异实证

经济发展中的资源消耗及其导致的环境变化是两型社会建设关注的重要问题.本文利用面板数据分析方法分析了1978 -2008年间中国煤炭消耗对污染排放的影响.研究表明,在不同区域,煤炭消耗对不同污染物排放的影响各不相同,经济发达地区如华东、华北、华南地区,煤炭消耗对各项污染排放的影响要高于对华中、西北、西南等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影响,但总体而言,煤炭消耗对废气排放的影响最为显著.本文还从区域经济发展的角度,对引起煤炭消耗变化的因素进行了讨论,发现了产业结构与地方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在引起煤炭消耗增长中的显著作用.因此,要进一步实现节能减排,必须以煤炭消耗及其消耗动因为依据,不断明确和分解不同区域不同污染排放的控制目标,优化区域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发挥政府干预在能源消耗上的积极作用,构建区域能源合作的体制机制,并通过政策激励促进煤炭资源清洁化利用.这将对中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     

韩国工业化推进过程中的土地利用与经济发展关系分析研究

将土地与经济发展间的相关度及其变化进行比较分析发现。韩国工业化在加速阶段和工业化后期的整个工业化推进过程中，耕地减少与GDP、工业化服务业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及其城市化水平变化是不同的：土地对经济发展影响程度在工业化加速阶段的相对弹性影响度系数很强，而到了工业化后期．影响度则比以前明显减弱；即使到了工业化后期．如果不能继续实施严格的农地保护制度。而过分强调平抑地价．降低土地供给成本．那么农地资源消耗速度仍将持续走高，不会自动进入农地资源消耗的平稳期。虽然不同国家有所差异。但是，我们从中可以得出很多有益的结论和启示。对我国强化土地管理．保证经济持续稳定发展有重大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