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省际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到了快速发展,但与此同时,我国很多环境污染指标在世界排名也显著提高。那么中国的经济增长是否是造成环境污染的原因?经济增长对环境一定是有害的吗?也就是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在中国是否存在?围绕着这些问题国内外学者进行了大量有益的探讨。但是很多文献都是利用人均收入和人均排放关系来识别是否存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这种方法的缺点是没有认清这两者都是生产过程的产出,是生产过程中的投入导致产出的结果。忽略生产过程中的投入和产出组合的效率变化,只研究两个产出之间的关系会影响传统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检验基础,也妨碍环境效率影响因素的识别。正是循着这个方向,很多学者构建了一个综合的环境绩效指标。通过研究环境绩效指标与人均收入之间的关系来识别是否存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基于此,本文利用中国30个省份1997-2011年经济增长和污染排放数据,利用考虑环境的数据包络模型研究了环境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及其分解。研究发现:考虑环境因素的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年均增长2.94%,环境全要素生产率指数的增长主要来自技术进步指数。影响环境全要素生产率指数的空间面板Tobit回归模型表明,人均收入对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产生正向的作用,这表明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经济与环境的协调性越好。人均收入的平方项系数为负,表明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库兹涅茨曲线存在。对外开放水平高导致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下降。技术进步始终是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积极原因。     

环境规制、农业绿色生产率与粮食安全

绿色发展将成为中国未来粮食安全保障的重点内容,衡量农业绿色生产率有利于判断当前的发展位点,且合理的农业环境规制是促进绿色生产效率提升和解决粮食供需矛盾的有效途径。本文引入碳排放交易和排污费征收标准,在将考虑了环境成本的农业绿色GDP作为产出运用随机前沿函数模型(SFA)核算中国2000—2015年省级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基础上,采用GMM方法检验了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与粮食安全保障程度之间是否具有因果关系,并构建联立方程模型具体分析了两者之间的影响机制,以及不同环境规制因素对两者的驱动机制。结果表明:①2000—2015年间全国平均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4. 10%,呈现明显的时序波动性以及地区之间的梯度性特征;②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和粮食安全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③农业绿色生产率的提高会降低粮食安全的保障程度,而过度重视粮食安全保障反过来会抑制农业绿色生产率的增长;④命令控制型环境政策规制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和粮食安全均产生正向影响,激励性碳排放交易规制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和粮食安全分别产生了正向作用和负向作用,自愿性环保投资规制仅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产生了显著正向影响。因此,精心设计环境监管工具,改善环境规制政策的适度性和适用性,建立强化能够充分调动农民实施清洁生产的激励机制和市场化排污交易机制,大力整合不同类型环境法规从而构建均衡的"环境规制组合"体系,是提高农业绿色生产率增长和保障粮食安全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我国中部城市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时空演变——基于Malmquist-Luenberger生产率指数分解方法

采用Malmquist-Luenberger生产率指数模型对我国中部地区80个地级市2003～2015年的城市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部分进行了核算,在此基础上计算累积环境全要素生产率,运用核密度法分析了我国中部城市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地区差距和动态变化。研究发现:中部城市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和技术进步分别以年均1. 39%、1. 85%的速度增长,技术效率以年均0. 02%的速度减少,中部城市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主要由技术进步推动,技术效率出现退步迹象。中部地区环境全要素生产率、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率城市间差距在逐渐缩小,中部城市间出现明显技术"追赶效应"。     

能源环境约束下中国区域工业效率分析

目前,我国工业化进程进入中后期阶段,资源短缺、环境污染成为制约工业发展的主要瓶颈。由此,国家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放在工业化、现代化发展战略的突出位置,在考察工业经济增长时,能源环境因素就不容忽视。为此,本文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引入方向性距离函数和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法对能源和环境因素约束下的我国2001-2009年区域工业效率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考察,对区域之间考虑环境因素的全要素生产率和不考虑环境因素的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比较。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工业全要素生产率逐年提高,其中技术进步的作用显著高于效率提高;非期望产出的引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我国工业的投入产出效率,不考虑能源环境约束过高的估计了我国工业经济的增长;在年份变化上,循环经济和新能源发展卓有成效,考虑能源环境约束下的区域工业全要素生产率逐年提高;在区域比较上,东部地区工业不仅在技术和投入产出效率方面领先于中部和西部地区,在污染治理方面也领先于中西部。     

强可处置性视角下中国农业环境效率测度及其动态演进

随着农村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农业面源污染不断加剧、农业环境面临的形势日益严峻。从生态农业视角科学度量和提高环境效率对于改善农业生态环境,促进农业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为此,首先从农业面源污染特征、治理成本和环境规制方面研究联合弱可处置性视角下农业环境效率测度模型可能存在的局限性;然后,构建了基于强可处置视角的农业环境效率测度模型和环境全要素生产率指数(TFP);最后,采用两种视角下的模型对比研究了2012年我国农业环境效率,以及1991-2011年中国30个省份农业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结果表明:1考虑农业污染的强可处置特征,2012年农业环境效率均值从0.98下降为0.86,东、中、西部地区依次递减的空间差异性更加显著;21991-2011年我国农业TFP平均增长率为0.8%,技术效率年均负增长1.4%,技术进步年均增长2%,均低于传统度量方法。3技术效率呈现持续增长趋势,TFP总体上呈现了先下降后增长的变化趋势,技术进步与技术效率的协调性逐步得到改善;4各地区TFP均值均大于1,东部地区ML指数最高,其次是中部地区,但各地区技术效率均出现一定程度的退步现象。两种模型实证结果及其差异性表明,农业环境效率评价、污染治理措施应当遵循农业污染物的特征和产生机理;采取源头减排策略能够实现农业增长、污染减少和环境效率提升的多赢局面;当前,我国农业环境效率仍具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在制定面源污染治理政策时,应考虑农业环境效率的空间差异性,针对不同发展水平和污染特征制定更具有针对性的治理策略。     

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基于技术进步偏向视角的研究北大核心CSCDCSSCI

在“双碳”目标背景下,达到减排目标的同时保证经济平稳增长是中国当下谋求的经济发展模式。因此,探究环境规制对中国经济增长,尤其是对技术进步的影响机理将有助于剖析环境政策对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作用机制。该研究利用SBM模型测算中国2003—2018年制造业分行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对技术进步分解,考察偏向性技术进步的要素偏好特征,最后采用面板回归模型实证检验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和技术进步及其分解项的影响机理。研究结果表明:①中国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总体呈逐年上升态势,技术进步是其增长的主要来源。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和技术进步呈现倒“U”型关系,并且目前规制强度处于拐点左侧,环境规制强度的提升有助于促进我国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和技术进步的增长。②从技术进步的内部影响机理来看,偏向性技术进步要素偏好结果显示,投入偏向性技术进步要素偏好特征随着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变化而变化,产出偏向性技术进步更多偏向于CO_(2)产出,但呈逐年向好趋势。环境规制对投入偏向性技术进步、产出偏向性技术进步和规模技术进步的影响均较为显著,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有助于提升投入偏向性技术进步,降低产出偏向性技术进步从而节约生产要素的投入,降低CO_(2)产出。③对外开放程度、资本密集度、政府补贴等因素均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和技术进步有正向影响,加强这些因素有助于提高制造业经济发展,但研究发现当前技术进步对碳排放的影响存在一定“碳锁定”效应,环境规制未能有效降低煤炭使用依赖。该研究测算了中国制造业经济发展现状和环境规制作用效果,为推动经济绿色化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     

三重价值链耦合协调发展对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省内价值链、国内价值链和全球价值链（三重价值链）的融合发展,是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也是中国企业经济软着陆的关键抓手。在高质量发展有序推进的背景下,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成为衡量企业发展的重要指标,因此有必要探讨三重价值链耦合协调发展对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该研究利用世界投入产出表、中国多区域投入产出表、上市公司数据测算了三重价值链耦合协调度,基于SBM方法测算包含非期望产出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整合得到770家上市公司2012年、2015年和2017年的平衡面板数据,通过多维固定效应回归考察三重价值链耦合协调度对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存在三重价值链耦合协调度提升→GVC嵌入度深化→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正向传播机制,但效果随着企业的要素密集度增加呈现递减趋势。(2)机制研究和异质性分析表明,前向耦合协调发展为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带来更有效和长期的动能,而后向耦合协调发展为劳动密集型企业带来短期显著的绿色生产率提升。基于此,该研究提出了布局本土产业、协调三链关系的相关政策建议：(1)地方政府应发挥主观能动性,评估本地企业优势,保证在政策制定上更加微观具体,劳动...     

数字乡村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

近年来,推进数字乡村建设已经成为中国的一项重要国家战略。然而,目前鲜有文献涉及数字乡村建设与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关系的考察。基于此,运用2019年1 740个县级行政单位样本,采用工具变量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等考察了数字乡村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数字乡村促进了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并且经过工具变量检验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仍然成立。(2)数字乡村主要通过两个途径影响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一是数字乡村通过推动农业经营主体规模经营促进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其中对于GML和ML指数度量的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规模经营度的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分别为1.80%和3.70%;二是数字乡村通过推动农业信息化发展促进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其中对于GML和ML指数度量的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农业信息化的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分别为1.70%和1.40%。(3)异质性分析发现,在农业规模经营地区数字乡村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在非规模经营地区没有显著影响。在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数字乡村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促进作用,但在西部地区...     

中国区域环境效率与环境全要素的研究——基于包含R&D投入的SBM模型的分析

资源环境对我国经济增长的硬约束已开始显现,鉴于此我国亟需向创新驱动增长模式转型。本文基于研发驱动理论,构建了包含研发投入的SBM模型,测算了我国区域的环境效率和环境全要素增长率,并借助Tobit模型对区域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1东部地区传统要素和创新要素的利用效率均高于中、西部地区,但三大地区传统要素的无效率来源有差异,东部地区主要来源于资本,中部主要来源于劳动力,西部主要来源于能源;2中部地区全要素增长率最高,西部次之,东部最低。东部地区技术进步对环境全要素增长率的贡献最大,效率改善对中、西部地区环境全要素增长率的贡献最大;3经济发展水平与区域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呈"U"型关系,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与区域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呈负向关系,对外开放水平与区域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呈正向关系。RD来源和RD结构对区域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具有地区差异性,其中东部地区企业研发投入的驱动作用较大,并应提高基础研究投入。而中西部地区政府研发投入的驱动作用较大,并应强化应用研究。     

基于环境因素的中国农业生产率增长研究

考虑环境因素,运用方向性距离函数测算了1999-2008年中国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农业环境技术效率,采用Malmquist-Luenberger生产率指数测度了28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农业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长,并将其进一步分解为技术进步率指数和技术效率变化指数,以分析农业技术进步和农业技术效率变动对中国农业生产率增长的贡献.实证结果表明:东部的农业环境技术效率明显高于中、西部,而中、西部的差别很小,中部略低于西部;1999-2008年间各年的ML指数均值都大于1,表明中国农业每年的生产率都在增长;中国农业生产率的改进来源于技术进步,技术效率变化均值为0.997,农业技术效率在轻微退步;忽略环境因素会高估我国的农业生产率增长.在上述结论基础上,对如何促进中国农业生产率健康发展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基于BML生产率指数的中国旅游业能源效率评价与影响因素研究

为减少旅游业能源消耗,实现旅游低碳绿色发展,探讨如何提高旅游业能源效率,基于包含非期望产出的方向性距离函数,首先构建了适应旅游业的Biennial Malmquist-Luenberger(BML)效率指数,以中国30个省市2005~2013年旅游业为实证对象,测度了其能源效率,9 a来旅游业能源效率变化源泉可被分解为全要素生产率、资本对能源替代效应、劳动对能源替代效应、能源结构效应和产出结构效应5项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中国旅游业能源效率整体上处于较低水平,旅游业能源效率可以扩张提升的比例较大。(2)整体上全要素生产率、资本对能源替代效应、劳动对能源替代效应和能源结构效应的提升能促进旅游业能源效率提高。(3)近3 a来劳动和资本投入的能源替代效应对旅游业能源效率变化的作用超过了全要素生产率。(4)区域层面上,东部地区旅游业能源效率高于中西部地区,主要由地区间旅游业对资本投入使用和能源消耗结构的差异造成。(5)整个样本期间,中国17个省市旅游业能源效率呈现下降趋势,背后的因素各有不同,旅游业资本替代效应是湖北省、福建省和浙江省等多数省市旅游业能源效率下降的主要因素,全要素生产率是安徽省、海南省、贵州省和甘肃省旅游业能源效率下降的主要原因。因此,合理利用投入的资源要素对旅游业低能耗发展至关重要,尤其是要发挥好资本对能源的替代效应,高效的资本配置能极大提高旅游能源效率。     

生态公益林建设管理的环境经济政策分析--以广州市为例

根据环境经济学的外部性理论 ,生态公益林建设管理具有外部经济性。使生态公益林建设管理外部性内部化的主要手段是“调节市场”型的环境经济政策 ,即由政府向公众征收生态公益林建设管理费用 ,而“建立市场”型的环境经济政策———明晰生态公益林的产权、承包经营权 ,则是生态公益林建设管理外部性内部化和生态公益林有效管理的需要。广州市生态公益林建设管理中存在的建设管理资金不足、林地的使用权分散、对林农补偿的数量难以确定等问题 ,有待于上述两种环境经济政策来解决     

长江经济带大气环境效率的时空异质性与驱动因素研究

将大气污染物视为“坏”产出,基于SBM-Undesirable模型与Global Malmqusit-Luenberger（GML）生产率指数实证测算2006~2015年间长江经济带11省市的大气环境效率与大气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并考察其时空异质特征与驱动因素,利用泰尔指数分解方法揭示大气环境效率地区差距的形成根源,通过构建“效率-生产率”矩阵分析长江经济带各省市大气环境效率提升的优势与不足。结果表明：长江经济带大气环境效率整体水平偏低,不同地区差异较大且在考察期间维持了下降趋势,大气污染减排潜力巨大;长江上游、中游与下游三大地区之间差距与长江上游地区内部省市之间差距是长江经济带大气环境效率地区差距形成的主要根源;大气环境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完全依靠技术进步来驱动,技术效率恶化是长江经济带大气环境生产率提升的主要障碍;不同省市大气环境效率提升的优势与不足存在差异,因而必须因地制宜地制定大气污染防治对策。研究结论可以为长江经济带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决策依据。 关键词： 长江经济带;大气环境效率;时空异质性;驱动因素     

政府环境监管与企业污染的博弈分析及对策研究

企业不考虑环境成本追求利润造成了严重环境污染,利用市场机制很难解决此类外部性问题,政府规制介入成为必然. 政府环境管制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实际上是相关主体之间的博弈过程,可以用博弈方法来研究政府环境管制政策的效果.现有博弈分析中存在忽视环境污染给政府和企业分别带来政治成本与声誉成本的重大缺陷,造成理论不能解释现实世界.本文在引入上述成本的基础上运用博弈分析方法对政府环境监管与企业污染治理的互动决策进行深入探讨,结果表明: 减少政府因企业污染带来的收益、降低政府监管成本、加大对企业污染的处罚等有助于环境质量的改善.而且,建立以增加企业污染的声誉成本以及提高地方政府纵容污染的政治成本等非物质成本的制度建设是改善环境质量的重要方向.     

水质约束条件下确定土壤允许流失量的方法

已有土壤允许流失量（T值）定义多以防止土壤肥力减退、土地生产力下降为目标,考虑的主要因素为成土速度、土层厚度和土壤肥力减退,确定T值的依据是土壤侵蚀速率不大于成土速率,保证土壤资源得到不断更新。然而土壤侵蚀并不完全是人为因素造成的,更是一种客观自然过程,土壤侵蚀除导致土壤养分流失,土壤生产力下降,还可能对侵蚀发生地以外的地区产生一系列环境问题。为保证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制定控制土壤侵蚀目标时,只局限于提高土壤生产力已与时代发展不合拍了,应将视野扩展到保护和改善人类生产、生活和生存环境,引入生态环境影响符合可持续发展的时代要求。因此,在前人研究基础上结合保护水体环境质量要求建立了一种新的确定T值方法,该法体现了多目标特点,可实现既保护土壤资源又维护水环境质量的目标。以随泥沙入湖的TN、TP对湖水养分影响为例,探讨了水质约束条件下确定T值的一般方法。     

西部大开发是否导致了“污染避难所”?——基于直接诱发和间接传导的角度

西部大开发战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我国区域产业转移,在给西部地区带来发展机遇的同时,是否也导致西部地区成为"污染避难所"?鉴于此,本文选取了10个具有代表性的污染密集型产业部门,以中国各省份1990—2013年的面板数据为样本,使用基于系统GMM的双重差分法,对西部大开发战略是否会诱发污染避难所效应进行了判定,并使用结构方程模型,对西部大开发战略的传导机制进行了路径分析。结果表明,西部大开发战略没有导致污染避难所,我国污染密集型产业出现了区域转移滞缓现象;西部大开发战略对污染避难所不具备显著的直接效应,但会通过环境规制强度、市场化程度、公众环保意识和劳动产出效率传导出显著的中介效应;虽然西部地区的环境规制强度、市场化程度和公众环保意识传导的污染避难所促进作用,让西部地区具备成为污染者"乐园"的可能,但西部地区相对较低的劳动产出效率起到了更明显的污染避难所抑制作用,最终导致西部地区没有沦为污染避难所。但随着西部大开发进程的深入,西部地区与中东部地区劳动产出效率差距很有可能会渐渐缩小,导致其带来的污染避难所抑制作用逐步丧失。因此,设立合理的环境规制级差,从市场化程度和公众环保意识角度改善环境友好型产业的投资环境,同时正确对待来自中东部地区的产业转移,是避免西部地区在未来成为污染避难所的关键。     

政府环境规制下的企业治理动机与公众参与外部性研究

本文构建了多主体参与环境治理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进行了政府环境规制下的企业内生治理动机研究与公众参与外部性的分析,模拟结果显示,企业内生治理动机、社会福利等不同目标下对应的最优环境税率存在明显差异。随着政府环境税率的不断上升,企业环境技术研发投入会先上升后下降,当环境研发投入水平达到最大时,政府所征收的环境税完全激发了企业的内生治理动机。在环境税率提高的初期,研发引致的环境技术进步使得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得以提高,经济产出不断增加,社会福利水平得到增进。当环境税率上升到一定数值之后,环境税带来的资源配置扭曲效应高于环境负外部性的改善效应,对于经济而言,环境税成为扭曲性税收,并会降低社会福利水平。因此,应在保证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增进的同时有效激励企业内在治理动机,将环境税率设定在适当水平。本文还模拟了政府与公众参与的组合对于社会福利的影响情况,与仅考虑政府环境规制政策的情形相对比,政府征收环境税和社会组织参与的共同作用可以使得社会福利提高,充分表明了公众参与环境治理存在着正外部性。环境社会组织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降低政府信息不对称等因素,改善环境治理状况。环境组织的参与还能够使得环境税所带来的环境治理改善和生产效率提高的双重红利逐渐释放。因此,在发挥政府规制与市场调节功能的同时,充分发挥环境社会组织和公众在环境治理中的作用,是改善环境质量、提高公众福利的重要方式。     

市场结构与环境污染外部性治理

本文运用产业组织理论分析环境污染所带来的福利影响,与传统经济理论形成鲜明的对照,为治理环境污染提供新的解决思路.虽然在大多数情况下完全竞争优于完全垄断,但是如果发生了市场失灵,对整个社会来说完全垄断就优于完全竞争.为此,本文针对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的现实,进一步深入探讨环境污染外部性的福利效果,重新考察庇古税和科斯定理作用的约束条件.虽然我们依据完全竞争市场与负外部性会得到产生过多污染的结论,其解决方法是征收等于外部性的边际社会成本的税收,但这并不适用于不完全竞争市场,甚至是错误的.因此从负外部性角度看,我们发现不竞争市场结构可能产生高于或低于社会最优水平的产出和污染,虽然通过征税让企业负外部性内部化,竞争性市场的产量就是社会最优的水平,但这并不适合不完全竞争市场.因此,我们只有将市场势力、产权和庇古税有机结合起来,才能更现实地解决环境污染的负外部性问题,这对实现国民经济全面、协调与可持续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