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观福利视角下的库区移民搬迁意愿调查

三峡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受到资源、环境的限制,又面临再次移民的规划.为有效的缓解由于搬迁中搬迁主体与搬迁规划向左而产生的社会矛盾,优化搬迁政策制度,实现社会的和谐,就应分析库区移民自身的福利状态与搬迁意愿之间的关系.本文在福利理论分析框架下建立理论模型并设计问卷,在多层随机抽样调查的基础上,对理论模型进行验证,运用Logit模型建立三个逐次包含的模型,进行回归分析,试图找到对移民搬迁意愿产生较大影响的福利影响因素,并分析其原因.研究表明,对于库区人口搬迁的自身福利的变化而言,最重要的影响因素为:居住环境、居住方式、教育程度、饮水方式、政策了解程度、环境满意度等;收入、承包地面积、工作等因素也起着一定的影响作用;年龄及基础设施建设中的电话和教育建设对于搬迁意愿的影响则不明显.     

三峡库首移民安置区土地资源、移民经济状况及移民满意度的调查与分析

针对三峡工程蓄水和移民搬迁对库首地区农业生产和居民生活造成的影响,对移民安置前后三峡库首地区的秭归、兴山、巴东等县乡镇土地资源状况进行了统计分析,并选择典型乡镇移民户作为研究对象,实地调查了移民安置区移民户的经济收支情况及其对移民安置的满意度。结果表明：三峡工程蓄水后,库区低海拔地区耕地淹没,农村可用耕地总量减少,人均耕地也有所减少,人地资源矛盾比较突出。移民主要收入来源为劳务、种植业和养殖业收入,其中劳务收入比例较大,农户家庭经济支出主要是以生活支出为主,移民搬迁对部分农民经济收入产生较大影响。移民搬迁以后,库区农村的居住环境、住宅条件、生活条件和交通条件均较移民前有明显改善,农户普遍比较满意。库首地区的移民政策落实较好,大部分人对未来发展充满信心,对三峡工程表示支持和肯定。搬迁安置对农村生态环境状况产生了影响,存在自然灾害和病虫害增多,农村废弃物处理设施不足等问题,应当引起政府对库区生态环境问题的足够重视。〖     

三峡库区城镇移民家庭生活安置状况调查与分析

利用回溯性的调查资料来研究已经搬迁的城镇移民家庭在搬迁后的生活安置现状,分析城镇移民家庭的生活安置适应性。在评价方法上首先是对比城镇移民家庭搬迁前后的生活条件和社会保障的变化,再分析移民各个分项满意程度,最后将所提取的因子得分值作为自变量,总体“生活安置满意度”作为因变量,对数据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分析移民安置过程中哪些方面的满意度会影响到城镇移民对总体安置满意度的判断。研究发现城镇移民家庭的生活居住条件良好。搬迁后,城镇移民家庭的生活和居住条件都得到了较大幅度的改善,住房面积增大,房屋居住的安全系数有所提高。城镇移民家庭医疗保险享有率很高,但养老保险的享有率不容乐观,城镇移民家庭的养老保障仍有待提高。城镇移民生活安置满意度随着社区满意度和居住满意度的提高而提高     

易地移民搬迁对农户生态系统服务依赖度的影响——来自陕南的证据

为从微观农户视角分析易地移民搬迁对生态系统服务依赖度的影响,本文构建了农户生态系统服务依赖度指数,将农户从生态系统服务中获取的各种收益进行整合和量化,利用在陕南安康地区的入户调研数据,对比分析不同搬迁类型和特征家庭的生态系统服务收益和依赖度差异,并进一步检验易地移民搬迁对农户生态系统服务依赖度的影响。结果发现:搬迁户获得的生态系统总净收益、供给、调节、文化等服务净收益以及社会经济净收益均高于非搬迁户;不同搬迁特征的农户之间的生态系统服务依赖度差异显著;易地移民搬迁工程的实施能有效的降低农户对生态系统服务的依赖程度,参与易地移民搬迁有利于农户收入结构的优化,在降低从生态系统获取供给服务的同时,也提高了社会经济收入所占比重;自愿搬迁、集中安置和新阶段的移民等特征也在降低农户对生态系统服务的依赖上起到了积极作用,自愿搬迁的农户比非自愿搬迁农户能更好的应对和适应向非资源依赖型生计模式的转变。集中安置的方式能够产生一定的规模效应和政策溢出,使农户有机会获得更多配套和后续支持,从而提高对外部机会和资源的占有能力,拓宽非资源型收入的途径,此外,新阶段易地移民搬迁工程所提供的惠民措施和补贴力度都较以往零星的自主搬迁有较大提高,同时也强调搬迁农户在非农转变过程中的自我发展能力的建设和引导。本研究为实现生态系统服务与家庭福祉在微观尺度的结合提供路径支持和方法借鉴,也为新时期易地扶贫搬迁政策的持续推进提供启示。     

城镇安置模式对陕南移民搬迁农户生计活动影响研究——基于广义精确匹配模型

城镇安置日益成为我国政府推进易地扶贫搬迁过程中主导的安置模式。本文首先简要探讨了我国移民安置模式的演进,在深入分析城镇安置模式三个层次的内涵及其对搬迁户生计活动影响机制的基础上,结合陕南安康移民搬迁地区搬迁农户的一手调查数据,运用广义精确匹配模型,控制了观测数据中混杂因素对评估结果的影响。在此基础上采用无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深入分析了城镇安置模式对搬迁农户以及贫困搬迁户生计活动的影响和作用。结果表明:①城镇安置模式对搬迁农户从事非农型生计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从事非农型生计的概率显著提升1. 863个对数发生比。在贫困的搬迁农户样本中,城镇安置模式使贫困的搬迁农户从事非农型生计的概率显著提升了1. 823个对数发生比。②在全部搬迁户样本中,医疗设施对搬迁农户从事非农型生计有显著的促进作用;针对贫困搬迁户,便利的交通设施更有助于其从事外出务工等非农型生计;是否获得产业、就业扶持或培训无论对全部搬迁户或贫困搬迁户都无统计上的显著作用。③家庭劳动力数量、通讯费用对全部搬迁户以及贫困的搬迁户从事兼业、非农型生计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搬迁时间对搬迁农户生计选择有一定的影响,但对贫困搬迁户无显著作用。最后,提出以下建议:城镇安置需要综合配套,逐步完善城乡一体化的体制机制;完善产业帮扶措施及提高农户的人力资本,帮助搬迁农户实现非农就业;流转土地,盘活搬迁农户在迁出区的资产,增加农户收入;要充分考虑搬迁人口在家庭结构和能力等方面的差异,实施差异化的精准扶持等。     

河南淅川县库区移民问题调查与成因分析

南水北调工程是优化我国水资源分配格局的世纪性战略工程,其工程建设涉及大批非自愿性移民。移民搬迁是一复杂的系统工程,科学合理地制定移民补偿政策不仅要考虑移民的经济损失,也应统筹考虑移民的社会福利损失和心理需求。本研究以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地丹江口库区移民重点县淅川为案例,通过问卷调查、部门访谈的方式,深入剖析了淅川移民试点村安迁的特点及存在的主要问题,整体搬迁距离远、移民强度大、移民补偿标准偏低,移民群体中不满情绪等现实状况,成为当前县内移民工作亟待解决的核心问题。导致移民问题产生的成因主要在于现行的移民政策制定没有科学地根基于利益相关方的需求:一是利益相关方的需求表达机制缺失,移民缺乏适当的决策参与机制,信息知情权、话语权缺失,造成部分移民政策的实施衍生出替代性问题;二是解决移民纠纷问题的协调管理机制缺失,影响了移民的安迁稳定;三是政策制定忽视了移民的人力资本、社会资本损失及心理需求,移民缺乏社区认同感,"边际人"心态显著。     

陕西安康移民搬迁农户的生计适应策略与适应力感知

从社会-生态系统适应性理论出发,借鉴脆弱性研究中的适应性理论来研究我国易地移民搬迁农户的适应策略和适应力,构建了移民搬迁农户的生计适应性分析框架,并以陕西安康移民搬迁工程为例,通过实地调查和访谈获取了安康搬迁农户的调查数据,分析了安康移民搬迁农户的生计适应策略、适应力感知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发现安康移民搬迁农户在搬迁之后采用了四种生计适应策略,即传统生计专业化型、非农专业化、补贴依赖型和多样化生计,这四种类型占全部搬迁农户样本的比例分别为:28.6%、34.3%、18.3%和18.8%。搬迁农户的适应力感知类型与搬迁类型、安置类型存在着统计上的显著差异。尤其是搬迁农户收入等级类型与适应力感知之间存在显著差异,越是高收入户,越表示收入增加,搬迁后"稳得住、能致富"的情况则越好;而贫困户搬迁之后的生计适应、生计安全状况令人担忧。此外,搬迁农户不同的生计适应策略与其适应力感知也存在着统计上的显著差异。总体上看,搬迁之后,非农专业化和传统生计专业化的农户收入减少的更少、表示收入增加的更多、适应力更好,而补贴依赖型、生计多样化型农户的适应状况要差一些。本文进一步采用MULTINOMINAL LOGISTICS回归模型分析了安康移民搬迁农户适应力感知的影响因素。结果显示,政府主导的移民安置方式、搬迁类型、搬迁农户所获得的扶贫项目数对搬迁农户生计适应情况并没有显著的影响,搬迁农户也没有随着搬迁时间的增加而提高其适应力;当地搬迁农户劳动力也存在一些闲置、土地林地需要进一步提高生产经营效率等。当地地方政府仍需要进一步完善移民搬迁方案和对移民搬迁农户的精准帮扶措施,发展后续产业,提高其适应力。     

三峡库区农村移民家庭生活安置现状与分析

三峡移民作为迄今为止动迁规模最大、涉及面最广的非自愿性工程移民群体而广受关注。通过2009年大量的抽样调查数据来讨论三峡农村移民家庭的生活安置适应性问题。得到的基本结论：对于三峡库区农村移民家庭适应目前的居住生活,移民家庭的居住条件、医疗保障普遍得到了改善;三峡农村移民家庭的生活也存在生活成本增加和建房费用可能导致的负债隐患,这可能对移民总体的生活安置满意度的选择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三峡农村移民家庭生活安置适应性受到搬迁时间的影响显著。因此,建议关注移民居住生活社会适应一定要与移民生活成本联系紧密;农村移民生活安置工作还要继续完善;移民的适应性与移民的可持续发展还要建立相关体系和指标,做进一步的讨论和研究     

易地扶贫搬迁减少了贫困脆弱性吗?——基于8省16县易地扶贫搬迁准实验研究的PSM-DID分析

易地扶贫搬迁将生存环境差、生态环境脆弱、不具备基本发展条件区域里的贫困人口搬迁至生产生活条件较好的地方,以期从根本上解决贫困问题。居住在不适宜生存发展区域的农民通常面临着较高的脆弱性,未来很有可能陷入贫困而难以脱贫。由于易地扶贫搬迁不具备短期增收的效果,那么从脆弱性的视角关注易地扶贫搬迁对农户福利的影响,既是贫困静态研究向动态研究转变的一次尝试,也有助于合理评估易地扶贫搬迁的政策效果。为此,本文基于8省16个贫困县的易地扶贫搬迁监测的准实验研究,采用1 688个两轮微观农户调查的面板数据,利用PSM-DID实证检验了易地扶贫搬迁对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影响。研究发现易地扶贫搬迁降低了农户的贫困脆弱性,这意味着易地扶贫搬迁是一种有效的扶贫手段,能够从根本上解决自然禀赋所导致的贫困。本文进一步分析了易地扶贫搬迁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机制:(1)易地扶贫搬迁将农户搬离恶劣的自然禀赋区域,并改善与农户的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等条件,使农户积累足够的生计资本,并改善其生计资本结构。(2)易地扶贫搬迁使生计方式发生转变,一方面实现农户收入来源的多样化,另一方面增加了住房和生活成本,并重构了社会网络关系。研究结论为易地扶贫搬迁政策效果评估提供了有理论价值和可操作的视角,也为后续扶贫搬迁工作提供了一些启示:(1)在生态环境恶劣的区域需要加大易地扶贫搬迁力度,从根本上破解自然禀赋的束缚。(2)强化搬迁的配套政策,保障搬迁农户生计得以改善,从而实现稳定脱贫。     

农地城市流转的农户福利效应测度

农地城市流转是城市化过程中普遍的社会经济现象。农地城市流转前后农户福利效应是农民在此过程中生活状况的综合反映。本文选择武汉城市圈中的武汉和咸宁作为研究区域,针对两地的调查数据,考虑福利评价的模糊性和灰度,尝试运用灰色模糊综合评判方法,从组织生产、经济收入、健康与休闲、社会保障、居住条件与环境、社会参与、子女教育、社会公平八种农户家庭功能性活动选择评价指标,对研究区域农地城市流转的农户福利效应进行测度、评判。研究结果显示,农地流转使得农户家庭总福利水平从0.413下降到0.353,而对农户家庭的不同功能性活动有不同的影响方向和影响程度。农地流转使得农户的组织生产、社会保障、居住条件与环境和社会公平功能水平下降,使得农户的经济收入、健康与休闲、社会参与和子女教育功能水平上升。研究表明当前的补偿方式、补偿金额难以改进被征地农户福利,也不能改善农户生活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