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化培训大熊猫采食和人为砍伐对拐棍竹无性系种群生物量的影响

采用固定样方法和定位观察法连续测定了2003～2007年间卧龙自然保护区大熊猫野化培训圈内及其附近区域的拐棍竹无性系种群数量和生长发育特性等参数,运用收获法与非破坏性重量估测法建立了不同龄级和残桩的竹子种群和分株生物量估测模型,进而利用最佳模型计算并评估了野化培训大熊猫采食和人为砍伐对拐棍竹无性系种群生物量和植株个体生物量的影响.结果表明:在环境条件、种群密度、生长发育特征和种群生物量等基本相似的基础上,大熊猫采食和人为砍伐不仅降低实验期间的竹子生物生产力,而且影响到后期阶段实验种群的恢复与发展.大熊猫采食样方中的竹子种群生物量虽然较对照样方低,就竹笋生物量而言,约为对照的57.79%,这与野化培训圈的面积较小、竹种单一而使采食比重(67.07%)较大有关,但其各龄级植株个体生物量均能达到大熊猫的取食利用标准(仅2004年生竹除外),具有持续供给大熊猫食物资源的潜力;而人为砍伐措施与大熊猫采食相比,影响效果极为强烈,它严重降低了拐棍竹无性系的种群生物量,尤其是竹笋重量更是如此,仅为对照样方的14.69%,且植株个体鲜重远低于大熊猫的觅食条件.因此,竹笋和无性系植株的生物量是大熊猫采食标准的主要因素.     

汶川地震滑坡体自然植被恢复及影响因子——以龙溪–虹口自然保护区为例

为了解汶川地震后滑坡体的植被恢复状况及驱动因子,于2012年8-9月在都江堰市四川龙溪–虹口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对地震滑坡体上的植物物种组成、生长状况及环境因子进行了调查,共调查了127个10 m×10 m样方;并利用广义线性模型分析了影响滑坡体自然植被恢复的关键因子.结果显示:(1)滑坡体生长的维管植物有38科67属75种,以菊科(13种)和蔷薇科(7种)物种最为丰富,其余科的种类都较少;(2)物种生活型方面,草本植物种类最多,有47种,占总数的62.67%;其次为木本植物,有25种(包括灌木19种,小乔木6种);藤本植物仅3种;(3)滑坡体植被类型主要为灌丛及灌草丛,进一步可划分为10个群系,主要以灌丛为主,川莓(Rubus setchuenensis)和光滑悬钩子(R.tsangii)为主要的建群种,在滑坡体上常构成单优势片层或混合生长形成共优种;(4)植被总盖度大于30%的样方占62.99%,最高达85%;植被平均高度超过1 m的样方占60.63%,最高达2.5 m;植物物种数超过5种的样方占84.25%,最多的有17种;(5)广义线性模型结果表明,坡度、样方位置、距林缘最近距离以及地表砾石盖度为影响滑坡体自然植被恢复的关键因子:坡度越大,灌木盖度越低,植物物种数也越少(B0,P0.001);砾石盖度越高,植被总盖度、灌木盖度和植被平均高度都越低,植物物种数也越少(B0,P0.05);距林缘最近距离越远,植被总盖度和平均高度都越高(B0,P0.05);残留植被盖度越高,灌木层的盖度也越高(B0,P0.05);位于滑坡体下部样方的植被总盖度显著高于中部和上部(B0,P0.01).研究表明,汶川地震后滑坡体上的植被大多都能够进行自然恢复,并逐渐向灌木和乔木林方向正向演替,但不同区域的恢复速度和建群种会存在差异;次生演替初期,小尺度范围内地形条件及地表基质状况的差异性对植被的恢复状况以及演替进程都有着显著的影响.     

西南山地小径竹的重金属富集能力

西南山地小径竹的种类多、分布广、生长快、生物量高,且对土壤重金属具有一定的耐受性,在土壤重金属修复方面具有潜在优势。目前对于西南山地竹区的小径竹在土壤重金属修复方面的研究和应用鲜有报道。以西南山地的林下优势层片缺苞箭竹(Fargesiadenudate)和拐棍竹(F.robusta)为研究对象,通过测定分析其茎、叶、笋及根际土壤的重金属Cu、Zn、Pb、Cd、Cr含量,比较不同小径竹地上各部位的富集系数,并与常见的超积累植物相比,探讨小径竹的重金属富集潜力。结果表明:(1)缺苞箭竹和拐棍竹叶的Cu、Zn、Pb、Cd、Cr含量和富集系数均显著大于茎和笋(P=0.001);(2)缺苞箭竹地上各部位对Cu的富集系数大于Zn、Pb、Cd、Cr,而拐棍竹对Cu的富集系数较小;(3)缺苞箭竹地上部的Cu富集系数(2.16)、Zn富集系数(1.27)显著大于拐棍竹(0.17、0.93,P=0.001),而Pb富集系数(0.09)、Cd富集系数(0.34)、Cr富集系数(0.82)显著小于拐棍竹(0.87、0.49、1.03,P=0.002、0.049、0.001);(4)与生长在未被污染土壤中的超积累植物相比,缺苞箭竹具有更大的Cu、Cr富集潜力,拐棍竹对Pb、Cr具有更大的富集潜力。西南山地小径竹在土壤污染修复方面具有较高的生态、经济和景观效益,有发展成为生态-经济型土壤重金属修复植物的潜力。     

红壤坡地生态系统恢复过程植被群落的演变

应用样方调查方法,对湘北红壤坡地有人为干扰和无人为干扰两种方式下植被恢复情况进行了初步调查分析,结果表明:无人为干扰的坡地植被恢复在11年间经历了缓慢恢复和快速恢复两个阶段,不同坡位群落生物量稳步增长,正在逐步形成具有稳定群落结构的自然生态系统;人为干扰坡地植被恢复缓慢,由于水土流失,上坡位地下部生物量呈下降趋势,中坡位和下坡位地下部的生物量都大幅度的增加,此外人为干扰使得乔木类植物无法正常生长,从而不能形成具有明显垂直结构的稳定生态系统.     

共和盆地沙质荒漠化过程植被群落特征变化

青海共和盆地是我国西部荒漠化比较严重地区之一。荒漠化不仅表现为植被结构和功能的退化,也伴随着土壤性质的退化。作者对共和盆地典型荒漠化区域设置样带进行植被、土壤调查,利用TWINSPAN对研究区植被进行数量分类,在此基础上确定荒漠化发展阶段类型及所包含的植被群落类型,分析了不同荒漠化发展阶段的植被群落组成、盖度、生物量及土壤质地、有机质和全氮含量。结果表明：研究区荒漠化梯度划分为未退化草地、轻度退化草地、轻度沙化草地、中度退化草地、中度沙化草地。随着荒漠化的发展,群落组成从简单趋于复杂再到简单;群落盖度逐渐减小,其中未退化草地样方的平均盖度达到48．40％4±3．25％,而中度沙化草地的平均盖度仅为15．34％±2．78％;轻度干扰下样方群落生物量先增加,随着干扰加剧,生物量逐渐减小,轻度退化草地地上、地下及总生物量均最高,中度沙化草地的均最低;土壤0-20cm,20-40cm层有机质和全氮含量逐渐减小,粒度组成也发生明显变化。沙化对土壤有机质、全氮含量及粒度组成的影响显著。     

不同干扰方式对退耕弃荒地植被恢复的影响

由于各种原因,我国西部地区仍然分布着较大面积退耕后并未实现植被恢复的退耕弃荒地。不同方式或不同强度的人为干扰都会导致退耕弃荒地植被恢复效果发生偏差。研究选取滇西北维西县的退耕弃荒地为对象,通过分析放牧、围封和保护3类不同干扰方式下植被恢复过程中群落物种多样性、地上生物量及主要恢复使用树种云南松(Pinus yunnanensis)幼苗生长的差异,探讨不同干扰方式对退耕弃荒地植被恢复的影响。结果表明：放牧、围封和保护3种干扰方式下退耕弃荒地植物种的Margalef丰富度指数和Shannon-Wiener多样性指数大小均表现为围封样地＞保护样地＞放牧样地(P<0.05),即随着干扰强度的增加,群落物种的丰富度和多样性先升高后降低,结果支持“中度干扰假说”;退耕弃荒地植物群落地上生物量大小依次为保护样地＞围封样地＞放牧样地(P<0.001);云南松幼苗在不同干扰方式下的退耕弃荒地内生长优劣程度依次为保护样地＞围封样地＞放牧样地(P<0.001);因此,保护和围封方式均有利于退耕弃荒地的植被恢复,而自由放牧方式会阻碍植被恢复,甚至可能会导致植被退化。     

岩石边坡生境形态结构特征对植被自然恢复能力的指示性

构建植被恢复指数(IVR),对鲁中山区公路花岗岩边坡的植被自然恢复成效进行样方评价,识别影响植被自然恢复能力的关键生境因子,并建立基于岩缝与岩台面积指数和恢复年限的植被恢复成效预测模型.结果表明,不同生境条件下公路岩石边坡植被的自然恢复效果差异较大,样方IVR的最高值和最低值分别为1.89和0.29,恢复较差样方(A)组平均盖度为35.7％,平均地上生物量为147.7 g·m-2,分别不及恢复较好样方(C)组1/2和1/3;岩缝与岩台面积、恢复年限、岩台面积、平均土层厚度、岩缝面积、坡位和岩台土层厚度这7个生境因子与IVR密切相关,其参数值在A组和C组间差异显著(P＜0.05),表明岩石边坡植被自然恢复成效和恢复能力与生境形态结构特征有很大关联性,而岩缝与岩台发育程度和数量多寡对其影响最大.岩缝与岩台面积指数是指示边坡裸岩植被自然恢复能力和预测植被自然恢复成效的重要参数.     

汶川地震受损区恢复初期植物与微生物生物量、土壤酶活性对土壤呼吸的影响

为了解汶川地震灾区不同恢复方式土壤呼吸差异性及其影响因素,选取干旱河谷气候区与亚热带季风气候区,设置受损治理、未受损、自然恢复3种恢复方式的固定样地,于2015年9月到2016年9月测定土壤呼吸、植被生物量、土壤微生物生物量和土壤酶活性,分析各指标的季节变化特征及与土壤呼吸的相关关系.结果显示:土壤呼吸速率和9种生物学性质(植被地下生物量和总生物量、土壤微生物量碳和氮含量、土壤过氧化氢酶、碱性磷酸酶、脲酶、纤维素酶和蔗糖酶活性)在两个气候区的季节变化特征整体表现为冬春低、夏秋高.两个气候区的土壤呼吸速率、植物生物量、微生物量碳和氮含量、脲酶和蔗糖酶活性以及亚热带季风气候区碱性磷酸酶和纤维素酶活性、干旱河谷气候区的过氧化氢酶活性均表现为未受损区受损治理区自然恢复区,在受损治理区和自然恢复区各指标的恢复率介于11%-114%.两个气候区土壤呼吸的影响因子存在差异性,干旱河谷气候区主要为植物总生物量、地下生物量、微生物量氮含量以及土壤脲酶活性,亚热带季风气候区主要为碱性磷酸酶、纤维素酶活性.本研究表明不同恢复方式区域土壤呼吸速率存在差异性,群落植被生物量、微生物生物量与土壤酶活性是影响土壤呼吸的主要因子.(图5表2参28)     

露水对马缨丹生长的影响研究

在干旱缺水的环境下,露水对植物生长具有明显影响,但有关的定量研究尚未见报道。采用薄膜袋覆盖法,模拟城市干旱环境和城市露水对南方常见园林栽培植物马缨丹(Lantana camara)生长的影响。结果显示,0.1 mm和0.2 mm露水量强度处理下马缨丹茎、叶、地上部分和总生物量与对照相比差异均达到显著水平;马缨丹的茎和叶均表现为0.2 mm露水量强度处理时生物量最大(茎和叶生物量分别为0.443 3g和1.378 9g)、0.1 mm露水量强度处理次之(茎和叶生物量分别为0.443 0 g和1.2466 g)、0.3 mm露水量强度处理最小(茎和叶生物量分别为0.3566 g和1.120 8 g);在不同强度露水量处理下,马缨丹的根生物量变化规律表现为0.2 mm处理下最大(0.263 7g),其次是0.3 mm(0.249 1g),最小是0.1 mm(0.248 3g);在同一露水量处理下,叶生物量分别显著高于茎、根生物量,且根生物量最小;露水处理下马缨丹的生物量主要分配在叶(不同露水量强度处理下叶的生物量分配均达60%以上),不同露水量强度处理对马缨丹根、茎、叶生物量分配的影响不显著;经露水处理的马缨丹叶面积均大于比对照(0.1、0.2和0.3 mm露水量处理下和对照的叶面积分别为395.3、417.6、312.9、259.2 cm~2),0.2 mm露水量强度处理尤其显著;露水处理下马缨丹茎高生长也比对照快,其中0.1 mm和0.2 mm露水量强度处理与对照差异显著(0.1、0.2 mm露水处理下和对照的茎高分别为42.7、35.9和22.6 cm)。研究也显示,当露水处理强度达到0.3 mm时,叶面积和茎高的增长均较小,且其与对照的差异不显著。综上所述,城市干旱环境下,露水对马缨丹的生长产生了积极的生态效应,对其生长和生物量积累都具有促进作用,但露水量强度对马缨丹生长的影响可能存在一个阈值。     

不同措施对毛竹林改造效果分析

以双牌县竹类类资源现状为基础，针对毛竹低产不同原因采用砍山、垦复、施肥三项措施对毛竹低产林进行了改造．结果表明连续五年砍山处理后的新竹数平均比对照高出61．93％，眉围平均比对照增加1．75％；砍山结合垦复处理后新竹成竹平均是对照的253．20％，平均眉围提高了6．54％；施肥有利于发笋成竹和提高眉围，提高成竹量尿素最佳，提高眉围嫩柴草最好．表4，参9．     

汶川地震对森林土壤养分动态的影响

地震导致地表植被严重破坏,土壤物理性质和养分循环发生明显变化,这对震后植被恢复有重要影响.选取两处受汶川地震影响的森林植被区,分别设置4个处理,即地震迹地、地震迹地枯木旁、邻近未受损森林、邻近未受损林窗,对比研究表层土壤(0-20 cm)物理因子、有机质、速效养分以及微生物等.结果显示两处研究地点有大致一样的趋势:地震迹地与地震迹地枯木旁温差与p H值浮动变化显著大于未受损森林与林窗,土壤含水量明显低于未受损森林和林窗;震后造成土壤有机质含量显著降低,损失高达50%,速效养分损失高达80%;速效养分(铵态氮和硝态氮)与微生物生物量碳氮含量由高到低顺序为邻近未受损森林、邻近未受损林窗、地震迹地枯木旁、地震迹地;震后枯木在地震迹地形成养分热点,其速效养分及微生物生物量碳、氮高于地震迹地,在生长季节较为显著,其速效养分硝态氮含量最高是地震迹地的5.88倍.本研究表明汶川地震导致受损森林系统表层土壤有机质等的极大流失,同时震后迹地土壤有效养分、微生物生物量显著降低,地震迹地枯木旁形成土壤"肥力岛",震后生态系统恢复将经历养分富集和植被演替过程.     

岷江上游林线附近岷江冷杉种群(Abies faxoniana Rehd.et Wild)的生态学特点

在松潘县弓杠岭采用样方调查的方法针对岷江冷杉(Abies faxoniana)种群结构、幼苗更新及个体生长及与海拔变化的关系进行了研究,样地分别位于林线下方、林线及树线区,个体年龄采用WinDENRO系统或侧生轮枝计数的方法确定,结果发现：(1)岷江冷杉种群更新与样地海拔高度、干扰强度有关,(2)岷江冷杉的个体生长过程可分为生长期、成熟期、过熟期3个阶段,但随着海拔的升高,这3个时期生长速度的差异变得不明显,(3)3个样地内岷江冷杉种群随海拔升高,其平均高度呈现由高到低,胸径由大到小,个体数量由多到少的变化趋势,(4)岷江冷杉种群大中型立木中出现由于病腐导致空心树的比例随海拔升高有增加趋势,图4表1参28     

海拔对藏北高寒草地物种多样性和生物量的影响

高寒草地是青藏高原生态系统的主体,高寒草地物种多样性和生物量沿海拔梯度的空间分布格局在气候变化及人为干扰的双重影响下已发生重大变化。为明晰海拔对物种多样性和生物量的影响,以藏北地区那曲市罗玛镇高寒草地为研究对象,于2018年8月采用样方调查法对不同海拔梯度高寒草地植物高度、盖度、地上生物量及物种多样性沿海拔变化进行调查和统计分析,探讨藏北高寒草地物种多样性和地上生物量在海拔上的变化规律及二者的关系。研究表明:(1)植物盖度和地上生物量分别由海拔4 600 m的89.0%和64.7 g·m~(-2)降至4 800 m的67.3%和41.8 g·m~(-2),即植物盖度和地上生物量随海拔的升高呈线性降低的趋势;(2)不同海拔梯度间植物物种组成存在较大差异,高海拔段中旱生禾本科植物逐渐被耐寒喜湿植物取代;(3)物种丰富度和Shannon-Wiener指数沿海拔呈单峰分布格局,而E.Pielou均匀度指数则呈U型分布格局;(4)物种丰富度和Shannon-Wiener指数与地上生物量呈负二次函数关系;地上生物量与土壤温度呈指数增长趋势,与土壤湿度呈指数降低的趋势。研究结果初步揭示了藏北高原高寒草地不同海拔梯度物种多样性及其生物量的垂直分布差异,以及不同海拔梯度间水热组合差异对物种多样性及其生物量的影响。     

中小径级毛竹对林地轮休覆盖模式的可塑性响应

以中小径级的低产毛竹(Phyllostachys edulis)林为研究对象,通过土壤轮休覆盖模式试验,分析毛竹克隆分株的产生规律及其地下鞭系统、间隔子行为和细根生物量垂直分布,探讨毛竹克隆种群的行为学机制及其对竹林生态系统的影响。研究发现,毛竹克隆分株萌发率处于(20.65±4.03)%~(35.26±1.18)%之间,其利用富足的营养爆发式萌发克隆分株,第1年覆盖和第3年覆盖的克隆分株数量分别达(35.2±7.7)和(27.8±4.2)株·m~(-2),打破了在漫长进化过程中形成的自身固有生长发育与繁殖的生活史节律,是一种被动适应;覆盖可增加眉围,随着覆盖时间的增加,眉围均值下降;覆盖极大地增加了幼鞭休眠芽数量,随着覆盖时间的增加,幼鞭和壮老鞭休眠芽的数量均会下降,轮休后,休眠芽数量有所恢复;轮休期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幼鞭长度的比例,但随着轮休时间的增加,幼鞭长度比例有所上升,毛竹利用减小幼鞭直径、增加幼鞭长度和间隔子长度这种资源吸收结构的可塑性来达到开拓适宜生境的目的;第3年覆盖的平均细根生物量为第1年覆盖的64.07%,覆盖使细根生物量减少,并使其生物量分布趋向于土壤上层,轮休可使细根向较深土壤层生长,并使细根生物量回升;对照毛竹林在土壤表层和深层分配大量细根生物量,这与覆盖轮休模式只有1个峰值不同,说明细根针对不同的生境采取不同的生物量分配方式进行觅食。因此,覆盖第3年已出现衰退现象,轮休是覆盖的必要补充。     

放牧对克氏针茅功能性状的影响

植物功能性状是植物对周围环境的适应及响应,进一步了解植物的功能性状,对于深入了解由放牧导致的草地退化具有重要意义。于内蒙古大学生态学研究基地开展4年(2012-2015年)放牧控制试验,通过研究克氏针茅(Stipa krylovii)在放牧干扰下的个体功能性状,探讨内蒙古典型草地生态系统中克氏针茅对放牧的响应和适应对策。2016年,在克氏针茅种群生物量高峰期(8月)测定了连续4年放牧(2012-2015年)和无牧条件下(对照)的植株高度(PH)、总叶面积(TLA)、茎叶比(SLW)、茎质量(SW)、总质量(AB)、总叶质量(TLQ)、比叶面积(SLA)、叶数(LN)、营养枝数(NNB)、丛幅(WCC)共10个性状指标。结果表明:(1)4年放牧显著降低了植株高度和比叶面积(P0.05),与对照相比,植株高度和比叶面积分别下降了31%和58%;显著增加了克氏针茅的营养枝数和叶数(P0.05);与对照相比,营养枝数与叶数分别增加了50%和63%;(2)其中比叶面积、营养枝数、叶数这3个功能性状为敏感性指标,其余7个为惰性指标;(3)生物量与株高、茎质量、营养枝数、总叶质量、茎叶比、丛幅、叶面积、和叶数存在极显著的正相关关系(P0.01),与比叶面积呈现显著负相关关系;(4)株高、茎质量、总叶质量、总质量、丛幅、叶面积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该研究认为,克氏针茅各功能性状对放牧干扰的不同响应,是其对干扰产生的生态对策,进而维持种群的稳定性。     

放牧强度对川西北高寒草甸植物生物量及其分配的影响

研究了四川省红原县境内4个不同放牧强度下高寒草甸植物群落的物种组成、生物量及其分配特征.随放牧强度的增加,植物群落表现出由垂穗鹅冠草(Roegnerianutans)和垂穗披碱草(Elymusnutans)等禾草为优势种的群落向以川嵩草(Kobresiasetchwanensis)和高山嵩草(Kobresiapygmaea)等莎草为优势种的群落演替的趋势.生长季节6-9月,草甸植物地上生物量以不放牧为最高,重度放牧显著小于不放牧;地下生物量随放牧强度的增加而呈增加趋势,重度和中度放牧显著高于不放牧和轻度放牧.不放牧、轻度、中度和重度放牧草地6-9月4个月植物总生物量平均值分别为1543.3、1621.6、2294.7和2448.5g·m-2,地下生物量占总生物量比例大小排序为重牧(87.8%)＞中牧(81.8%)＞轻牧(76.2%)＞不放牧(69.2%).草甸植物生物量的变化主要是由于放牧作用下植物群落优势种的变化而引起的,其分配比例的变化反映了草甸植物对放牧干扰的适应.     

旅游干扰对九寨沟原始森林岷江冷杉树干附生苔藓植物组成和结构的影响

附生苔藓植物是森林生物多样性的重要组分,对森林及其环境的质量有很好的指示作用.为了揭示旅游活动对森林及其环境的影响,调查了几寨沟原始森林景点内附近旅游活动频繁地段与未扰动地段原始林优势种岷江冷杉(Abies faxoniana)树干4个高度附生苔藓种类的组成、生物量和群落结构,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对苔藓层结构参数进行了差异性检验.结果表明:(1)冷杉树干附生苔藓物种组成在旅游活动频繁地段与未扰动地段有很大的差异.在旅游活动频繁地段,耐荫喜湿物种局部消失(重要值下降),耐干旱抗干扰的植物种群扩大;(2)旅游活动频繁地段树干附生苔藓植物的丰富度、盖度和生物量较未扰动地段小;(3)距地面较高的高度120 cm和180 cm处受到的干扰强度最大,基部的影响较小.旅游活动对附生苔藓植物的干扰主要为间接的环境影响,其机理还未充分认识,还需进一步研究.综合分析表明,旅游干扰影响了几寨沟的生态环境,需要进一步加强管理,控制游客数量和规范游客行为.图2表3参25     

森林火灾对烟台蓁山次生林土壤性质的影响

林火是北方森林生态系统最主要的自然干扰因子之一,可在短时间内使森林土壤的各种性质发生剧烈变化,并影响后续恢复进程。烟台蓁山属山东半岛北部黄海沿岸丘陵,该区域春季干燥、风大、人为活动多,致使火灾频发,造成较大生态和经济损失。以暖温带蓁山次生林为研究对象,选择不同类型火烧迹地及其对照(阴坡火烧区、阴坡非火烧区、阳坡火烧区和阳坡非火烧区),采集土壤样品,研究火灾2 a后土壤性质的变化,了解火灾对土壤理化性质、土壤微生物数量、酶活性变化及土壤氮素循环等的影响,以期为该区域森林火灾后生态系统的恢复和管理等提供理论依据。研究结果表明:(1)林火改变了土壤理化性质,火烧后土壤含水量下降,p H值无明显改变,土壤全碳含量呈降低趋势,全氮含量显著下降;(2)火烧后微生物量C含量显著增加,微生物量N变化不明显,细菌数量下降,特别是细菌含量丰富的阴坡,其细菌数量下降明显,而真菌和放线菌数量下降不显著;(3)火烧降低了土壤磷酸酶和过氧化氢酶活性,对脲酶活性的影响不明显;(4)阴坡火烧区土壤氮素的矿化和硝化速率较对照显著降低,阳坡火烧区土壤氮素的矿化和硝化速率较对照有所降低,但不存在显著差异。火灾改变了土壤各种性质,短期内引起地力衰退,影响林地微环境,对生态系统恢复产生重要影响。     

围滩鱼塘中藻类生物量与水体养分关系的研究

通过大塘试验和围格试验,研究了围滩鱼塘生态系统中藻类的种群分布、变化及其与环境因子的关系。结果表明:鱼塘藻类共有7门127种,年平均(4月～10月)数量11939×106个L、平均生物量9060mgL;藻类种群数量、生物量等存在动态变化;组成、生物量都以蓝、绿、硅藻门为主;影响藻类种群的主要水环境因子是氮磷比和总磷。在本试验范围内,藻类生物量与氮磷比呈极显著负相关关系。     

青藏高原东部原始云杉林及其系列采伐迹地3个林地藓类种群结构与生物量的差异性评估

森林采伐对地表藓类种群的发育具有重要影响,但很少有人评估这种影响后迹地上的藓类种群状况.本研究调查了四川壤塘县4个系列采伐迹地和附近原始云杉林下3种林地优势藓类种群[锦丝藓(Actinothuidium hookeri)、塔藓(Hylocomium splendens)和大羽藓(Thuidium cymbifolium)]的发生频率和盖度、生物量以及维管束植物盖度和凋落物盖度,通过方差分析检验比较分析了3个藓类种群的盖度和生物量在不同采伐迹地及原始林之间的差异,评估了其自然发展趋势,揭示了维管束植物结构参数与藓类种群盖度和生物量之间的相互关系.发现:1)3种藓类种群的盖度和生物量在采伐迹地和附近原始林间有显著差异,但在系列采伐迹地之间没有明显差异,证实森林采伐后林生地表藓类种群显著衰退,随着迹地自然恢复进程这些藓类种群并未能逐渐恢复;2)微环境尺度上的藓类盖度和生物量在系列采伐迹地之间有较大的波动,Spearman相关分析显示乔木和草本层盖度是影响藓类种群生物量的主要因子.综合分析表明,采伐导致的环境变化以及藓类自身的牛态适应性和繁殖策略综合决定着藓类种群的自然恢复能力;如果仅仅依靠迹地自然恢复过程,顶极藓类种群(塔藓和锦丝藓)是难以自然复壮的.图6表4参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