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省自然生态承载力研究

自然生态承载力是当前国际可持续发展定量研究的前沿问题之一。提出按照各类土地的实际生产能力和实际生态服务功能计算各类土地的生态承载力,将消纳污染和水资源的供给功能纳入区域自然生态承载力计算模型,并简称该方法为"实际供给法"。依据海南省统计年鉴资料和生态调查资料,应用"实际供给法"计算和分析了海南省1952~2004年自然生态承载力的动态变化特征:①海南省自然生态承载力长期持续增长,由1952年的7.0804hm²/人上升到2004年的8.5984hm²/人,增加了1.5180hm²/人,年均增长0.4%;②可再生资源生态承载力占总生态承载力的绝大部分,1952年和2004年分别占98.6%和92.3%,而不可再生资源生态承载力仅分别占1.4%和7.7%;③水资源生态承载力呈跳跃式下降,从1952年的6.8165hm²/人下降到2004年的0.4473hm²/人;耕地、海域和淡水水域的承载力呈上升趋势,分别从1952年的0.1277、0.0057和0.0001hm2/人上升到2004年的2.6066、3.1192和1.1468hm²/人,其它土地类型生态承载力变化不明显;④在生态承载力组成中,水资源比例由大到小变化显著,从96.3%下降到5.2%,耕地、海域的比例由小到大变化显著,分别从1.8%、0.1%上升到30.3%、36.3%,其它土地都由小到大,但所占比例较小;海域、耕地和水资源是海南生态承载力的主要贡献因素,三者之和占到总量的71.8%~98.2%。并分析了海南省自然生态承载力动态变化的原因。     

试论自然生态的道德关怀

文章阐述了近现代人对待自然生态的两种基本伦理观点．分析了其弊端，指出应将传统智慧与现代理念相结合。建立人与自然生态和谐相处的道德观。     

京津冀生态屏障区人类活动对生态安全的影响

使用 SWAT(Soil and Water Assessment Tool)和 InVEST(Integrated Valuation of Ecosystem Services and Tradeoffs)模型分别模拟计算了滦河和潮河流域水源涵养、面源污染、干旱特征和生境质量等指标,在此基础上使用压力-状态-响应(...     

海南省历年生态足迹计算与生态可持续性评估

运用生态足迹方法对海南省1988-2004年的生态足迹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生态赤字开始出现,并持续上升.海洋和草地是生态赤字的主要贡献因素.耕地、海洋和林地是海南的优势资源.减少海洋和草地的生态足迹需求,提高其生态承载力是实现海南生态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人类活动对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影响

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是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但是人类在利用生态系统提供自然资源和生存环境两个方面的多种服务功能的同时,也在强烈影响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除部分人类活动有利于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稳定与提高外,更多地则导致了一系列危及自身生存与发展的生态环境危机与灾难。目前,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受到人类活动影响的后果已成为全球面临的日益突出的重大问题和人类社会共同关注的焦点,因而人类活动对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影响愈加受到人们的重视。论文介绍了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定义,阐述了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内涵,重点分析了人类活动影响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类型、人类活动对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影响及变化趋势。在此基础上,对尚待进一步研究的内容提出了建议。     

人类活动对黄土高原生态环境及现代气候变化的影响

本文简要阐明人类活动对黄土高原生态环境和现代气候变化的影响。重点分析了黄土高原69个气象台站40年来(1951-1969年)气温、降水变化趋势。结果表明:黄土高原的平均气温从50年代以来不断升高,降水持续减少。升温幅度较大的地区多在干旱区的新兴大、中工业城市。并找出了人口增减对气温影响的关系。     

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及对策建议

综述了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包括大气环境、水环境、土壤环境、气候的影响,提出了一系列建议.     

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对生态质量影响的定量解析研究：以海南岛为例

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在生态系统变化中产生协同影响,难以区分。以海南岛为案例,使用残差趋势法,测量生态质量实际和潜在趋势的残差,量化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的相对贡献。结果表明：2002—2020年海南岛生态质量总体呈上升趋势,其中54.09%区域生态质量呈显著改善趋势,而4.33%区域生态质量呈显著下降趋势。人类活动对海南岛生态质量变化的贡献率为85.93%(P<0.05),而气候变化对海南岛生态质量变化的贡献率为14.07%(P<0.05)。人类活动在海南岛生态质量变化中起到了主导作用。生态质量改善区域,森林生态系统增加、农田生态系统减少,主要人类活动为先后实施海防林建设、人工商品林建设、生态保护红线划定等生态保护措施,如临高县等;而生态质量下降区域,森林生态系统减少、农田和城镇生态系统增加,主要人为活动为开垦开发建设活动,如海口市等。研究成果对于科学管理生态系统和应对气候变化具有重要意义。     

人类活动对红树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影响

通过农业用地、盐业用地、城市用地、围塘养殖、修建海堤、放牧、薪柴、挖捕动物、污染排放、旅游等方面较为系统地分析了人类活动对红树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造成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研究表明,人类活动主要通过改变生态系统的生境、生态系统结构以及生物地球化学循环影响生态服务功能.为了实现对红树林资源的可持续发展和利用,应采取科学有效的措施,改善生态环境、维护红树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     

流域人类活动对鄱阳湖生态安全演变的驱动

分析了20世纪80年代到2008年鄱阳湖生态安全演变趋势及其阶段性特征,深入研究了流域人类活动与鄱阳湖生态安全之间的相关性及鄱阳湖生态安全演变的主要驱动因素. 结果表明,鄱阳湖生态安全状况经历了3个演变阶段,总体呈下降趋势:①其中20世纪80—90年代为快速下降阶段,由很安全状态下降为安全状态;流域社会经济不合理的发展模式,尤其是20世纪50—80年代大规模围垦等人类不合理开发活动,导致该阶段鄱阳湖生态安全状况快速下降. ②20世纪90年代到2002年为缓慢下降阶段,总体处于“安全”水平;伴随着1992年鄱阳湖被列入国际重要湿地以及1998年“退田还湖、移民建镇”等保护措施的实施,使该阶段鄱阳湖生态安全状况下降速度有所减缓. ③2003—2008年为反弹下滑期,总体已接近“一般安全”水平;随着2003年三峡工程试运行以来,鄱阳湖与长江江湖关系发生了较大变化,这一阶段鄱阳湖流域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致使其生态安全状况进一步下降. 流域社会经济不合理发展模式是鄱阳湖生态安全状况下降的重要原因,对鄱阳湖的过度无序利用直接驱动了其生态安全状况的恶化,湖区人口增长与其生态安全状况下降之间有着很好的相关性,维护鄱阳湖生态系统处于“安全”以上水平,湖区人口密度应控制在350人/km2以内. 按照保护优先的思路,坚持人湖和谐的流域可持续发展模式是保障鄱阳湖生态安全的关键.      

基于旅游生态足迹模型的陕西省旅游可持续发展研究

在介绍生态足迹理论基础上,将旅游生态足迹引入区域旅游可持续发展评价,阐述了旅游生态足迹的概念,并构建旅游生态足迹模型,用于衡量旅游可持续发展能力。以陕西省作为研究对象,对旅游生态足迹模型在大尺度区域旅游业可持续发展定量测度中的运用进行实证研究,计算其1991年至2008年的旅游生态足迹。结果表明:陕西省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旅游生态赤字和生态压力,平均存在0.033 1hm2/人的旅游生态赤字,其旅游业处于不可持续发展状态。最后提出未来实现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建议。     

海南省近岸海域水生生态污染研究

随着海南省近海岸带养殖业的发展,大量养殖废水直接排入海洋,近岸海域中水生生物的种类与数量出现变化,近海岸带出现一定程度的污染.选择海南省3个有代表性的地点,通过海水采样和底泥采样,研究距海岸不同距离的海水和底泥中水生生物的种类和数量的变化,以研究海南省近岸海域水生生物受养殖业影响的程度.结果表明,近年来海南省近岸海域开展的大规模水产养殖,已对近岸海域生态系统产生了一定影响,导致近岸海洋生物数量增加,种类减少,生物多样性降低,特别是由于养殖业废水中含有大量有机物营养成分(如氮、磷等),导致近海岸藻类大量繁殖,从而极易暴发近岸海水赤潮.      

湖滨带生态退化及其与人类活动的相互作用

湖滨带属于水陆生态交错带,是湖泊水生态系统与陆地生态系统间非常重要的过渡带. 根据湖滨带生态退化的表现形式,可以将湖滨带生态退化过程归纳为渐变退化、间断不连续退化、跃变退化、突变退化及复合退化5种类型. 系统自然退化是一个漫长渐变的过程,而人为干扰往往带有冲击负荷与胁迫压力.人类对湖滨带生态退化的影响与人类文明的发展历程密切相关,随着人类开发自然、利用自然能力的加强,对湖滨带生态退化的影响深度、范围也明显增强. 在文明初始阶段,人类对湖滨带处于被动适应及竞争利用的状态;文明成长阶段,人类开始对湖滨带进行主动开发及可控利用;在文明成熟阶段,从对湖滨带单纯开发利用拓展为发挥综合生态服务功能. 另一方面,湖滨带生态退化对人类产生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生物资源萎缩、洪水灾害损失增加、可利用淡水资源减少、对人体健康造成威胁、美学价值丧失、影响水文化的历史传承等. 研究湖滨带的退化过程及其与人类活动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关系,认清湖滨带自身的发展规律,识别湖滨带退化的驱动因子,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保护湖滨带、修复退化的湖滨带或提出减缓湖滨带退化过程的有利措施.      

海南省环境监测能力建设重点发展方向探讨

简述了我国环境监测能力建设现状及其对海南省的启示,分析了海南省环境监测能力建设目前存在的问题。阐述了海南省环境监测能力建设发展思路,提出以提高监测队伍素质为突破口,建立符合实际的环境监测管理体系,建立环境预警监测网络体系,发挥优势突出特色环境监测和强化环境监测质量管理体系建设等重点方向,并提出加强环境监测能力建设的对策和措施。     

基于生态足迹理论的辽宁省可持续发展动态分析

运用生态足迹方法对辽宁省2000年-2009年生态足迹和生态承载力进行了计算,并对辽宁省可持续发展程度进行了分析和预测。结果表明2000年-2009年期间辽宁省人均生态足迹快速增长,增幅达58.5%;而人均生态承载力基本不变,造成其生态赤字不断加大,涨幅达73.7%,生态系统处于一种不可持续发展状态。在此基础上利用非线性回归预测模型,对辽宁省未来十年的生态赤字进行了预测。并根据辽宁省近年来可持续发展与经济发展状况,提出遏制生态环境恶化、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的一些建议。     

陕西省生态承载力供需平衡研究

陕西省经济发展主要依赖矿产资源的开发,尤其是煤炭资源的开发,随着全省经济的快速增长,生态环境问题也逐渐凸显,这一矛盾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为揭示陕西省生态环境破坏现状及生态环境承载能力,利用生态足迹理论,定量分析了陕西省生态承载能力及可利用空间.经过计算,2014年全省人均生态足迹1.3403 hm2,人均生态承载力1.9286 hm2,可利用人均生态承载力0.3569 hm2.结果表明,陕西省生态承载整体还有盈余,但草地、茶园和化石燃料用地均出现生态赤字,最后分析了产生生态赤字的原因.     

人类活动对锡林郭勒盟草原净初级生产力的影响研究

净初级生产力是草地生态系统生产能力的体现,同时也是草地生态系统固碳能力的重要指标。论文利用MOD17A3净初级生产力数据（NPP）与气象资料,分析了2001—2010年人类活动对锡林郭勒盟草原净初级生产力的影响。研究表明：1）锡林郭勒盟草原实际净初级生产力（NPP_A）介于41.32~362.27 g C·m^-2·a^-1,均值为150.78 g C·m^-2·a^-1,有较明显的水平地带性规律,由东向西逐渐减小,草甸草原最大,典型草原次之,荒漠草原最小;2）锡林郭勒盟草原人类活动影响的净初级生产力（NPP_H）介于-185.07~153.92 g C·m^-2·a^-1,均值为-34.80 g C·m^-2·a^-1,人类活动负作用占草原总面积的93.4%,人类活动正作用仅占6.6%;3）人类活动对锡林郭勒盟草原净初级生产力的影响主要是由负作用向正作用转变,且空间分布有明显的南北界线,南部表现为负作用增强,北部为正作用增强。研究可为锡林郭勒盟草地资源的管理和可持续利用提供参考依据。     

村域社会资本与环境影响的关系——基于甘肃省村域调查数据

社会资本作为改善生态环境的先决条件,已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当前急需辨明社会资本与环境影响之间的关系,并依次寻求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对策措施。研究基于甘肃省20个村域的调查数据,以网络、信任、规范为指标测度社会资本,以生态足迹为指标测度环境影响,利用计量经济模型分析了村域层面社会资本与环境影响的关系。结果表明:①社会资本差异有助于解释村域之间的环境影响差异;②社会资本的普遍信任维度、制度信任维度与环境影响呈显著正相关,规范维度与环境影响呈显著负相关,网络维度虽与环境影响呈负相关,但统计上不显著;③劳动力受教育程度、非农就业水平与环境影响呈显著负相关,人口规模虽与环境影响呈正相关,但在多数模型中不显著。最后,指出了社会资本对环境影响作用研究中需进一步关注的问题。     

基于区域产量法测算的福建省农业生态足迹

为了使生态足迹模型能更好地反映区域实际,文章对生态足迹模型中的计算项目做了较大改进。首次计算了肉类的耕地生态足迹和人畜排泄物污染生态足迹。新建了纳污土地、CO2吸收林地、水资源地三种生态足迹类型以强调农业污染的严重性和土地、林地的多重生态功能;将化石能源地并入CO2吸收林地;剔除牧草地类型,将肉类耗粮生态足迹并入耕地类型;将污染源从化石燃料扩展到人畜排泄物、化肥、农药领域,计算了CO2、N、P和农药等污染物的生态足迹。用福建省最近5 a的平均产量测算了2007年福建农业生态足迹,包括农业投入品生态足迹、农业劳动力消费生态足迹和农业污染物排放生态足迹三部分,然后与生态承载力分类比较以测度农业生产的生态占用情况。测算结果表明,2007年福建省农业生态足迹中,林地、水域、建成地、纳污土地占有实际生态承载力的比例较低,分别为1.4%、1.2%、13.4%和24.6%;而耕地占生态承载力的比例达到了94.2%;水资源地是实际生态承载力的2.2倍,出现了严重的生态赤字。最后提出相应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