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虑奖惩分配激励机制的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演化博弈

为解决环境责任归属模糊背景下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本研究构建了排污企业、第三方治理企业和地方政府的三方演化博弈模型,探索激励政策体系对参与主体策略选择的作用机制,探讨了不同情形下系统实现演化稳定状态的基本条件,并在此基础上结合数值仿真验证了关于博弈系统和主体策略演化稳定性分析的科学性.研究发现:设置合理的奖惩金额与分配系数、提升双方企业的声誉收益以及控制地方政府的监督成本是影响三方主体策略选择的关键影响因素;依据“责任分担原则”设计的奖惩分配激励机制对于促进委托代理双方达成信任合作具有正面作用;排污企业较第三方治理企业表现出更强的收益敏感性.为此,需落实排污企业的污染主体责任地位,并尽可能提高其奖惩分配比例.     

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回收治理激励监督机制研究

考虑政府政策激励监督对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回收治理的影响,构建政府监管-企业处理-居民参与的演化博弈模型,借助演化博弈理论分析4种不同情境下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回收治理的演化稳定策略,并借助数值仿真分析了政府激励监督对各方策略选择的影响.研究发现：居民进行垃圾分类获得的收益大于参与分类的成本两倍及以上时,才会主动参与垃圾分类,否则不会主动参与分类,同时居民对政府正向激励补贴的变化比企业更为敏感.政府实施较高的负向激励力度时可有效约束企业行为,但过高的监管成本会造成垃圾回收治理的管理困境.     

中国农村生活垃圾管理模式探讨——三级分化 有效治理农村生活垃圾

针对农村生活垃圾及其处理的特点，为降低难度更有效地处理好农村生活垃圾，提出了对农村生活垃圾进行三次分化。用不同措施分别处理不同特点的农村生活垃圾，从而使其处理难度和费用最小化。首先分类收集作为基础，按不同类别对农村生活垃圾进行收集；其次，分离出产生源集中、规模较大和成分较单一的乡镇街道、畜禽养殖场和乡村企业等三类农村垃圾进行专门管理；最后依据有机垃圾的不同特点，分成农业主导型、非农业主导型和城郊型三类区域进行专门的垃圾处理。     

中国农村生活垃圾管理模式探讨——三级分化有效治理农村生活垃圾

针对农村生活垃圾及其处理的特点,为降低难度更有效地处理好农村生活垃圾,提出了对农村生活垃圾进行三次分化,用不同措施分别处理不同特点的农村生活垃圾,从而使其处理难度和费用最小化.首先分类收集作为基础,按不同类别对农村生活垃圾进行收集;其次,分离出产生源集中、规模较大和成分较单一的乡镇街道、畜禽养殖场和乡村企业等三类农村垃圾进行专门管理;最后依据有机垃圾的不同特点,分成农业主导型、非农业主导型和城郊型三类区城进行专门的垃圾处理.     

农村生活垃圾源头分类的困境及破解对策

源头分类是破解农村生活垃圾污染难题的重要手段,事关生活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处理成效。本文基于实地调研,归纳总结现阶段农村生活垃圾源头分类现状和困境。研究发现,农村地区已经开展或推行生活垃圾分类,以政府和村集体投入为主;农村居民对生活垃圾的危害认知水平较高,生活垃圾分类以不分类和二分类为主。农村生活垃圾源头分类仍然存在农村居民了解程度低、投入不足以及相关奖惩措施和配套设施不健全等问题。因此,应通过强化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和分类指导,完善法律法规和奖惩措施,以及发挥农村居民主体作用等措施进一步推进农村生活垃圾源头分类。     

农村生活垃圾源头分置、分类处理方法研究

目前,农村生活垃圾污染问题已成为我国农村环境治理、实现村容整洁的一大难题。根据我国农村生活垃圾的特点,提出垃圾源头分置方法,将垃圾分为废品类可回收垃圾、餐厨垃圾、包装垃圾、无机垃圾和有害垃圾5类,提出了相应的分类处理方法,并对其可操作性进行了分析,重点针对餐厨垃圾和包装垃圾提出了适宜农村的简单、易行的处理技术和模式。为实现农村生活垃圾的资源化、减量化和无害化提供理论支持。     

太湖流域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收集与资源化利用技术研究

太湖流域地区是我国农村经济最发达地区之一,生活垃圾问题日益突显。分析了太湖流域地区农村生活垃圾的构成、产生量,比较了国内外农村生活垃圾不同分类收集模式,提出了相关资源化利用技术及对策。     

基于生活垃圾分类的厨余垃圾采样方法研究

与复杂的混合生活垃圾相比,厨余垃圾成分较单一,需要针对性的采样方法.本研究基于生活垃圾分类背景,在《生活垃圾采样和分析方法》(CJ/T 313—2009)的基础上,就采样位点和采样节点数对分类存放的厨余垃圾采样的影响展开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仅采集垃圾桶中间位点的样品不具有代表性,不同情景应有不同的采样策略.当厨余垃圾流节点数少于2时需采集所有节点,当厨余垃圾流节点数为3~7时需采集2个节点,而当厨余垃圾节点数为8~18时需采集3个节点,均少于CJ/T 313—2009中要求的采样节点数.厨余垃圾的总量增大,则其最少采样节点数相应上升,但最少采样点受到厨余垃圾流节点数的制约.     

基于北斗的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收运管理研究——以信阳市平桥区为例

在乡村振兴背景下,针对广大农村地区生活垃圾分类不够精准和收运不及时、负责区域模糊和分布不到位的问题,该研究运用北斗地理信息系统,在特定基本假设下,利用沃罗诺伊图空间分割算法和模糊C均值算法,建立符合限制条件的不规则收运范围,在将服务范围内的收运点以最近邻点法进行路线建构串联,建立适合农村的合理且有效的生活垃圾分类收运管...     

“熟人社会”农村与“原子化”农村中的生猪养殖废弃物能源化利用——博弈、仿真与现实检验

以生猪粪便制沼气为例,应用博弈论和仿真方法,探究了“熟人社会”农村和“原子化”农村中养猪户的行为演化规律和稳定策略。进而以规模养猪户微观数据为基础,应用计量经济学研究方法,对博弈和仿真结果进行了检验。研究表明：“地方性共识”引致的隐性激励是维系“熟人社会”农村生猪养殖废弃物能源化利用集体行动的重要机制。而在“原子化”农村中,由于人情机制与礼俗机制的衰弱,“地方性共识”近乎消失殆尽,养猪户倾向于成为严格的机会主义者,从而导致生猪养殖废弃物能源化利用集体行动举步维艰。据此,在强化法律法规、政策方针等正式制度建设的同时,还应推动“地方性共识”建设,以乡村文化振兴助推乡村生态振兴。     

典型村镇生活垃圾动态淋滤过程中污染物的释放特征研究

选取我国东、中、西部3个地区6个典型村镇的生活垃圾,设计了两种淋滤强度:低强度(10 mm·d~(-1))和高强度(20 mm·d~(-1)),采用室内降雨模拟实验,研究了生活垃圾污染物如CODCr、BOD5、TN和NH3-N等的动态淋滤释放特征.结果显示,两种淋滤强度下,3个地区淋滤液pH值整体随时间的增加呈现小幅的上升,变化范围分别在6.5~8.0(10 mm·d~(-1))和5.5~8.0(20 mm·d~(-1))之间;CODCr呈现显著下降(1~2周)、缓慢下降(2~7周)和相对平稳(7~10周)3个阶段.淋滤液BOD5在前6周降低明显,在第7和第8周基本达到了溶出的平衡点.淋滤液TN分别在第8周(10 mm·d~(-1))和第7周(20 mm·d~(-1))基本达到了溶出平衡,NH3-N分别在第8周(10 mm·d~(-1))和第6周(20 mm·d~(-1))基本达到了溶出平衡.整个淋溶周期内(10周),淋滤液CODCr、BOD5、TN和NH3-N浓度变化规律整体呈现:高强度(20 mm·d~(-1))淋滤条件下浓度降低率高于低强度(10 mm·d~(-1)).     

我国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地方标准现状、问题及对策建议

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水污染排放标准关系到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技术的选取、建设投资及运行维护,科学合理地制定排放标准具有重要意义。对我国30个省（区、市）已发布的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水污染物排放地方标准的适用范围、分级分类情况、污染物控制指标选取及限值、监测采样方法等进行了对比分析,发现我国农村生活污水污染物排放地方标准存在适用范围及分级分类不科学、指标限值区域化不明显、监测及采样方法不明确等问题。针对上述问题提出根据功能分区及处理规模科学制定分级分类标准,因地制宜地选取污染物控制指标,指标限值应做到宽严相济,进一步明确监测频次及采样方法,强化标准的基准研究等相关建议,以期为完善农村生活污水处理标准体系提供指导与借鉴。     

皖北地区乡村稀释化特征、影响因素及形成机制——基于城乡关系的视角

乡村稀释化是指城乡关系失衡下乡村人口持续减少、社会活力凋敝、人居空间不断被稀释的过程,是我国快速城镇化进程中乡村空间问题的动态化呈现,是新时代乡村地理学亟待深化研究的课题。基于城乡关系视角,从人口活力、土地利用和社会活动三个维度对皖北地区乡村稀释化进行测度,综合运用空间自相关、地理加权回归、地理探测器等方法,揭示皖北地区乡村稀释化时空特征、影响因素及形成机制。结果表明：（1）近10年皖北地区乡村稀释化呈现出阶段性加速化过程、多维度差异化状态、集聚性分异化空间格局等特征;（2）人均水资源量、农业从业人口密度、贫困发生率、城乡居民收入差异系数、单位乡村小学在校生人数、每万农村居民村卫生室医生数等要素对皖北地区乡村稀释化影响显著;（3）在特定城乡关系背景下,基于区域本底条件,城市系统的控制引导与乡村系统的被动响应共同推动了乡村稀释化的形成和蔓延。科学认知乡村稀释化,可为乡村振兴与城乡融合发展精准施策提供理论指导。     

我国生活垃圾分类发展历程、障碍及对策

推广生活垃圾分类收集与资源化利用有助于促进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本文综述了我国生活垃圾分类发展历程;收集了国家和地方在推广生活垃圾分类过程中所做的工作;提炼出了生活垃圾分类过程中还存在的障碍和瓶颈;并给出了相应的对策.本文分析表明,我国生活垃圾分类经历了开始（20世纪90年代）、试点探索（2000~2015年）和快速发展（2016年至今）3个阶段.目前国家和地方正逐步采用可操作性强的垃圾分类方法、融合互联网+的宣传方式、实用性的法规章程、完善的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循环链来推进生活垃圾分类,甚至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还逐步向市场化方向发展.我国将走出一条切实可行、可复制、可推广的高效生活垃圾分类模式.后期加强全民参与及大众自觉回收的责任意识、出台更细化具体、操作性强的实施方案、重视学校儿童的垃圾分类教育、充分利用国内拾荒人员,对快速推进我国生活垃圾分类进程具有重要意义.     

肥胖与中国农村家庭食物浪费——基于1562户农户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随着收入水平提升,农村家庭的日常饮食变得更加丰富,但肥胖和食物浪费问题也日益严重。基于2016年中国28省（市、自治区）1562户农户调查数据,在评估中国农村家庭食物浪费数量的基础上,实证分析肥胖对农村家庭食物浪费的影响。结果表明：（1）中国农村家庭平均每天浪费1.62%的食物,东南沿海等经济发达地区的农村食物浪费现象更为严重。（2）肥胖与农村家庭食物浪费显著正相关,这意味着伴随农户收入持续增长,农村肥胖问题凸显的同时,也容易引发食物浪费问题。（3）肥胖对家庭食物浪费的影响存在年龄异质性,户主小于60岁的情况下,肥胖与家庭食物浪费显著正相关;户主大于等于60岁的分组中,肥胖与家庭食物浪费的关系不显著。     

行动者网络视角的生态退化区耕地休耕管护模式——以贵州省松桃县为例

近年来,中国将石漠化等生态退化区作为休耕的主要试点类型区之一,该区域人地矛盾突出,休耕试点中多以村委会为休耕管护主体。立足于探索在生态退化区以新型经营主体为休耕管护主体的不同休耕管护模式中遇到的主要问题及其适用的运行条件,运用行动者网络理论,以国家第一批休耕试点的松桃县为案例区,选择5个片区（7个村）为样本,围绕不同休耕试点阶段遇到的主要问题,解析不同休耕管护模式下行动者网络的稳定性以及不同休耕管护模式的特点及其适用性。结果表明：（1）松桃县休耕试点形成了四种休耕管护模式,即模式Ⅰ（种植大户管护）、模式Ⅱ（农民专业合作社管护）、模式Ⅲ（公司/企业管护）和模式Ⅳ（村集体经济合作社管护）;不同休耕管护模式下的行动者网络转译过程经历了两个阶段,并且遇到了9个方面的休耕问题,导致试行阶段的行动者网络不太稳定和调整阶段的行动者网络出现了分化,其中“休耕补助大幅减少和现行统一的休耕补助标准”是造成行动者网络分化的主要原因;应当制定有梯度、有弹性的休耕补助标准,加强休耕资金管理,创新投融资方式,加大机械化投入。 （2）休耕行动者网络中,人类行动者的理性行为是休耕试点顺利推进的关键因素,应当因地制宜地选择休耕管护模式及其策略。模式Ⅰ适合农业基础条件较好的坝区,但需要酌情提高现有补助标准;模式Ⅱ适合任何区域,但需要合理分配休耕补助和酌情提高现有补助标准,在做好风险防范措施的前提下,可以种植花生等利润相对较高的作物;模式Ⅲ适合石漠化程度较严重的区域,但需要资金雄厚和与休耕有产业上下游关联的公司/企业参与管护;模式Ⅳ适合土地流转费较低、村干部管理能力较强的偏远落后山区,但休耕区域必须符合休耕要求。（3）无论何种休耕管护模式,在生态严重退化区选取休耕区域,关键在于找准提升地力与农民增收的结合点,同时,严格筛选休耕片区和管控休耕时长,保障复耕后可持续利用休耕地以及做好休耕户转移劳动力就业工作。此外,应当完善乡镇政府、乡镇农业服务中心、村支两委和风险防范体系等休耕相关行动者,进一步提高休耕行动者网络的稳定性。     

农业化学投入与农业经济增长脱钩关系研究——基于华东6省1市数据

论文选取华东6省1市2001—2014年的数据,分析了农业面源污染控制背景下的农业化学与农业经济增长的Tapio脱钩关系,并通过LMDI分解将农业化学投入增长的影响因素归结为规模效应、耕地效应和效率效应,最后对2014年华东6省1市农业化学效率状况进行K-means聚类。结果表明：农业面源污染控制背景下,农业化学与农业经济增长呈现出从扩张性负脱钩到相对脱钩,再到绝对脱钩的转变;农业化学投入物量的增加主要来自于耕地效应的作用,效率效应可以减缓农业化学投入物量的增长,规模效应的作用不明显;从空间格局的聚类结果上看,上海、江苏、浙江、福建、江西和山东的农业经济增长对农业化学品生产资料依赖程度较低,安徽省的依赖程度较高。总之,农业经济可以在农业化学化控制背景下得到持续增长,农业面源污染要得到进一步的控制,需要在采用多种农业增效手段、提高农业化学投入利用效率和采取差异化的区域农业化学投入减量控制政策着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