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流域国家级保护地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国家公园廊道空间策略研究

长江流域国家级保护地数量庞大、保护类型多样,为了实现对长江流域自然资源的整体保护和管理的目的,从全域尺度分析其空间分布特征是梳理长江国家公园廊道构建的重要基础。通过数理统计与ArcGIS空间分析,结合中国自然地理表征和人文地理表征,对长江流域现有8类共计996处国家级保护地空间的分布特征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1）长江流域国家级保护地总体呈集聚分布,并形成三江源区域、三江并流区域、川西高山高原区域、秦岭中段区域、渝西盆地区域、环洞庭湖区域、环鄱阳湖区域、黄山区域、环太湖区域9个集聚区;（2）长江流域国家级保护地主要集中在中切割高山区和中下游低山丘陵平原区,覆盖了河网密布、水资源丰富、植物种类繁多、土壤肥沃、可达性较高、人口密度适中及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东部和中部区域。基于其国家保护地空间分布特征,提出构建“长江源头—入海口”重要保护节点、“洞庭湖—鄱阳湖—巢湖—太湖”重要保护片区、“武当山—华釜山—大凉山、巫山—武陵山—药山”重要保护带的“三重要”模式与“国家公园先行区—国家级保护地聚集区—自然、社会、经济优势区—原生动植物本底”的“四层次”体系相结合的长江国家公园廊道空间策略     

中国国家森林公园空间可达性测度

以国家森林公园为例,基于GIS技术,通过最近邻指数和热点聚类法分析中国713个国家森林公园的空间结构特征;运用栅格成本加权距离算法,计算1991年和2010年中国国家森林公园的空间可达性,并测算县域单元的整体可达性;利用空间关联方法分析了县域可达性的空间差异。结果表明：中国国家森林公园的空间分布总体上呈现出聚集分布的特点,〖JP2〗国家森林公园的平均可达性时间从1991年的16818 min缩短为2010年的13786 min;〖JP〗可达性在全国的分布差异十分明显,可达性空间分布具有明显的交通指向性;县域可达性热点区域的分布呈现显著的热点–次热点–次冷点–冷点自东向西带状分布的格局     

中国国家森林公园空间可达性测度

以国家森林公园为例,基于GIS技术,通过最近邻指数和热点聚类法分析中国713个国家森林公园的空间结构特征;运用栅格成本加权距离算法,计算1991年和2010年中国国家森林公园的空间可达性,并测算县域单元的整体可达性;利用空间关联方法分析了县域可达性的空间差异。结果表明:中国国家森林公园的空间分布总体上呈现出聚集分布的特点,国家森林公园的平均可达性时间从1991年的168.18min缩短为2010年的137.86min;可达性在全国的分布差异十分明显,可达性空间分布具有明显的交通指向性;县域可达性热点区域的分布呈现显著的热点–次热点–次冷点–冷点自东向西带状分布的格局。     

长江中游城市群森林公园空间分布格局及可达性评价

运用空间分析方法,对长江中游城市群森林公园的空间分布及其可达性进行综合分析,并对不同等级森林公园的空间分异进行比较研究。结果表明:(1)长江中游城市群森林公园在空间上表现为聚集分布,且具有"东密西疏"的空间分布格局,国家级和省级森林公园的分布模式分别为随机分布和聚集分布。(2)长江中游城市群森林公园的空间可达性较好,区域内平均可达性时间为38.84 min,且具有明显的交通指向性,省级森林公园的可达性要优于国家级森林公园。(3)基于县级单元的整体可达性在空间上呈聚集格局,森林公园可达性的热点区域分布自东向西表现为热点区、次热区、次冷区和冷点区,省级森林公园可达性与之表现出较强的相似,而国家级森林公园可达性的热点区域分布相对随机。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对策措施,为长江中游城市群森林旅游的发展提供了依据。     

国家级水利风景区空间分布特征及可达性研究

水利风景区作为发展水利旅游的载体,是一种资源开发与保护的模式。文章利用GIS空间分析技术和空间计量地理方法,以省域为单位,对国家级水利风景区的空间分布格局进行结构性、均衡性和组合性分析,并基于谷歌地图测算其交通可达性。结果表明:中国国家级水利风景区(1)呈凝聚分布态势,空间分布均衡性差,空间分布高密度区集中在东部沿海,低密度区分布在东北三省和西部地区。(2)其分布与河流和降水量密切相关,集中分布在黄河干支流、渭河流域、淮河流域、长江中下游等区域,以及400mm年降水量分界线以南地区。(3)其可达度均值为261.89 min,64.53%的可达度在240min以内,全国分布差异十分明显。最后对不同区域提出相应的发展建议。     

基于公众科学及分众传播的国家公园宣传推广——以神农架国家公园为例

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举措.国家公园建设的主要目标是加强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完整性保护,实现国家所有、全民共享、世代传承,保障国家生态安全,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其中公众参与和文化宣传是国家公园建设的核心内容之一.基于国家公园文宣现状,从公众参与与公众科学、科学传播和分众传播的角度,以神农架国家公园为例,从议题设置、内容生产、平台建设、信息互通、福祉共享等方面提出宣传建议,为提升国家公园整体形象和品牌价值,服务国家自然保护地建设提供参考.     

浙江省景区村庄空间分布特征与可达性研究

以浙江省首批3A级景区村庄为研究对象,利用数学模型和ArcGIS软件综合分析不同类型景区村庄的空间分布形态和可达性,为景区村庄的布点选址和建设开发提供科学依据。结果表明:浙江的3A级景区村庄整体上呈空间均匀分布状态,不同类型景区村庄的分布特征明显,总体上核密度聚集区趋向接近中心城市,表现为大核—次核—小核的三大核心格局;整体上可达性较好,平均可达时间为31.6 min,平均可达性的区域间差异明显,受自然环境和交通网络的影响较大;不同类型景区村庄县域可达性呈显著集聚格局,可达性热点区主要是围绕以湖州、嘉兴市为主的浙北和以绍兴、宁波市为主的浙东地区,冷点区主要是以丽水市为主的浙西南地区和舟山群岛。景区村庄空间分布形态和可达性主要与基础肌理和经济政策两个关联条件相关。     

湖北武陵山区旅游系统空间结构研究

基于GIS空间分析技术,从旅游资源、旅游市场、旅游交通3方面对湖北武陵山区旅游系统空间结构进行分析,研究表明：旅游资源分布的空间差异明显,重要旅游资源和A级景区主要沿交通干道和城市周边分布,呈北多南少的分布特点。国内客源市场相对集中,空间近邻性显著;入境客源市场较为分散,美国游客居多;恩施为游客一级集散中心,巴东、利川、长阳为二级集散中心。A级景区整体可达性一般,平均可达时间为4282 min,北部县市可达性总体优于南部县市。湖北武陵山区要通过打造核心品牌,建设旅游市场,增强集散中心作用,构建“恩施-宜昌-张家界”无障碍旅游网络等措施来优化旅游系统空间结构     

旅游发展价值取向与制度变革：美国国家公园体系的启示

通过对旅游发展的价值取向与管理体制分析发现,美国国家公园体系让国民享受到保护较好的遗产资源和舒适生态的游憩环境,国家公园提供的国民精神教育与实在的公益性服务提高了国民的凝聚力。相比而言,我国国家级保护区体系缺乏统一协调的发展理念、管理部门职能交叉、法律基础薄弱、管理及维护经费无稳定保障、公共服务意识缺失。因而,我国必须改变保护区内以经济利益为核心的旅游发展价值取向,建议对现有制度作如下调整：严格规范准入机制,重新梳理国家级保护区名录;完善现有立法,切实保护各类具有国家意义的遗产资源;逐步推进大部门体制改革,形成统一化管理的国家级保护区体系;启动淘汰机制限制保护区的数量扩张,将中央财政集中到确需保护的保护地;推出原住民资助计划,推进文化保护与社会公平;提高保护区体系从业人员素质,为各保护区建立具有科学性和教育性的解说系统,发挥国家级保护区体系对国民精神教育的重大作用.     

中国自然保护区空间分布的驱动因素北大核心CSCDCSSCI

农村地区是生物多样性资源的主要保留地,同时也是中国自然保护区的重要分布区。农村地区的机会成本作为自然保护区建设的主要成本,是影响保护区空间分布的潜在驱动因素。该研究从县级政府视角剖析了自然保护区建设的决策机制,利用2005—2018年县级面板数据,实证分析农村地区机会成本对保护区分布的影响,并按照保护区所在区域和级别进行分类讨论,探讨机会成本对保护区个体规模的影响。结果表明:(1)总体来看,机会成本是决定保护区空间分布的重要因素,机会成本和保护区面积之间呈显著的负向关系。机会成本每增加1%,该地区保护区面积将减少0.679%。(2)在东部和中部地区,机会成本对保护区面积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而在西部和东北地区,机会成本对保护区面积影响不显著。(3)机会成本对地方级保护区面积有显著负向影响,而对国家级保护区面积影响不显著。(4)随着机会成本的提高,自然保护区个体规模有缩小趋势,能够缓解机会成本的压力,但保护区生境面临破碎化风险,不利于生物多样性保护。因此,中国在进一步优化保护区布局的过程中,应充分考虑农村地区机会成本对保护区建立和管理的影响,完善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多功能自然保护地体系,严格审批各级各类自然保护区的范围与功能区调整,将生态保护价值高、生物多样性丰富的对象纳入保护体系;同时,建立多元化、市场化的保护地生态补偿机制,以缓解保护区建设与周边社区发展之间的矛盾,从而兼顾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农村地区经济发展的双重目标。     

水利旅游资源空间结构特征及自驾车可达性研究——以长江中游城市群国家水利风景区为例

以长江中游城市群60处国家水利风景区为研究对象,利用最邻近点指数、Voronoi多边形面积变异系数、核密度分析、图层叠加分析等空间分析手段和GIS空间分析工具,对区域水利旅游资源的空间结构特征进行分析。解释了水利风景区空间分布的影响因素。最后基于谷歌地图搜索测算了各水利风景区对于相应城市群地级市的交通可达性。结果表明:水利风景区呈随机、均匀分布态势,但有集聚分布倾向;空间集聚形态上表现为三处高密度集聚圈、三处低密度集聚圈、一处真空地带;水利风景区空间分布受资源禀赋、交通区位、政策支撑等多因素影响;水利风景区的通达度均值为212.15分钟,大部分水利风景区可达性并不理想;湖南各地级市到达所有水利风景区平均耗时优于江西和湖北。     

基于CVM视角的三峡国家公园管理制度研究

国家公园是被国际社会公认的自然生态保护的有效模式,在生态文明、环境保护等问题上具有重要价值。建立国家公园体制、实施主体功能区制度在中国国家层面得到重视,有关国家公园的学术探讨逐渐成为学界研究热点。从利益相关者角度,运用CVM法测算三峡国家公园利益相关者对公园开发后保护和门票的支付意愿(WTP值),并对二者进行比较,从货币支付角度测度各利益主体对三峡国家公园的重视程度。然后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不同利益主体对三峡国家公园保护支付意愿的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上探讨三峡国家公园的社区参与、门票管理、机构设置及经营管理,是国家公园体制在三峡库区实施的可行性探索。研究结论对未来三峡国家公园乃至国内其他国家公园建设具有借鉴意义。     

贵州省石漠化敏感区生态红线空间分异与管控措施研究

贵州省石漠化演变态势遏制了长江、珠江流域的生态安全需要。为响应国家生态环境保护与修复政策,加强长江上游生态保护工作,遏制贵州省生态环境恶化趋势,研究基于遥感和GIS技术,针对贵州省喀斯特石漠化等典型生态环境问题,依据《生态红线划定技术指南》(2015-06)建立敏感性评价指标体系及评价模型,评价贵州省石漠化敏感性现状,划定石漠化敏感区生态保护红线,定量揭示贵州省石漠化敏感区生态红线现状及地域分异,并根据贵州省石漠化治理实际情况,提出具体管控措施。结果表明:(1)2011年贵州省石漠化敏感性以强度敏感性为主,面积达36 227.83 km~2,占全省喀斯特地貌面积的32.23%,总体分布规律呈条带状分布;(2)通过叠加分析得出石漠化敏感区的空间分布与石漠化现状有一定关系,表现为除去无明显石漠化、潜在石漠化、不敏感性、轻度敏感性之外,已石漠化土地与中度以上敏感性所占面积比例变化趋势呈正相关。(3)贵州省石漠化敏感区生态红线面积达6 814.25 km~2,占全省国土面积的3.87%;主要由破碎斑块组成,较集中分布于贵州北部、南部及西部地区,其中遵义市、毕节市以及黔南州面积最大、最集中;(4)石漠化敏感区生态红线的管控措施应实施治理与保护并行,主要以保护为主,同时,加强石漠化敏感区综合治理以及生态保护政策体系建设。     

金沙江中下游流域面雨量特征分析

利用2000~2012年金沙江中下游流域56个国家气象观测站逐日08~08时降水资料,采用算术平均法计算得到金沙江中下游5个子流域逐日面雨量,对金沙江中下游及5个子流域面雨量的时空分布特征进行了分析,重点分析了强降水日面雨量的季节分布、频次分布、等级分布、极值分布等统计特征。结果表明:金沙江中下游降水的时空变化特征明显,年平均面雨量为812 mm,夏季降水最多,秋季次之,冬季最少,且秋雨多于春雨;5~10月为降雨集中期,降水总量占年平均降水的91%;5个子流域平均每年出现日面雨量≥20 mm的强降水29.5次,且夏季最多,秋季次之;华弹 屏山段出现强降水的频次最高,横江流域次之,雅砻江下游最少,但横江流域最易出现强降水极大值;华弹 屏山和横江流域同时发生强降水的频率最高,占流域性强降水总次数的521%,在开展金沙江中下游流域面雨量预报时要特别加以关注     

基于自然生态单元的中国城乡建设用地空间格局特征分析

基于经济和社会视角的国家尺度城市空间格局研究取得重要进展,而全国城市空间格局的自然生态关联性呈现新的研究需求。由此通过自然生态单元等级划分并与城乡建设用地叠加,揭示了全国城乡建设用地在自然生态单元的空间格局特征及其主要问题:在一级生态功能区中,生态调节区面积最广,主要分布在我国西北、西南和东北等生态脆弱地区,但其内部城乡建设用地占比最小仅为0.69%,产品提供区城乡建设用地的占比为2.74%,人居保障区面积最小且集中分布在我国东部沿海地区,但其城乡建设用地占比最大,高达11.20%;城乡建设用地在自然生态单元的分布差异总体由自然地貌与大河流域特征决定,城镇群区、农产品提供区和土壤保持区占据79.54%的城乡建设用地,位于平原水网、丘陵、喀斯特和丹霞等地貌特征为主的胡焕庸线东南部;城乡建设用地分布格局也表现为东多西少,与我国三大阶梯的地势格局分布较为一致;上述格局关联性体现了人和环境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但近些年来在开发需求膨胀和工程技术进步等人为因素驱动下,城乡建设用地呈现向较高海拔地区的扩张趋势。这为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城乡可持续发展和生态安全格局构建提供基础信息,也为辨识中国城市空间组织和演化机理提供技术支撑。     

长江中游城市群人口分布与城镇化格局及其演化特征

城市群日益成为我国人口集聚和城镇化发展的重要载体,2015年4月《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规划》的提出标志着长江中游城市群建设正式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基于2014年长江中游城市群人口和城镇化格局现状分析,采用湘鄂赣3省第四、五、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分析了1990~2010年长江中游城市群人口与城镇化格局的空间变化。研究发现:(1)1990~2010年,长江中游城市群人口分布不均衡,武汉、长沙、南昌3大省会城市一直是人口的主要集中地,人口集聚水平不断提升,但城市群整体的人口集聚水平有所下降,人口分布的空间格局呈现出由单核心结构向多核心结构的发展趋势;(2)人口"镇"化是长江中游城市群城镇化发展的主要驱动力,城镇化水平经历了由以长江为界北高南低分布向沿长江、京九和浙赣沿线地区分布的发展过程,形成了多核心结构的城镇化格局;(3)对比人口分布与城镇化格局的演变过程,反映出人口集聚度对城镇化格局的形成有着重要影响,但区域城镇化同时受到经济发展水平、工业化水平、基础设施等多种因素影响,其格局变化更加复杂、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