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地方绿色金融实践及发展路径探析——以改革试验区为例

我国绿色金融改革试验区建立了以业务考核、风险监督补偿和司法保障为主体的监管政策和以货币财政政策、产业集聚政策为导向的配套扶持政策,并开展了以标准体系、信息体系、能力建设为核心的基础设施建设。自我国绿色金融试验区设立规划以来,地方绿色金融市场迅速发展,绿色信贷在绿色金融服务中占主导地位。为推进绿色金融实践,在基础设施方面,地方政府应当加强建立组织合作保障机制,完善绿色标准认定与信息统计披露机制,提升评价统计的信息化与智能化水平。在市场发展方面,要结合地方经济优势创新绿色金融产品,完善市场机制从而扩大市场参与主体,加强信息披露以防范金融风险,积极推广试验区发展实践。     

长三角减污降碳政策的协同效应和作用机制研究

在“双碳”目标和长三角地区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下,如何发挥环境政策的协同效应,协同推进减污、降碳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对于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具有重要意义.以2006-2020年长三角地区41个地级市为研究对象,以大气污染物(包括SO₂、NO_x、PM和VOCs)排放当量、CO₂排放量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为被解释变量,以减污降碳政策力度为核心解释变量,通过固定效应和中介效应模型检验减污降碳政策对大气污染、碳排放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协同效应和作用机制.结果表明：(1)减污降碳政策具有三重协同效应,政策力度每提升1%,平均意义上可降低0.470%的大气污染物排放当量,降低0.292%的CO₂排放量,提升0.040%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2)减污降碳政策的协同效应具有地区异质性,在核心城市组能够实现减污、降碳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三重协同效应,而在中心城市组仅具有污染减排效应,在外围城市组没有产生显著效应.(3)减污降碳政策主要通过减少能源消费、促进绿色技术创新实现减污、降碳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显示,应...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碳排放:外商直接投资与发展要素的共同影响分析

“一带一路”倡议下,推动绿色低碳发展,共建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下国际合作共赢的生态圈,已经成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共识. 本文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1997—2018年的面板数据,通过逐步回归、异质性分析和门槛回归方法探究外商直接投资(FDI)的碳排放效应. 结果显示:①“一带一路”沿线国家FDI显著增加碳排放,体现出“污染天堂”效应. ②我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注重绿色低碳发展,削弱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FDI对碳排放的“污染天堂”效应,体现出我国在环境治理特别是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发挥的引领示范作用. ③经济发展可削弱FDI对碳排放的“污染天堂”效应,然而经济快速发展特别是工业发展可显著增加碳排放. ④政策、创新和发展三类机制均导致FDI的碳排放效应发生显著变化,其中发展机制影响最大,创新机制的碳减排效果相对稳定. ⑤强化环境规制促进了FDI的“污染光环”效应,“一带一路”倡议则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加强了环境规制. 研究显示,为促进“污染光环”效应形成,应深化绿色“一带一路”,利用来自中国投资的低碳化特征,增加与中国的投资往来并提高负有环境责任FDI的比例. “一带一路”沿线各国也应加强绿色低碳科技创新,在此基础上协同政策、创新和发展三类机制,引导FDI投向绿色低碳领域. 此外,还应综合运用环境准入机制和环境经济手段,实现高质量发展.      

打通“两山”转化通道的绿色金融机制创新研究

绿水青山既是自然生态财富,又是经济社会财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以下简称"两山")的关键是将绿水青山的自然生态财富转化为经济社会财富。"两山"转化一方面由利用绿水青山自然生态财富发展生态农业、生态工业、生态旅游等实现,另一方面依托良好自然生态环境吸引经济发展要素实现。绿色金融具有筹措资本、配置资源、强化激励约束等功能,应该在"两山"转化中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为更有效助力打通"两山"转化通道,建议推进绿色金融2.0改革、建立长效法律政策机制、鼓励各地因地制宜创新绿色金融产品与服务、高度重视完善绿色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等,更好地发挥绿色金融在"两山"转化中的作用。     

中国碳减排政策效应的模拟分析与对比研究——兼论如何平衡经济增长与碳强度下降的双重目标

通过构建包含能源消耗,碳排放与碳减排政策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对碳总量减排与碳强度减排两类政策的减排效应与经济效应进行了模拟分析.结果显示,不同的碳减排政策均能够有效降低碳排放量,实现碳强度下降的目标,但由于政策的减排力度和减排路径差异原因,碳总量减排政策对经济增长的抑制作用较强,碳强度减排政策对经济增长的负向影响程度较低.基于社会福利和减排成本视角对不同碳减排政策的成本收益进行对比发现,与强度减排相比,总量减排方案下的社会福利更高且其减排成本略小,其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促进碳强度减排政策向碳总量减排政策的稳步过渡,是实现福利增进与环境改善等多重红利的重要途径.     

"十四五"时期绿色金融的改革思路与重点任务

“十三五”时期我国基本建立了绿色金融政策体系,我国绿色金融进入国际第一方阵,绿色金融有力支撑了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改善工作。这为“十四五”时期绿色金融改革与创新提供了良好的基础。本文在分析我国绿色金融政策实施进展成效与问题的基础上,综合考虑“十四五”期间绿色金融改革形势与需求,提出了“十四五”期间绿色金融改革与创新的思路与重点任务,要进一步完善绿色金融政策体系,强化绿色金融产品与服务创新,健全绿色金融风险评估与管理机制,健全绿色金融改革的法律保障以及深化绿色金融国际交流合作。     

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下地方气候投融资政策体系建设现状、问题及建议

我国已启动地方气候投融资试点工作。探索构建差异化的气候投融资政策体系是地方开展气候投融资试点的基础,也是气候投融资制度创新的核心。本研究从财政政策、税收优惠政策、市场和价格政策、绿色金融政策等方面对我国地方层面现有的气候投融资政策现状和面临的问题进行了梳理,提出明确重点支持领域,构建更加稳定的气候投融资财政支持机制;推进绿色税收制度改革,探索地方税收优惠机制;积极参与全国碳市场交易,协同利用价格机制减污降碳;进一步发挥绿色金融加速器作用,探索地方低碳转型支持模式;强化政策协同,构建高效的政策支撑保障体系的政策建议。     

国家相关绿色金融试验区经验对气候投融资试点建设的启示

目前,在应对气候变化和促进可持续发展等方面,中国绿色金融市场已经发挥了重要的推进作用。绿色金融的蓬勃发展,为加快推进气候投融资试点工作提供了重要的启示。本文从绿色金融试验区主要经验着手,关注气候投融资试点的自身特性,从试点选取、试点内容、试点工具创新、标准体系建设、国际共识等方面提出绿色金融试验区经验对气候投融资试点工作开展的启示,创设出特点鲜明、针对性强的气候投融资试点建设方案。     

云南省推进绿色金融发展的思考和建议

绿色金融是发挥资本市场优化资源配置功能,为生态环境保护提供多元化投融资保障,是支持和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手段。目前,云南省的绿色金融发展仍然处于起步阶段,在跟踪重点领域绿色金融发展动态的基础上,结合云南实际提出加强云南省绿色金融顶层设计、申请设立第二批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等若干建议。     

创新绿色金融发展 为生态文明建设注入新动力

正发展绿色金融,是加快推动金融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深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全面提升我国生态环境质量的重要制度抓手。绿色金融的产品与服务是践行绿色金融发展理念的重要依托。我国通过大力推动绿色信贷、绿色债券和绿色基金市场,运用金融资本鼓励、支持和引导生态环保项目和产业的发展;通过实施绿色保险制度,运用专业化的市场评估机制,强化对企业的环境风险监管;通过发展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有效推进各地区碳减排目标的落实,切实履行中国在全球温室气体减排行动中的承诺。     

我国碳交易试点政策的减排效应及地区差异

基于连续性双重差分等方法,评估2004～2017年我国碳交易试点政策的减排效应及地区差异,并分析其作用机制.结果显示,碳交易政策能使试点地区的碳排放强度下降9.5％,碳市场规模?活跃度每增加1％,将分别带来试点地区碳排放强度下降0.9％和0.7％.异质性影响上,碳交易政策对东中部地区的减排效应明显,对西部地区无明显作用...     

低碳试点政策是否提高了城市碳排放效率——基于低碳试点城市的准自然实验研究

作为推动我国低碳经济发展的重要政策,低碳试点城市建设成效在当今我国面临碳减排及经济下行双重压力的情况下显得尤为重要。基于2006—2018年间的279个地级市样本数据,运用超效率SBM模型核算了城市碳排放效率,并通过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了低碳试点政策对城市碳排放效率的影响。研究表明：低碳试点政策能够显著提高城市碳排放效率,这一结论在经过PSM-DID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异质性分析发现,低碳试点政策对碳排放效率的影响在东西部及非资源型地区更显著。机制分析则表明,低碳试点政策的政策效应主要通过提高城市技术创新水平和调整城市能源结构来发挥作用。区分东中西地区的作用机制检验结果表明,东部地区的试点政策主要通过调整能源结构及产业结构合理化来影响碳排放效率,西部地区和中部地区则分别主要通过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合理化发挥作用。本文为加强低碳试点城市建设、实现碳减排与经济发展双赢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启示。     

中国碳交易试点政策对城市碳排放绩效的影响及机制

以2010~2016年中国273个地级市面板数据为样本,采用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方法（PSM-DID）检验了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对于城市碳排放强度的影响效果以及机制.研究发现：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对试点城市碳排放强度的降低具有显著而持续的推动作用,随着年份的推进,政策效果越发明显.此外,利用中介效应分析发现,通过调整产业结构和节能减排的途径可以有效降低城市的碳排放强度,而科研投入的影响尚不明确.基于此,本文建议应该进一步在全国范围推广碳排放权交易政策,优化产业结构,提高第三产业比重,推动企业节能减排并树立绿色低碳消费理念.     

中国减污降碳协同效应的时空特征及其影响机制分析

我国环境污染防治面临减污降碳协同推进的新挑战,为实现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总目标,深入打好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研究减污降碳协同效应的时空特征及其影响机制,对因地制宜制定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政策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本文以2011—2019年我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为研究对象,分析大气污染物和碳排放的时空特征(不包括港澳台及西藏自治区的数据,下同);同时,运用耦合协调模型计算碳减排与大气污染物控制系统的耦合协调度,进一步分析减污降碳协同效应在全国、八大经济区和各省份的时空特征;并利用时空地理加权回归模型(GTWR),揭示了减污降碳协同效应影响因素的空间演化规律和作用机制. 结果表明:①2011—2019年我国碳排放量缓慢增长,污染物排放当量自2014年开始明显下降;大气污染物和碳排放主要集中在东北、北部沿海和黄河中游经济区. ②2011—2019年我国减污降碳的协同效应整体上明显提高,不同经济区和省份的减污降碳协同效应存在明显的时空差异. ③能源消费总量、能源消费强度和能源消费结构是减污降碳协同效应的主要影响因素,能源消费总量、能源消费结构、能源消费强度、产业结构和进出口贸易总额等因素对减污降碳协同效应的影响存在显著的空间异质性. 鉴于此,本文从制定差异化的减污降碳协同策略、推动能源结构优化转型、加强地区和部门间的协同治理等方面提出了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对策建议.      

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对碳排放的影响研究——基于资源依赖的视角

基于2003~2018年285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首先使用双重差分模型考察《全国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规划(2013~2020年)》(以下简称《规划》)对碳排放的影响;其次,探究该政策通过资源依赖这一路径对碳排放的影响效果;进一步地,基于城市区域和城市规模两个视角分析该政策通过资源依赖影响碳排放的异质性效果;最后,探究《规划》的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规划》显著地降低了资源型城市的碳排放;机制分析表明,《规划》能够通过降低资源依赖进而减少碳排放,且产业结构升级和技术进步对《规划》的碳减排效应起到了正向调节作用;异质性分析表明,《规划》通过降低资源依赖进而促降碳排放的效果在东､中部地区以及大城市更为明显;《规划》对本地及周边地区均具有显著的碳减排效应.本研究对于在双碳目标下实现中国资源型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资源型城市碳排放效率评价及其政策启示

基于资源型城市面临经济转型与节能减排的双重压力,本文采用三阶段超效率SBM模型,实证测度了2004—2019年中国114个资源型城市碳排放效率,并利用Dagum基尼系数、核密度估计、QAP回归分析等方法对效率差异、时空演变以及差异来源进行探讨。研究表明：（1）剔除环境因素和随机干扰后,资源型城市碳排放效率均值降至0.230,但整体呈现上升趋势。（2）碳排放效率高值区集中于再生型与成熟型城市,分布较为分散;低值区则主要为成长型与衰退型城市,并于东北、中部等地区呈现集聚性特征。（3）资源型城市碳排放效率差异较大,其中,组间差异贡献率最高,但呈现下降趋势;再生型和成熟型城市组内差异相对稳定,成长型和衰退型城市组内差异逐渐扩大。（4）人口密度、居民可支配收入和规模企业数量差异会显著扩大资源型城市碳排放效率差异,而且人口密度、人口结构以及居民可支配收入差异对不同类型资源型城市碳排放效率差异呈现显著的异质性影响。基于分析结果,本文提出三点政策启示：一是依据资源型城市类型,采取因地制宜的减排方案;二是增加低碳创新投入,促进产业绿色转型;三是推广绿色消费方式,加强居民端减排。     

中国实现碳达峰的政策建议——基于碳定价机制模型的多情景模拟分析

碳定价机制是利用市场机制推动碳减排、减缓气候变化方案的核心内容,包括碳排放权交易和碳税等措施。尽管新冠肺炎疫情打乱了经济发展节奏,但是中国主动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积极推进战略提升与政策强化。本研究构建并运用"碳定价机制模型"模拟涵盖不同主体范围及政策组合下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运行情况,分析评估碳减排效果及经济影响,为丰富完善我国实现碳达峰的政策工具提供技术支持。     

中国交通运输碳排放及影响因素时空差异分析

为减少交通运输二氧化碳排放量,采用ESDA方法对交通运输碳排放时空分布格局进行研究,同时考虑了空间联系作用,构建GWR模型对碳排放影响因素进行时空差异分析.研究发现:(1)2000—2013年中国省域交通碳排放空间聚类特征随时间变化不大,存在显著的高值、低值聚类特征.京津冀地区、辽宁、山东、山西、陕西、河南地区为高值聚类区,新疆、青海地区一直处于低值聚类区.(2)碳排放影响因素在相邻地区差异较小.其中城镇化率、交通运输结构为主要推动因素,能源强度则起到关键抑制作用.应对碳排放聚类区域施行协同减排目标,同时,应根据因素影响作用差异,分区域制定针对性减排政策.     

基于STIRPAT模型天津减污降碳协同效应多维度分析

基于STIRPAT模型,从排放总量、减排量和协同效应系数这3个维度定量分析了天津市减污降碳协同效应.结果表明,天津市大气污染物和温室气体的主要排放源均为工业源,大气污染物和温室气体的Pearson相关系数为0.984;人口总数、城镇化率、地区生产总值、能源强度和二氧化碳排放强度是影响天津市减污降碳协同效应的重要因素;天津市2011年和2012年大气污染物和温室气体协同增排,协同效应系数分别为0.18和0.17;2013~2014年和2018~2023年大气污染物减排且温室气体增排,协同效应系数均小于0,减污降碳不具有协同效应;2015~2017年和2024~2060年大气污染物和温室气体同时减排,协同效应系数范围为2.74~8.76.天津市具备在2024年进入减污降碳协同增效阶段的条件,天津市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最关键的是严格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总量,持续推动能源强度和二氧化碳排放强度的下降,合理控制人口总数、城镇化率和地区生产总值.     

面向碳达峰目标的重庆市碳减排路径

以重庆市为案例构建本地化LEAP模型,借助LMDI分解、Tapio脱钩弹性系数、单一措施减排效果比较以及减污降碳交叉弹性,探寻重庆市碳达峰目标下的关键影响因素及其碳减排路径特征.结果表明:重庆市在当前碳减排措施力度下难以实现2030年前碳达峰目标,若强化碳减排措施,重庆市可于2025年前实现碳达峰目标,峰值约为1.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