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区域差异研究

由于经济增长导致越来越严重的环境污染,且随着社会对环境质量要求的提高,环境已经成为经济社会的重要稀缺资源,使得在经济活动对环境变化产生影响的同时,环境变化也对经济产生了影响.采用构建产出方程与污染方程的方法,使用1998-2006年中国30个省市6类环境指标的面板数据,通过面板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和Granger因果检验等方法来考察国内东、中、西三大地区的环境污染变量与人均收入之间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方程估计.实证结果为三地区的人均收入与环境污染变量之间均存在协整关系,但各地区的产出方程与污染方程的估计结果则存在人口,资本投资,进出口贸易额,外商直接投资,环保投资等方面的差异.表明:①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存在双向作用:②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存在着显著的区域差异.     

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报告2004

绿色国民经济核算是目前国内外研究的热点之一。在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框架体系下，分别采用治理成本法和污染损失法对中国2004年经环境污染调整的绿色GDP进行了核算，并分别给出全国各地区和行业的核算结果。核算结果表明，2004年中国环境污染损失占当年的3.05％，GDP的环境污染扣减指数为1.8％。文章首先介绍了核算的方法和内容，然后分别绘出了污染物实物量核算和价值量核算的结果，最后给出了2004年经环境污染调整的GDP核算结果。     

油气资源开发生态补偿标准模型研究

油气资源开发生态补偿是对开发过程中损减的生态环境功能,以及由于生态环境恶化所引起的资源富集区域丧失的发展机会损失进行的补偿.生态破坏损失包括直接损失、间接损失以及生态资源恢复费用,利用市场价值法或机会成本法计算;采用恢复成本法,将治理和防护环境污染的工程费用视同环境污染损失进行核算;发展机会损失指油气资源开发给当代以及后代人的生存环境造成破坏,使得地方居民身心健康受到影响或放弃资源地的生存发展权而造成的损失,采用机会成本法和市场价值法进行计量.以陕北为例,对补偿标准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陕北油气资源开发生态补偿标准若为销售收入的2%,相当予每吨石油提取120元,每立方米天然气提取0.02元.通过里昂惕夫投入产出模型进行可行性分析:这样的补偿标准在补偿主体的经济承受范围之内,对其它相关行业的价格波动也较小,在当前技术和经济条件下实施该标准的可操作性较高.     

中国财政支出结构与消费型环境污染:理论模型与实证检验

消费是环境问题的重要因素,被西方经济学家称为"微小的暴行"的消费型环境污染问题却长期被环境公共政策所忽略。当前,消费型环境污染正成为中国环境质量全面改善的关键性阻碍和风险,而我国经济新常态客观上要求继续拉动消费需求,因此能够兼顾刺激消费和抑制消费型环境污染的财政支出政策对于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本文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分别考察了不同制度环境下中国财政支出结构对消费型环境污染的影响及其机制。理论分析发现,政府非经济性财政支出对消费型环境污染存在正负两种效应,消费融资效应和环境规制效应。当消费融资效应占主导时,政府提高非经济性财政支出会加剧消费型环境污染,反之,当环境规制效应占主导时,政府提高非经济性财政支出则会降低消费型环境污染。进一步地,本文构建了由收入方程和污染方程组成的动态面板模型,采用103个环境保护重点城市2007-2012年的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当前中国财政支出结构对消费型环境污染的影响以环境规制效应为主导,并且环境规制效应的大小受地区廉政环境的影响。为了实现中国经济的绿色转型,在释放消费需求的同时降低或规避消费型环境污染,政府应将财政支出重点进一步转向教育、环保等非经济性领域,并着力创造有利于发挥财政支出结构调整效应的廉政环境。     

重庆地区煤炭资源开发生态补偿指标体系及补偿标准研究

论文以4个小型煤矿为例,对重庆地区煤炭资源开发生态补偿进行了研究:构建了生态补偿指标体系,采用层次分析法对各指标赋予权重,应用环境经济和数学方法对生态补偿标准进行了量化研究,确定了计算生态补偿标准的数学模型。研究结果表明:矿山生态补偿标准与矿山开采规模大小没有直接关系,而是由矿山开采对生态环境的影响程度直接决定。补偿指标中最主要的是生态破坏损失补偿,其次是环境污染损失补偿。     

中国环境污染损失测算及成因探析

环境问题备受关注,环境污染严重影响中国经济的增长质量.本文采用治理成本法测算了1989 -2008年中国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利用环境污染经济损失数据,采用协整理论研究了中国环境污染损失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我国经济总量与环境污染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经济增长是造成环境污染的基础性原因,并且环境污染状况随经济增长仍有扩大的趋势,至今尚未出现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拐点的迹象.然后,本文从产业结构、能源结构和效率角度揭示了环境污染的结构性成因.研究认为,高污染行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比重过大是造成环境污染的产业结构方面的成因;以煤炭为主的能源消费和高耗能产品增长过快是造成环境污染的能源结构成因;能源效率低下是造成环境污染的技术性成因;资源能源价格长期偏低和法律法规滞后是造成环境污染的制度性缺陷.最后,针对问题提出,只有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突出技术创新、健全市场机制、完善环境法规才是解决环境污染问题的根本出路.     

工业经济结构、经济增长对环境污染的非线性影响

本文从生产要素投入端将环境污染引至索洛增长模型,理论考察工业经济结构、经济增长对环境污染的非线性影响机制,基于1999—2014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以SO_2排放量作为环境污染水平的代理变量,采用面板平滑迁移回归(PSTR)模型检验全国及分区域工业经济结构、经济增长对环境污染的非线性影响效应及区域差异性。研究结果表明:随着工业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工业产出及污染排放均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但由于资本边际收益递减规律使得这种增长趋势逐渐减弱,最终导致经济增长和环境污染增长趋于稳态,当污染排放增长率降低为负时,经济增长对环境污染的影响作用由正向转变为负向。实证表明我国工业经济结构、经济增长与SO_2排放具有显著的产出水平门槛效应,随着经济产出水平由低区制平滑的过渡到高区制,经济增长对SO_2排放的影响由正向促进作用转变为负向减排效应,但工业经济结构对SO_2排放呈现逐渐增强正向促进作用,可见工业经济结构、经济增长对SO_2排放具有显著的非线性影响。此外,研究发现工业经济结构、经济增长对SO_2排放的非线性影响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性,东部地区经济增长与SO_2排放呈现显著的倒"U"型曲线关系,而在中西部地区表现出逐渐增强的促进作用,中部地区的工业经济结构对SO_2排放的促进作用最大,西部其次,东部最弱,研究还表明,减排技术水平以及环境治理投资增加对SO_2污染排放具有遏制作用,能源投资的增加加速了SO_2的排放。在未来经济发展中,应摒弃传统"高投入、高消耗"的工业化模式,政府应实施创新管理,完善环境保护立法,鼓励企业发展环境污染治理方面的技术,避免以环境容量过渡为代价,追求工业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模式。     

污染损失与环境效益分析

污染损失是在某一污染状况下，环境资源使用者因环境污染所遭受的经济损失，包括损害费用和防护费用。污染损失不只与环境质量有关，也与环境资源使用量有关。以水污染为例，通过江苏某区水污损失估算结果，经回归分析，评价了该区“七五”期间水环境投入的效益。     

个人规范对农户亲环境行为的影响分析——基于拓展的规范激活理论框架

农户的亲环境行为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农业环境污染,为改善农业环境,探寻农户实施亲环境行为的原因所在,将农户环境污染感知、环境关心和社会规范加入规范激活理论框架对其进行拓展,在此基础上,通过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和层次回归模型,利用陕西、山西、甘肃、安徽和江苏5省的实地调查数据,对农户的亲环境行为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农户的亲环境个人规范、环境污染感知和环境关心均可对其亲环境行为产生直接的正向影响,且个人规范对行为的影响程度最大;结果意识、责任归属、农户的环境污染感知和环境关心均可对其亲环境的个人规范产生直接的正向影响,且其影响程度从高到低依次为:结果意识、责任归属、环境污染感知和环境关心;农户的环境污染感知和环境关心可同时对其亲环境行为产生直接和间接影响作用,而结果意识和责任归属仅可对其亲环境行为产生间接影响作用;社会规范可正向调节个人规范对农户亲环境行为的影响。     

西安市大气和水污染对人群健康损害的经济价值损失研究

环境污染对人群健康造成损害的经济价值评价一直是学术界讨论的热点．采用不同的价值评估方法-VPLL潜在寿命损失年法、VSL统计生命价值法、WTP支付意愿法对西安市1996—2003年的大气和水污染对人群健康造成的经济损失进行评价。结果表明：1996—2003年。西安市大气和水污染健康损失年平均为228792万-434237万元，占GDP的3．69％-7％。对居民健康有显着影响。     

连云港市大气、水环境污染经济损失初步估算

实行环境核算并将其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是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大措施。本文对连云港市的大气、水环境污染损失进行估算并将其纳入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结果显示：1996—2000年连云港市大气、水污染损失年均分别为51623．4万元和135215．7万元，占GDP比重的2．2％和5．2％。合计高达7．4％。这表明大气和水污染损失的严重性。以GDP为主要衡量指标的现行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过高地估计了连云港市的经济增长水平。掩饰了环境的退化，不利于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决策和环境的管理。     

巢湖流域大气污染的经济损失分析

在对2002年巢湖流域大气污染资料进行调查和统计的基础上,应用人力资本法、市场价值法、机会成本法、资产价值法等环境经济价值评估方法,从人体健康、农作物、森林、家庭清洗费用和建筑材料腐蚀5个方面估算了巢湖流域大气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结果表明,建筑材料腐蚀损失和人体健康损失分别为185亿元和151亿元,这两项费用占整个损失的比重达7814%;家庭清洗费用增加值、农作物经济损失和森林经济损失分别为073亿元、012亿元和009亿元。当年全流域环保投资总额为46亿元,而仅大气污染造成的环境经济损失就达到43亿元,约占当年GDP的084％。环保投资力度与环境污染损失不相适应。     

基于环境修正的中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度量

环境的外部性使包含环境影响的生产率度量一直是个难题,而此类研究对推动我国农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提出了一种度量和评估包含环境影响的农业生产率方法,在本研究中,环境的外部性通过定义一个包含市场产出和污染产出的总产出而纳入分析框架,用总产出代替传统TFP计算中的产出,包含环境影响的全要素生产率公式得以建立.利用基于单元的综合调查评价法计算了1990-2008年我国主要农业污染物排放数量,并在此基础上度量了基于环境修正的我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研究表明在1990-2008年间我国经环境调整后的农业生产率增长呈现减小趋势,农业环境污染使农业生产率增长降低0.09%-0.6%,量呈现较大的时期变化;依据不同环境污染价值损失评估法,环境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修正会带来或高或低的结果.为了更准确地度量环境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需要进一步探索环境污染价值评估方法,完善我国农业环境监测体系.     

江苏省环境污染及影响因素区域差异比较研究

江苏省不同区域的环境污染状况差异显著。首先对江苏省三大地区间的环境污染差异进行了简要分析,然后重点对各地区环境污染的经济影响因素进行了对比,结果显示苏南地区的经济增长水平及规模、产业结构、制度及环保科技水平等方面与苏中和苏北地区间差别明显,而且这种差异表现出对环境污染作用机理相反的方向,主要是由江苏省特殊的发展阶段所致,即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环境污染呈现恶化趋势。基于以上分析,提出了环保政策创新的途径,以缩小江苏省环境污染区域差异,在维持经济持续增长条件下,使区域环境恶化的局面得到有效控制。     

税收竞争、收入分权与中国环境污染

税收竞争、财政分权与环境污染的关系研究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焦点问题之一。本文首先在Davoodi和Zou(1998)模型基础上将环境污染强度和环境质量分别引入生产函数和效用函数,讨论了税收竞争、财政分权与环境质量的长期动态关系,通过Hamilton函数得到了环境质量与税收竞争、财政分权的显式解,并通过求偏导数得到了税收竞争、财政分权与环境质量的关系,结果发现税收竞争、财政分权对环境质量均呈现显著的负向影响。然后,为了验证理论结果在实际经济中的适应性,利用中国2003-2012年30个省的面板数据,分析了税收竞争、收入分权是否会显著的影响环境污染,通过单位根检验和协整检验,发现税收竞争、收入分权与环境污染存在协整关系,即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通过静态和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的回归分析,发现税收竞争和收入分权均会加剧环境污染程度,且这两种面板数据模型得出的回归结果基本一致,进一步佐证了理论结果的正确性。同时在此研究基础上引入税收竞争与收入分权的交叉项,研究收入分权框架下的税收竞争与环境污染的内在联系,结果表明税收竞争通过分权通道对环境污染的影响被加强,进一步验证了命题1的正确性。此外,在实证研究中引入地区虚拟变量,对税收竞争与环境污染的关系进行区域差异性分析,结果表明税收竞争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呈现区域性差异,在东部地区,税收竞争有益于环境污染的改善,而在中、西部地区,税收竞争却加剧了环境污染。因此,为社会计划者制定改善中国环境的政策提供了参考。     

有偏技术进步对环境污染的空间溢出效应——基于环境规制的调节作用

环境污染治理是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体现之一。不同要素偏向的技术进步是否有利于减少环境污染,环境规制在其中又扮演何种角色,值得进一步探究。该研究基于2005—2020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采用随机前沿模型测度出有偏技术进步指数,并用空间杜宾模型探究劳动-能源偏向型技术进步、资本-能源偏向型技术进步对环境污染的空间溢出效应,以及环境规制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1)2005—2020年中国技术进步整体偏向于使用资本、能源、节约劳动,并向着节约能源方向转变。(2)有偏技术进步能直接减少本地环境污染,也能间接改善邻地环境质量,对环境污染影响具有空间溢出效应。其中,劳动-能源偏向型技术进步对本地环境污染具有显著负向影响,资本-能源偏向型技术进步对本地和邻地环境污染均具有抑制作用,能有效改善“本地-邻地”环境质量。(3)环境规制在资本-能源偏向型技术进步对环境污染影响中起到显著正向调节作用,增强了资本-能源偏向型技术进步对本地和邻地环境污染的抑制作用,二者表现出较好适宜性,更能诱发技术进步偏向节约能源,激发出对“本地-邻地”更强环境污染治理效果。(4)有偏技术进步对沿海和内陆地区的环境污染...     

湖南省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代价评估

应用“含资源与环境项目的社会会计矩阵”（SAMRE）方法及其数学模型计算湖南省1991～1999年资源净产值、环境净产值和真实储蓄值。结果显示,湖南省资源净产值与环境净产值每年损失幅度为4.00亿～99.01亿元,占全省每年GDP比重的0.48％～3.18％,平均占2.35％。真实国民储蓄比传统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净储蓄减少10.41亿～109.60亿元,占全省每年GDP比重的1.25％～3.52％,平均占2.84％。分析表明自然资源损失与环境污染已成为湖南省经济总量增长的沉重代价,其发展呈弱可持续性特征。分析结果还同时显示,近年来资源与环境净产值损失占全省GDP的比重总体呈下降趋势,真实储蓄比重逐渐上升。     

人力资本投资结构与地区经济增长——对职业教育发展的启示

当前教育投资结构中重普通教育、轻职业教育的问题突显。本文在索洛经济增长理论的框架内,引入教育投资结构作为人力资本投资结构变量进行研究。研究采用1998-2005年间的分省时间序列数据,实证分析了教育投资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显示,人力资本投资结构中职业教育投资占整个教育投资的比例越大,地区经济增长率越高。因此,应增加职业教育的政府和社会投入、提高职业教育效率。     

人力资本、技术创新对环境污染的影响机制——基于全国285个城市的实证分析

基于2003~2016年中国285个城市数据,讨论了人力资本和技术创新对环境污染的影响机制。主要研究结论为：（1）人力资本和技术创新可以显著降低环境污染;（2）人力资本和技术创新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存在协同作用,在人力资本的影响下,技术创新显现出明确的减污效应,同时在技术创新的影响下,人力资本也显现出明确的减污效应;（3）人力资本和技术创新跨越各自的门槛值后,二者的协同效应会增强,减污效果更明显;（4）人力资本和技术创新对环境污染的影响是通过“产业清洁效应”、“外资清洁效应”和“金融清洁效应”3类中介途径实现的。研究结论为我国环境污染的治理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区域高环境风险行业生态补偿对象及补偿标准分析

高环境风险行业引发的环境污染、资源耗竭等环境负外部性问题已成为阻碍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生态问题。区域高环境风险行业退出的生态补偿是减少环境负外部性的重要手段。为了顺利实施已获得准入许可的行业企业退出,需要明确退出行业的损失主体,确定补偿对象,核算其损失的机会成本并确定补偿标准。利用生态补偿理论、生产要素理论,并结合环境资产的特点分析了行业生态补偿中涉及的补偿对象,其主要包括:雇员、企业和政府;在此基础上,利用联合国发布的国民账户体系(SNA)和环境经济核算体系中心框架(SEEA)核算相关主体的雇员报酬、企业盈余、资产退出损失、资源租金以及资产净现值等以表征其参与行业生态补偿的损失,确定补偿标准。以陇南市水电行业为例,通过统计数据和行业投入产出调查数据,测算其主体损失并制定补偿标准,结果表明:陇南市水电行业全部退出的总损失需补偿290. 8亿元,其中雇员损失补偿10. 91亿元,政府损失补偿88. 94亿元,企业总损失补偿190. 95亿元。考虑到经费约束和生态功能重要性的区别,可根据企业区位和产值进行分期退出:近期可优先退出位于自然保护区、国家公园等重要生态功能区的水电企业,退出总损失需补偿为3. 74亿元,其中雇员损失补偿0. 18亿元,政府损失补偿0. 43亿元,企业损失补偿3. 13亿元;远期可根据需要设计不同的退出方案,假定以现有全市水电行业产值的50%进行退出,则总损失需补偿145. 41亿元,其中,雇员损失补偿5. 46亿元,政府损失补偿44. 47亿元,企业损失补偿95. 48亿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