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化不同发展阶段碳排放影响因素驱动效应测度

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大背景下,不同发展水平国家不断采取碳减排策略,实现社会经济与碳减排目标的协调发展。本文选取34个不同工业化阶段的典型国家,在验证时间序列平稳性和协整性的前提下,利用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探究不同工业化阶段国家碳排放强度、能源强度、可再生能源占比及工业化率对碳排放变动的驱动效应。结果表明,驱动方向方面,除了委内瑞拉,后工业化阶段和工业化后期阶段技术和结构因素均为负向驱动因素;工业化中期-后期阶段、工业化初期-中期阶段及工业化初期阶段中除能源结构是负向驱动因素外,其他因素几乎均为正向驱动因素。驱动程度方面,技术和结构因素对碳排放变动的平均贡献度表现为:后工业化阶段、工业化中期-后期阶段低于30%,工业化初期阶段、工业化初期-中期阶段和工业化后期阶段均超过40%,这与不同阶段的经济社会发展、产业结构和技术进步紧密相关。后工业化阶段国家有8个碳排放变动受到工业发展的主导,工业化率平均贡献度为14.78%; 3个国家受能源结构主导,可再生能源占比平均贡献度为12.97%。工业化阶段碳排放变动受技术主导的国家有13个,碳排放强度平均贡献度为14.72%,受能源强度主导的8个国家的平均贡献度为17.61%。技术进步在工业化阶段碳减排作用显著,而能源和产业结构调整在后工业化阶段碳减排效果显著。现阶段中国应着重进行技术变革,稳步提升低碳技术;进入工业化后期阶段和后工业化阶段后,着重进行能源结构和产业结构调整实现结构碳减排,从而实现经济社会低碳绿色发展。     

重庆市工业化进程与新型工业化道路探析

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产业结构、工业内部结构、城乡结构和就业结构5个方面入手,对重庆市工业化所处阶段进行判定,得出了重庆市仍处于工业化中期第一阶段的结论。针对该结论以及重庆市工业化进程中现行阶段存在的产业结构、工业结构以及区域发展不协调等结构性问题,结合新型工业化要求,有针对性地对重庆市推行新型工业化道路提出了几点建议。     

区域耕地数量变化与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相互关系探讨——以江苏省为例

通过对江苏省1996～2004年耕地数量的总体变化与空间差异分析,揭示了全省耕地在总体上处于递减状态、在空间上苏北地区向苏南地区耕地递减程度逐渐增加的规律。从处于不同工业化与城市化阶段的城市及其各自耕地变化状况的对比分析,得出如下结论：耕地变化程度在处于不同工业化、城市化发展阶段的县市具有明显的差异,且与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与状态具有一定的内在关系;对产业非农化、城市化率与耕地变化的进一步分析表明：产业非农化、城市化递变系数与耕地递变速率具有一致性,耕地减少对工业化发展的贡献较大,但其持续减少状况与当前所处工业化阶段不太相符,而城市化率变化与耕地变化状况存在时间差异,说明城市化对耕地变化的影响有一定的滞后性。     

1949年以来工业化与城市化动力机制研究进展

系统地回顾了建国后国内与海外学者对中国工业化与城市化动力机制研究的历程和主要成果,重点梳理了动力机制演进规律、研究特色及问题。认为中国工业化动力机制研究经历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垄断阶段;西学引介与国内实证并举,建构二元工业化理论阶段(1978-1990);21世纪前后基于实证建构制度变迁诱致型工业化驱动阶段。而城市化动力机制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早期集中于人口、政府和市场驱动三方面实证研究,21世纪前后重点讨论FDI为代表的新生要素驱动机理等。总体上,工业化与城市化动力机制研究呈现1978、2000两个转折点,主要是因为制度改革造就的市场机制与政府行为的渐变转型。最后,从制度改革的深入、资源环境问题、人口结构转型、全球化与信息化深度发展等共同挑战展望了未来研究重点。     

环境和工业化滞后缺口分析——以武汉市为例

基于主成分分析法构造出武汉市环境综合指标和工业化综合指标,探析两者的滞后关系,然后从财政分权、产业结构、外商直接投资、产业集聚、地区经济开放度等因素来分析两者滞后缺口变动的原因。研究表明:2000年至2012年,武汉市环境和工业化之间分为波动阶段、环境领先阶段、环境滞后阶段;2009年是环境滞后于工业化的转折点且滞后缺口越来越大,而造成这一缺口扩大的显著因素是财政分权。最后深入解析了财政分权如何扩大环境-工业化滞后缺口并提出相应的对策。     

资本积累、工业化与全要素能源效率——基于OECD国家历史数据的经验研究

本文采取非参数估计方法测度22个OECD国家1960-2011年的全要素能源效率,并通过面板门限回归实证分析了OECD国家工业化过程中的人均资本存量与能源效率的关系,研究发现人均资本存量对能源效率的影响存在门限效应,即在人均资本存量较低的阶段,人均资本、工业化对能源效率的影响较小,在人均资本存量较高的阶段,人均资本和工业化对能源效率的影响较大,从而揭示了工业化与能源环境发展U型关系的客观规律,为发展中国家的新型工业化道路提供了借鉴。     

中国大都市区域的城乡协调发展研究 --以浙江省宁波市为例

工业化与城市化是伴生的,工业化对城市化有促进作用,工业化的发展阶段不同,城市的规模和结构也不一样,城乡关系也会因为工业化的演进而演变。随着城市的扩张,城乡之间的关系将从二元结构向城乡转型直至城乡融合阶段演变。在不同的阶段,要素流在城乡之间呈现不同的流向,对城乡的发展也起着不同的作用,同时还会影响到产业的地域分布。本文从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的宁波市特殊的区位和区域环境出发,分析了宁波市的城乡发展格局,指出宁波市城乡之间存在着分工不明确、产业竞争严重等问题,尤其是平面化的城镇体系严重影响其中心城市功能的发挥。针对存在的问题,文中提出将宁波市建设成为长三角最大的后勤中心、提升中心城区的功能和产业结构、农村城镇之间实行网络化发展、以及用工业化理念来经营农业等对策和措施。     

中国能源高消耗的经济原因及对策研究

中国能源处于高消耗增长态势,这对当前国家能源安全、经济安全和完成节能减排的任务构成了严峻挑战。节能减排是一定经济发展阶段和水平的反应,是一个牵涉到产业结构调整、能源利用与经济发展关系协调等多方面的问题。研究节能减排对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该文基于工业化和能源经济相关理论,利用相关指标和统计数据,对中国能源高消耗的经济原因进行了深入分析,并提出了基本对策。研究表明,当前中国能源高消耗的主要经济原因在于工业化的发展阶段问题,即中国已基本进入了工业化的重化工业化阶段,高能耗产业快速增长。中国要解决当前节能减排困境,其根本出路在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促使工业结构高端化,压缩工业化进程中高能耗、高污染状况持续的时间。     

韩国工业化推进过程中的土地利用与经济发展关系分析研究

将土地与经济发展间的相关度及其变化进行比较分析发现。韩国工业化在加速阶段和工业化后期的整个工业化推进过程中，耕地减少与GDP、工业化服务业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及其城市化水平变化是不同的：土地对经济发展影响程度在工业化加速阶段的相对弹性影响度系数很强，而到了工业化后期．影响度则比以前明显减弱；即使到了工业化后期．如果不能继续实施严格的农地保护制度。而过分强调平抑地价．降低土地供给成本．那么农地资源消耗速度仍将持续走高，不会自动进入农地资源消耗的平稳期。虽然不同国家有所差异。但是，我们从中可以得出很多有益的结论和启示。对我国强化土地管理．保证经济持续稳定发展有重大的借鉴意义。     

人口红利演变如何影响中国工业化

本文重点讨论了人口红利的历史演变将如何影响工业化。改革开放前较为宽松的生育政策与改革开放后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共同作用,形成中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人口红利。运用动态面板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发现人口红利有利于推进中国工业化。进一步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了人口红利对中国工业化的影响机制。实证结果表明,人口红利通过三条路径显著地影响中国工业化:120世纪90年代以来,改革开放前两次生育高峰的人口全部进入劳动力市场,为中国工业化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直接推进了工业化进程。2大量劳动者涌入市场,压低了劳动报酬,形成"中国制造"的成本优势,有效推进了工业化。这一机制是人口红利影响工业化的主要路径。3人口红利的提高有效促进了资本形成,但是其影响力度较小。从区域的角度本文还发现了更细致的结论。西部地区人口红利对工业化的影响力度明显大于其他地区,而且通过劳动供给与压低劳动报酬的渠道对工业化的影响力度大于其他地区;东部地区人口红利对工业化的影响虽然较小,但通过资本形成推动工业化的影响力度大于其他地区。未来人口结构面临改革开放前后人口政策的历史影响,以及全面放开二孩政策的冲击,人口红利预期将持续下降。依据实证研究,本文认为人口红利将带来旧有的工业化模式难以维系。未来应当通过发展智能装备制造、挖掘大国人才优势、促进技术进步,推动工业发展方式的转型。对于基本完成工业化的东部地区,更应发挥人力资本与科技进步的作用,率先推动依赖高投入的工业发展方式转变。西部地区应当创造良好的软环境,吸引劳动力流入,减缓人口红利下降对工业化的冲击;另一方面还应当充分利用成本优势,吸引资本流入,应对人口红利下降对资本形成的冲击。     

基于动态物质流的钢沉淀运动规律分析

钢存量是未来二次资源的潜在来源。利用二次资源进行钢铁生产能够降低钢铁工业对铁矿石的依赖,并且能够有效解决当前钢铁行业高能耗、高排放、高污染的问题。掌握钢在中国工业化演进过程中的沉淀运动规律,能够为资源战略、产业政策和环境政策的制定提供科学依据,并为钢铁工业实现循环经济和可持续发展提供战略指导。本文从存量和流量动态性的视角出发,利用国际上新兴的动态物质流分析方法,对工业化演进过程中中国国家层面1949-2012年钢人为沉淀运动规律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钢的沉淀运动情况与中国国家工业化进程的所处阶段高度相关。建国后中国钢总存量和人均存量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演进缓慢增长,然后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九五"中期进入快速增长阶段,并于"十一五"时期进入迅速增长阶段。在进入"十二五"时期以后,中国钢总存量和人均存量进一步增长,钢持续蓄积于中国社会经济系统之中。其中,建筑中蓄积的钢存量最多,其次为机械设备,再次为交通运输设备。2006年,中国人均钢存量达到了2t/人,此数值被认为是社会建设进入强劲发展阶段的临界值,而此时正值中国"十一五"时期的开端。2011年和2012年中国人均钢存量分别约为3.69t/人和4.05t/人,尚未出现人均存量饱和的趋势,钢存量会进一步增加。基于实证研究结果,我国应该进行钢产品消费结构的指导,加大循环技术的研发力度、增加钢二次生产能力的投资,以及进一步开展钢人为沉淀运动的预测研究,以充分掌握钢的未来消费、蓄积以及退役规律。     

基于工业化视角的能源效率评价方法与实证研究

节能减排潜力的准确评估依赖于对能源效率的科学评价,而能源效率评价又涉及到能源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问题。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工业化一直处于快速推进阶段,对能源依赖较强的高耗能行业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因此,中国工业化进程中的能源效率评价必须结合工业化背景下的经济增长理论与实践。与单要素能源效率方法相比,全要素能源效率方法及多目标情形下的能源效率评价模型是评价工业化经济体能源效率的一个较好分析框架。该分析框架以工业化、经济增长为背景,以生产函数为依托,不仅可以比较准确地衡量重要经济变量不断变化条件下能源与其他要素之间的替代效应,而且可以反映出一个国家或地区在特定经济发展阶段、要素禀赋结构以及经济激励机制下能源使用的综合水平,使评价结果更符合中国正处于工业化过程的经济现实。在该分析框架的基础上,结合工业行业面板数据,对中国工业部门的能源效率进行了实证测算。     

中国低碳发展的国际比较研究——基于历史和经济发展阶段的审视

随着近年来我国碳排放总量的增加,一些西方国家开始把碳减排责任的矛头指向中国。为了明确中国碳排放的国际地位,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从经济发展阶段视角进行了国际比较研究。首先运用IEA2011年公布的碳排放数据分析了我国2009年面临的碳排放形势,继而研究了工业革命以来中国碳排放的总体贡献情况,最后从经济发展阶段视角进行了国际比较研究。认为:①尽管我国当前的碳排放总量巨大,但人均碳排放量低于世界前10名的主要碳排放国家,碳排放强度与世界主要碳排放国家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②我国的历史累计碳排放贡献及人均碳排放均较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累计碳排放量达到世界累计碳排放量的近3/4;③与发达国家相同经济发展阶段相比,我国的人均碳排放和碳排放强度远低于主要发达国家和地区;④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和地区在快速推进工业化的经济发展阶段普遍伴随着高碳排放。鉴于此,我们认为应该辩证地看待中国的碳排放,一方面中国当前的确产生了较大的碳排放,另一方面中国的经济发展阶段决定了这种碳排放规模和水平。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轨迹和碳足迹也表明,在工业化快速推进的过程中,一定程度的高碳排放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     

区域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模式与非均衡度比较研究

伴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大规模向城市流动是各国工业化成长阶段面临的共同问题.山东、河南作为全国34省、直辖市、自治区中前两位的人口大省,存在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且两省面积相仿,在研究农村劳动力转移这一课题上具有很大的可比性.以山东、河南两省为例,从转移地域类型、转移产业类型、转移人口类型、转移时同类型和转移收入5个方面比较分析农村劳动力转移模式,并在此基础上构建农村劳动力转移区域非均衡度指标体系,对山东、河南两省农村劳动力转移区域非均衡性进行定量分析和综合评价.     

土地市场发展对土地集约利用的影响

该文在分析土地市场发展与土地集约利用关系的基础上,构建计量模型,运用我国31省(市、区)2001 - 2008年的面板数据,估算土地市场发育对土地集约利用的作用方向和程度.分析结果表明,总体上全国土地市场发展对土地集约利用有着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在2001-2008年间,我国土地市场化水平每提高1个百分点,土地集约利用水平就能提升1.276 5亿元/Km2.进一步地将我国31省(市、区)划分为工业化初期、中期、成熟期和后期4个阶段,不同发展阶段的省(市、区)土地市场化对土地集约利用水平的作用程度和作用方向有着较大差别.工业化初期阶段省(市、区)的土地市场发展对土地集约利用的弹性系数最高;工业化中期、成熟期阶段的省(市、区),土地市场发展对土地集约利用的促进作用显著,应进一步强化土地资源的市场化配置;工业化后期的北京、上海、天津土地市场化对土地集约利用的弹性系数小于零,说明体现土地资源、资产属性的土地市场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应更加重视土地对经济发展的宏观调控属性.     

建国以来长江沿江地区的经济建设过程

长江沿江地区从建国初的农业区域，发展成为现代化的综合工业基地和初具规模的产业带，主要经历了工业化起步和第一次大调整，“三线”建设和第二次大调整，８０年代改革开放、９０年代全面开发的四修建设时期，从整个发展过程来看，沿江地区工业化进程及区域建设重点的转移轨迹与全国的工业化进程和总体战略部署的演变基本上是吻合的，中央宏观调控和政策导向在沿江产业发展和区域布局中起了主导作用。     

中国金属矿产的消费强度与回收潜力分析

从中国金属资源安全的角度来看,优化战略性金属矿产的供应结构,降低一次矿产的对外依存度,通过合理的政策导向有效地增加中国城市矿产开发效率,挖掘废旧金属的回收和利用潜力,是实现矿产资源安全保障的重要前提。本文以铁、铜、铝等三种金属矿产为例,采用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等五个工业化国家及中国1949—2015年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消费强度、回收密度和寿命分布函数分析了工业化五国金属消费和报废金属回收的历史规律,预测了2016—2030年中国三种金属消费和报废回收的变化趋势。结果显示:(1)五个工业化国家铁、铜、铝金属的消费强度经历了快速上升、平台缓降和较快下降的过程,而回收密度则经历了缓慢上升、较快增长和快速增长的三个阶段,在消费强度与回收密度的第三阶段呈现"脱钩"特征;(2)中国铁、铜、铝三种金属的消费强度大幅增加主要是集中在2000年以后,2015年我国铁、铜、铝的消费强度分别为540 kg/人、8 kg/人和23 kg/人,回收密度分别只有100kg/人、0.5 kg/人和3 kg/人,除铁、铝的消费强度进入平台下降期外,铜消费强度和三种金属回收密度仍处于增长的第一阶段;(3)预计2030年,中国铁、铜、铝的消费强度将分别为450 kg/人、9 kg/人和20 kg/人,仍处在平台缓慢下降阶段,回收密度将分别增加到220kg/人、3 kg/人和5 kg/人,回收密度与消费强度比例分别达到49%、33%和25%。通过对比可知,中国未来社会报废金属回收潜力巨大,如果能加以有效政策引导,加快回收利用,可大大缓解中国战略性金属的安全保障压力。     

开展对环境无害的煤炭革命保护全球环境

发展中国家正处于工业化起始和发展阶段,煤炭的开发和利用逐年增多,这将造成对环境的污染。因此,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面临着能源结构和能源利用方式一次新的战略变革,这种变革使资源消费型发展模式,转向资源节约模式。中国本着负责的态度,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始终把环境保护作为一项基本国策。但限于发展中国家财力和技术条件有限,我们希望国际社会建立保障环境安全和发展的国际资金机制,包括以优惠或非商业性条件转让环境保护有益的技术和提供足够的、新的和额外的资金以推动新技术的应用。     

知识经济的兴起与挑战

一、知识与经济的关系从历史发展来看，知识与经济的关系可以简单地归纳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１７世纪，培根提出“知识就是力量”，第一次指出了知识的功利性，知识不单纯是为了认识世界，而是一种力量，知识只有应用才能变成力量，这个阶段，知识以学术性、功利性并...     

西部地区工业化质量时空演变及高质量发展路径研究

自新型工业化战略实施以来,中国西部地区工业发展成效显著,增速甚至超过了东中部地区。即便遵循新型工业化发展路径,但快速增长仍带来生态环境破坏、资源过度输出、科技创新动力不足等问题,工业化质量堪忧,高质量发展成为工业发展的重要命题。为全面评价西部地区工业化质量状况,本文建立了工业化质量三维模型,运用超效率DEA、超效率SBM等方法从绿色效率、创新效率、经济效率三个维度评价西部地区11个省份2005—2016年工业化质量的时空演变特征,结果显示:①从西部地区11个省份横向对比看,各个省份工业化质量具有平稳、波动、优化且波动、恶化且波动4种时变性特征,但不同阶段表现出路径依赖增强的持续性特点。②从2005—2016年纵向对比看,西部地区工业化质量高效率模式的地理格局呈现由边疆地区向靠近内陆地区演变的新特征。③西部地区工业化发展不均衡,演进成果存在差异。工业绿色效率呈下降趋势(从0. 87下降至0. 48),创新效率呈"倒U"型走势(均高于1. 00),工业经济效率总体较低(0. 45～0. 57之间)但稳中求进。模型结果显示三者间存在当期或滞后的显著影响,三类高质量发展路径存在。基于研究结果,西部地区各个省份依据本省现状筛选出工业高质量发展路径。工业化具有多重发展目标,绿色、创新、经济效率发展理念之间的互相促进作用客观印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与制造强国战略丰富的理论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