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2008年青海省居民生活能源消费与碳排放分析

本文根据与青海省城乡居民生活能源消费相关的8个部门的能源消费数据,采用统计分析方法,从最终需求的角度评估了2000-2008年城乡居民生活能源消费及其碳排放。研究发现2000-2008年青海省城镇与农村居民生活用能在总量和人均水平上均相差很大,并且由此产生的碳排放是城镇居民远高于农村居民,其中,城镇居民生活用能主要集中在食品、娱乐教育文化服务、衣着3个部门,占总能源消费的61.02%,而农村居民生活用能主要集中在食品、居住和交通通讯3个部门,占总能源消费的71.77%。如果青海省农村居民能源消费水平达到青海省城镇居民能源消费的最低水平,会引起能源消费量及碳排量的急剧增加。     

城镇居民不同收入阶层的基本需求及边际消费倾向研究

扩大城镇居民消费需求是推动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途径。了解城镇居民不同收入阶层的消费特征,有助于制定针对性的激励措施,改善政策的实施效果。本文采用2000-2009年中国城镇居民按收入水平分组的38项消费支出数据,运用改进后的扩展型线性支出模型,对不同收入水平的城镇居民基本需求、边际消费倾向及相关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显示:中低收入城镇居民的基本需求消费占其可支配收入的较大比重;食品和衣着是其基本需求消费的主要方面;并且在食品、衣着、交通通讯和居住上表现出较大的边际消费倾向。较高收入城镇居民的基本需求支出主要集中于享受型消费;在交通、在外用餐、文化娱乐、文娱用耐用消费品和住房上表现出较大的边际消费倾向。发展和享受型消费品的价格变动对中低收入居民的消费支出影响较大;收入水平的提高有利于城镇居民消费结构的升级。最后,针对不同收入水平的城镇居民,本文提出了刺激消费的差别化政策建议。     

农户分化视角下农民退出宅基地集中居住后的福利水平研究

测算农户分化背景下农民退出宅基地实现集中居住后的福利水平,对保障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农户对土地福利补偿的差别化需求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18年已完成宅基地退出的扬州市公道镇获取的242份农户调查数据,运用模糊综合评价法实证分析退出宅基地实现集中居住对不同分化特征农户福利水平产生的影响差异。结果表明:(1)农民退出宅基地集中居住后福利总模糊指数为0.584,福利状况较好;家庭经济状况和社会保障状况是影响农户福利水平的主要因素,养老保障及房屋质量是现阶段农户关注的焦点。(2)集中居住对不同分化特征农户的福利影响存在差异。职业分化特征下,农户分化程度越高,福利状况越好;经济分化特征下,农户福利水平呈"先升后降"趋势。(3)集中居住对不同分化特征农户各功能性活动的福利影响存在差异。农户职业分化及经济分化程度越高,其家庭经济状况越好;职业分化Ⅰ类及经济分化低收入农户社会保障水平较低,而高收入农户对社会保障有更高的受偿需求;集中居住对于各类型农户社会机会、居住条件及景观环境方面造成的影响差异不显著。因此,地方政府应当充分考虑不同类型农户的受偿需求,尽快建立包括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在内的弹性福利补偿体系,提升农户人力资本以实现可持续生计,且从构成农户福利的各功能性活动方面对各类型农民群体进行细致化补偿,结合农户分化特点促进农民非农就业,满足农户就业与收入的城镇化核心需求。     

碳强度约束对城乡居民福利水平的影响:基于CGE模型的分析

中国政府承诺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的CO_2排放比2005年下降60%~65%,基于碳强度约束的行政型减排措施是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主要手段之一,分析碳强度约束对城乡居民福利水平的影响,是碳减排机制设计的重要内容。本文构建31个部门的经济-能源-碳排放动态CGE模型,模拟2012—2030年在碳强度约束和非化石能源比重提高的情景下,城乡居民福利水平、消费结构以及CO_2排放等指标相比基准情景的变化情况。结果表明:(1)城乡居民收入无显著变化,生活总消费略有下降。其中,农村居民生活总消费的降幅超过城镇居民。(2)居民能源消费和CO_2排放大幅下降,农村居民的降幅超过城镇居民。(3)居民对煤炭、成品油和天然气的消费大幅降低,电力消费显著上升,部分资本密集型商品的消费小幅增加。其中,城乡居民的煤炭消费降幅最大,农村居民对成品油和天然气的消费降幅远超城镇居民,对电力、专用设备、通用设备、金属制品等商品的消费涨幅超过城镇居民。(4)碳强度约束使城乡居民福利小幅下降。其中,农村居民的福利等价变化降幅超过城镇居民。根据实证结果,得出以下结论:一是碳强度约束对居民生活减排起到积极作用;二是这一政策使城乡居民福利小幅下降,但不会对居民生活产生强烈冲击;三是对农村居民能源消费的负向影响超过城镇居民。总体而言,政府在碳强度约束政策的基础上,首先,应增加对农村居民的转移支付,提高农村居民收入增幅,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其次,增加农村清洁能源的供给;再次,提高对农村居民使用清洁能源的补贴力度,从而降低应对气候变化政策对农村居民的负向影响。     

中国城乡居民生活碳排放驱动因素分析

本文基于时间序列数据从生活消费视角定量评估居民人均生活碳排放的驱动因素。基于Kaya恒等式基本原理,采用LMDI分解法构建一个包括消费碳排放强度、消费结构、城乡消费比重、消费水平、经济水平和城乡结构在内的居民人均生活碳排放驱动因素分解模型,对我国1995-2012年的城乡居民人均生活碳排放影响因素进行分解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消费水平、经济水平、消费结构、城乡结构、城乡消费比重各因素效应对我国城镇居民人均生活碳排放的影响均大于对我国农村居民人均生活碳排放的影响;消费水平、经济水平、消费结构因素对我国城乡居民人均生活碳排放的影响最为明显;城镇人口效应对城镇居民人均生活碳排放量的减排意义重大,而农村人口效应导致农村居民人均生活碳排放量的增加;城乡结构变化会带动居民人均生活碳排放的变化,随着时间推移,城乡结构达到一定程度,我国城乡居民人均生活碳排放的变化也相对稳定。在此基础上,提出我国家庭生活消费节能减排的对策及建议,引导居民低碳生活,绿色消费。     

三峡库区农村移民家庭生活安置现状与分析

三峡移民作为迄今为止动迁规模最大、涉及面最广的非自愿性工程移民群体而广受关注。通过2009年大量的抽样调查数据来讨论三峡农村移民家庭的生活安置适应性问题。得到的基本结论：对于三峡库区农村移民家庭适应目前的居住生活,移民家庭的居住条件、医疗保障普遍得到了改善;三峡农村移民家庭的生活也存在生活成本增加和建房费用可能导致的负债隐患,这可能对移民总体的生活安置满意度的选择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三峡农村移民家庭生活安置适应性受到搬迁时间的影响显著。因此,建议关注移民居住生活社会适应一定要与移民生活成本联系紧密;农村移民生活安置工作还要继续完善;移民的适应性与移民的可持续发展还要建立相关体系和指标,做进一步的讨论和研究     

城乡差距对城乡居民主观幸福感影响的实证研究

本文使用2008年全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8)数据对城乡差距与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关系进行研究。通过使用Ordered Logit模型研究发现在控制了被调查者的微观个体特征和宏观社会经济因素后,城乡差距对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影响的方向不同。减小城乡差距提高了农村居民的幸福感,但是却降低了城镇居民的幸福感。此外,通过采用衡量城乡差距的不同指标进行对比分析发现当农村居民完全融入到城镇生活之后,能够在保证城镇居民幸福感的同时提高农村居民幸福感,最大限度的实现社会整体幸福。     

江苏城市居住隔离测度及区域差异性研究

城市空间作为资本积累和阶级冲突的集中场所,揭示了城市空间不平等与资本逻辑的内在关联性,城市居住隔离是不同社会群体的财富在空间上固化,研究居住隔离对于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实现空间公平和正义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介绍了居住隔离的研究背景、概念内涵以及我国居住隔离的研究现状,分析了居住隔离测度指标——隔离指数的定义及应用发展。选取江苏苏南、苏中、苏北不同发展阶段区域典型城市无锡、南通、盐城,将居住社区划分为一类社区、二类社区、三类社区及四类社区四种类型,通过计算三个城市不同类型居住社区的隔离指数,分析江苏城市居住隔离的总体特征及区域差异。结果表明:总体而言,无锡、南通、盐城三市城市基于职业的居住隔离程度呈现较低的状态;三市四类居住社区隔离指数呈近似U形曲线,即隔离指数二类、三类居住社区要低于一类、二类居住社区,可知二类、三类居住社区居住人员职业构成相比较于一类、二类居住社区要相对多元;三市总体隔离指数和经济发展呈现正相关的状态,即隔离指数随着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提高而提高,但显著性不强。     

农村老年人居住偏好及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使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2011至2012年全国基线调查数据,分析影响我国农村60岁以上老年人居住偏好的因素。该研究区分老年人在有配偶和没有配偶两种情况下的居住偏好,并运用列联表分析检验老年人居住偏好与各潜在影响因素的相关关系,进而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对影响居住偏好的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农村老年人的居住偏好表现出明显的"依赖子女"或"靠近子女"特征。对于在有配偶时的居住偏好,中龄老年人、现在有配偶的老年人和日常生活能力有重度障碍的老年人更加偏好与子女一起居住。有中度和重度抑郁情况的老年人和子女中有非农业户口的老年人更加希望不与子女一起居住。养老经济来源依靠子女的老年人更加偏好与子女一起居住。对于没有配偶时的居住偏好选择,不只重度功能障碍的老年人,轻度功能障碍的老年人同样更加偏好与子女一起居住,但与有配偶情况下的选择相比,有中度抑郁和重度抑郁情况的老年人、不希望与子女一起居住的可能性降低。子女中有非农业户口的老年人,意愿不与子女一起居住的可能性较有配偶时降低。     

农村集中居住:发生机制、发展阶段及拆迁补偿——基于新桥镇的案例研究

集中居住往往被认为是在中国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的基本国情下既不影响粮食安全又能为工业化供给土地的一种有效途径,由此,集中居住工程便在农村地区大规模地展开。然而,随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提出,地方政府实施集中居住的动力机制已经发生了较大变化。为了进一步认识这些变化以及寻求解决集中居住过程中拆迁补偿困境的方法,本文基于江苏省丹阳市新桥镇的实地调查,研究了农村集中居住的发生机制、发展阶段以及拆迁补偿等问题。研究结果表明工业化是目前集中居住的主要动力,但并不是唯一动力,农村公共设施供给效率和公共建设项目的推进等因素开始成为集中居住的诱发和推动力量,并且其作用程度逐渐加强。伴随着集中居住的不断推进,集中居住的具体模式及特征也开始发生变化,主要包括:上级政府对集中居住干预力量加大;发生在工业扩张之前的集中居住所占比重越来越高;土地集约程度逐渐提升;集中居住区建设投入逐步加大。最后本文对如何化解拆迁困境提出了政策建议。     

中心村集中居住区农民满意度及其敏感性分析——基于天津市216位农民的调查数据

农民是中心村建设最广泛的参与主体,农民满意是中心村集中居住工程顺利推进的基本保证。基于天津市216位农民的调查数据,首先分析了农民对中心村集中居住的总体满意度及对各方面工作的分项满意度;其次,运用相关分析法和对应分析法分析了农民各分项满意度对其总体满意度的敏感性;再次,在把分项满意度及其敏感性放在同一坐标系内进行对比分析的基础上,将中心村集中居住各项工作划分为四类,即"继续努力事项"、"重点改进事项"、"低优先事项"和"不刻意追求事项";最后,提出了强化中心村公共服务人才队伍建设、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立中心村建设的农民权益保障机制、完善中心村治理机制、多渠道切实提高农民生活水平等对策建议。     

农地城市流转的农户福利效应测度

农地城市流转是城市化过程中普遍的社会经济现象。农地城市流转前后农户福利效应是农民在此过程中生活状况的综合反映。本文选择武汉城市圈中的武汉和咸宁作为研究区域,针对两地的调查数据,考虑福利评价的模糊性和灰度,尝试运用灰色模糊综合评判方法,从组织生产、经济收入、健康与休闲、社会保障、居住条件与环境、社会参与、子女教育、社会公平八种农户家庭功能性活动选择评价指标,对研究区域农地城市流转的农户福利效应进行测度、评判。研究结果显示,农地流转使得农户家庭总福利水平从0.413下降到0.353,而对农户家庭的不同功能性活动有不同的影响方向和影响程度。农地流转使得农户的组织生产、社会保障、居住条件与环境和社会公平功能水平下降,使得农户的经济收入、健康与休闲、社会参与和子女教育功能水平上升。研究表明当前的补偿方式、补偿金额难以改进被征地农户福利,也不能改善农户生活水平。     

城镇居民生活能耗与碳排放动态特征分析

居民家庭生活能源消费与碳排放越来越不容忽视,开展这方面研究对于促进居民可持续消费、寻找新的节能减排途径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在考察量化1999-2007年中国城镇居民生活直接、间接能源消费及其碳排放连续变化的基础上,探究了这段时期生活能耗与碳排放的动态变化特征,并分析其潜在的影响因素.研究主要结论包括:1999-2007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生活总能耗和碳排总量都呈现出逐年增加趋势,其中间接能耗与碳排始终大于直接能耗与碳排,但二者的差异正在逐年缩小;对于人均直接能耗与碳排来说,二者总量都呈逐年增加趋势,其中电力和煤炭是最主要的直接能源消费品种,也是最主要的碳排来源;对于人均间接能耗与碳排来说,虽然居民生活消费开支逐年递增,但由于各类消费项的单位产值能源强度在逐年下降,因此总的间接能耗与碳排并没呈现出一定的递增或递减趋势,而是出现波动性变化.其中"食品"、"教育文化娱乐服务"和"居住"3项是居民生活间接能耗与碳排的主要来源;人均住宅建筑面积是居民生活碳排变化的主要影晌因子.研究结论为引导可持续的家庭消费模式和节能减排措施的制定提供管理启示与科学依据.     

长江三峡库区滑坡灾害危险性评价

长江三峡地区滑坡崩塌分布广泛,灾害严重,特别是在三峡水利工程枢纽兴建以后,古滑崩体的复活以及岸坡失稳势必会对未来的三峡水库以及城镇居民建设、公路交通安全造成一定的影响。因此,以长江三峡地区的滑坡编目资料为基础,对该地区的滑坡特征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并对其形成机制进行了初步的探讨。同时,综合滑坡灾害诱发因素,运用信息量地滑坡灾害空间预测,并以此为基础结合土地使用情况将该地区划分五个不同等级即极危险区、     

基于空间句法的街区制与小区制路网结构与空间感知研究——以南京仙林地区为例

街区制与小区制是现代城市两种不同的居住模式。近年来,随着我国城市化水平的迅速提高和城市规模的扩大,城市居住模式对城市居民生产生活与交通产生何种影响引起众多学科的高度关注。以南京仙林地区为例,运用空间句法理论与GIS空间分析功能,选择可达性和居住区便捷性等空间特征变量,对两种居住模式的路网结构与空间感知研究后发现：（1）研究区实行街区制,路网具有“核心-外围”可达性逐渐减小的空间结构,而小区制可达性高的路网结构与主干道形态相关,呈“井”字型;（2）路网可达性的结构差异影响着居住区便捷性,街区制与小区制相比,存在着核心区与外围区便捷性差异。街区制的核心区全局便捷性较高且分布均匀,而外围区全局便捷性与局部便捷性较低且分布相对不均匀;（3）居住便捷与路网可达是空间感知的基础,街区制呈现核心区高,外围区低的空间感知差异,而小区制的空间感知整体较高并呈均质性特点;（4）空间句法理论运用于居住区模式的路网结构与空间感知研究,拓展了该理论应用的领域,提出了推广街区制的有效措施,也为城市规划实行何种居住模式提供了科学依据     

基于LMDI分解模型的中国居民生活间接碳排放特征分析

进入21世纪,温室气体排放引发的全球变暖等问题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长期以来我国控制碳排放的政策手段多集中于工业生产领域,对居民生活领域碳排放控制涉及较少。基于此,本文使用LMDI模型计算并分析了2000-2015年间我国居民生活间接碳排放的驱动因素,结果显示:(1)城乡居民人均生活间接碳排放驱动因素中,消费碳排放强度因素、消费水平因素、经济水平因素具有同向的碳排放驱动效应,消费结构因素、城乡消费比重因素、城乡结构因素具有反向的碳排放驱动效应;(2)经济水平的提高是城乡居民生活间接碳排放的主要推动力,考虑到与碳排放强度相关的技术趋于稳定,短期内难以取得突破,因此居民人均生活间接碳排放量及总生活碳排放量的上升趋势难以逆转;(3)从生活消费特点上对比,城镇居民相比农村居民有更有利于碳减排的生活消费结构,这一点由消费结构因素、城乡结构因素的对比得以印证,但从绝对值上看,城镇居民人均生活间接碳排放值仍显著大于农村居民,因此城镇化进程将显著推动全国居民生活碳排放量的上升。本文研究可为精细化控制居民生活碳排放的政策制定与实施提供科学参考。     

城市家庭碳排放影响因素与跨城市差异分析

我国城市化发展既提高了城市居民收入水平同时又增加了碳排放.本文使用56个城市的微观家庭数据,在各个城市层面上建立不同类型能源消耗的行为方程,对包含固定收入、家庭规模和户主年龄的标准家庭居住碳排放进行有效的估算,同时对跨城市差异进行分析解释.结果表明,在以标准家庭居住碳排放为唯一衡量标准时,东川市和蚌埠市是碳排放最少的城市,而新乡市与郑州市则是碳排放最多的城市,很多低排放城市位于秦岭-淮河南北分界线的南侧,大城市排放要高于中小城市.通过对城市收入弹性的估算,发现相对富裕的家庭会增加消耗清洁燃料.一个家庭从低排放城市移动到高排放城市造成的环境成本占家庭年均收入的6.6％,同时低密度城市发展模式以及具有严寒气候的城市都会增加居住碳排放.这些实证研究结果可以辅助城市规划和城市管理者进行“低碳城市”或“低碳生活模式”等相关政策的制定.     

基于Logit模型的非自愿性移民迁徙分析

我国每年由于建设拆迁、水库工程等引发的移民迁徒数量比较大,移民搬迁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民族、宗教、文化等诸多方面,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为了更好地为中央对三峡库区移民可持续发展规划提供政策建议,笔者在三峡库区内选择有代表性的W县进行实地调研,调查涉及3个镇、19个村、46个组、9061户,在对调查数据进行Logit分析后得到如下结论:在不考虑搬迁补偿金额和帮扶政策等外部选择条件的前提下,如果只考虑移民自身的特征与其拥有的环境资源禀赋数据会发现:农户自身家庭收入、土地面积以及居住环境、居住位置、居住方式等因素会对农户的搬迁意愿产生显著的影响.因此我们建议在库区搬迁规划时在一定条件下应根据农户的实际条件进行有选择性的搬迁,而不是一刀切式的政策,这样可以避免在实施搬迁过程中的造成的社会冲突与矛盾.     

基于城市住宅类型的不同年限建成区居住空间分异研究

基于厦门岛不同历史年限建成区的范围,以不同居住类型的面积和人口分布为基础数据测算了居住用地空间分异指数和居住人口空间分异指数,分析了不同年限建成区范围和厦门岛整体的居住空间分异特征。研究结果显示:从整个厦门岛来看,不同居住类型的空间分异指数差异显著,老城区住宅、保障性住房和职工宿舍的居住分异指数较高,一般商品房和商品化安置房的居住分异指数较低;从不同年限建成区来看,不同居住类型的空间分异变化趋势各不相同,27年历史以下的建成区内,随历史年限增加城中村的空间分异指数上升,高档商品房呈现"V"字态势,保障性住房保持高分异指数,27—50年历史年限建成区内,一般商品房和商品化安置房空间分异指数相对较低,27年历史以上的建成区内,老城区住宅的空间分异指数随历史年限增加在降低。     

不同返还情景下碳税对中国经济影响及减排效果——基于动态CGE的模拟分析

本文构建了多部门递归动态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考虑中国经济发展和碳减排的现实情况,以征收40元/吨碳税且无税收返还为基准情景,分析了碳税对中国经济和碳强度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本文探讨六种税收返还情景(返还清洁能源部门部分碳税、返还服务业部分碳税、返还农村和城镇居民全部碳税、减免企业所得税、减免居民所得税、减免生产税)对碳税负效应的缓解作用,同时探讨税收返还政策下碳税对中国经济增长、社会福利、农村和城镇居民收入消费、各部门产出的影响差异,并从实现2020年和2030年减排目标的角度,比较不同返还情景下碳税对碳排放量、碳强度,以及对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结构变化的长期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基准情景下,碳税对经济确实存在负效应;六种返还政策均不同程度地降低碳税负效应,同时也能够保证实现2020年的减排目标且有利于实现2030年的目标;对单一部门(清洁能源部门或服务业)部分返还碳税能够促进相应部门的产出,但力度较小,与其他政策相比影响微弱,但都能够有效地促进这两大部门的发展,因此在制定补贴政策时应当考虑行业差异性,重点扶持符合绿色发展要求的行业;对农村和城镇居民的直接返还均能增加农村和城镇居民收入,刺激了消费进而带动社会经济发展,相比部门返还政策,这一政策更为有效的提高了社会福利,但也会进一步拉大农村与城镇居民之间的收入消费差距;减免企业所得税促进企业投资和产业结构调整;减免居民所得税极大的刺激居民消费;减免生产税促进进口、拉动就业率,降低化石能源部门产出,综合来看,相对于其他返还政策,减免生产税更有效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