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农村贫困主要影响因子的灰色关联分析

我国农村贫困是由自然、经济、社会、历史等多方面原因造成的,贫困系统内各因子之间的关系比较复杂.本文在对贫困原因进行定性分析的基础上,以人均粮食消费量、恩格尔系数、人均纯收入和贫困发生率作为贫困主行为因子,根据贫困数据样本特点和指标要求,采用灰色关联分析方法,定量研究了致贫因子间的影响程度以及因子对主行为的贡献测度.结果显示,对贫困贡献度最大的因子主要有:农村义务教育、人均水资源、耕地面积、自然灾害、农业机械化、财政支农等方面.本文还分析了可控影响因子与其他因子之间复杂的交互作用和影响关系.最后,提出了一些针对性的政策建议,为健全反贫困宏观监测系统,提高政府反贫困工作的规范性与准确性提供了可参考的依据.     

农村人口动态多维贫困:状态持续与转变

能力贫困、动态贫困、多维贫困更符合贫困的本质和走向,本文利用2010年和2012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农村平衡面板数据,运用Biprobit模型基于个人层面可行能力和主观福利感受分析农村人口多维贫困状态持续与转变。结果表明:农村人口年龄、从事农业活动时间、区域差异、受教育程度、绝对收入、社会地位及相对收入等均对农村人口持续多维贫困产生显著影响。受教育程度、从事农业活动时间、区域差异、年龄、相对收入、户籍和绝对收入均对农村人口陷入多维贫困产生显著影响。农村人口从事农业活动的时间越长,持续多维贫困的可能性越高,陷入多维贫困的可能性越低。东部、中部、西部发生持续性多维贫困的可能较高,而东部、西部陷入多维贫困的可能性较低。绝对收入、相对收入和社会地位越高,农村人口发生持续性多维贫困的可能性越低。女性、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农村人口持续性多维贫困的可能性更高。相对收入较低的农村人口易于陷入多维贫困,然而相对收入对农村人口持续性多维贫困的作用不明显。社会地位对农村人口持续性多维贫困产生消极作用,却对陷入多维贫困的影响不显著。主要研究结论:打破"持续多维贫困"恶性循环应从"小处"着手,以"输血"为主,"走进去"识贫,"走出来"脱贫;防范农村人口陷入多维贫困应从"大局"着眼,把发展和消除不平等作为解决多维贫困的根本途径,引导"脱贫"和防范"返贫",提能力避返贫,新思路促扶贫。精准扶贫机制要建立在契合贫困本质的贫困标准上,找准"贫根",寻共性扶贫,诊特性脱贫。     

公共产品供给真的能减少中国农村瞬时贫困吗?北大核心CSCDCSSCI

公共产品对农村减贫具有一定效应,而农村贫困分为慢性贫困与瞬时贫困两类,公共产品供给对农村瞬时贫困的效应如何?本文分析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的农村家庭数据发现,中国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确实改善了农村贫困状况,但是对农村贫困家庭的瞬时贫困改善效果并不明显。通过分位数回归模型,利用2009年CHNS的1 657个农村家庭数据,实证分析了公共产品供给对不同分位点下的农村家庭和农村贫困家庭瞬时贫困的影响发现:非贫困家庭的存在摊薄了贫困家庭从公共产品中所得的减贫效应,实施瞄准式的精准扶贫必要而且迫切;公共产品供给对农村贫困家庭瞬时贫困和慢性贫困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进一步分析发现,第一,通信信息服务显著降低了农村贫困家庭的瞬时贫困和慢性贫困。第二,医疗卫生服务减少了农村贫困家庭的瞬时贫困,但对贫困家庭的慢性贫困并没有显著作用。第三,教育和基础设施会提高农村贫困家庭的瞬时贫困,同时会增加瞬时贫困成分占总贫困的比重,但会减少陷入慢性贫困家庭的瞬时贫困成分。与东部地区相比,通信信息服务对中西部地区农村贫困家庭的瞬时贫困以及教育对中西部地区慢性贫困家庭的瞬时贫困都有更好的减贫作用,但是基础设施对中西部地区农村慢性贫困家庭的瞬时贫困的减贫作用要低于东部地区。为了有效地降低瞬时贫困:(1)要强化通信信息服务的提供,特别是互联网服务的普及;(2)要加强农村家庭医疗卫生专项供给,提高贫困家庭的医疗报销比例;(3)要强化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供给,特别是农村自来水和排污设施的建设;(4)完善中西部地区的教育,加强对农村贫困家庭的职业技能培训。     

政府减贫行为的动态效应——中国农村减贫问题的SVAR模型实证分析(1990-2008)

脱贫人口返贫率偏高是中国农村贫困问题的一个显著特征.这种客观现实要求我们,应该仔细考察农村贫困发生率、贫困深度和贫困强度对政府干预行为的跨期响应,从而动态地而不是静态地评价政府减贫行为绩效.本文将普惠式的农村农业发展政策与扶贫政策一起纳入减贫分析框架,构建一个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SVAR)模型,以弥补现有文献用多变量时间序列数据通过单方程模型回归分析的局限,从SVAR模型中获得结构冲击响应函数,动态地评价政府行为的减贫效应.实证分析表明,目前的政府行为,无论是普惠式的农村农业发展政策,还是瞄准贫困人口的扶贫政策,对农村贫困的政策干预都没有形成持久的影响,冲击响应衰减很快.为了降低脱贫人口返贫率,政府减贫政策的目标应定位于提升贫困人口的自身发展能力,扩展贫困人口参与经济增长的机会,使经济增长成为他们获取稳定收益的源泉.     

社会发展、地理条件与边疆农村贫困

区域贫困是世界各国贫困问题的新特征,在我国农村贫困现象主要表现在连片特困区的形成和发展,尤其是边疆地区农村贫困在地理和人口的分布上更加突出,就其产生的维度而言主要体现在社会发展落后与地理条件恶劣两大方面,边疆地区特别是与外界接壤区域社会、经济、人口等背景尤其复杂,使得边疆农村社会发展、地理条件与贫困发生的理论研究和我国当前统筹区域发展、城乡发展的时代特征密切相连。当前中外研究区域农村贫困的文献较多,从内容角度来看更多的是割裂区域社会发展与地理条件之间的联系,从研究方法上看主要偏重于整体定量分析,本文通过2006-2012年新疆边境贫困县社会、经济发展和自然地理条件的面板数据,采取面板分位数条件回归方法研究社会、经济发展和自然地理因素如何影响边境县市农民收入水平和农村贫困发生,研究结果显示:1模型整体分析表明,一线居民守边、农业产值比重等社会发展因素对农民增收和减贫都有显著作用,教育年限、扶贫资金因素显著减缓农村的贫困。平均海拔、人均林地和矿产资源等地理条件因素显著影响农民收入和农村贫困,但作用方向不完全一致。2不同分位数点回归分析表明,不同分位数点各因素作用的力度不同,譬如扶贫资金在0.75,0.9高分位点对贫困程度较深的地区对贫困减少的作用更大,以及在经济相对发达地区矿产资源开发减贫效应更显著。3从社会发展和地理条件两大维度结合上分析,社会发展可以一定程度上降低甚至消除区域不利地理条件的贫困效应。为此本文提出边疆农村的脱贫工作要因地制宜和有针对性,避免盲目性和一刀切,从而跳出"扶贫陷阱"的怪圈。     

中国相对贫困测度与城乡差异

中国在2020年完成现行贫困标准下农村绝对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然而,以发展差距为特征的相对贫困问题依然存在,通过降低不平等、缩小城乡发展差距来治理相对贫困问题,对推动中国城乡融合、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重大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因此,该研究研究地区发展差异和不平等对中国弱相对贫困标准构建的影响,并对不同地区层次和不同贫困标准下的中国相对贫困分布状况进行测算和比较分析,选择适合中国国情的相对贫困标准构建框架,最终使用Shapley分解和Fairlie分解两种方法对中国城乡相对贫困差异形成的原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相对贫困与不平等密切相关,但最终决定于各地区具体的收入分布形态。地区间的发展不平衡问题对相对贫困线的设定和相对贫困的分布都具有显著影响。中国农村地区相对贫困和不平等程度均高于城镇地区,不论是使用全国统一的还是城乡分设的相对贫困线,农村地区将依然是中国未来扶贫的主战场。收入、工作、生活质量、户主教育和省份是城乡相对贫困差异形成的主要原因。其中,收入和工作解释了2018年城乡相对贫困差异的49.88%,生活质量和户主教育分别解释了10.41%和9.28%。但是不平等和生活成...     

我国农村生态贫困研究

本文在界定生态贫困内涵的基础上，对我国农村生态贫困的规模作了粗略的估计，并对我国农村生态贫困的特征、形成机理和治理对策进行了分析。     

西部地区农村贫困现状、原因及对策探析

实施开发式扶贫政策以来。西部地区扶贫工作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就．但由于多方面原因。扶贫任务仍然十分艰巨。本文从西部地区农村贫困现状出发．根据汉森理论．对西部地区农村贫困原因作了深入分析。最后提出了治理贫困对策。     

吴起农户相对贫困的动态演化:1998-2011北大核心CSSCI

该项研究目的在于探究退耕还林背景下吴起县农户1998-2011年相对贫困的动态变化趋势、原因及其解决办法。以人均总资产作为农户年收入和资源禀赋拥有状况的代表指标,以贫困发生率H,贫困缺口指数I,Sen指数,FGT2指数作为贫困状况分析的指标体系对吴起县农户1998-2011年的人均总资产以及相对贫困状况进行了分析和测算,并通过考察贫困群体内部特征以及吴起农村整体和贫困群体的基尼系数对相对贫困动态变化原因及解决办法进行了探究。研究发现:退耕还林实施前后,吴起农户人均总资产持续增加、农村产业结构正在改进、农民资产偏好正由持有储蓄转向持有固定资产变化;而吴起农户相对贫困的动态演化呈现先减少后增加的"U"型变化趋势,相对贫困的广度、强度和深度也都呈现类似变化;贫困的主要表现形式为贫困群体相对人均固定资产产值较低;贫困动态变化的主要原因是吴起农村整体收入分配的不平等;而贫困群体内部人均总资产水平过于平均,缺乏发展动力是贫困群体经济难以改善的重要影响因素。因此,文章给出了应该适当加大贫困群体内部收入差距,分阶段实施扶贫计划,提高贫困农户自身能力以及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等政策建议。     

邻里效应作用下的人口流动与中国农村贫困动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扶贫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要实现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扶贫任务依然艰巨。在传统扶贫政策的效力日渐式微的情况下,我们亟需探讨扶贫政策的新方式,也需要更深入挖掘政策能有效作用于贫困人口的传导机制和途径。本文认为,邻里效应是一种通过影响贫困者行为进而影响贫困动态的传导机制之一。基于此,本文采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1991-2011年共8年的面板数据,使用非线性的两阶段面板Probit模型,研究邻里效应作用下的人口流动与中国农村贫困的动态变迁。结论显示,邻里效应对个体的流动决策与贫困的动态变迁具有非常显著的作用力,即村中人口流动状况对个体决定是否流动具有显著的影响,只有当村流动人口比例超过某个临界值时,个体才会选择流出,且人口流动会降低贫困发生的可能性。村级或家户的贫困程度越高,个体流出的可能性越低。进而,邻里效应传导作用下的低人口流动和高贫困之间的相互影响导致了地区贫困的持久性与贫困聚集现象。因此,政府在实施传统扶贫政策时,需要充分利用邻里效应的作用,将贫困者行为选择纳入到一个正向的循环加强机制中,使得个体走出持久性贫困和地区跳出贫困陷阱。     

Relations between Agricultural Natural Disasters and Rural Poverty Based on Analysis of Panel Data in Anhui Province,China

The occurrence of natural disasters has a tremendous negative effect on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The effect of natural disasters in undeveloped areas is more serious and even leads to the occurrence of poverty due to the weak capacity to handle these disasters. Although there is much research based on qualitative analysis, the quantitative research is rare. This article aims to cover the previous quantitative research gap. On the basis of the analysis of panel data in Anhui province, it is evident that there is a nega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proportion of the area affected by agricultural natural disasters to the total sown area and the incidence of rural poverty, which is not compatible with the previous studies. Therefore, the authors make a possible explanation. On the basis of the empirical results, some policies are recommended in the final part of this article on a correct understanding of agricultural natural disasters and rural poverty, such as building a rural natural defense system and strengthening the response capacity of farmers in impoverished areas.     

空间贫困分异特征、陷阱形成与致贫因素分析

消除贫困是中国共产党的一项重要历史使命。目前,中国脱贫攻坚进入关键的决战决胜阶段,精准脱贫成为实现乡村振兴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问题。本文以贫困突出的江西革命老区为例,采用ESDA空间探索性分析和空间计量模型,探究其空间贫困分异特征、陷阱形成机制及影响因素,发现:①从时间维度看,2000—2016年,受国家贫困标准线大幅调整影响,江西革命老区贫困人口和贫困发生率呈现三个断点下降时期,总体脱贫进程加快。②从空间维度看,江西革命老区各县(市、区)的贫困人口和贫困发生率明显减少,贫困分异特征表现为高贫困地区集聚于南部的集中连片区或国家级贫困县,低贫困地区主要集聚于北部的非贫困区。③进一步通过空间检验发现,江西革命老区贫困以"高-高"集聚模式为主,并形成"空间贫困陷阱",均属于集中连片特困区或国家级贫困县;少数地区的贫困还存在"低-低"集聚模式,形成"脱贫溢出效应",均属于非贫困区。④实证结果表明,城乡收入之比和中学教师负担学生数显著加剧了江西革命老区贫困水平;而农民人均纯收入、卫生技术人员比例和农业机械化水平对减贫具有显著正向作用;贫困空间滞后项的显著为正也再次验证了江西革命老区"空间贫困陷阱"及"脱贫溢出效应"的存在性;相邻地区的农民人均纯收入和卫生技术人员比例的减贫效果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为此,本文提出实现江西革命老区精准脱贫建议。     

近40年来中国农作物与耕地受灾时空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

中国作为农业大国和自然灾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自然灾害会对农作物和耕地造成严重影响。基于1978～2017年中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农作物受灾面积与灾毁耕地面积等灾情数据,结合气温、降水等气象数据和地形数据,采用计量分析、Morlet小波分析和空间分析等方法,分析我国农作物和耕地受灾的时空分布特征,并探究农作物受灾面积的周期性以及农作物受灾面积、灾毁耕地面积与气温、降水和地形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1978～2017年农作物受灾主要以旱灾和水灾为主,农作物受灾面积和灾毁耕地面积均呈下降趋势,且农作物受灾面积有30年左右的显著变化周期;不同灾种的空间分布存在差异,其中农作物受灾较大的区域主要是华北平原、东北平原和长江中下游平原等农业较为发达区域,灾毁耕地面积主要分布在毗邻胡焕庸线两侧的省份(直辖市、自治区),且以西南地区为最,洪涝、滑坡、泥石流是造成灾毁耕地的主要原因;农作物水、旱灾害与降水,农作物冷冻灾害与气温,灾毁耕地与平均坡度、坡度大于15度面积比在置信区间呈现正、负、负、正、正的相关关系。在政策设计上掌握农作物和耕地受灾的时空特征和发生规律,将对减少农业自然灾害损失和提高防灾减灾能力具有重要的意义。     

社会资本对农村贫困代际传递影响机制研究

社会资本在反贫困领域的重要作用已被理论和实践所证实。在新时代脱贫攻坚的决胜阶段,有效发挥社会资本的周急济贫功能,缓解乃至阻断贫困代际传递,已成为当前反贫困战略推进中亟待探讨的问题。研究整合了四期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 2010、2012、2014、2016)个体家庭和村庄的嵌套数据,建立了“认知型”和“结构型”两种类型以及“个体家庭”和“村庄”两个层级的社会资本框架,并基于探索性因子分析构建了社会网络、社会信任、社会声望、社会参与、集体参与以及公共服务6个社会资本变量。研究利用HLM软件构建了多层广义线性模型(HGLM),通过四阶段的空模型、截距模型、随机效应模型以及完整模型分析了绝对贫困背景下社会资本对农村贫困代际传递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①个体社会资本总量与贫困代际传递呈显著负相关。②在个体家庭层面,社会网络、社会声望、社会参与对贫困代际传递有显著负向影响,但社会信任和地方信任对贫困代际传递的影响并不显著。③在村庄层面,公共服务对贫困代际传递具有显著负向影响,集体参与对贫困代际传递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公共服务水平对社会网络和贫困代际传递具有正向调节作用。研究提出要大力培植贫困群体和乡村两个层级的社会资本以缓解农村贫困代际传递趋势:①要通过协调“乡政”与“村治”以形成良性的乡村治理格局。②要促进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战略紧密衔接,在保障个体脱贫的同时完善农村公共服务及基础设施建设,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③须提振贫困群体脱贫信心,增强村级自治与集体参与的水平和能力。     

基于村级尺度的湖南农村水贫困比较研究

为综合评价湖南农村水贫困现状,找出有效应对措施,以国外最新的水贫困理论为依据,构建湖南农村水贫困评价指标体系;通过实地调查和访谈获取并整理出湖南3种地貌类型区6个行政村的水贫困评价数据;采用非均衡法测算水贫困状况并分析其驱动因素。结果表明：湖南农村水贫困具有明显的地域分异现象,即湘西山区最为严重,RWPI值均小于20;湘北洞庭湖平原区最弱,其值在55~56之间;而湘中丘陵区介于其间。不同地区水贫困各系统的综合得分不同,只有提高且均衡各系统的综合得分才能有效减轻地区水贫困程度。供水设施欠佳、利用能力偏低是地区间水贫困状况不同的主要驱动因素,而水资源状况是其次要驱动因素;农村环境问题和低效用水是省内各村水贫困评价的短板,因此地区水贫困是区域水资源自然禀赋与社会经济发展的综合结果。针对评价结果,提出了发展农村经济、提高综合实力、做好环保工作和提高用水效率等措施应对农村水贫困问题,可为新农村建设中的水资源管理提供新思路     

三峡库区移民贫困致因的精准识别与减贫路径的实证研究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扶贫成效的显现,老区、山区、民族地区和移民库区等集中连片的特殊贫困区已经成为我国当前精准扶贫的主战场。由于面临生产资料匮乏、生态环境恶化和地质灾害频发等恶劣环境,库区移民贫困问题已成为新时期扶贫攻坚最难啃的"硬骨头"。因此,开展库区移民贫困致因的精准识别与减贫路径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基于对库区移民贫困现状的扎根理论分析,本文提出了分析农户生计的新框架。在此基础上,本文以三峡库区26个县(区)为研究对象,随机抽取4县(区)796户移民作为样本,首先,采用灰色关联分析法和熵权法对库区移民主要致贫因子进行挖掘;接着,采用PLS-SEM模型分析影响库区移民生计状况的关键因子和关键路径。研究表明:(1)三峡库区移民贫困现象仍很严重,患病、劳动能力弱和失地是移民致贫的三大主因。三峡库区仍有175.94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三大致贫原因依次是:因病致贫26.49%、因劳动能力弱致贫22.10%和失地致贫21.65%。(2)心理资本可有效促进移民其他资本效能的发挥,对生计状况存在着显著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3)在影响生计状况的四类资本中,人力资本对库区移民生计状况影响最大。基于以上发现,本文提出了实现库区移民精准脱贫的政策建议:(1)国家应高度重视三峡库区移民贫困问题,大力开展精准扶贫;(2)增加心理干预措施以提高移民心理资本存量,帮助移民摆脱心理贫困;(3)开展劳动力技能培训,提高库区移民人力资本水平。     

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的贫困问题及其治理

运用文献研究法和定性分析方法,借鉴社会学与人类学相关理论,探讨失地农民的贫困问题,总结失地农民贫困的类型,分析失地农民的贫困原因,并提出治理对策。结果发现:部分失地农民在城市中面临着贫困问题,经济贫困、文化贫困、能力贫困和权利贫困是主要贫困类型。导致失地农民贫困的因素主要有体制与制度设置不合理、城市社会的剥夺与排斥、城乡文化的冲突与非物质文化变迁滞后以及失地农民个人能力缺失等。治理失地农民贫困问题必须从宏观层面强化制度与政策的保障作用,从微观层面加强失地农民的自身能力建设。     

产业精准扶贫作用机制研究

在精准扶贫的国家战略下,产业扶贫被赋予了新的内涵,承担起贫困户的"造血"功能,成为精准扶贫的核心,本文将其概括为"产业精准扶贫"。与已有研究不同,文章以产业精准扶贫与传统产业扶贫的区别以及产业精准扶贫怎样发挥作用这一科学问题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了实地观察法、问卷调查法和深度访谈法,从微观尺度研究产业精准扶贫的作用机制。研究表明:(1)与传统产业扶贫停留在村一级或者大户层面不同,产业精准扶贫将产业透过村庄到农户,而且与贫困户的土地、资本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有机地结合起来。(2)产业精准扶贫作用机制是通过利益相关方共同对土地、资本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进行匹配的过程。产业精准扶贫突显了贫困户的主体性作用,着重强调贫困户自身拥有的土地、劳动力要素的参与,真正建构了多主体、多要素参与的长效机制。(3)产业精准扶贫是一个共同参与的过程。农户或是入股、务工或是自己发展产业,积极参与到农业生产中,通过政府引导、企业管理、村两委参与,促进贫困户参与在生产过程中,就产业过程中的事项达成共识,促进了贫困户的公民精神培育、实用技术掌握和思想观念转变。(4)产业精准扶贫是实现贫困人口增收发展的有效路径,但仍需注意风险防患。扶贫信息发布、帮扶单位责任人等扶贫利益相关者的组织和传播,为企业和社会资本进入贫困村奠定基础,但是,也相应地增加了产品销售问题和产业自然灾害的风险,产业贴补和金融扶持政策的稳定性也会影响产业精准扶贫的运行和成效。因此,要相应地加强对扶贫产业风险的预警,规避和降低产业扶贫风险。     

专业化、多样化与产业结构减贫效应的动态异质表现研究

新一轮扶贫攻坚阶段,贫困地区实现可持续减贫的关键不在于现有经济增长模式下如何提高转移支付的精度和效率,而在于真正改变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理念,从盯住经济总量增长转向用减贫目标统领经济发展。产业结构与贫困减缓的关系影响着贫困地区产业发展的政策制定,但既往研究对何种产业结构更有助于贫困减缓没有形成共识。本文基于产业专业化和多样化视角,分析了专业化、多样化影响贫困减缓的理论机制,并利用2004—2014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对专业化、相关多样化、不相关多样化与FGT贫困指数的关系进行了门限回归和稳健性检验。检验结果确认了产业结构减贫效应的动态异质表现:专业化的减贫效应在产品生命周期的初始和发展阶段趋于增强,并且经济密度更小、距离技术前沿更远的地区,专业化的减贫效果更显著;多样化的减贫绩效低于专业化,且相关多样化的减贫效应高于不相关多样化。细分产业来看,第三产业相关多样化比其他多样化结构更具减贫效果。贫困地区在减贫的产业结构选择上,首要目标是改善专业化程度,其次是在多样化的既定前提下,谋求相关多样化,尤其是第三产业的相关多样化。专业化和相关多样化对不同贫困群体的影响也存在差别,既往产业结构更有利于贫困线附近群体的贫困减缓,而对深度贫困群体的溢出不足。因此,在塑造合宜减贫产业结构,改善低技能劳动力需求的同时,还应辅以改善深度贫困人口劳动力供给的政策,改善其自我发展能力和经济机会,从而增强从益贫产业结构中获益的能力。     

多重压力下重点生态功能区农户的生计适应性研究——以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为例

重点生态功能区对维护国家和区域生态安全至关重要,农户作为该区最主要的经济活动主体和最基本的生态环境保护单元,其对生计压力的适应性直接关系到重点生态功能区主体功能的发挥。本文以地处青藏高原东缘的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为例,基于入户调查数据,分析了农户的生计压力、适应能力及适应策略,并利用多元logistic回归模型探明了影响适应策略选择的关键因素。结果表明:①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有近90%的农户遭受多重生计压力的冲击,其中,“自然+社会+经济”型压力是该区农户面临最多的生计压力组合。②经济示范区农户的适应能力最高,恢复治理区次之,重点保护区最低;遭受“自然+社会”型压力冲击的农户适应能力最高,遭受“自然+社会+经济+政策”型压力冲击的农户适应能力最低。③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有87.45%的农户采取多种适应策略来应对生计压力,其中,选择“扩张+援助+收缩”型适应策略的农户占比最大。④自然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自然压力的严重程度和生计压力的多样化程度是影响适应策略的关键因素。鉴于此,政府应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力度,拓宽农户增收渠道,建立多元化信贷机制,加强偏远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提高农户在面临生计压力时的适应能力,促进生计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