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型城市能耗增长因素分解及差异分析

本文以95个有代表性的资源型城市2004—2013年的数据为样本,重点关注城市经济发展、人口增长和空间扩张几个方面,考虑能耗强度、经济规模、人口密度、辖区面积四个因素,利用LMDI法对资源型城市的能耗增长进行因素分解,并针对不同区位、不同规模与不同发展阶段三种情况分别进行资源型城市能耗增长影响因素的差异分析。得出了研究结论:总体来看,对资源型城市能耗增长影响较大的因素是能耗强度与经济规模,其中能耗强度下降对能耗增长有明显的抑制作用,经济规模扩大对能耗增长有明显的推动作用,但能耗强度下降的抑制作用不足以抵减经济规模扩大的推动作用,导致能耗总量增加。人口密度增加和辖区面积扩大对城市能耗增长的贡献率较小,都只是微弱的推动作用。单个城市能耗增长的因素分解结果与总体情况较为一致,但不同城市之间存在差异。分区位看,越是落后地区,能耗强度下降对能耗增长的抑制作用以及经济规模扩大对能耗的拉动作用越强;分规模看,小城市的落后产能改进空间还没有得到充分利用;分资源开发阶段看,衰退型城市落后产能改进成效突出但能源利用效率依然较低,成熟型城市对落后产能改进空间的利用不足。最后有针对性地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优化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资源型城市从"粗放型增长"到"集约型发展"的转变;大力发展新能源,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对不同类型的资源型城市有针对性地实施节能降耗的分类指导;强化宣传教育,有效提高企业和居民的节能降耗意识。     

中国CO_2排放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基于因素分解法的思路,构建CO2排放和能源消费分解扩展模型,深入挖潜影响我国CO2排放的各项驱动因素。同时,以2000-2009年间的统计数据为样本,从宏观层面探索碳排放总量与能源结构、能耗强度、产业结构、人口规模、经济增长、居民生活水平等重要国民经济发展指标间的驱动关系。结果显示:CO2排放量呈现逐年增长态势,而经济增长与能耗强度是其主要驱动因素;所构建模型对影响CO2排放有关因素的分解与量化效果较好,可为日后监控我国CO2排放水平并制定行之有效的节能减排政策提供决策支持。     

武汉市能源消费碳排放因素分解与低碳发展研究

本文以2010—2015年武汉市三次产业和居民生活能耗碳排放数据为基础,运用LMDI模型从人口规模、经济水平、三次产业结构、能耗强度、能源结构、碳排放系数六个方面对武汉市能源消费的碳排放进行因素分解。分解结果表明,人口扩张和经济增长是促进武汉市碳排放增长的主要因素,贡献率为38.7%和198.52%;能耗强度降低、能源结构优化和能源碳排放系数变化是抑制武汉市碳排放增长的主要因素,贡献率为-99.14%、-24.22%和-14.13%。经分析发现,人口扩张和经济增长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将继续成为促进武汉市碳排放增长的最大贡献点;产业结构调整在经过2012-2013年间出现的碳排放效应促进-抑制转折点后将逐步成为抑制武汉市碳排放增长的重要影响因素;在继续保持第二产业能耗强度下降的同时,加大对第三产业能耗强度控制力度是武汉市现阶段碳排放控制工作的重点方向。     

基于STIRPAT模型的中国城镇生活能源消费影响因素研究

为探究人口规模、收入水平、消费倾向、节能政策和技术等因素对中国城镇生活能源消费的影响,基于拓展的STIRPAT模型并运用2000~2013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对各影响因素的效应进行评估。结果显示:城镇生活能源强度、城镇居民消费倾向、人均可支配收入、城镇化率、总人口、政策综合力度6个因素的增长率每变化1%,将会引起城镇生活能源消费量增长率0.9322%、0.8537%、(0.559 2+0.169 2 ln DI)%、0.599 8%、0.408 0%、-0.012 0%的变化,表明除节能政策外,其余5因素均正向促进城镇生活能耗增长。其中生活能源强度对城镇生活能耗影响最大,节能政策虽会抑制城镇生活能耗增长,但作用较为微弱。政府需继续加强节能政策综合实施力度,从而实现生活能源消费领域的节能减排。     

中国能源消费增长原因分析与节能途径探讨

中国正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发展的中期阶段,能源消费迅猛增长,节能减排任务艰巨。分析近年来能源消费增长原因，可为未来寻找节能途径提供参考。论文在构建能源投入产出表的基础上，利用结构分解分析方法，将促使能源消费增长因素分解为经济规模、产业结构、经济增长方式和节能技术变化4个因素。并以1997-2002年为样本期,定量测度了各因素变化对中国能源消费增长的贡献值及贡献率。结果表明：促使能源消费增加的因素中，贡献率最大的是经济规模的增加。其次是产业结构变化和经济增长方式变化。而减少能源消费的因素只有节能技术变化，但由于其贡献值的绝对值小于前3个因素的贡献值之和，因此能源消费总量仍呈增加趋势。可见，技术进步已被证明是节能的有效途径，而未来通过调整产业结构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节能的任务还任重而道远。     

城市工业部门脱钩分析

节能减排是我国应对能源短缺与全球变暖两大环境热点问题的基本国策。目前国家已经制定了一系列节能减排目标并分解落实到地区与行业执行。城市是人类生产和生活的中心,快速城市化带来了人口、能源消费和碳排放的激增。工业部门在城市经济发展和能源消费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因此成为节能减排工作的重点对象。重庆市对西部地区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目前在工业化进程中面临着巨大的节能减排压力。本文以重庆市为案例对象,应用脱钩分析方法研究了该市各工业部门经济增长、能源消耗和碳排放之间的关联特征,并提出脱钩稳定性指标用以评价脱钩状态的波动情况。结果表明:重庆市工业部门能源消费品种单一,对煤炭依赖性过大;高能耗部门虽然表现为弱脱钩,且脱钩稳定性高,但能耗强度和碳排放强度偏大,远高于工业部门的平均水平;部分中低能耗部门由于生产技术相对落后和关键节能减排技术缺失造成能源利用效率参差不齐和碳排放水平不稳定。依据研究结果本文提出重庆市工业部门节能减排的实施建议。     

基于改进熵值法的城市“精明增长”综合测度——以长江三角洲16市为例

“精明增长”是资源环境约束下中国城市可持续增长的必然选择,该理论的中国化与适应性研究至关重要。将理论内涵与中国城市增长实际需求相结合,构建包含城市规模、城市福利、城市空间和城市消耗四增长维度的城市“精明增长”综合测评模型,并运用改进熵值算法,对1999~2008年长江三角洲地区从时序变动与截面比较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长三角16市在考察期内增长逐年更为精明;上海、南京、杭州城市增长更为精明,其余城市熵值评分考察期内波动较大,且空间分布有两极分化的趋势;四增长维度影响综合评价的权重由高至低分别为福利维度、规模维度、消耗维度与空间维度,城市福利和规模增长是影响城市增长精明程度的主要方面,两维度中反映城市环境、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城市化水平的指标贡献较大;城市消耗和空间维度权重较低,其中反映土地与生活能源消耗的指标作用明显,需要加大城市消耗的控制和内涵空间增长的拓展     

中国工业化进程中的节能估计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工业化进程的推进，能源消耗（生活消耗除外）出现了较大波动，本文运用完全分解模型计算、分析了驱使能源消耗变化的经济增长效应、能源消耗强度效应与结构效应，并利用H-P滤波、完全分解模型对中国工业化进程中的节能进行了估计。结果表明，1980-2005年累计节能量为94457万t标准煤。1980-2005年中国节能缺口处于波动之中，尤其是1998年以后，受重新重工业化的影响，与潜在节能率相比，实际节能率在逐步降低，但到2005年，实际节能率大于潜在节能率，节能优先的高能效战略得到一定落实，有效控制和改善了能源的紧张状态。同时，近年来重工业能源利用效率的不断改善，说明重工业化对能源的高消耗只是一种阶段性特征，其中蕴含着巨大的节能空间，随着中国工业化水平的不断提高，节约能源，降低能源的消耗强度，有巨大的潜力。     

中国电力碳排放动态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

电力碳排放占中国碳排放总量比重较大,因此研究电力碳排放的影响因素并制定针对性减排政策对中国节能减排有重要意义。基于我国1991-2012年电力相关数据,分析了电力碳排放的动态特征,发现电力消费及其碳排放与GDP同步变化,中国电力生产的能源转换效率在提高,电力碳排放主要来源于煤炭的使用;运用对数平均迪氏指数分解方法,不仅考虑电力生产过程,而且考虑电力输配环节和电力终端消费活动对碳排放的影响,从而把中国电力碳排放增长分解为排放因子、能源结构、电力结构、转换效率、输配损耗、经济规模、人口规模、产业结构、电力强度、生活消费等10个影响因素。分解结果表明,经济规模是促使电力碳排放增长的最大因素,意味着中国电力碳排放与经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以工业为主的产业结构使得电力消费增加,驱动了电力碳排放增长;生活消费也是电力碳排放增加的重要影响因素;人口规模、输配损耗、能源结构、电力结构、排放因子等因素也是正向效应,但影响程度较小;产业部门电力强度下降和能源转换效率提高是抑制电力碳排放增长的最重要因素;电力结构也抑制了电力碳排放增长,但影响程度较小。基于以上结论,中国需要从电力生产、输配、消费等环节入手控制电力碳排放。     

生产部门提高能源效率的宏观能耗回弹分析

提高能源效率已成为我国节能减排政策的重点,但是由于经济系统内在的调整机制作用,在宏观层面所能实现的节能效果可能不及微观技术层面能源效率提高的程度,甚至还会诱发更多的能源消耗,该现象被称为“宏观能耗回弹”效应.本文通过构建一个中国环境资源CGE模型,测算生产部门提高能源效率的宏观能耗回弹效应.结果显示,能源效率提高5％后,短期回弹效应为52.38％,节能效果仅达到技术层面预期的一半左右;长期回弹效应达178.61％,在高耗能部门竞争力提高、耗能产品出口扩张和经济增长的推动下,节能效果不但被完全抵消,总能耗还进一步增加.因此,生产部门提高能源效率在短期内确实能够降低我国能源消耗,但是由于回弹效应的存在,长期来看,在技术层面“产量相同投入更少”的努力反映到宏观经济层面则转变成“生产更多投入更多”,并且加剧了我国经济高耗能的偏好,提高能源效率所引发的产出增长和结构调整对能耗增加的刺激作用可能最终会抵消或者超过提高能源效率的节能效果.     

上海市居民消费碳排放的实证分析

居民消费碳排放是国内外温室气体排放研究的重要问题。利用1997～2010年上海市统计数据,分别采用改进的投入产出模型法、碳排放系数法核算了上海市居民间接和直接能源消费产生的碳排放,分析了上海市居民消费的碳排放变化、居民消费碳排放的城乡差异、各部门对居民间接能源消费碳排放的贡献。结果表明:(1)1997～2010年上海市居民消费产生的碳排放呈逐年上升趋势,间接能源消费是居民消费的碳排放的主要来源,在居民消费碳排放总量中占有较大比重;(2)1997～2010年上海市城镇居民消费碳排放呈逐年上升,农村居民消费碳排放呈下降趋势,居民消费碳排放存在着显著的城乡差异;(3)14个部门对居民消费碳排放的贡献大小不同,其中文教卫生商务及其他服务、交通运输仓储及信息服务、食品制造及烟草加工业3个部门对城乡居民消费碳排放的贡献最大;(4)提高各部门能源利用效率、降低部门单位产出的碳排放、引导居民向低碳产品消费的转变是居民消费碳减排的有效措施。研究结果可为上海市居民生存碳排放的评估提供数据支持,为政府部门制定碳减排措施、引导居民低碳消费提供理论指导。     

Energy consumption,emissions and economic growth in Bahrain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Granger causality relationships between economic growth, energy consumption and emissions, from 1980 to 2007 in Bahrain, controlling for capital and urban population using Toda and Yamamoto’s approach. It was found that there is unilateral causality which runs from urban population, economic growth, capital and energy consumption to environment. Further, we found strong support for causality running from economic growth to energy consumption, emissions and capital. The existence of these linkages suggests that the government of Bahrain may pursue energy efficiency strategies and carbon emissions reduction policy in the long run without impeding economic growth. Additionally, the long run pursuit of high economic growth given sustained increases in energy efficiency may also reduce CO₂ emissions intensity per unit of her GDP.     

安徽省城市化进程中的碳排放影响因素研究——基于STIRPAT模型

通过对安徽省2000~2011年能源消费碳排放量及碳排放强度进行了测算分析,并基于STIRPAT模型,运用因子主成分回归方法,构建影响城市化进程中碳排放增长的驱动因子模型,对城市化进程中碳排放影响因子进行定量分析研究。研究表明：安徽省2000~2011年能源消费碳排放量呈逐年递增态势,碳排放强度和能源强度均逐年递减态势;安徽省在城市化快速进程中,第二产业产值、第三产业产值、城镇人口比重、城镇建成区面积、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每增加1%时,碳排放总量将增加1.208 8%、0.202 0%、0.502 3%、4.793 8%、1.066 0%;当能源强度每下降1%时,碳排放总量将减少0.120 2%;城镇建成区面积扩张、工业化水平提升促进了能源的消耗,成为碳排放的主要驱动因素。鉴于此,提出严格控制城市发展用地规模、通过科技创新推动能源利用效率提高及开发利用新能源、优化产业结构及提高三次产业占GDP比重、建设紧凑型低碳城市、倡导低碳绿色生态的生产消费模式等政策建议,为实现建设生态文明以及实现“生态安徽”与“美丽安徽”目标提供科学依据,也可为中尺度（省级行政区）城市化进程中碳排放的研究提供示范     

全面放开二孩政策背景下人口增长对资源环境的影响和需求分析

2015年底,我国全面放开了二孩政策,势必对我国的人口总量和增长态势产生深刻影响,进而影响我国的资源需求和环境压力。在采用队列元素法预测全面放开二孩后我国总人口及各省(市、自治区)人口的基础上,运用城乡人口比增长法预测未来城镇化水平,本文依据这两种预测结果系统探讨人口政策变动对我国资源消费、环境污染的定量预测和具体影响。假定未来的人均资源环境消耗量保持现状不变,按照预测的未来人口总量和增量,得出人口增长对我国资源环境的需求变动。通过计算新增的资源环境需求量,对比需求总量与我国的资源环境供给能力,进一步分析人口增长对资源环境各方面的压力大小。研究发现: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后,我国的粮食、生活用能源、生活用水、城乡建设用地的需求量和生活污染物排放量均逐年递增,但变化速率有所差异。为满足未来人口增长所产生的需求,粮食和能源的自给率明显降低,未来将需要更多地依赖进口。全国的供水能力和保障水平急需提高,其中北京、河南、江苏、青海、四川的现状供水能力与未来生活用水需求差距较大。各省建设用地需求差异明显,吉林、湖北、山东、四川、江苏、湖南、新疆、广东、黑龙江、贵州等省市的城市建设用地新增需求量将快速释放,但已有的建设用地储备无法满足预测需求。生活污染物的治理压力加大,环境保护与治理能力应该继续加强。     

Decomposition of factors influencing carbon emissions in the region of Beijing–Tianjin–Hebei,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terminal energy consumption

In order to analyze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carbon emissions in the region of Beijing–Tianjin–Hebei and to explore the pathways to developing a low-carbon economy, this paper begins with the terminal energy consumption of three industries and residential consumption, and constructs an identical equation which is composed of population size, leve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energy intensity, the proportion of energy consumption, energy structure, and the coefficient of carbon emissions. Based on the data of terminal energy consumption during 2000–2012, various factors are analyzed and their contribution is measured by Logarithmic Mean Divisia Index (LMDI).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levels of population and economy have a positive driving effect while energy intensity, energy structure, and carbon intensity have a negative driving effect; the proportion of energy consumption had a negative driving effect prior to 2006, then changed to positive. Among suggestions for a low-carbon economy are controlling population size,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supporting research into new energy technology, accelerating regional integration and optimizing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enhancing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spreading the concept of a low-carbon economy.     

城镇化对工业能源消费的门槛效应研究——以长江经济带省份为例

高效能源利用是推动工业发展,进而促使城镇格局演化的重要催化剂,同时城镇化的高速发展对工业能源的消费结构和利用效率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这必将影响到低碳城市建设和环境保护等生态责任目标的实现。选取2003—2012年长江经济带11个省份(直辖市)的相关数据,运用门槛模型对城镇化率、城镇居民人均总收入、能源工业投资、工业总产值、城市人口密度、产业结构等影响工业能源消费的因素进行分析,重点研究城镇化率和工业能源消费的非线性关系和相应的地区差异。结果表明:(1)长江经济带城镇化发展存在着明显的地区差异,上海、浙江等东部地区城镇化发展速度和水平明显优于云南、贵州等中西部地区。云南和贵州2012年的城镇化率远远低于2003年上海、浙江的城镇化率,显示出长江上游和下游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发展水平差距。(2)城镇化对工业能源消费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以城镇化率为门槛变量,存在两个结构变化点,分别为36.9%和48.3%。(3)在第一个门槛点前,城镇化对工业能源消费起抑制作用,前期城镇化的发展导致资源和人口的集聚效应明显,资源的利用效率和配置效率得到提升,从而抑制工业能源消费。在越过第二个门槛点后,城镇化对工业能源消费起正向作用,此时工业的发展和生活消费水准的提升对能源消费提出了更多的要求。最后为促进长江经济带城镇化和工业低碳化的协调发展,提出以下建议:加快长江经济带沿线各省份联动发展,缩小城镇化发展差异;针对城镇化率和工业能源消费的非线性关系,采取相应的措施引导和控制工业能源消费的变化趋势;协调城镇化进程和地区工业能源消耗,促进城镇化的健康发展。     

The influence of Chinese population policy change on resources and the environment

Universal two-child policy has been implemented since the end of 2015 in China. This policy is anticipated to bring a significant increase in the total population, with profound influences on the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in the futur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hanging dynamics of urban and rural population, and forecasts urban and rural population from 2016 to 2030 at national and provincial scale using a double log linear regression model. Drawing upon the results of these two predictions, the impact of the population policy change on Chinese resources consumption and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are predicted quantitatively. Given the future total population maintains current levels on resources consumption and environmental emission, the additional demand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demand for the new population is forecasted and compared against the capacity on supply side. The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after implementing the universal two-child policy, China’s grain, energy consumption, domestic water demand, and pollutant emissions are projected to increase at different rates across provinces. To meet the needs arising from future population growth, food and energy self-sufficiency rate will be significantly reduced in the future, while relying more on imports. Stability of the water supply needs to be improved, especially in Beijing, Henan, Jiangsu, Qinghai, and Sichuan where the gap in future domestic water demand is comparatively larger.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associated governing capability are in urgent need of upgrade not least due to the increasing pressure of pollution.     

Calculation and decomposition of regional household energy consumption in China: based on perspectives of urbanization and residents’ consumption

Demographic urbanization caused great changes in scale of residents’ consumption and residents’ lifestyle and then impacted changes of regional household energy consumption. This paper expanded Logarithmic Mean Decomposition Index method through introducing variables of urbanization and residential consumption into the model. It also analyzed the influences of six factors as energy structure, energy intensity, population scale, urbanization, residential consumption, and consumption inhibit on regional household energy consumption. Results showed that in 2003–2012, impact of urbanization on regional household energy consumption of Chinese three areas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population size. The “population gathered in eastern region” phenomenon caused eastern region getting the largest population scale effect. Driving force of residential consumption on regional household energy consumption was much higher than the other five effects. Due to the comparative advantage of residential consumption compared with government consumption, investment, and net export, the decrease of consumption ratio promoted the growth of regional household energy consumption. Energy intensity in Chinese three regions kept reducing in 2003–2012. The progress of energy utilization technology slowed the growth of regional household energy consumption, and energy intensity effect was most significant in the central region.     

城乡居民食物碳消费变化与差异分析——以安徽省为例

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居民人口的不断增长,给社会和生态环境带来了巨大压力,不可持续的居民食物碳消费是造成全球环境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居民食物碳消费是环境碳循环研究和可持续消费的重要内容。采用政府宏观统计数据,研究了1985~2007年安徽省城乡居民食物碳消费结构和食物碳消费的变化趋势和影响因素,并对城乡差异进行了分析比较,结果表明：(1)城市居民家庭食物碳消费结构转变较农村显著,城市居民食物碳消费从以“粮食碳消费为主”的比较单一的消费模式转变为以“粮食、肉类、食用植物油碳消费为主”的多元消费模式;而农村居民食物碳消费从以“粮食碳消费为主”转变为以“粮食、食用植物油碳消费为主”的多元消费模式;(2)城市居民人均、户均食物碳消费量均呈下降趋势,但食物消费总量却呈上升趋势,加剧了食物碳消费的环境影响;农村人均和户均食物碳消费和碳消费总量呈下降趋势,但人均、户均食物碳消费仍高于城市,农村居民食物碳消费的生态压力依然较大。(3)Pearson乘积相关分析表明,影响城市居民人均食物碳消费的主要因素是恩格尔系数和人均可支配收入,而影响农村居民人均食物碳消费的主要因素是农村人均纯收入。研究结果对进一步探索可持续的居民消费模式和减轻环境影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