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型城市能耗增长因素分解及差异分析

本文以95个有代表性的资源型城市2004—2013年的数据为样本,重点关注城市经济发展、人口增长和空间扩张几个方面,考虑能耗强度、经济规模、人口密度、辖区面积四个因素,利用LMDI法对资源型城市的能耗增长进行因素分解,并针对不同区位、不同规模与不同发展阶段三种情况分别进行资源型城市能耗增长影响因素的差异分析。得出了研究结论:总体来看,对资源型城市能耗增长影响较大的因素是能耗强度与经济规模,其中能耗强度下降对能耗增长有明显的抑制作用,经济规模扩大对能耗增长有明显的推动作用,但能耗强度下降的抑制作用不足以抵减经济规模扩大的推动作用,导致能耗总量增加。人口密度增加和辖区面积扩大对城市能耗增长的贡献率较小,都只是微弱的推动作用。单个城市能耗增长的因素分解结果与总体情况较为一致,但不同城市之间存在差异。分区位看,越是落后地区,能耗强度下降对能耗增长的抑制作用以及经济规模扩大对能耗的拉动作用越强;分规模看,小城市的落后产能改进空间还没有得到充分利用;分资源开发阶段看,衰退型城市落后产能改进成效突出但能源利用效率依然较低,成熟型城市对落后产能改进空间的利用不足。最后有针对性地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优化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资源型城市从"粗放型增长"到"集约型发展"的转变;大力发展新能源,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对不同类型的资源型城市有针对性地实施节能降耗的分类指导;强化宣传教育,有效提高企业和居民的节能降耗意识。     

山东省城市化和能源消耗的关系研究

通过建立向量自回归模型,运用格兰杰因果分析方法和协整分析方法对于山东省城市化和能源消耗量之间的长短期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并利用因素分解模型对城市化所引起的能源消耗变动的贡献份额进行了定量测算。实证结果表明,山东省城市化水平提高是导致能源消费量增长的格兰杰因果原因,而山东省能源消费增长却不是城市化水平提高的格兰杰因果原因,二者之间存在单向的格兰杰因果联系。山东省城市化和能源消耗量之间不仅存在着单向的格兰杰因果联系,并且存在着协整关系,但是这种长期动态均衡的短期误差修正作用并不很强,能源消耗量的增长率变动除了受城市化水平影响之外,还同时受到其他多种因素的影响;现阶段城市化因素对山东省能源消费总量的贡献份额尚比较小,且有逐年下降的趋势。因此,能源需求不会成为制约山东省城市化进程的瓶颈,目前应该加快推进有助于资源节约型的城市化进程模式。     

中国低碳城市发展影响因素分析

目前,全国各地都在开展低碳城市建设,但是由于对"低碳城市"认识的不一致,导致了各地建设水平参差不齐。本文根据低碳城市的内涵和特点,识别出19个影响我国低碳城市发展的因素,分别从城市主体水平、发展结构水平和管理水平等角度进行分类说明。通过专家咨询法和建立解释结构模型(ISM),绘制出多级递阶结构图,理顺各因素间的结构关系,阐明了影响因素间内在关联性和层次性。研究结果显示,19个影响因素分为5个层次,其中政府和低碳城市标准位于最高层次,碳排放统计次之,它们是影响我国低碳城市发展的关键因素,并对其余因素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作用。建议现阶段在推进我国低碳城市建设过程中,根据多级递阶结构图所示,采取"自上而下"的模式。当务之急,国家应尽快制定出台《低碳城市标准》,加快开展城市碳排放统计工作,而政府作为城市主体之一,是低碳城市建设的主要推动者和政策供给者,应充分发挥其领导力,使低碳城市建设走上系统化、制度化轨道。     

民族地区农地利用碳排放测算及影响因素研究

农地生产和利用所导致碳排放大幅增加以及引发的环境问题,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本研究基于农地利用的6个主要方面碳源,测算分析表明,1993-2010年内蒙古、广西、贵州、云南、西藏、青海、宁夏和新疆等民族地区农地利用碳排放总量年均增速分别为8.59%,4.09%,3.04%,5.48%,8.20%,2.06%,6.63%和6.95%。进一步通过LMDI模型对影响因素进行分解,结果表明,效率因素、结构因素以及人口规模因素对碳排放以抑制作用为主,但效果不明显且区域间差异较大;而农业经济水平则对农地利用碳排放具有较强推动作用,与1993年相比,1994-2010年内蒙古、广西、贵州、云南、西藏、青海、宁夏和新疆分别累计产生了207.79%,152.55%,71.83%,166.77%,192.40%,35.41%,269.78%和176.45%的碳增量。最后,基于研究结论提出促进农地利用碳减排的政策建议。     

中国碳排放因素分解:基于LMDI分解技术

碳排放是当前全球关注的热点问题,如何评估各种因素在碳排放中的贡献程度对于抓住其中的关键因素,促进碳减排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构建了一个基于经济总量、经济结构、能源利用效率、能源消费结构、碳排放系数的碳排放恒等式,运用LMDI分解技术,对中国1995-2007年的碳排放从产业层面和地区层面进行了分解。结果表明:经济规模总量的扩张是中国碳排放继续高速增长的最主要因素,能源利用效率的提高则是抑制碳排放增长最主要的因素,产业结构或者地区结构的变化、传统能源结构的变化对碳排放影响有限,潜力还没有发挥出来。我国碳减排需要进一步的努力:短时间内,在产业内部推进产业内升级,特别是工艺创新和工艺升级等是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的有效途径;从长远来看,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结构升级则是降低二氧化碳排放的可行选择;通过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来优化能源结构才有可能真正达到减排的目的。     

中国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耗脱钩分析

中国目前处于工业化发展中期,经济发展模式也从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向集约式经济增长模式转变,但是,目前产业结构仍以能源消耗较大的工业为主。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已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瓶颈。为了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和资源节约型社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一五"规划纲要明确指出:到201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比2005年降低20%左右,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10%。研究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耗脱钩,有助于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利用脱钩理论评价模式,基于脱钩指数分析目前我国能源消耗与经济增长的关联,以1990-2007年历史数据为样本,得出结论:在一定阶段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耗处于绝对脱钩和相对脱钩阶段。     

中国城市经济发展与能源消耗的脱钩分析

城市是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的综合载体,其中经济是-个城市功能的主要体现、职能的重要组成.经济发展程度高的城市往往是其所在区域甚至整个国家经济的核心中枢.这些城市既体现着各自区域内经济技术发展的最高水平,同时也往往占有着大量的资源,消耗了相当多的能源.2006年GDP排名100强的城市,GDP贡献率为67.36%,同时用电量占全国的41.59%,用水占全国的58.02%,天然气(含煤气)和液化石油气使用量更是占到了全国的75%以上,是能源消耗和污染物控制的重点区域.因此,本文应用Tapio脱钩模型定性定量相结合地研究了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不同类型,中国百强城市经济发展与能源消耗的关系,其中,我国多数东部城市的经济高速发展建立在高能耗基础上;西部城市整体从1998年开始,经济发展与能源消耗的脱钩状态急剧恶化;东北地区的城市则从实施老工业基地振兴计划以来,其能源消耗增加率发生了明显增加;而我国中部地区的城市经济发展与能源消耗的脱钩值增长较为缓慢.根据脱钩数据的时空耦合结果,以期帮助我们找出更为适宜的城市发展之路.     

我国城市间客运交通能源消耗趋势的分解

随着我国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城市作为重要的交通网络节点,其衔接交通运输线路、产生和承担客货流转换的功能日益显著。定量地探讨城市间客运交通能源消费变化的影响因素对于我国未来城市间客运交通能源需求的研究及温室气体减排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采用终端能源需求MAED模型,对我国城市间客运交通能耗的历史基期数据进行处理,同时对未来能耗进行预测,在形成ASIF结构的数据基础上,利用对数平均迪氏指数法(Logarithmic Mean Index,LMDI)对城市间客运交通能耗的活动效应、结构效应和强度效应进行分解分析。结果表明,从历史数据来看,我国"十五"期间城市间客运交通能耗的快速增加同时取决于客运周转量的增加、客运交通模式和能耗强度的转变,若延续这一发展趋势,我国中长期城市间客运交通模式将快速增长。未来城市间轨道交通网络的发展和高效利用及交通节能减排政策的落实将是促进能源消耗增速降低的可能选择。     

产业结构变动对中国碳排放的影响

采用LMDI分解方法,对中国1996-2009年的碳排放进行分解,定量分析产业结构变动对碳排放变动的影响。在此基础上,依据对未来中国产业结构变动的预测,估算了2020年之前产业结构变动对中国碳减排的贡献。基本情况是,1996-2009年中国碳排放增长464 678万t,其中,经济总量效应531 337万t,产业结构效应49 887万t,能源消费强度效应-223 940万t,能源消费结构效应107 395万t,诸因素对碳排放增长的贡献度分别为114.3%,10.7%,-48.2%和23.1%。产业结构变动驱动了碳排放增长,尽管它不是最主要因素。进一步研究发现,高耗能产业上升或下降1个百分点所对应的CO2排放量增加或减少2.2-2.9亿t。依据对高耗能产业结构变动值的预测,到2020年,产业结构变动效应约为-5亿t,占期间碳排放增量的-15%。这表明,与此前产业结构变动导致碳排放量增加情形相反,未来产业结构变动将有助于减少碳排放。     

上海市低碳发展状况分析

气候变化已经引起了世界的广泛关注,各个国家都意识到在经济发展的同时,需要降低能源消费所带来的CO2排放.很多国家和地区通过采取一系列的措施来应对气候变化问题,实现低碳发展的目标.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发展中国家,一直以来高度重视气候变化问题.上海市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领头羊,在“节能减排”方面也处于全国的前列,但是和发达国家的一些国际大都市相比,还存在一定的差距.面对全球低碳经济发展的新潮流,如何处理好能源消费和经济发展二者的关系是值得我们关注和思考的一个问题.本文基于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的《省级温室气体清单编制指南》,对2001-2010年间上海市能源消费和CO2排放状况进行了测算,并利用LMDI指数分解法对上海市历年碳排放量差异进行了因素分解.另外,选取2008年上海、伦敦和东京三市的CO2排放状况进行了对比,利用Theil指数分解法对城市间的碳强度差异进行了分析.最后通过设置三种不同的发展情景,计算分析了上海市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调整的减排潜力.     

Decomposition Analysis of Sectoral Energy Use in Beijing （1981-2005） Using the LMDI Method

This paper aims to identify the main driving force for changes of total primary energy consumption in Beijing during the period of 1981-2005. Sectoral energy use was investigated when regional economic structure changed significantly. The changes of total primary energy consumption in Beijing are decomposed into production effects, structural effects and intensity effects using the additive version of the logarithmic mean Divisia index （LMDI） method. Aggregate decomposit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major contributor of total effect was made by the production effect followed by the intensity effect, and the structural effect was relatively insignificant. The total and production effects were all positive. In contrast, the structural effect and intensity effect were all negative. Sectoral decomposition investigation indicated that the most effective way to slow down the growth rate of total primary energy consumption （TPEC） was to reduce the production of the energy-intensive industrial sectors and improving industrial energy intensity. The results show that in this period, Beijing＇s economy has undergone a transformation from an industrial to a service economy. However, the structures of sectoral energy use have not been changed yet, and energy demand should be increasing until the energy-intensive industrial production to be reduced and energy intensity of the region reaches a peak. As sequence energy consumption data of sub-sectors are not available, only the fundamental three sectors are considered： agriculture, industry and service. However, further decomposition into secondary and tertiary sectors is definitely needed for detailed investigations.     

我国城市人居环境改善与能源消费关系研究

随着我国经济建设水平和综合国力的提高,近20年来人居环境的改善有目共睹。但与此同时能源消耗和温室气体排放增加是个不容回避的问题。本文选择城市人均住宅建筑面积、人均拥有道路面积、人均公园绿地面积三个指标反映我国城市人居环境质量,研究了我国城市人居环境改善和能源消费之间的变化关系。通过与发达国家的对比,发现我国人居环境建设并没有像发达国家那样带来人均生活能源消费的同幅增长,而是出现了"喇叭口"现象,两个指标之间最大相差2.4倍,但也存在一个适度的节能居住条件,中国目前已经偏离了这个最优点并处于耗能的上升期。德国与我国类似,在户均住房面积和人均能源消费量之间也存在一种类似U型曲线关系,但上升阶段明显比我国更陡。虽然与德国、日本、美国相比我国在人均能源消费上最少,但从总量和长期趋势来看,中国仍面临着重重挑战,必须通过使用节能技术和新能源来降低能耗、减少二氧化碳排放,营造节能又宜居的城市人居环境。     

家庭部门生活能源消费碳排放:测度与驱动因素研究

本文运用IPCC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测算方法,在省际层面测度了我国家庭部门直接能源消费碳排放,并基于扩展的STIRPAT和Kaya模型,构建家庭部门直接能源消费碳排放影响因子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对我国2003-2012年分省面板数据样本及城乡子样本进行系统GMM估计。本文研究表明,第一,我国城乡家庭部门碳排放总量和人均碳排放在近十年都呈快速上升趋势,家庭部门碳排放的空间分布具有明显的地域差异特征,高碳排放地区主要集中在东、中部地区,西部地区的碳排放水平较低;第二,城乡家庭部门生活能源消费的上期碳排放量对本期碳排放产生重要的正向影响,这反映出我国家庭部门碳排放具有显著的惯性特征和路径依赖性,是一种动态自适应机制;人口规模、居民消费水平、能源消费结构、碳排放强度、能源消费强度和城镇化因素,都对我国居民能源消费碳排放总量及人均碳排放具有显著的影响,城乡之间的家庭能源消费碳排放驱动因素存在差异。本文研究得到如下启示及政策含义:家庭部门碳减排将是一个有步骤、分区域的渐进过程,我国碳减排政策应当兼顾消费升级和碳排放的双重目标,努力构建分层次碳减排的适应性预期机制。具体而言,一方面应着眼于引导和激励居民低碳消费,缓解人口规模增加、消费水平提升和城镇化对家庭部门碳减排的压力;另一方面要通过能源价格改革、财政政策和环境规制政策等优化我国能源消费结构,不断降低煤炭消费比重,提高清洁能源的消费。同时,通过技术创新、设备改造等科技手段提高煤炭利用效率,降低碳排放强度,这些政策将更有利于城镇家庭部门碳减排。     

城市可持续发展能力及其影响因素的实证

应用DEA方法构建了一个综合评价城市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指标——资源与环境效率系数,利用除拉萨以外的全国30个直辖市、省会城市、自治区首府2005-2008年的面板数据,计算了城市资源与环境效率系数,并对资源与环境效率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检验。城市资源与环境效率系数的计算显示:就单个城市而言,资源与环境效率最高的城市是合肥,其次是沈阳、长春、长沙、济南,最低的是贵阳、兰州、西宁、银川、乌鲁木齐;分区域来看,资源与环境效率最高的是位于东北的城市,其次是位于东部和中部的城市,最低的是位于西部的城市。资源与环境效率影响因素的实证检验显示:产业结构对资源与环境效率有显著影响;政府财力对资源与环境效率的影响并不显著;经济外向度、人口质量对资源与环境效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GDP与能源消费之间的关系研究

选取中国1985-2009年能源消费总量与GDP的年度数据作为研究样本,运用Eviews对时间序列的GDP和能源消费总量进行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Engle-Grange因果关系检验.结果发现,GDP、能源消费总量的二阶差分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是平稳的;GDP、能源消费总量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存在协整关系;Engle-Grange因果检验结果显示,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GDP与能源消费的因果影响关系不明显,但长期能源消费对GDP存在单向因果关系.从研究的结论来看,GDP增长引起能源需求和消费内生性的增长,减少能源的消费不影响产出、就业、收入的增长.要解决我国目前经济发展过程中诸多矛盾,使经济持续发展,首先,必须积极开发新能源、提高能源利用效率、调整能源战略、实施能源保护和节能政策来弥补我国能源短缺,提供充足的能源供给作为保障.其次,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产业结构,尤其是工业结构;加快技术创新、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知识密集型产业,使我国经济发展摆脱对能源的依赖.     

Policy Options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Urban Transport: Analysis of Energy Consumption and Environmental Benefit Influenced by Different Transport Policies in Beijing

Transportation is a sector with high energy consumption as well as high emissions. Generally speaking, economic growth will inevitably lead to the increase of travel demand and vehicle population, which in turn results into the augmentation of environmental and social costs. For metropolis like Beijing under rapid development, there exist various possibilities and options for transport development policy instruments. But there is no guarantee that they will be suitable for Beijing, although they are effective in their local places. This article assesses what kind of policy can most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traffic conditions in Beijing in the future. After literature reviews on the practices of foreign policy and we established several feasible scenarios. Then, we used the Long Range Energy Alternatives Planning System (LREAP) analyzed their corresponding results of reduced energy consumption and emissions. Finally, by simulating and computing the realistic Beijing transportation scenarios, this paper scientifically assesses what kind of policy can most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traffic condition in Beijing in the coming decade.     

火法炼铜能耗与碳排放情景分析——基于生命周期的视角

以火法炼铜全生命周期过程为研究对象,采用生命周期评价(LCA)方法,定量评价不同熔炼工艺生产铜过程的能源消耗和温室气体排放,并应用情景分析法,对2020年我国火法炼铜不同工艺技术结构下的能耗与碳排放强度进行比较,旨在为铜冶炼行业的结构调整与优化升级提供决策支持。结果表明,基于鼓风熔炼、闪速熔炼和熔池熔炼工艺的火法生产铜过程的能耗分别为147.80×103,96.68×103,104.20×103MJ;其碳排放强度分别为15.32×103,8.99×103,10.01×103kg CO2当量。设定的4种情景的能耗分别为111.60×103,103.37×103,101.19×103,99.69×103MJ;其碳排放强度分别为10.87×103,9.87×103,9.60×103,9.40×103kg CO2当量。由此可知,传统工艺鼓风炉熔炼较闪速熔炼及熔池熔炼的能耗更高,且导致了更多的温室气体排放。因此,大力发展闪速熔炼及熔池熔炼技术对降低铜生命周期的能耗及碳排放具有重要意义,彻底淘汰传统熔炼工艺,推广先进熔炼技术是减少火法铜生产环境影响的迫切任务。     

中国城镇化与区域居民生活直接用能研究

我国城镇化进程持续加快,1996年以来年均增长1.4个百分点,同时,居民生活直接能源消费快速增长。区域发展不平衡使各区域城镇化水平与居民生活直接用能存在差异。本文探讨2000-2011年间城镇化进程对各区域居民生活直接用能的影响规律。根据Divisia指数分解法,将居民生活直接用能变化分解为人口增长效应、城镇化率增加效应、城镇居民人均生活用能变化效应和农村居民人均生活用能变化效应。着重分析了东、中、西部区域城镇化率增加对区域生活直接用能总量变化、各类型能源品种变化的贡献及边际贡献。结果发现:12000-2011年间,城镇化进程对东、中、西部和东北区域居民生活直接用能的贡献分别为4.2%,20.6%,4.1%,-0.01%,人口结构的变动对中部居民直接用能的拉动作用明显;2城镇化率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对各区域间生活直接用能贡献差别不大,其中,对东部区域增量贡献最小;3与其他区域不同,中部区域城镇化进程对煤炭消费有增量贡献;东、中部区域城镇化进程对油品消费增量的贡献是西部区域的3-4倍;东部区域城镇化进程对电力消费增量的贡献接近0;4城镇化率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对东部地区油品消费增量贡献分别是中西部区域的1.9和2.3倍;对天然气和热力消费增量贡献的情况类似,均是西部区域最高,是东部和中部1.4-2.6倍。研究结论对城镇化进程下开展区域能源管理、节能减排具有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