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养老服务业区域差异、空间集聚及驱动因素研究

推动养老服务业区域协调发展是实现养老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基础。运用综合指标评价法、泰尔指数及ESDA等方法,对2005～2015年江苏省县域养老服务业时空演变格局和空间关联性进行分析,并采用空间计量模型探讨其驱动因素。结果表明:(1)江苏省养老服务业发展水平总体较低且不均衡,呈现"南高北低"的显著差异;(2)区域差异呈"扩大-缩小-扩大-缩小"的"M"字型演变趋势,区域内差异大于区域间差异;(3)江苏省不同县域间养老服务业空间关联性显著为正,出现了发展水平相似县域相邻分布的空间集聚效应,空间集聚格局呈现稳态的南北差异;(4)人口老龄化、经济发展水平、城镇化水平、市场力量、产业结构、养老保障水平以及政府政策等多种因素对江苏省养老服务业发展格局和区域差异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空间溢出、门槛特征与能源效率的经济增长效应

能源效率的改进能缓解经济增长过程中日益紧张的能源供需矛盾,然而空间异质性使得传统整体分析难以解释能源效率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复杂关系。为了考察我国能源效率与经济增长的非线性空间联系,本文以我国1995-2009年省份面板数据,首先通过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测算我国各地区的能源效率及时空特征。接着,综合采用空间面板回归和门槛面板回归模型对能源效率与经济增长进行空间异质性检验,研究表明:能源效率对经济增长存在明显的空间外溢效应,空间溢出效应合理解释了能源效率与经济增长的空间非均衡分布。同时能源效率对经济增长存在门槛效应,能源效率对经济增长的弹性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提高,但随着能源效率的提高而降低。本文政策含义明显:在制定能源的空间布局政策时应当加大对邻省较多、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且能源效率较低省份的能源支出并努力提升这些省份的能源效率;而对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且能源效率较高的省份,不宜从改进能源效率的思路来追求过快的经济增长。     

中国工业废水排放格局及其驱动因素

基于2005~2015年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环境统计数据,运用GIS空间分析方法和SARAR计量模型系统刻画了工业废水排放的时空格局演变与空间集聚特征,并进一步揭示其驱动因素及区域差异性。结果表明：（1）研究时段内,工业废水排放逐年减少,但废水排放总量不断上升,表明中国废水排放主导源已经发生替变;（2）中国工业废水排放量总体呈现“东南高、西北低”的省际格局特征,胡焕庸线可看作工业废水排放“热区”与“冷区”的分界线;（3）中国工业废水排放表现出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集聚趋势逐年加强;（4）SARAR模型估计结果显示,城镇化推进、第二产业发展、人口增长依次是中国工业废水排放的主要驱动因素。与全国相比,热区的SARAR模型估计结果与上述结论基本一致,但各驱动因素的影响效应略有不同     

无锡市能源消费、碳排放与经济增长关系分析

经济增长对资源消耗存在很大的依赖性,研究能源消费、碳排放与经济增长关系,可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低碳城市建设提供重要科学依据。基于IPCC国家温室气体排放清单指南中的方法估算了无锡市能源消费碳排放,并建立“脱钩”模型探讨能源消费、碳排放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1）2000~2010年,无锡市碳排放从84335万t增加到2 52804万t,总量不断增加,但趋势有所减缓,且各县市碳排放特征差异显著;（2）无锡市碳排放与经济增长整体处于弱脱钩状态,且脱钩状态有不断增强的趋势,市区经济发展已不依赖于能源消费,朝着环境友好方向发展,江阴和宜兴节能减排压力仍然很大;（3）优化产业结构、调整工业结构和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是改善无锡市能源消费、碳排放和经济增长关系的有效途径,各县市根据具体情况,侧重点有所不同     

生产性公共支出、空间溢出效应与区域经济差距——基于多地区动态一般均衡模型的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差距不断拉大,政府为协调区域经济发展水平,逐渐将生产性公共支出向较不发达的中部和西部地区倾斜。为了全面地评估这种财政政策的效果,在传统一般均衡分析的基础上将生产性公共支出及其空间溢出纳入宏观经济分析框架,构建了一个多地区动态一般均衡模型,并用该模型模拟了现实经济中区域生产性公共支出政策及其调整对区域经济和宏观经济的冲击,得到的结论是:(1)当前生产性公共支出空间分布基础上,新增生产性公共支出分散于各个地区,会继续扩大区域经济差距;(2)新增生产性公共支出集中于较不发达的地区时,由于较低的基础设施边际生产力和较弱的空间溢出效应,全国人均产出不能达到最大水平,但可缩小区域经济差距;(3)新增生产性公共支出集中于较发达的地区时,由于较高的基础设施边际生产力和较强的空间溢出效应,全国人均产出可达到最大水平,但同时拉大区域经济差距。由此得到的政策启示是:在现有生产性公共支出的区域分布基础上,以缩小区域经济差距为目标的次优的财政政策将新增的生产性公共支出向西部和中部等较不发达地区倾斜,靠直接刺激效应促进当地产出增长;以效率优先为准则的财政政策选取较发达地区为生产性公共支出目的地,因为较发达地区通常具有较高的基础设施边际生产力和较强的空间溢出效应。     

经济增长和环境规制对雾霾的区际影响差异

为探究不同省级区域雾霾、经济增长和环境规制之间的空间关联效应,本文提出针对雾霾的引力模型空间权重矩阵,并利用该矩阵建立了空间杜宾模型,分别对全国、西部、中部和东部省区的面板数据进行了空间计量检验。实证结果显示:全国雾霾的莫兰指数值显著,且取值介于0.367—0.460之间;雾霾"重心"呈现先向东南再向西北移动的趋势,移动距离为76 557 m;雾霾的莫兰指数值为东部省区最大,西部省区最小,中部省区介于二者之间。全国的雾霾与经济增长之间呈显著的"U"型曲线,而西部、中部和东部省区则呈倒"U"型曲线,其中中部省区的曲线最为陡峭,西部省区次之,东部省区最为平缓。环境规制每增加1%,只有西部和东部的雾霾相应减少,且各自相应下降0.009和0.010个百分点。西部和东部经济增长的溢出效应均显著,而环境规制的溢出效应不显著。研究结果表明:(1)雾霾在空间上表现出集聚的特点,全国和三个区域的雾霾都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这种空间依赖性在时间维度上大致呈加强的趋势;雾霾的空间相关性表现为东部省区最强,西部省区紧随其后,中部省区最低。(2)西部和东部省区部分省市还未过拐点,全国意义上的环境库茨涅兹假说是不存在的,或者是至少还未出现。(3)西部和东部环境规制效果较为理想,而中部省区的环境规制效果不佳;从全国总体来看,当前的环境规制整体上对雾霾并未起到有效的抑制作用。(4)东西部省区和中部省区经济增长对雾霾溢出效应分别表现为正向和反向;环境规制对雾霾的溢出效应并不显著。建议加强对雾霾的区域协同治理,重点推进西部和东部省区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调整和完善西部、中部和东部省区的环境规制政策。     

西北地区城市化进程对产业结构演变的驱动效应研究

基于2005-2012年西北地区51个市(州/地)的面板数据,利用相关指标测度了西北地区城市化进程对产业结构演变的驱动效应,在对其时空演化基本趋势把握的基础之上,利用空间自相关检验及空间计量方法对其空间相关性和时空驱动路径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显示:1西北地区城市化进程对产业结构演变的驱动效应整体程度较低,但大部分市(州/地)存在逐步增强趋势,城市化进程对产业结构演变的驱动效应日益凸显;2西北地区城市化进程对产业结构演变的驱动效应存在块状联接分布,且城市密集区的驱动效应增长较城市稀疏区更为明显,空间自相关检验显示西北地区城市化进程对产业结构演变的驱动效应空间相似值集聚,且低值集聚强于高值集聚,同时驱动效应的空间正向相关性呈下降趋势;3西北地区城市化进程中的经济发展水平、区域开发强度、区域开放程度以及产业集聚等因素对产业结构的演变具有一定的驱动效应,但西北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低、财政支付能力弱、外向型程度不高和产业集聚水平低的现实,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驱动效应的强度;4本地城市化进程中的多重因素在不断驱动自身产业结构演变的同时,还存在驱动效应的空间交互影响,经济发展水平的空间溢出对产业结构演变有着最为强烈的正向驱动,但区域开发强度、区域开放程度以及产业集聚存在的空间竞争效应又在很大程度上弱化了这一驱动效应。未来在通过加速城市化综合进程进一步推动西北地区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基础上,还需加强西北地区城际间的协调联动发展。     

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的区域效应分析——以吉林省中部开发区为例

从集约评价的角度研究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效应,不仅可以掌握开发区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协调性以及开发区土地利用情况,还可以为政府相关部门、土地管理及规划等部门提供有力的决策工具,对推进吉林省开发区土地利用方式转变,提高开发区土地利用效率,促进区域经济结构调整,加快区域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本文以吉林省中部为研究对象,选取12个开发区,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DEA)对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的区域效应进行分析,得出结论:(1)长春市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的区域效应已达到最优状态,对区域经济发展带动有效性较好,而吉林市和四平市均处于规模效益递减状态;(2)有国家级开发区的市,其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状况的区域效应更好;(3)吉林省中部地区开发区总体发展不均衡:省级开发区与国家级开发区差距大,省级开发区中也呈现发展不平衡的现象。     

城市创新能够驱散雾霾吗?--基于空间溢出视角的检验

中国多城市群大范围持续遭遇雾霾等空气环境问题,不仅严重影响着人民生活健康,同时成为制约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瓶颈。创新驱动作为引领发展的重要源泉,是治理城市雾霾的重要手段。因此,本文利用2004—2016年中国地级市PM_2.5浓度、创新等数据,基于STIRPAT模型,通过空间计量方法在同时考虑空间横向维度及时间纵向维度下就中国城市创新对雾霾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并进一步从城市创新对雾霾的动态效应、作用距离阈值等多个角度进行了稳健性检验。实证结果表明:①中国城市雾霾污染呈现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和高排放俱乐部集聚特征。②中国城市创新具有积极的减霾作用。从横向空间维度来看表现为积极的空间溢出效应,但存在一定的有效距离阈值。从纵向时间维度来看,减霾效应整体存在边际递减态势。③交通便利化及能源效率的提高有效抑制了城市雾霾污染的加剧,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仍是城市雾霾污染加剧的一大诱因。基于上述事实,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中国在城市雾霾治理过程中应实施科学规划,布局联防联控。防止城市"单边"治霾努力成果被周边城市的"泄漏效应"所削减;聚集创新要素,打造创新型城市引擎。在城市群内部形成创新竞争、合作机制,创新重塑城市群发展模式以缓解城市雾霾污染;考虑到城市创新对于雾霾治理红利存在边际递减态势,除上述减霾渠道外,治霾政策仍需坚持从源头着手,优化产业、能源结构,促进能效、路效提高,最终成就美丽城市。     

长江经济带交通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在经济全球化、城市化的背景下,生产要素加速向大都市区聚集,包含多个城市群的经济带成为参与区域竞争的重要单元。基于2005~2014年长江经济带的数据,利用莫兰指数考察了交通基础设施和经济增长的空间相关性,结果表明存在显著的空间自相关,这可能得益于长江经济带发展较为成熟,已经初步形成综合性的交通网络,以及选取的省级研究尺度。接着建立了空间杜宾模型就交通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前者对后者存在正的空间溢出效应,经济增长存在自身的空间溢出效应,这与理论预期、现实情况以及现有研究结论一致,忽略空间影响可能导致高估交通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劳动力和实际资本存量表现为促进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和政府支出则表现为抑制经济增长。长江经济带应进一步完善区域协同发展机制,加快推动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提高交通网络综合运行效率,提高劳动力利用效率,推动产业升级,同时避免过度的政府投资。     

环境规制对中国区域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机理研究——基于超效率模型和空间面板计量模型实证分析

基于2000~2015年中国各地区面板数据,在构建绿色经济效率测度指标体系的基础上,运用超效率DEA模型测算中国绿色经济效率,通过对所构建模型普通线性回归得到的残差进行Moran’I指数的计算和检验,发现其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并在此基础上利用空间计量模型分析环境规制水平及其他相关因素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1）2000~2015年中国东中西部绿色经济效率和环境规制水平均呈波动上升趋势,并且伴有较为明显的空间差异性特征。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各区域绿色经济效率与环境规制水平差异有所减小,呈现收敛的趋势。（2）绿色经济效率与环境规制水平基本呈现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的空间分异特征,并随着时间推移两者均出现空间结构不断优化、区域差异逐渐收敛等向好趋势。（3）环境规制水平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呈现一个先促进后抑制的倒“U”型过程,其中,东中西部地区的环境规制水平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分别处于不同的阶段;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高级化和科研水平与绿色经济效率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利用外资水平与绿色经济效率则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空间溢出效应研究

城市群城市土地利用效率是城市群城市土地要素有效配置、合理利用以及城市经营管理水平的综合体现。在使用DEA方法得到2003～2015年长江中游城市群28个城市土地利用效率并且分析其变化趋势以及空间关联性的基础上,构建SDM模型对长江中游城市群的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空间溢出效应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2003～2015年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土地利用效率总体呈波动变化趋势。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土地利用效率存在空间负相关关系,城市土地利用效率具有空间异质性;（2）通过构建SDM模型分析表明,外商直接投资额以及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是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主要驱动因素;（3）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空间溢出效应较弱,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之间的空间相互作用较弱,经济联系还不够紧密。因此,长江中游城市群需要进一步构建城市合作机制,提高城市土地利用系统的整体性和联动性,推进区域经济协同发展。     

长三角地区碳排放效率时空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

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战略上升为国家战略,要求建立区域间协调机制,引导低碳产业,弥补绿色发展的短板。掌握长三角地区碳排放效率时空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对长三角地区低碳高效发展及顺利实现碳减排目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基于考虑非期望产出的SBM-DEA模型与窗口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测算碳排放效率,利用传统统计分析与空间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分析了1995～2017年长三角地区碳排放效率时空特征,并考虑空间因素,构建空间杜宾面板模型分析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1995～2017年碳排放效率总体呈波动变化趋势。2017年,上海、苏州和无锡的碳排放效率为1。碳排放效率绝对差异与相对差异呈波动变化,且变化趋势基本一致。碳排放效率存在不均衡现象。(2)碳排放效率区域差异明显,2005年后,空间格局变化不大,上海、苏州和无锡形成了碳排放效率高值区。碳排放效率重心主要分布在南京市,总体向西北移动。(3)空间杜宾面板模型结果表明:提高技术水平是改变碳排放效率的重要途径。城镇化和空间因素对碳排放效率具有明显的正向作用;外商投资、单位GDP能耗和生态环境对碳排放效率具有明显的负向作用。     

中国高铁建设投资对国民经济和环境的短期效应综合评估

近年来,传统铁路发展远不能满足各行业对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需求,中国政府正加大对高铁行业的规划与投资。现有高铁网络与其他铁路共同构成的快速客运网,推动了产业的空间布局,加速了产业结构调整,提高了就业率,提升了区域间劳动力、资本、自然资源等配置效率,促进了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在中国政府大力建设高铁网络的当下,综合评估中国高铁建设投资给国民经济和环境带来的影响具有必要性和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基于中国2012年投入产出表,利用投入产出技术和计量经济学模型,通过重新刻画投入产出模型中农村居民、城镇居民部门"收入-消费"内生关系,区分高铁与传统铁路在生产结构和投资结构的差异,构建基于居民消费局部内生化的高铁投资投入产出局部闭模型,评估中国高铁建设投资对经济、就业和能源环境的短期效应。结果表明:12012年中国高铁投资每亿元拉动总产出增加3.72亿元,GDP增长1.21亿元,投资总量给国民经济共带来总产出增长19 373.44亿元、GDP增长6 296.04亿元;2在拉动经济增长同时,高铁建设投资对就业拉动显著,每亿元高铁投资创造1 084个就业岗位,2012年因高铁投资新增就业岗位高达565.23万人。这意味着,在短期内,中国高铁建设投资会在发展社会经济、促进居民就业等方面注入强大的动力;3在环境层面,2012年高铁前期基础建设共带来83.42 Mt CO2排放,略大于传统铁路投资,但考虑到建成运营后,高铁具有清洁、稳定、高速等特点,高铁建设投资在环境层面优势会慢慢显现。     

中国区域污染与经济增长实证:基于面板数据联立方程

考虑区域污染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双向作用机制,构建联立方程模型,利用我国1998-2008年30个地区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6类区域污染物指标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内在关系,对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进行验证,探讨区域污染的主要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①仅工业粉尘、工业SO2与GDP存在倒U型曲线关系,符合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工业废水、工业固废与GDP存在正的线性关系,工业废水中污染物化学需氧量、工业烟尘与GDP存在负的线性关系,不支持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指出并非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区域污染问题就会得到全面解决。②人口规模对区域污染排放影响不显著;科技水平和能源利用率的提高能有效降低区域污染排放;政府环保管制未能有效控制区域污染排放;加大贸易开放程度对污染排放影响有正有负;产业结构不合理会加剧区域污染排放。③工业烟尘、工业SO2污染对区域经济增长有反作用。现阶段,我国区域污染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反馈机制较弱,给我们敲醒了环保警钟。指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走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的路子是我国今后的必然选择。     

环境约束下中国省际水资源两阶段效率及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把水资源利用系统分为水资源利用阶段和污染物处理阶段,在环境规制下采用考虑非期望产出的两阶段SBM模型,对2001—2014年中国31个省级行政区的水资源利用整体效率和各阶段效率进行测度,并利用空间自相关分析方法对中国各地区水资源利用整体效率的时空特征进行分析,然后运用考虑空间效应因素的空间滞后计量模型和空间误差计量模型从人均水资源量、工业用水量、生活用水量、人均GDP、对外开放程度、产业结构、技术进步等方面对各地区水资源利用整体效率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整体上看水资源利用第一阶段效率明显高于第二阶段效率,而整体效率接近于第二阶段效率,第二阶段效率决定了水资源利用整体有效性。(2)通过各阶段投入产出冗余来看,水资源污染物产出过多和处理不足是导致第二阶段效率不高的原因。(3)水资源利用整体效率的空间自相关强度显著大于0,在空间上呈现集聚分布特征,东部沿海地区为H-H集聚类型,中部和西部为L-L集聚类型。(4)各地区水资源利用整体效率存在空间溢出效应,一个地区的整体效率不仅受本地区因素影响,还受临近地区整体效率的影响。(5)在考虑和不考虑空间效应的计量估计结果中,工业用水量对整体效率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而人均GDP、对外开放程度对整体效率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根据实证结果,得出以下结论:一是加强水资源污染物排放管理,增强污水处理能力;二是实现高效工业用水,减少工业用水量;三是发挥各地区水资源禀赋优势,加强区域合作,优化水资源区域配置,促进经济-环境协调可持续发展。     

天津市工业行业全要素能源效率变动的影响因素分析

天津市作为一个典型的工业城市,工业行业能源效率水平决定了其能否完成"十二五"期间单位生产总值能耗比"十一五"末下降18%的国家节能降耗考核目标。正确把握影响工业行业能源效率变动的因素是天津市寻求节能降耗途径的关键。本文以1998-2008年天津市工业行业的能源消耗面板数据为样本,通过引入非参数Malmquist生产率指数,从技术进步、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指数角度分析天津市工业行业全要素能源效率变化情况,并运用Tobit模型估计工业化水平、工业内部结构、技术进步、产权结构、政府影响力、进出口贸易和能源消费结构等要素对工业行业全要素能源效率变化的影响程度。研究表明:1998-2008年期间,天津市工业行业间的能源效率差异显著,整体全要素能源效率不断提高,技术进步是其提高的主要原因,但技术效率表现为负增长;工业化水平、技术进步、进出口贸易和能源消费结构的调整对工业行业能源效率的提升具有不同程度的促进作用,但重工业和国有经济比重的增加及政府对能源市场的干预对能源效率的提升起负向作用。因此,天津市工业行业能源效率的进一步提高,需要大力开发、推广和使用先进技术及设备,加强对外开放力度,降低重工业和国有经济比重,充分发挥市场调节能源配置的优势。     

均衡和效率双重视角下武汉市主城区公园绿地空间布局优化研究

公园绿地是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空间布局与城市居民生活息息相关。根据布局现状,以2020年为优化时间结点,兼顾布局效率和布局均衡,首先以居民出行成本最小化为效率性目标,构建选址模型以对新增公园绿地进行选址;再以可达性差异最小化为均衡性目标,构建面积优化模型以确定公园绿地的合适规模。两种模型共同实现了公园绿地的布局优化。研究表明:(1)现状条件下,公园绿地布局不能满足居民的基本游憩需求,空间效率性和均衡性较低;(2)要实现本文的优化目标,需新增全市性公园绿地28座,共计1 100 hm2;需新增区域性公园绿地34座,共计868. 01 hm2;(3)区位选址模型显著降低了居民到达公园绿地的出行成本,人均出行成本由1 311. 24 m降低到了915. 93 m;(4)区位选址和规模优化模型能够显著提高公园绿地布局的均衡性,使得公园绿地布局与居民人口比配达到均衡,居民至整体公园绿地可达性差异系数由0. 71降低到了0. 54。     

中国省际水-能源-粮食耦合协调度及影响因素研究

我国水资源、能源、粮食消费量均居世界首位,如何保证水资源-能源-粮食之间的协调发展成为我国实现可持续发展急需解决的关键问题。基于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2003—2015年我国省际水-能源-粮食耦合协调度,并结合ESDA方法和空间计量模型探讨水-能源-粮食耦合协调度的空间相关性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我国省际水-能源-粮食子系统及综合评价指数水平较低,呈现上升态势,其空间分布格局与我国水-能源-粮食资源禀赋分布格局相一致。②我国省际水-能源-粮食耦合度已处于高水平,但我国省际水-能源-粮食耦合协调度水平较低,呈现出稳定上升态势,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我国省际水-能源-粮食耦合协调度具有显著的空间分异规律,各地区空间差异性明显,呈现出东北>中部>东部>西部的空间分布格局。③我国省际水-能源-粮食耦合协调度呈正向空间自相关性,集聚状态明显,但分布格局不够稳定,易发生变动。④我国省际水-能源-粮食耦合协调度的影响因素主要有经济发展水平、经济集聚、技术进步、教育、人口和农林支出。因此,国家应针对水、能源、粮食的协调发展进行顶层设计,统筹考虑水、能源、粮食与产业布局及行业外部影响的关系。通过技术进步来提升水、能源、粮食的利用效率,保证协调发展的质量。各省市则应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制定有针对性的措施,弥补短板,促进其水-能源-粮食的协调发展。     

安徽省用水网络管理与关键区域界定

基于2005~2016年安徽省16个城市的用水量数据,利用社会网络分析（SNA）方法刻画了区域用水空间关联的网络结构特征,并进一步对水资源管理重点区域进行了筛选。研究发现：安徽省域内的用水联系紧密,不存在孤立的城市节点,样本考察期内,区域用水空间关联的网络密度有所下降,但呈现为等级森严的网络结构;个体网络特征表现出明显的“极化效应”和“马太效应”,合肥、马鞍山和芜湖具有较高的度数中心度、中间中心度和接近中心度,处于网络中的核心位置,主导着关联网络中水资源的流动和溢出;目前安徽省区域用水网络处于多核心阶段,且由初期的合肥和马鞍山-芜湖-铜陵双核驱动模式逐步演变成以阜阳、合肥和马鞍山-芜湖-铜陵为三大增长极的空间稳定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