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环境效应研究——基于区域差异的视角

本研究基于1999-2010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环境效应.基于联立方程及情景模拟的结果显示:①对外直接投资对规模、结构与技术的影响机制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此外,规模、结构与技术对工业污染的影响机制也同样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基于传导机制与终端影响的区域异质性,采用区域模型比采用全国模型更加合理;②对外直接投资对区域环境影响充满了不确定性,有赢家,有输家,也有许多地区输赢参半.其中,受益地区往往为经济发达地区(比如,华东),受损地区往往为经济欠发达地区(比如,东北).然而,赢者,其受益机制各有不同;输者,其受损机制也截然有异.③综合看来,对外直接投资产生积极母国环境效应的一般机制在于,产业结构优化效应与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对外直接投资产生消极母国环境效应的一般机制在于,技术效应与结构效应的非期望传导.可见,因地制宜地制定区域性开放经济政策,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向环境友好型转变具有重要意义.     

应对气候变化关键技术创新差异的时空格局——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例

技术是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手段,关键技术创新差异的扩大将不利于各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协同发展。以技术产出的专利为数据源,运用大数据挖掘工具、泰尔熵指数及空间计量学的方法和理论,分析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关键技术创新差异的时空格局演变情况。研究结果表明:(1)沿线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关键技术创新差异整体上呈现下降态势,并以初期震荡向后期平稳有升过度。(2)按地理位置划分的区域技术创新差异呈现高的空间集聚效应,且强强集聚与弱弱集聚具有一定时期内的稳定性,部分地区面临陷入技术贫困陷阱风险。(3)沿线各国应对气候变化技术创新差异存在趋同俱乐部现象,个别国家随时间推移可能经历不同俱乐部过度。针对这种趋同特征及各国技术需求特点可划分为4种类别:技术转出区、技术转入区、技术扩散区和技术承接区。技术转出区多集中在东欧某些经济发达、能源依存度高的国家。为此,本文提出如下建议:(1)各国根据自身情况制定减排政策的同时,需要国际社会制定与其相适应的差异化且有侧重的援助方案。(2)技术创新强国在涉及应对气候变化技术转移知识产权等事项上应该给予技术需求国让步。同时,技术转移应考虑区域协同及地理邻近的扩散。(3)中国应发挥好南南合作援助基金的作用,加强特定区域内共性技术的帮扶力度,建立与适宜国家间关键技术联合研发与示范机制,树立大国形象。(4)中国应加快沿线战略布局,根据不同区域各国应对气候变化的现状及其技术能力制定差异化的产业和技术转移的政策,加强与沿线国家的技术合作与贸易往来,形成优势互补的产业链。     

应对气候变化损失与危害国际机制对中国相关工作的启示

气候变化造成的损失与危害已经威胁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国际多边框架下减缓与适应工作进展缓慢,应对气候变化损失与危害国际机制作为潜在的直接解决方案日益引起科学界和决策者的重视。本文回顾了气候变化损失与危害国际机制的由来,深入分析了气候变化损失与危害国际机制的内涵,梳理出国内应对气候变化损失与危害相关工作的现状,主要包括国家财政转移支付、社会捐助制度和自然灾害保险。总结出其对我国应对气候变化损失与危害工作的启示,并提出国内应对气候变化损失与危害工作的对策与建议:构建我国应对气候变化损失与损害框架系统,建立国内应对气候变化损失与危害相关的政府财政转移支付、救灾捐赠体系和农业灾害保险等的整合机制;充分利用气候变化损失与危害机制中的保险工具,重点发展巨灾类保险产品的研究与开发,适度增加政府的引导和财政支持力度,不断扩大气候灾害保险的覆盖度和受益度;加强国内重点区域和领域的气候变化风险管理,通过建立完善的风险预估、灾前预警、灾中救助和灾后恢复等机制,有效降低重点区域和领域的气候灾害风险;开展气候变化损失与危害机制的科学基础研究,加强损失与危害评估理论、方法和数据获取等方面的研究;警惕气候变化损失与危害机制带来的出资压力,明确我国是发展中国家的定位,不能承担与发达国家"具有同等能力"的责任,并制定损失与危害机制谈判中"污染者付费"责任的应对策略。     

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投资对降低共建国家气候风险的影响

“一带一路”倡议是实践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重要平台。然而,许多“一带一路”倡议共建国家处于气候变化敏感区,部分西方国家对“一带一路”倡议建设存在一些质疑与污蔑,认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基建项目可能增加了共建国家的气候变化脆弱性。该研究从应对气候变化的视角探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一带一路”倡议共建国家气候变化风险的影响,进而考察其内在机理。基于2004—2020年65个共建国家的面板数据,以各国气候变化脆弱性风险为被解释变量,评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东道国应对气候变化风险能力的影响。研究发现：(1)中国对“一带一路”倡议地区的直接投资显著减轻了共建国家的气候变化脆弱性风险;在全球气候变化危机加剧的背景下,提高了共建国家气候风险应对能力。(2)对于“一带一路”倡议国家中的中低收入国家、中国邻国以及与中国建立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而言,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投资降低当地气候变化脆弱性风险的作用更为明显。(3)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投资的作用可以通过收入增长效应、政治稳定效应部分解释,符合“一带一路”倡议共享发展成果、推进全球治理的重要理念。(4)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投资在降低共建国家气候变化脆弱性的同时...     

极端气候事件的灾后适应能力研究——以水稻为例

本研究以水稻种植业为例,基于1985-2008年中国水稻主产区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中国极端气候事件灾后适应能力的机制及绩效。结论表明:西南、华中、华东地区在极端气候事件灾后,并没有将农业产业结构向养殖业调整,相反,种植业在政府扶持与创新激励下反而恢复生产甚至进一步扩张。特别对于西南等经济相对欠发达地区而言,较强的灾后适应能力,往往是农业生产机会成本较低的作用结果,同样由于此原因,华东地区在水灾之后却出现了劳动力转移现象。现阶段,灾后适应能力较多的表现为微观层面的农户响应行为,此种民间调控机制必然有其局限性,政府部门应加大投入力度,通过水利工程建设、气象灾害预警体系构建、标准化农田建设、良种补贴等方式引领粮食主产区应对气象灾害。     

中美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过程比较

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过程具有明显的自上而下特征,美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过程则呈现出自下而上的特点.中美之所以形成两种截然不同的气候变化政策过程,主要原因在于两国政治制度和经济基础的不同.中国集中式民主使中央政府具有绝对的政治权威,中央政府的决策能够迅速地传递到各级政府并得以实施.作为一个代议制国家,美国中央政府的决策受各种利益集团的影响较大,立法过程更为复杂和漫长.在以经济增长为基础的政治锦标赛下,中国的地方政府更关心经济增长;美国的经济已经高度发达,民众对气候变化的关心程度更高,同时,美国的地方政府在环境立法上拥有更多的自主权,这导致美国的地方政府纷纷出台各自的应对气候变化政策.美国的应对气候变化政策过程过于缓慢,但自下而上的政策形成体系使地方政府提出的减排目标更适合于自身情况,有助于实现较低的减排成本;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过程具有高效性,但自上而下的政策形成体系忽视了地区差别,对各地方政府造成了较大的减排压力,从而不得不付出更高的减排成本.     

中国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的构建与完善

中国粮食主产区建设作为一种具有外部效应的经济活动,不仅能带来经济收益,更是为国家粮食安全和全社会的稳定带来了巨大的社会效益.本文简要阐述了建立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的导向意义,运用对比分析法对粮食主产区的现状做了剖析.结果表明:我国粮食主产区建设随着国内外市场环境变化、各种矛盾约束加剧,依然面临诸多困境.如:二元结构矛盾突出、收入差距较大、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粮食生产能力差异明显和发展粮食生产的包袱沉重等.我国粮食主产区建设要突破困境,必须在借鉴经济外部性理论,特别是实现外部效应内部化的公共政策机制的基础上,构建与完善粮食生产区利益补偿机制.其中,包括健全与完善国家粮食风险基金制度、粮食安全基金制度、种粮直接补贴政策、政府财政投入机制和金融支持机制度.构建与完善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是调动粮食主产区发展粮食生产的积极性,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必要步骤和保障措施.     

空间溢出效应视角下低碳技术创新对气候变化的响应

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技术努力已有多年,有必要实证检验这一努力的成效,主要是中国低碳技术创新对气候变化的响应效果。本文基于2004—2015年中国30个省市的空间面板数据,首先采用ESDA方法对低碳技术进行空间相关性分析,接着采用SDM模型实证分析低碳技术创新响应气候变化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1)中国低碳技术供给与需求在空间分布上有一定偏差,代表技术供给的低碳技术创新活动呈现由东向西扩散的特征,东部地区始终最为活跃,中、西部地区创新活力则梯次下降。而碳排放具有"西移"的特征,代表了低碳技术需求的变化方向。(2)中国低碳技术创新响应了气候变化趋势,表明多年努力取得了成效;而响应的空间溢出效应尽管是正向的,但尚不显著,表明各区域的低碳技术创新活动仍处于各自为战的阶段。(3)环境规制与市场拉动是低碳技术创新的重要影响因素。其中,支持性环境规制政策与抑制性环境规制政策均能促进本地低碳技术创新,但空间溢出效应不显著,表明各区域在环境政策上是"逐顶竞争"关系,但各自为政,示范效应不足。市场拉动指标经济增长与出口对本地低碳技术创新均具有较高水平且显著的促进作用,出口同时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但经济增长抑制邻近地区低碳技术创新。据此,本文的政策含义包括:加强中国低碳技术应对气候变化的区域协同治理,推动创新要素合理流动;充分发挥环境规制的示范效应,改善政策组合;发挥市场的拉动作用,延伸并升级绿色产业链。     

自然灾害财政成本估算：基于面板数据的PVAR实证

自然灾害的发生往往导致财政支出增加和财政收入减少,是影响国家财政收支平衡的一个不容忽略的因素,自然灾害对财政收支的影响尚缺乏深入的理论阐释和基于实证数据的检验。依据1990—2018年中国31省份省际面板数据建立面板向量自回归(PVAR)模型,量化自然灾害的财政成本,并考察了自然灾害对财政支出和收入的动态影响机制。进一步分析中,运用可解决门槛变量内生性问题的动态面板门槛模型探究了政府应急财政支出的最优规模。研究表明:(1)总体来看,平均每年自然灾害造成的财政成本为1.119%,自然灾害对财政支出具有滞后正向效应,对财政收入具有滞后负向效应。(2)自然灾害财政成本具有区域异质性。具体而言,平均每年东北地区财政成本为0.89%,东部地区财政成本为-2.63%,中部地区财政成本为1.4%,西部地区财政成本为2.75%。(3)进一步分析得出,政府自然灾害应急财政支出最优规模为0.095%。分经济区域来看,除东部地区门槛效应不显著外,东北、中部和西部地区政府应急财政支出最优规模分别为0.0903%、0.108%和0.196%,远低于自然灾害财政成本,需要探寻放大应急财政资金规模的融资工具。据此,从建立自然灾害基金制度,因地制宜搭建自然灾害财政成本风险融资工具框架,构建融入保险机制的新型灾害风险管理体系等方面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以期为政府改进公共服务、创新政府管理、推进我国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提供支撑。     

农地流转背景下地块规模对农户种粮投入影响分析

近年来粮食安全受到国家和社会的广泛关注,农地投入作为粮食生产的重要要素,是保障粮食稳定产出的前提。学者就农地规模对农户种粮投入的影响已进行了较多研究,但受农地流转的影响,土地要素更具多样化,土地规模与农户种粮投入的关系发生变化。随着农地流转在我国的快速发展,探析农地流转影响下土地规模对农户种粮投入影响的变化成为一个亟待研究的问题,对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具有重要意义。考虑到地块的异质性,本文基于山东、河南、安徽三个粮食主产省622户农户1 284个地块的粮食生产数据从村庄和农户两个层次控制了生产要素市场价格、地块要素等非主观因素,进行多层模型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农地流转特征及地块特征对农户粮食生产单位面积投入有显著影响。地块规模和转入地占比对农地投入影响为负,转入地占比越大,地权稳定性越低,农户投入积极性受到挫伤越明显,在转入地上的投入减少。随着转入土地面积的增加,农户从事粮食生产的机会成本增大,使其有更强的动力增加种粮投入,地块规模的负向影响程度降低。基于分析结果,本文得出以下3点结论:(1)规模化经营有利于降低单位面积种粮成本;(2)农地流转发生时,地块规模对种粮投入的影响发生改变,成片规模化经营将成为我国粮食生产的必然趋势;(3)提高土地综合条件可以降低投入成本,并提高农户投入积极性。要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需从降低种粮成本、提高农户收益着手,建议鼓励农村土地流转,推动粮食规模化生产,同时也要注重增加财政拨款,建设高标准粮田,强化高标准粮田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完善田间配套工程。     

Transfer factors of (134)Cs to crops from Typic Haplustept under tropical region as influenced by potassium application

Under greenhouse condition a pot culture investigation was carried out using Inceptisol soil (Typic Haplustept) contaminating with (134)Cs @ 1muCikg(-1) soil to study the transfer factor to Mustard, Gram, Spinach and Wheat crops as influenced by potassium application (0, 27.3, 54.6 and 81.9mgKkg(-1) soil). Potassium application in general improved the biomass, grain yield and also the potassium concentration in all the crops. Irrespective of the crops, (134)Cs transfer factor to straw and grain was highest in control treatment (no K addition) and found to decrease significantly with increase in K application levels. The (134)Cs uptake was highest in Spinach followed by Mustard, Gram and Wheat crops. The weighted transfer factor values (straw plus grain) to Spinach, Mustard, and Gram were observed to be 5.54, 4.38 and 2.20 times higher as compared to Wheat crop.     

Transfer of (40)K, (238)U, (210)Pb, and (210)Po from soil to plant in various locations in south of Syria

Transfer factors of (40)K, (238)U, (210)Pb, and (210)Po from soil to some agriculture crops in various locations in south of Syria (Dara'a and Assuwaydaa districts) have been determined. Soil and vegetable crops (green pepper, cucumber, tomato, and eggplant), legumes crops (lentil, chickpea, and broad bean), fruit trees (apple, grape, and olives) and cereals (barley and wheat) were collected and analyzed for (238)U, (210)Pb, and (210)Po. The results have shown that higher transfer factors (calculated as Bqkg(-1) dry wt. plant material per Bqkg(-1) dry wt. soil) for (210)Po, (210)Pb and (238)U were observed in vegetable leaves than fruits and cereals leaves; the highest values of transfer factor (TF) for (238)U were found to be 0.1 for straw of chickpea. Transfer factors for (210)Po varied between 2.8x10(-2) and 2 in fruits of eggplant and grain of barley, respectively. In addition, several parameters affecting transfer factors of the radionuclides were evaluated. The results can be considered as base values for TF of natural radionuclides in the region.     

1990～2015年长江流域县域粮食生产与粮食安全时空格局演变及影响因素分析

长江流域粮食生产与经济发展在全国均占据重要地位,研究近25年长江流域粮食生产与粮食安全时空格局演变及影响因素,可为我国粮食安全及流域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依据。基于1990、1995、2000、2005、2010和2015年长江流域县域粮食产量、户籍人口数据、农业化肥使用量和粮食播种面积（740个区县）,运用粮食变化指数、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ESDA）、重心转移模型和空间误差模型(SEM)研究其时空格局演变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1）1990～2015年长江流域粮食产量总体呈增长趋势,东西差异显著,年均增长率为0.5%,上中下游依次为0.6%、0.8%和 -0.7%;上游为劣势区,中游为优势增长区,下游为减弱区。（2）粮食产量冷点聚类一直分布在上游地区,聚类格局在2000年左右由西南边界的“L”型转变为西北倒“L”型;下游江淮地区与太湖平原的热点集聚在2000年后消失,且长期处于减产状态;人均粮食占有量与粮食产量时空格局演变呈较高的空间相似性,2000年为流域粮食生产与粮食安全格局发生变化的转折点。（3）1990～2015年长江流域一般余粮县和重要余粮县重心呈现出“南下西移”态势,缺粮县和供需紧平衡县重心发生了“从南向北、从西向东”迁移变化。（4）粮食播种面积和农业化肥施用量对粮食生产均具显著性正向效益。     

山东省耕地资源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

耕地数量的变化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当前文献都是从耕种农作物主地的总数量对经济的影响角度进行研究,而没有考虑耕种不同作物土地数量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的不同.该文则将耕地分为耕种粮食、棉花和油料作物三类,以1996 -2009年山东省17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为依据开展了分析,通过统计数据显示:种植粮食的耕地面积呈现出先减少后增加趋势,而耕种棉花和油料作物的则呈现出多样化趋势.通过面板数据的单位根、协整以及因果关系检验得到:耕种粮食的土地资源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且二者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但耕种棉花与油料作物的土地面积与经济增长不存在长期均衡关系.最后,提出为了保持山东省经济的持续增长以及充是的粮食供给,必须保证耕种粮食土地的数量,才能进一步促进经济的增长.     

山地农业种植结构演变特征及其调控途径分析——以贵州省为例

为分析山地农业种植结构的演变特征及其主要驱动因子,制定种植结构的调控途径,采用C-PCA耦合模型(典型主成分分析)对贵州省1949~2013年种植结构演变的15个驱动因子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贵州省1949~2013年种植结构逐渐向市场导向型转变,经济作物比重上升,粮食作物比重下降,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产量分别以7.24%和2.95%的速率增长;(2)通过C-PCA耦合模型的贡献率得出种植结构演变的主要驱动因子为总人口、城市化水平、仓储运输业比重、年均气温、年降水量和农业人口比重,其对应累计贡献率达86.04%;(3)调控山地农业种植结构,不仅需要发展山地高效复合型农业,提高种植系统抗灾能力,还需借助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云平台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从而为山地农业经济的发展提供重要支撑。     

省域粮食单产水平与波动状况研究

在我国宜耕耕地后备资源匮乏的背景下,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更多地依靠粮食单产水平的提升.分区域、分作物地研究粮食单产水平及其变化特征有助于把握粮食生产布局规律性,为科学地制定分区和分作物的产业指导政策提供依据.本研究通过"剔除趋势"模型,分析了我国主产省份各类粮食作物的单产水平、变化趋势和波动幅度.研究结果表明:我国粮食主产省份可划分为高产稳产区、中产稳产区、波动区和低产区四大类型,单产水平较高的地区主要分布在黄淮海地区、长江下游以及新疆,单产水平较低的地区主要分布在西部,东北主产区单产年际波动剧烈.为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实现总量平衡和结构平衡,分区域产业指导政策宜分别实施稳定、优化、强基、提升四大战略;分作物产业指导政策方向是,水稻重点采取"南增北稳"战略,避免东北主产区水稻产量占全国比重过大造成风险加大的不利影响,小麦和玉米可重点培育新疆新兴产区能力建设.     

Proposal for new best estimates of the soil-to-plant transfer factor of U,Th, Ra,Pb and Po

There is increasing interest in radiological assessment of discharges of naturally occurring radionuclides into the terrestrial environment. Such assessments require parameter values for the pathways considered in predictive models. An important pathway for human exposure is via ingestion of food crops and animal products. One of the key parameters in environmental assessment is therefore the soil-to-plant transfer factor to food and fodder crops. The objective of this study was to compile data, based on an extensive literature survey, concerning soil-to-plant transfer factors for uranium, thorium, radium, lead, and polonium. Transfer factor estimates were presented for major crop groups (Cereals, Leafy vegetables, Non-leafy vegetables, Root crops, Tubers, Fruits, Herbs, Pastures/grasses, Fodder), and also for some compartments within crop groups. Transfer factors were also calculated per soil group, as defined by their texture and organic matter content (Sand, Loam, Clay and Organic), and evaluation of transfer factors' dependency on specific soil characteristics was performed following regression analysis. The derived estimates were compared with estimates currently in use.     

On the influence of soil properties on the transfer of 137Cs from two soils (Chromic Luvisol and Eutric Fluvisol) to wheat and cabbage

Two types of soils (Eutric Fluvisol and Chromic Luvisol) and two crops (wheat and cabbage) were investigated for determination of the transfer of 137Cs from soil to plant. Measurements were performed using gamma-spectrometry. Results for the soil characteristics, transfer factors of the radionuclides (TF), and conversion factors (CF) (cabbage/wheat) were obtained. The transfer of 137Cs was higher for Chromic Luvisol for both the plant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ependence of TF of 137Cs on its concentration in soil was established for cabbage. Dependence between K content in the soil and the transfer factor of 137Cs was not found due to the high concentrations of available K. Use of bioconcentration factor (BCF) (ratio between the activity concentration of a radionuclide in a reference plant to its concentration in another plant) is demonstrated and proposed for risk assessment studies.     

Transfer of radiocobalt from soil to selected plant species in tropical environments

Soil-to-plant transfer factors (TFs) of radiocobalt (60Co) were determined in pot experiments for leafy vegetation, root crops and rice grown in the tropical environment of Bangladesh. Soil properties were also measured to establish a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se properties and TF values. Measured TF values of 60Co for leafy vegetation (average of 2.2 x 10(-2)) were slightly higher than the values obtained for root vegetation (average of 1.6 x 10(-2)). However, TF values obtained for rice (average of 1.17 x 10(-2)) were about a factor of 2 lower than the values obtained for leafy vegetation. TF values of 60Co for leafy vegetation and root crops were observed to decrease with increasing pH, exchangeable K+ and clay content in the soil, even though poor correlations were estimated statistically. No consistent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F value for 60Co and organic matter content could be deduced. The results presented here provide a useful addition to existing databases on soil-plant transfer for 60Co, since this information is still rather sparse for tropical environmen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