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可持续认证推动农林牧渔领域自然资源保护

1992年里约环境发展大会后可持续发展成为各国和各界的共识,但经历了二十年的发展,自然资源保护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矛盾仍然存在,特别是农林牧渔等领域自然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仍待进一步发展。我国作为国际农林牧渔产品的重要消费国和贸易国,在积极推动国内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同时,也可以通过国际贸易在全球自然资源可持续利用中发挥积极作用。可持续认证作为应对资源保护与经济发展这一矛盾的较为有效的市场手段,经过近二十年的发展已经涵盖了农林牧渔领域的多个产品,在国际上的发展势头强劲,对于自然资源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发挥了对政府政策的补充作用。但可持续性认证在我国国内的企业和消费者中还没有得到广泛认识,其通过市场机制引导企业实践可持续经营、落实企业社会责任的作用在国内还没有得到有效的发挥。因此,本研究的目的是通过对可持续认证的分析,为在我国农林牧渔领域更好地发挥其市场推动力提出政策建议。本研究首先综述了可持续认证在国际上的发展历程、产生的影响,详细论述了森林、棕榈油、野生海产品等可持续认证已经在全球贸易中占有一席之地,并在欧美等较发达国家和地区获得了消费者的支持;其次,本研究对可持续认证在农林牧渔领域的进一步发展所面临的挑战进行了剖析,肯定了可持续认证在调动企业和消费者的积极性、推动农林牧渔领域资源保护方面的正面作用,也指出认证对资源保护的预期效果没有完全达到、同一产业内认证体系可靠性参差不齐,着重强调了可持续认证在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面临的困难,使其对自然资源保护的应有效果受到影响。在此基础上,本研究分析了我国农林牧渔领域在资源利用方面面临的国际和国内压力,尤其是我国在国际贸易中举足轻重的地位和进口大宗产品产地的生态脆弱性使中国在全球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保护中可以发挥重要作用,论证了可持续认证在我国的推广有利于提升中国企业的国际形象、促进贸易杠杆发挥资源保护的撬动作用、保障企业在海外开发中的长期效益,同时也有利于我国国内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明确得出在我国农林牧渔领域推动可持续认证的必要性。本研究建议我国政府部门应关注农林牧渔领域可持续认证在国际和国内的发展,收集相关的信息和案例可用于相关的国际谈判和对企业的指导。同时政府应鼓励国内外认证体系在中国开展认证工作,并为同一产业中的不同体系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另外,政府应积极支持国内农林牧渔产业的企业、专家、协会等参与到国际认证体系的建立过程中,将中国可持续发展的良好操作范例或规范国际化。政府自身的消费行为对全社会有明确的引导作用,所以在政府采购中应优选可持续认证产品,引导企业加入可持续经营的实践。     

发展资源再生产业是中国资源战略的一场革命

中国已经成为资源消耗大国，实施再生型资源战略，发展循环经济是我国的必然选择。资源再生产业与“循环经济”取代“线性经济”、经济全球化形成“国际大分工”和“国际大循环”的发展趋势同步，是解决资源和环境问题的根本出路。资源再生产业是一座“富矿”，没有“资源再生”就没有中国的“环境保护”。中国资源再生产业的发展为什么步履艰难？它和进口渠道不畅。国民对资源短缺认识不足、传统的“线性思维方式”的影响，来自国内外“利益集团”的阻力，以及政策不刭位等因素密切相关。因此，提出中国发展资源再生产业的对策和建议：①在经济相对滞后、交通便利的地区建立“资源再生加工区”；②建立畅通的全球物质回收“绿色通道”；③建立“国际再生资源交易市场”；④成立“国际资源再生促进会”；⑤改变“线性经济”背景下的传统观念。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对全球及中国环境治理的影响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已经形成了社会、经济与环境三大支柱的格局.根据进程追踪的方法,本文通过回顾环境进入《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目标的过程,着重分析环境目标未来15年将对全球与中国环境治理产生的重要影响.在全球环境治理层面的基本结论是:①全球环境治理体系的重要性将显著上升.②新型伙伴关系将强化环境非政府组织与市民社会的作用.③未来全球环境治理将形成以数据和指标为驱动的特点.④联合国系统内环境机构的作用将进一步强化,联合国环境署的发展受到关注.⑤环境与气候变化中的资金融资与技术转让渠道将进一步多元化.⑥气候变化问题与其他环境问题将在全球和国家层面深度融合.对中国环境治理的积极影响,体现在:①《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将为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和可持续发展提供新的强大动力,并形成倒逼机制;②将显著提升中国公众的环保意识;③为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发挥关键性作用提供了难得的着力点;④将使中国的区域合作更加“绿色化”.当然,在新常态的经济形势下,全球可持续发展的环境目标也使得中国环境治理的压力与责任不断增加.同时,《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也存在一系列问题与不足之处:①目标过多且模糊不清,实现难度大.②当前所罗列的一些目标间可能包含潜在的冲突,需要进一步的研究与论证.③环境目标缺乏量化的标准.尽管如此,就环境目标而言,《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比千年发展目标更加综合、全面和系统,是当今国际社会应对环境问题集体努力的成果,必须高度重视与研究.     

中国自然资源消耗与国家资源安全变化趋势

在大量消耗自然资源与付出一定环境代价的基础上 ,中国经济得以高速增长 ,未来我国将处于世界发展格局的工业文明边缘极 ,注定将消耗更多的自然资源 ,整个社会经济体系对自然资源和环境问题更为敏感 ,我国对国际自然资源的依存度越来越强 ,其它国家的“中国威胁感”增强。鉴于上述基本趋势 ,中国未来资源安全以不出现重大资源危机为目标相对合理 ,在争取资源安全策略方面应采取的方式为 :①逐渐调整我国社会经济结构 ,使之适应自然资源短缺的现实 ,使整个经济体系资源利用效率化 ;②科学地养护我国现有自然资源基础 ,提高自然资源供给能力 ,使其免遭不可恢复的破坏 ;③全面增强各领域的国际影响力 ,积极建造有利于我国充分利用外国资源的国际秩序。     

环境综合治理背景下农村居民亲环境行为研究北大核心CSCDCSSCI

基于苏皖两省413份农村数据,文章引入意识-情境-行为模型,运用相关分析、层次回归分析、单因素方差分析等探讨了中国文化背景下农村居民“公”“私”领域的亲环境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亲环境意识是亲环境行为产生的基础,环境知识和环境情感对农村居民公、私领域的亲环境行为均产生显著影响,而环境态度仅对农村居民的公领域亲环境行为产生影响,个体责任意识只对农村居民的私领域亲环境行为产生显著影响。从交互效应看,环境态度和个体责任对农村居民公领域的环境友好行为存在两两的正向交互作用,即对环境问题持有高度个人责任感的群体,培养其积极的环境态度能显著提高该群体的公领域亲环境行为选择偏好。在个体实施成本中,行为麻烦程度负向影响农村居民公私领域的亲环境行为,物质主义观念对行为的主效应不显著。且物质主义观念对态度-行为路径存在负向的调节作用,行为麻烦程度则对情感-行为路径存在负向的调节作用。值得注意的是,物质主义观念也对个体责任-行为路径存在正向的弱调节作用。此外,中国文化确实在居民的亲环境意识和行为中发挥着背景效应。对此文章提出以下政策建议:加强宣传教育,提高农村居民环境保护意识;发挥组织引领,激发农村居民环境保护热情,充分发挥农村居民主人翁作用;加大资金支持,创造便利、便捷、有效的社会条件和社会环境,减少农村居民实施亲环境行为的金钱、时间和精力成本;注重文化影响,充分发挥良好乡风文明具有的浸润人心、规范行为的积极作用,逐步提升农村居民的文明素养,培养农村居民环境保护的内生动力。     

中国参与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战略思考

2015年联合国发展峰会通过了“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这是一幅由全世界所有国家共同描绘的未来发展蓝图.联合国制定该议程的内在原因有两个,一是为了完成千年发展目标的未竟事业,二是为了汇聚国际社会力量共同应对新的全球性挑战.“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将重塑当今的全球可持续发展治理体系,为发展中国家深入参与全球可持续发展治理提供了机遇,也有利于全球可持续发展走出“气候变化泥潭”.但是,该议程也存在不足,主要体现在一些可持续发展目标相互重复和难以量化、没有对不同类型国家给出建议、以及里约原则被弱化等.“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对中国未来发展既是机遇也是挑战.机遇主要体现在有利于中国在可持续发展领域开展对外合作和“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挑战主要体现在中国将面临来自国际社会的“三重压力”.面向未来,中国应在坚持发展中国家的基本定位下,积极、主动参与相关进程.从对内看,应在该议程框架下根据中国的国情制定“2030年中国可持续发展议程”,并建立有利于产业界、地方政府、民间团体等参与的机制,在实现议程中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和就业机会;从对外看,应在坚持“力所能及、互惠互利”原则下,积极开展国际发展合作和发展援助,为其他发展中国家实现该议程做出中国贡献.     

UNEA对MEAs影响与中国对策

本文针对联合国环境大会(UNEA)的成立及其首次会议的召开,从全球环境治理的角度,分析UNEA对多边环境协定(MEAs)所产生的影响,并结合中国参与MEAs的现状以及可能受到的影响,提出中国在参与UNEA有关MEAs的全球环境治理行动中的对策。本文采用层次分析方法,围绕MEAs这一全球环境治理的关键领域,以MEAs建立、审核、实施等运行的关键过程为分析要素,首先从国际层面展开影响分析,并结合中国国情,将相关结论延伸到国内层面的分析中,最终提出中国的对策。在国际层面,针对MEAs的建立、审核、实施等全过程受到UNEA的影响进行分析,得出UNEA的成立和运行"加强了世界银行(WB)、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在全球环境基金(GEF)项目审批中的作用,削弱了MEAs的独立性"、"确立了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的法律权威,为全球范围整合MEAs资源做法理铺垫"、"推动UNEP开展化学品领域MEAs的协调,开启MEAs全球资源整合的尝试"、"加强了联合国专业机构的作用,影响MEAs运行全过程"等结论。并作出"UNEA在不打破现有MEAs运行机制的前提下,强化了UNEP在目前以MEAs为主体的全球环境治理中的作用"的判断;在国内层面,对应国际层面的分析结论,研究UNEA所引起的中国参与MEAs的利弊,得出"如若忽略经济发展指标的影响因素,WB与UNDP介入GEF项目审批程序后的MEAs的运行机制,对中国继续申请国际援助项目、深入参与全球环境治理,相比以往有更多利好"、"UNEP在化学品综合协调和治理方面的尝试,也是中国对目前国内多领域环境问题交叉出现所需要积累的经验,对中国解决环境资源短缺与可持续发展矛盾是有益的尝试"的结论。最后,结合中国国内参与全球环境治理的需求,并考虑到UNEA针对GEF资金申请提出的资格审核指标中,有将GDP等总量指标有纳入的风险,本文最终提出中国的参与对策:积极参与MEAs治理行动,继续扩大引进成效;加强与UNDP技术交流,助力环境合作走出战略;积极参与UNEA整合协调全球环境治理的实践尝试及建制。     

气候变化研究的中国知识贡献及其影响局限

气候变化知识的不断深化和积累是全球气候治理的基础。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邀请全球有代表性的科学家,通过分析评估国际上正式发表的文献,提供关于全球气候变化科学进展的最新认识结论。本文基于文献计量学,通过统计中国在气候变化十大重要领域的科技成果产出量和影响力、中国政府和科学家对IPCC评估报告的参与以及中国大陆引文在IPCC第五次评估报告中的贡献,分析了中国对全球气候变化知识的贡献与局限。结果表明:近十年来,中国在气候变化大多数领域的科技成果产出量已居全球第二或第三位,但在海洋与气候变化、适应气候变化和全球气候治理领域的国际论文量明显落后;与美国和英国相比,中国气候变化科技成果的各类影响力指标明显偏低;中国对IPCC评估报告的参与度和影响力在不断提升,中国积极组织相关机构和专家参与IPCC评估工作,对全球气候治理起到了重要的科学支撑作用;但从IPCC第五次评估报告中国大陆引文的角度看,中国贡献仍整体偏弱,中国大陆引文的贡献呈领域分布不均衡,优势领域少,成果影响面窄的特点。与科学基础领域相比,中国在影响和适应、减缓和国际合作领域的科学贡献更弱,对全球视角关注不够,但中国大陆引文总体的国际科学合作活跃度较高。后巴黎时代,中国需要更加面向国家需求、气候公约和《巴黎协定》目标以及国际气候变化科技前沿,加强全球视野和原始创新,突出中国优势和特色,使气候变化的中国研究成果更多支撑全球气候治理进程的推进。     

论环境产业

本文在可持续发展视角下,把环境的保护、修复、维护的生产活动及与之直接相关的服务活动称为环境产韭,包括发挥减少、避免污染环境作用的资源再利用鼗和发挥治理污染物与修复、改善环境作用的环境维护业.通过探讨环境产业的内涵、发展历程、运行机制和在产业体系中的位置与作用,指出环境产业是在法规保障下政府强行推动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是产业体系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考虑自然环境对社会行为的影响,改进政府行为构建适台环境产业与传统产业协调发展的经济体制是加快发展环境产业的关键.     

中国未来20年资源与环境技术预见研究

阐述了技术预见的定义和发展,对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重要方向项目"中国未来20年技术预见研究"中资源与环境技术领域的德尔菲调查结果进行了概要介绍和系统分析,得出了一些初步结论:①"深海油气与矿产资源开采技术得到广泛应用"在综合重要度中名列第一;②从技术课题的预期实现时间分布来看.主要集中在2015-2020年;③我国资源与环境领域技术的总体研究水平远远低于国际水平,只有少量技术课题具有世界可比性;④普遍认为美国是当前资源与环境领域技术领先国家,美国、欧盟和日本三者基本上占据了资源与环境技术领域领先的主要领域;⑤从技术发展制约因素来看,"研究开发投入"因素影响最大.其后依次是"技术可能性"、"法规、政策和标准"、"基础设施"、"人力资源"和"商业可行性".文章最后提出了若干政策建议.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Influential Power of China Development

Through the analysis on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utilization of resource environment and soft power, a basic judgment was made of the influence of "China development". The overall influential power of China development on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was misunderstood. What we see is the role of "China Factor" in different fields. In the process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what economic system of capitalist market has seen is "China’s cheap labor", "China’s loose economic system environment", "earlier abuse of unlimited resource environment", "China’s broad consumption market" and "demographic dividend". In global or Asian financial crisis, what other countries valued was China’s "foreign currency" accumulated over the years. In global governance or crisis management, what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expected was "China’s obligations and responsibilities" without the right of speech, etc.. All these are the "passive" roles produced by "a single factor" in definite fields. The active and initiative role China will play in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still needs time and the continuous efforts of several generations. China once was a big country that had significant influential power on the world, and China’s renaissance is a normal process of development of things. What excessive talks about its influential power reflect may be the lack of China’s influence.     

论中国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的协调发展

人口、资源、环境以及经济社会发展问题,是当今世界人们日益关注的四大问题。对中国未来发展应有科学的估计,客观地分析制约我国未来发展的经济因素,建立促进我国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基本思想,构筑和完善持续发展的政策体系。     

西部大开发要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西部地区生态环境条件十分脆弱,水土流失、荒漠化问题严重;各种自然灾害多发,远离目前国家的经济发展中心,由于距离远远输成本高使自然资源失去了价格上的部分优势。西部地区自然条件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特殊性,要求我们在西部大开发中坚持生态建设,保护环境,节约资源,趋利避害,推进城市化,依靠科技创新,以最小的资源环境代价发展经济,实现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良性循环。     

辽宁省可持续发展能力及调控对策研究

本文从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内涵出发，分析了建国以来辽宁省可持续发展能力建设的成就与问题，认为辽宁省具有实施可持续发展的社会经济优势，但经济的快速发展是以资源的过度消耗和生态环境的破坏为代价的。并且城市产业结构偏重，区域经济发展很不平衡，城乡二元结构矛盾突出。接着构建了经济、社会和资源环境3大类41项指标，通过层次分析法对辽宁14个地级市可持续发展能力作了区域差异分析，结果表明沈阳、大连属于强可持续发展地区，盘锦、鞍山、本溪和丹东属于较强可持续发展地区，抚顺、锦州、营口、葫芦岛、辽阳属于一般可持续发展地区，铁岭、朝阳、阜新属于弱可持续发展地区。最后提出相应的对策：建立资源节约型的国民经济体系，优化产业结构，调整经济空间布局和保护生态环境。     

东北地区开发规模扩张的资源环境响应演变及影响因素

提出"区域开发规模扩张的资源环境响应"的概念,并构建了区域开发规模扩张的资源环境响应指数、响应度模型及评价指标体系,通过定量分析1995-2008年东北地区开发规模扩张的资源环境响应变化及影响因素,得出以下结论:1995年以来东北地区开发规模不断扩大,而资源环境水平总体呈现出"先升后降"的波动变化态势。资源环境对东北地区开发规模扩张具有由"正响应"向"负响应"转变的特征,与此相对应,区域开发规模扩张对资源环境的影响程度也呈现出由"弱促进"向"强胁迫"变化的态势,这说明近年来在东北地区开发规模加速扩展的同时,其对区域资源环境造成的压力也日益增大。1995-2008年由经济快速增长导致的资源环境压力增长是引致东北地区开发规模扩张对资源环境影响由"正向促进"向"负向胁迫"转化的重要内部因素,而区域投资的不断增长以及工业的快速发展是东北地区开发规模扩张对资源环境影响由"弱促进"向"强胁迫"变化的主要因素。     

山东各地市经济发展环境评价研究

为评价山东各地市的经济发展环境。采用《2003山东统计年鉴》中的数据及专家打分资料进行因子分析，得出由地市经济运行环境、地市社会发展环境、地市制度政策环境、地市自然环境和地市资源环境五部分构成的地市经济发展环境评价指标体系。并根据评价得分。将山东各地市划分为3个梯度：(1)青岛、济南得分在0．7以上，为第一梯度，有良好的地市经济发展环境；(2)淄博、东营、烟台、威海、潍坊得分在0分以上。为第二梯度，经济发展环境较好；(3)其他地市为第三梯度。经济发展环境较差。文章最后分别对各梯度地市提出改善经济发展环境的策略。     

资源型城市生态经济系统的能值分析

资源型城市是由于资源的开发而发展起来的特殊区域,是我国城市的重要类型之一。论述了用能量和货币评价资源型城市生态经济系统的不足;介绍了H.T.Odum的系统能值分析理论及能值分析方法的基本步骤和评价指标。最后以铜川市为例,对其生态经济系统进行分析与评价。结果表明：铜川市是资源输出型的生态经济区域,从1949年到2000年的51年间,铜川为外地输出了2 541亿元的财富;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首先是当地的不可更新资源,其次是从外 地输入的资源与产品,再次是当地的可更新资源;能值货币比值上升,能值利用强度下降,但仍然对资源深加工不够,技术水平较低;环境负荷不断增加,影响着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单位GDP废物排放能值下降,空气质量有所改善。     

基于两阶段降维的中国经济发展协调性评价

为了研究中国2000 - 2008年间经济发展与环境、资源、人民生活水平三个方面的协调程度,本文建立了包括4个子系统、9个子项目、112个指标的评价指标体系,利用主成分分析方法与投影寻踪方法对评价指标进行两阶段降维分析,将高维数据转化为直观的评价值.根据最终投影函数值对2000 - 2008年中国经济发展的总体协调性进行了评价,评价结果显示:近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协调性发展趋势良好,且各子系统对经济发展的协调性都有着重要影响.在对各子系统的发展情况迸一步分析后指出:对于环境、资源、生活子系统的发展影响最大的子项目分别是污染排放与治理、矿物能源和农村生活水平.为了衡量各子系统间的协调程度,本文提出了一种新的计算系统间协调度的方法,在现有系统协调度评价方法的基础上进行了一定的改进.经济—环境、经济—资源、经济—生活三组子系统的协调度计算结果显示:各组子系统间的协调度都在经历迅速提高后,逐渐回落波动至平稳,而环境、资源和生活子系统的发展目前仍滞后于经济子系统.     

少数民族贫困地区生态文明建设路径选择及优化

摘 要：少数民族贫困地区由于其地理条件、人文环境和经济发展等因素制约,生态文明建设更为艰巨。从人口、社会、经济、资源、环境5个子系统构建该地区生态文明建设系统动力学模型,通过调节14个控制变量设计5条路径,模拟2018~2030年生态文明建设的演变趋势。结果表明：（1）协调发展路径更能促进生态文明建设。但该路径模拟结果显示2020年后资源供需平衡指数与生态环境质量下降,利用耦合协调模型检验得出该路径2018~2030年间人类与自然系统未达到真正协调,需进一步优化路径;（2）根据该地区经济发展与资源供需间的矛盾,设计了以加快资源开发为主的优化路径Ⅰ和在放缓经济增长速度的同时加大资源开发力度的优化路径Ⅱ,其中优化路径Ⅱ耦合度较高,能够更好地帮助该地区摆脱经济发展与内外部资源支撑不足的困境,故将其确定为有效路径。研究发现,该地区资源开发、环境保护任务艰巨,在完成脱贫任务的同时,需要适当调整经济增长速度保证与其资源环境间的协调发展。我们认为提升脱贫的内生动力、发展多元经济、提高资源利用率、增强生态环境保护是今后工作的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