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三角极化区形成过程中的经济梯度演变特征及政策启示

经济梯度演变是极化区形成过程中的重要表征,也是区域空间极化研究的核心主题。根据佩鲁等人的"增长极理论"和赫希曼的"极化-涓滴效应学说",从理论上分析了极化区形成过程中的经济梯度演变规律,然后以长三角极化区为实证研究区,在采用主成分分析法计算出2000、2005、2010、2015年4个年份42个城市经济梯度值的基础上,运用区域差异系数、空间自相关分析、梯度-距离曲线模拟、聚类分析与地理分区等方法对研究区的经济梯度值分布及其演变特征进行了分析。结果证实:极化区在形成过程中,将发生区域内部差异先增大再减小、空间格局先集聚再分散、梯度曲线斜率先变陡再变缓等特征。这种极化反转特征不仅是对"增长极理论"和"极化-涓滴效应学说"的进一步验证,而且也可以作为判断一个极化区是否真正成熟的重要标志。     

基于TFP的中部地区经济增长中自然资源贡献分析

运用Romer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和全要素贡献模型,对1988~2009年中部地区经济和自然资源进行面板数据分析,计算出各省自然资源要素和其他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值。结论显示：中部地区经济增长中自然资源生产率呈现出“能源主打,水土作衬;北煤南水,地异明显”的结构、空间特性;其他生产性要素中,资本、劳动力资源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相上下;而全要素生产率除湖北外都不及全国平均水平,中部6省的科技创新能力亟待提高。针对中部经济资源现状提出相应政策建议,认为中部地区应该在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自主研发能力的推崇、各项人才的培养和产业优化的推动方面多做工作,推进低碳经济发展     

中国旅游发展空间非均衡与极化研究

伴随着中国旅游产业规模的持续扩张,空间非均衡性已成为中国旅游经济发展的典型特征,对此部分内容进行研究有助于更为清晰地认知中国旅游发展的可持续性问题。文章采用中国30个省份1999-2010年数据为研究样本,以旅游产业专业化作为旅游发展的度量指标,依据较为前沿的地区经济发展差异与空间极化指数测度方法,分别在三区域与八区域分组设定下,依次分别对中国旅游发展的空间非均衡与极化水平进行了定量刻画。研究结果为:与核密度非参数估计预期判断一致,基尼系数测度及其分解表明,中国旅游发展空间非均衡程度整体上逐渐降低,即中国旅游发展正在向均衡方向演变;组间差异是主导中国旅游发展空间非均衡的主要来源,但这种贡献率存在逐渐缩小态势,同时,剩余项对中国旅游发展空间非均衡的影响逐渐增强,意味着省际旅游发展在组间交错程度有所上升,组间显著差异正在减弱;分组样本基尼系数对时间的稳健最小二乘估计结果显示,除东北和西南地区外,全国及其他分组区域均呈现"俱乐部"收敛,再次证明了中国旅游发展空间非均衡程度随时间演进而降低;三类极化指数表明,三大区域旅游发展空间极化程度逐渐减弱,但八大区域旅游发展空间极化程度略有起伏,近期中国旅游发展空间极化程度具有增强趋势,主要原因在于组内认同程度与组间疏远程度反向变动,组内认同程度提高与组间疏远程度下降成为中国旅游发展空间极化程度降低的内在动因;此外,三大区域极化减弱程度大于其非均衡程度,八大区域与之相反。     

土地要素对中国城市经济增长的贡献分析

在经济快速发展与城市化进程不断推进的背景下,将土地要素纳入经济增长模型,研究城市建设用地对二三产业增长的贡献,探索城市土地要素的产出弹性是否具有空间相关性及空间溢出效应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鉴于已有研究大多利用省级面板数据,本文基于C-D生产函数,构建中国285个地级市2003-2012年的空间面板数据模型,分析城市建设用地投入对全国以及东、中、西三大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研究表明:1土地要素投入与城市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空间相关性,显著的Moran指数说明二者在空间上呈现集聚状态,空间计量模型估计结果显示土地要素不仅对本地区经济增长起到促进作用,而且不同程度地影响周边城市的经济发展,即存在一定的空间溢出效应。2土地要素对我国城市的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但贡献程度小于劳动力与资本,贡献率分别为3.46%、58.07%和11.39%,说明我国城市的经济增长较多依赖劳动力和资本投资,土地要素虽具有不可取代之处但贡献程度相对较小;3由于我国不同区域处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土地要素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也不同,表现在中部地区最高(10.79%),西部次之(4.28%),东部最低(2.17%)。此外,土地要素贡献的溢出效应随着区域不同而相异,全国范围以及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表现为正向溢出,中部地区表示为负向溢出。鉴于土地要素对不同区域的贡献程度及溢出效应不同,提出具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使城市建设用地对我国不同类型城市经济增长的贡献达到最佳效果。     

中国30个地区环境技术创新能力分类特征

区域环境技术创新能力是决定区域产业发展水平、经济实力增长的关键,是区域可持续竞争优势的源泉.本文通过搜集环境技术创新投入、产出与关联的相关变量和数据;利用Q型聚类方法,提取最具代表性的变量指标;然后对缩减后的变量作因子分析,提取主成分,随之,按照各区域的主成分值进行聚类,确定各区域所属类别,并采用判别分析方法,对各区域所属类别进行检验、调整.结果显示:第一类地区主要包括海南在内的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生态环境遭受破坏相对较少的我国西部地区;第二类地区主要集中在技术引进与吸收能力强、区域内企业实力强、人力资本积聚能力强的东部和中部地区;第三类地区主要集中在我国农业产业发展历史悠久,但随着农业向工业快速发展,所遭受的环境破坏也愈发严重的中部地区;第四类地区主要包括辽宁、四川等我国工业制造业最集中和发达的地区;第五类地区则是我国市场经济发展最完善、环保方面的经济活动表现相对较优的东南沿海地区.最后,结合各类别地区环境技术创新的实际状况与原因,针对性地提出对策,为提升各区域环境技术创新能力提供参考.     

山东省农业循环经济发展评价

为了加快农业循环经济发展，首先要对发展状态进行评估。该文以循环经济理论为依据，探索建立表征农业循环经济发展程度的指标体系，并以山东省17市为例，进行主成分分析，评价山东省各市农业循环经济发展程度，找出各地农业循环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差距，为推动区域农业循环经济发展提供理论支持。研究发现各地区农业循环经济发展程度与区域总体发展水平并不一致，一些经济发达地区忽视农业资源的节约利用导致农业循环经济发展水平不高。为加快出东省农业循环经济发展，建议通过推进农业产业化，节约资源投入；大力推广农业清洁生产；合理规划和确立农业循环经济发展模式。     

我国中部崛起的城市群发展策略思考

中部地区崛起是国家经济重心多极化发展的必然趋势。中部经济发展态势良好,但中心城市实力较弱,辐射作用不强,城市群发展水平相对较低,城市群间缺乏沟通与合作。针对我国中部城市群的现状问题,提出了武汉都市圈、中原城市群、长株潭城市群、皖江城市带、环鄱阳湖城市群和太原都市圈等中部6大城市群的发展策略：尽快建成我国中部经济发展轴,壮大节点的经济实力,努力建成产业集聚的核心地区,发展传统农业,但要引导向现代农业、都市农业方向前进,强有力地提升中部地区城镇化水平。同时注重我国中部地区城乡统筹规划与示范区的建设,保护本区域的旅游生态区、建成重要的国际旅游区,促进我国中部地区经济的长足发展,全面推动区域城镇化     

区域水资源承载能力综合评价：主成分分析法的应用

针对模糊综合评判法在综合评价中存在的主观随意性问题,提出采用主成分分析法进行区域水资源承载能力综合评价。首先对各区域的灌溉率、水资源利用率、水资源开发程度、供水模数、需水模数、人均供水量和生态环境用水率这七个主要因素进行了分析;然后,根据主成分分析法的原理,运用少数几个新的综合指标对原来的七个指标所包含的信息进行最佳综合与简化,研究其在各区域水资源开发利用过程中的不同贡献及综合效应;同时,以评价参     

信息化与省域经济增长研究

从信息化产业水平、信息化基础设施水平和信息化综合发展水平来测算区域信息化水平，并对中国各省的信息化发展水平进行比较研究，研究显示：东部省区的信息化发展整体上处于领先位置，极化作用突出，本部各省只是在局部地区显示了信息化发展的相对领先，显示出非均衡发展的特点。中部还处于信息化发展水平较低的均衡发展阶段。基于此，本文考虑将信息化作为一种内生经济行为，研究信息化对省域经济的影响。研究显示，信息化促进了东部经济的快速增长，对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环渤海地区的经济贡献尤为突出。在西部地区，信息化设施对地理位置偏远的省区较工业基础相对优越省区的经济增长作用突出。即信息化是改善地理位置边远地区经济发展条件的重要手段。同时信息化对中部地区经济提出严重挑战。却在西部地区普遍呈现出强劲的增长带动作用，也就是说信息产业对实现落后地区的跨越式发展是有根据的。     

西部大开发的净政策效应分析

西部大开发作为中国一项重要的区域发展战略,正确评价其实施效果不仅能对后续政策的实施和完善提供参考,而且还能对其他区域发展政策提供借鉴。在此,利用1992—2014年中国大陆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通过运用合成控制法从西部整体和单个省份两方面对西部大开发的净政策效应进行了分析和评价,并就西部大开发对不同地区投入要素作用机制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西部大开发对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净政策效应整体上来说不显著。但按照行政区域划分后,分省进行评价结果发现,西部大开发对内蒙古、重庆、陕西、青海和宁夏地区经济发展净政策效应显著,且对地区经济发展呈正向促进作用;西部大开发对广西、云南和新疆地区经济发展的净政策效应亦显著,但对地区经济发展呈负向抑制作用;西部大开发对四川地区的净政策效应不显著。随后,对西部大开发的投入要素作用机制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西部大开发对不同省份投入要素作用机制呈现差异化特征,但普遍上促进了西部地区开放程度的提升和固定投资的增加。对西部大开发净政策效应为正的地区来说,地区政府干预程度较弱,且对于人力资源具有吸收作用;对净政策效应为负的地区,政府干预程度强且对人力资源具有显著的挤出作用;对净政策效应不显著的地区,政府参与程度较弱,对人力资源挤出作用不显著。因此,在未来西部大开发深入实施过程中,应加强对"软环境"的建设,同时要进一步明确政府权力的界限,通过深化地区市场机制体制的建设与内地发达地区建立有效合作,构建长效援建机制。     

中国东部地区农业环境-经济系统耦合度研究

东部地区农业污染已成为我国最为严重的环境问题之一,该研究对于推进与环境相协调的区域可持续发展实践、"建设美丽乡村"具有战略指导意义。首先建构了农业环境-经济系统耦合模型及耦合度评价类型;然后基于环境压力水平、强度等方面农业污染风险评价指标,以及农业经济水平、强度等方面农业经济系统评价指标,运用因子分析法实证研究东部地区农业环境-经济系统耦合及其空间格局。东部地区农业环境-经济耦合空间发展不平衡,大致可划分为5大类型区,农业污染风险高且环境-经济耦合度较差的地区主要在冀北、冀南地区,鲁西北、鲁南地区,苏北地区、闽南地区及粤西地区等,这可为具有地域特色的农业环境-经济协调发展提供决策依据。     

我国耕地生态安全评价及障碍因子诊断

耕地生态安全评价及障碍因子诊断是改善耕地生态系统状况、促进耕地可持续利用的重要基础。在界定耕地生态安全内涵的基础上,构建了基于PSR模型的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值法和障碍度模型,对我国耕地生态安全进行了评价。研究表明：（1）1996~2010年我国耕地生态安全水平总体不断提高,综合指数从0484 4增加到0626 9,安全等级经历了“临界安全-较安全”的演变历程;（2）压力指数总体上呈现下降趋势,状态指数和响应指数总体上呈现上升趋势;（3）长远来看,系统压力是影响耕地生态安全的首要因素,1996~2010年系统压力和系统状态的障碍度分别以年均533%和052%的速度增加,而系统响应的障碍度以年均802%的速度下降;（4）影响耕地生态安全的主要障碍因子包括单位耕地面积农药负荷、单位耕地面积化肥负荷、人均耕地面积、土地垦殖率、水土流失程度等。为了促进耕地生态安全水平不断提高,需要进一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强土地利用监督管理,降低经济增长对土地资源的过度消耗;大力发展绿色农业,合理施用农药、化肥;积极开展农村土地整治,加强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加大环境治理力度,有效控制水土流失程度     

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江西省有色金属矿产开发生态影响能值分析

有色金属矿产开发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带来诸多环境问题,在此现状下,如何评估由此造成的生态损失及系统的状态已成为研究的焦点。借助能值分析可衡量和比较不同类别、不同等级能量的真实价值这一特点,研究江西省有色金属矿产开发生态影响问题。对系统2009~2013年的能值总量、投入产出、生态损失进行核算,分析能值效率、生态效率指标变动趋势,并得出符合实际的生态补偿标准的制定依据。经过计算,2009~2013年江西省有色金属矿产开发能值自给率为0.65左右,整体变化幅度较小;能值投资率在0.23~0.31之间波动,处于较低水平;净能值产出率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环境承载率整体较高,最低为138.01;可持续发展指数非常小,全部在0.02、0.03;生态补偿指数在62%~69%之间小幅波动。说明江西省有色金属矿产开发对当地的不可更新资源的依赖程度较高,虽然生产效率较高,但当前的生产利用活动已超出环境可承受的范围,系统不可持续发展。为改善环境2009~2013年各年应承担的生态补偿额分别为1.45×10~9元、1.49×10~9元、2.06×10~9元、2.59×10~9元、1.82×10~9元。     

评析中国现行环境保护投资体制

本文通过对我国近15年环保投资相关数据的分析,揭示了现行环保投资体制失灵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结构上失衡,在环保投资中没有体现环保设施运营费用,直接影响了环保投资的效益,其次,一些指标的设计严重偏离了现实,影响了环保投资的有机构成,也导致环境政策的失效,在此基础上,结合实际,提出初步的改革设想。     

中国旅游经济增长源泉分解及其时空演化特征

依据数据包络分析法、最佳产出函数以及SDA两极分解法,构建了测算旅游经济增长源泉的非参数分解框架,并以2005~2012年中国30省份的旅游业为研究单元,结合投入与产出指标数据,对旅游经济增长源泉进行分解与测算。研究表明:2005~2012年,全要素生产率对旅游经济增长的贡献正逐步超过资源要素投入,成为推动中国旅游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相应贡献率从2006年的49.01%上升到2012年的82.18%,其中技术进步是全要素生产率贡献攀升的关键,而技术效率特别是其中的规模效率对旅游经济增长的贡献相对较小,且处于下滑态势,纯技术效率的影响微乎其微,资源要素投入的贡献率则从2006年的50.99%下降到2012年的26.52%;分区域来看,各区域旅游经济增长源泉的变化存在一定差异,使得中部、西部旅游经济增速超越东部,其中中部地区旅游经济增速加快主要受规模效率驱动,而西部地区则主要受纯技术效率驱动,并呈现出2005~2008年资源要素投入驱动与2009~2012年全要素生产率驱动两个阶段;从2006年到2012年中国旅游经济增长方式愈发趋于集约型,越来越多省区旅游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贡献超过资源要素投入贡献,旅游经济增长更多地依靠全要素生产率驱动。     

我国环境治理投资效率评价及其关键影响因素

在系统地归纳了环境治理投资效率的相关研究的基础上,依据构建评价指标体系的原则,以环境治理投资总额作为投入指标,以及环境治理投资在水、气、固体等方面控制绩效作为产出,建立我国环境治理投资效率的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基于DEA方法的我国环境治理投资效率评价模型,再以环境治理投资效率为母因素,以各评价指标为环境治理投资效率的影响因素,利用灰色关联度分析方法,构建我国环境治理投资效率的关键影响因素分析模型,通过《中国环境统计年鉴2010》和《中国统计年鉴2010》收集2009年我国各省市（自治区）投入产出数据,得到我国各省市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及其关键影响因素,证实控制关键因素--环境治理投资总额,能够有效地提高环境治理投资效率     

“一带一路”国家天然气投资绩效评价及其改进路径

运用超效率数据包络分析(SE-DEA)方法,综合考虑目标国资源现状、政治因素、经济技术、社会条件、市场体制和国际合作情况,构建天然气投资绩效评价线性规划模型,并以2003—2013年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的天然气投资绩效均值进行聚类,结合规模报酬和投入要素的影子价格分析,提出目标国天然气投资绩效改进路径。结果显示:(1)中国对中亚及北亚、东南亚和南亚的天然气投资普遍处于中高效区,对独联体、中东欧洲和西亚北非地区的天然气投资普遍处于中低效区。(2)高效区国家自2012年起投资绩效处于规模报酬不变阶段,技术水平和国家经济对天然气贸易的依赖程度是影响投资绩效的关键因素。(3)中效区国家投资绩效大多处于规模报酬递增阶段,从2013年起总储量、人文地理和与中国油气合作状况成为影响中效区投资绩效的关键因素。(4)低效区国家投资绩效处于规模报酬递增阶段,国家经济对天然气贸易的依赖程度和技术水平要素是影响低效区投资绩效的关键因素;此外,对于处于低效区的中亚国家资源现状是影响投资绩效的另一关键因素,政治因素则是中东欧洲和独联体国家的关键因素,东南亚和南亚地区的投资关键因素则包含社会条件。这意味着,中国要提高在"一带一路"区域的天然气投资绩效,就要针对不同地区投资现状制定改进策略。对于高效区和低效区的中亚国家,未来中国要加强同目标国政府间的沟通,达成"以技术换气条款";对中效区和低效区的中东欧洲、独联体国家可采用与油气企业合作方式降低合作风险;对低效区的东南亚和南亚国家,可签订天然气长期贸易合同。     

长江经济带市域生态文明建设现状及发展潜力初探

生态文明建设是长江经济带下一阶段的工作重点之一。从生态文明和发展潜力的内涵出发,构建了耦合协调度模型和发展潜力模型,并对长江经济带生态文明建设情况进行分析。研究发现:(1)长江经济带东中西部生态文明特征差异明显,东部为经济、社会系统优势区,中部为相对协调区,西部为自然系统相对优势区;(2)当前长江经济带生态文明格局主要受经济因素的影响;(3)协调发展地区整体上表现出最佳的生态文明发展潜力,协调发展应成为长江经济带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途径。     

中国耕地非农化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地区差异分析

现阶段中国耕地非农化对经济增长贡献存在地区差异,掌握差异的主要来源和变化趋势有利于耕地非农化指标的高效调配,促进地区经济增长的协调发展。利用1989~2001年我国东、中、西部建设用地占用耕地面积和国内生产总值的分省数据,测算了以建设用地占用耕地面积和GDP增量为对象的基尼系数、加权变异系数以及泰尔指数等指标,并对泰尔指数进行因素分解得到差异的主要来源和变化趋势。结果表明：三类地区内部省际差异是总体差异的主要来源,其中东部内部差异对总体差异贡献增大、中部减小、西部有先增大后减小趋势。鉴于此,从促进资源的高效利用和保护地区间公平发展环境的角度出发,耕地非农化指标调控的重点在于三类地区各自内部省份之间的调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