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城市化进程中的居民食物碳消费及其环境负荷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城市对全球生态系统碳循环的影响越来越显著,其中城市家庭食物碳消费对全球城市生态系统碳循环的贡献日益突出,已成为城市生态系统碳循环的研究热点之一.以厦门市为例,通过分析1988～2010年居民食物碳消费的动态变化和家庭分布特征,评价并预测了由食物碳消费导致的环境负荷.结果表明,1988～2010年全市人均食物消费量和人均食物碳消费量分别下降了6%和25%,但由于厦门市人口的快速增长,食物消费和食物碳消费的总量均不断增加,分别增长了116%和70%.居民食物碳消费总量的增加导致环境负荷量不断上升,由9.88万t增长至16.62万t,特别是进入土壤的碳通量近年来快速增加.预测显示2011～2024年间厦门市居民食物碳消费总量以及环境负荷量仍将继续上升,2025年将有所下降,人均食物碳消费量则从2011年起持续下降.对厦门市居民家庭食物消费的分析表明,家庭户均食物碳消费主要受到家庭收入、食物消费费用、家庭用餐人数的影响,食物碳消费较高的家庭通常平均家庭用餐人数3人、平均食物消费费用约3 125元.月-1,户均食物碳消费为1 134.91 kg,人均食物碳消费量为378.30 kg,高食物碳消费的家庭人均食物碳消费量是低食物碳消费家庭人均消费量的4.84倍.     

厦门快速城市化中居民食物C、N、P消费动态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以及城市人口的快速增长,城市人类活动对生态系统的元素循环影响越来越显著,不可持续的家庭消费已成为造成全球环境问题的主要原因,食物元素消费的研究也成为可持续消费的重要研究内容。以厦门市为例,分析了1988-2010年居民食物C、N、P元素消费的变化趋势及特点,探讨与其变化相关的经济、社会因子。研究结果表明:1988-2010年全市食物消费总量不断增加,由49.33万t增长至106.36万t。但是人均食物消费量由321.28 kg/(人.a)降至301.32 kg/(人.a)。厦门市食物C、N、P消费总量均在上升,1988年食物C、N、P消费量分别为10.14、0.64、0.05万t,到2010年食物C、N、P消费量分别为17.29、1.21、0.11万t,分别增长了70.45%、88.91%、117.11%,与此同时人均食物C、N、P消费量却在降低,其变化趋势与人均食物消费量的变化趋势接近,但并不完全一致,其中下降幅度最大的为人均食物C消费量,下降了24.92%,其次是人均食物N消费量下降了16.79%,下降幅度最小的为人均食物P消费量降低了4.37%。这主要是由于食物消费结构发生变化所致,粮食在食物C、N、P消费总量中所占比例持续下降,禽畜肉、瓜果、鲜蛋、奶制品等在食物C、N、P消费总量中所占比例分别有不同程度的增长,城市家庭食物消费模式由"以粮食为主"向"以粮食和肉类、蔬菜为主"转变。通过将相关经济、社会因子与居民食物C、N、P消费量进行相关性分析表明,人均GDP、恩格尔系数、人均可支配收入、食物消费支出、食物价格指数、大学人口比重、平均家庭人口数,与食物C、N消费量均相关,与食物P消费量相关性不显著。     

基于生态足迹的中国可持续食物消费模式

随着人们饮食需求的不断多样化,可持续食物消费已成为一个全球关注的重要议题。为了探寻可持续的食物消费模式,重点分析了中国食物消费结构演变趋势及特征,运用生态足迹模型量化中国食物消费结构的环境压力动态变化;基于可持续食物消费的内涵,结合中国均衡膳食和环境的可持续性指标,构建食物生态承载级别衡量标准,并据此建立了符合中国食物消费习惯、满足营养摄入需求、环境压力小的可持续食物消费模式。结果显示：中国食物消费生态环境压力不断增大,1978-2013年中国食物消费人均生态足迹增长了154.49%,2008年出现生态赤字,2013年赤字值为0.0705 ghm²;食物生态承载级别持续恶化,2008年生态承载级别由“较高”下降到“中等”;可持续食物消费模式的构建使得人均生态足迹下降了12.92%,表明转变食物消费模式是解决食物消费生态环境压力这一矛盾问题的最有效途径。     

中国食物生产消费系统碳素动态变化及其环境负荷

基于物质流原理,分析了1995~2016年中国食物生产消费系统的变化情况,测算并评价了食物生产消费系统碳素流动变化及食物碳消费导致的碳素环境负荷变化.结果表明：食物农业生产系统中碳汇和碳排总量整体均呈上升趋势,且碳汇增速明显高于碳排增速;食物生产系统碳素环境负荷中畜禽养殖产生的碳素环境负荷呈下降趋势,农用物资、农业活动及食物加工运输相关产生的碳环境负荷呈快速上升趋势.食物消费系统中,居民食物碳消费发生变化,居民碳消费结构从“以粮食碳消费为主”的饮食结构转变为“以粮食、肉类、食用植物油碳消费为主”的多元饮食结构,农村居民人均食物碳消费量由95.24kg/（人×a）降低至71.62kg/（人×a）,城镇居民人均食物碳消费量由52.06kg/（人×a）升至65.16kg/（人×a）.分析食物消费系统碳素环境负荷,进入大气的碳素环境负荷占主体地位,其次是土壤和水体,近年来进入土壤和水体的碳素比例增加.分析表明减少食物生产消费系统碳素环境负荷的措施,包括引导居民优化饮食结构,减少生活污水与厨余垃圾产生量,提高厨余垃圾与粪便还田比例,将系统中产生的废弃物内部循环利用等.     

城市食物代谢的动态过程及其水-碳足迹响应——以北京市为例

食物代谢是城市物质能量代谢的基础性过程之一。论文系统分析了1978—2015年北京市城市食物代谢通量、结构和效率的动态变化过程,并核算其水-碳足迹,提出优化城市食物代谢的有效途径。结果表明:1)2015年北京市食物代谢通量为881.4万t,比1978年增加了3.3倍,其中植物源食物增加了2.5倍,动物源食物增加了12.0倍,由此引发的水-碳足迹分别增加了6.1倍和4.4倍;2)北京市食物代谢的通量结构和水-碳足迹结构均呈现出主食为主转向主副食替代、植物源食物为主转向动植物源食物并重的演变特征;3)"过度饮食"特别是高比例肉类消费,不但影响了城市居民健康水平,也显著扩大了城市人均环境足迹,导致食物代谢的生态效率指标从1.27降低至0.32;4)降低城市食物代谢的足迹影响需要优化产业链供应,倡导绿色健康消费模式。     

基于入户跟踪调研的山东省农村居民家庭食物消费结构与特征研究

食物消费是居民消费的最基本内容。论文基于分层抽样,通过近1个月实地入户3 d跟踪调研称重获得粮食主产区山东省207户农村家庭食物消费的一手数据,定量分析现阶段我国典型区域农村家庭的食物消费结构与特征,并比较不同地区、不同收入水平及不同家庭规模下居民食物消费的特征。结果表明：1）蔬菜在山东农村居民家庭食物消费中占据最高比重（41.0%）,粮食消费中以面粉及制品为主（59.0%）,肉类消费以猪肉为主（71.9%）。2）三个案例地中,济南地区较德州和潍坊地区在酒水、食用油和调味品等非粮食食物上的消费量较高,而对粮食的消费量较低;收入水平较高的家庭,在蔬菜、面粉等粮食、调味品和食用油上的消费比经济水平低的家庭要少,而在肉类、水果、水产类和奶类上较多;人口规模较小的家庭比规模较大的家庭的人均食物消费量大。3）通过与中国营养学会推荐的中国居民平衡膳食宝塔建议的食物摄入量数据比较发现,山东农村地区居民油和盐的消费量略高,对奶及奶制品、水产品、蛋类和水果的消费明显不足。新时代乡村振兴背景下,改善农村地区居民食物消费结构,提高营养水平是改善农村地区生活水平最基本而迫切的工作。本研究为进一步提高我国居民食物消费需求基础数据的准确获取提供了参考,并为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科学依据。     

昆明市食物生产消费碳素动态变化

食物生产消费系统中碳素的梯级流动变化会产生一系列环境影响.基于1990—2013年昆明市食物生产消费变化,测算分析了农业生产的碳汇碳排量、城乡居民食物碳消费动态变化及食物碳消费带来的环境负荷变化.结果表明,食物生产系统中碳汇和碳排总量分别由1990年的705.44 Gg·a~(-1)和496.92 Gg·a~(-1)增长至2013年的1195.53 Gg·a~(-1)和1012.33 Gg·a~(-1),净碳汇水平为正值,但呈下降趋势;城镇居民人均食物碳消费量由61.42 kg·人~(-1)·a~(-1)减少至44.65 kg·人~(-1)·a~(-1),农村居民人均食物碳消费量由87.96 kg·人~(-1)·a~(-1)降至48.78 kg·人~(-1)·a~(-1),食物碳消费总量由336.00 Gg·a~(-1)波动下降到294.53 Gg·a~(-1).畜禽养殖粪便排放和肠道发酵是食物生产过程中的主要碳源,占到60%以上,其次是农用物资投入所产生的碳排放,约占30%,并呈增加态势,其中,化肥是农用物资碳排放的主要影响因素.食物消费造成的碳素环境负荷中,损失进入大气的碳素比例最高,占到80%,其次是土壤,最少的是水体.进入大气的碳素由1990年的270.63 Gg·a~(-1)波动下降至2013年的170.68 Gg·a~(-1),减少了36.93%,但进入土壤和水体的碳素明显增长,其中,厨余垃圾碳量由35.42 Gg·a~(-1)增加至129.84 Gg·a~(-1),增加了266.57%.昆明市作为低碳城市试点,需要采取针对性措施发展低碳农业及低碳消费.     

中国消费端食物浪费规模及其资源环境效应测算

食物浪费及其产生的资源环境问题与全球粮食安全密切相关,减少食物浪费逐渐被认为是保障粮食安全的Plan B。消费端是造成食物浪费的重要环节,消费者作为消费端食物浪费的主体,其在消费阶段产生的食物浪费是食物损耗与浪费的主要来源。本文采用直接称重法,在全国典型地区（北京、上海、四川、山东、河南和西藏）获取居民食物浪费的一手数据,首次在全国尺度上测算了消费端食物浪费总规模及其资源环境效应。结果显示：（1）2018年全国居民消费端食物浪费共3432万t,人均食物浪费量67.33 g/d,其中粮食浪费量占比最高（35.44%）,其次是蔬菜（34.83%）和肉类（15.38%）。（2）2018年全国居民消费端食物浪费所占用的生态足迹达6254万hm²,人均生态足迹为448 m²,按中国人均生态足迹1.5 hm²计算,相当于4169万人的生态位被挤占;水产类（39.28%）和肉类（34.22%）的生态足迹占比最大,分别为2456.23万hm²和2140.25万hm²。研究结果有助于推进我国消费端食物浪费的减量化,对于缓解食物浪费的环境影响和资源消耗压力、改善全球粮食安全等方面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     

旅游城市餐饮业食物消费及其资源环境成本定量核算——以拉萨市为例

餐饮业是旅游城市重要的产业门类,定量分析旅游城市餐饮食物消费规模、结构及其资源环境成本,对于优化旅游城市食物资源供给模式,促进餐饮业可持续发展具有积极意义。基于实地调研的一手数据,论文定量核算了高原旅游城市拉萨市餐饮业食物消费规模与结构,并从生命周期视角,通过构建生态足迹模型计算了拉萨市餐饮业食物消费的资源环境成本,主要结论如下:1)2011与2012年,拉萨市餐饮食物人均消费量为923.7 g,人均食用量为780.3 g。2)拉萨市餐饮食物消费总量由2006年的19 498 t到2013年的41 506 t,增加了112.9%。2013年拉萨市餐饮食物消费总量中,当地居民消费27 983 t,游客消费13 523 t。从消费食物类型分析,包括肉类9 712 t,水产品2 843 t,蔬菜15 696 t,主食6 034 t,水果4 885 t以及饮料、酒水等其他食物1 931 t。3)2013年拉萨市餐饮食物消费的生物生态足迹为226 681 hm2,相当于整个拉萨市耕地总面积的6.3倍,餐饮消费食物垃圾的间接生态足迹为653 hm2。拉萨市餐饮食物消费消耗的生态足迹绝大部分来自于西藏自治区外部,内部供应的生态足迹量仅占生态足迹总量的15%。外部供应份额较大的省份包括甘肃、宁夏、青海等临近省份以及河南等中东部省份。     

城市食物代谢的动态过程及其水-碳足迹响应——以北京市为例

食物代谢是城市物质能量代谢的基础性过程之一。论文系统分析了1978—2015年北京市城市食物代谢通量、结构和效率的动态变化过程,并核算其水-碳足迹,提出优化城市食物代谢的有效途径。结果表明： 1）2015年北京市食物代谢通量为881.4万t,比1978年增加了3.3倍,其中植物源食物增加了2.5倍,动物源食物增加了12.0倍,由此引发的水-碳足迹分别增加了6.1倍和4.4倍; 2）北京市食物代谢的通量结构和水-碳足迹结构均呈现出主食为主转向主副食替代、植物源食物为主转向动植物源食物并重的演变特征; 3）“过度饮食”特别是高比例肉类消费,不但影响了城市居民健康水平,也显著扩大了城市人均环境足迹,导致食物代谢的生态效率指标从1.27降低至0.32; 4）降低城市食物代谢的足迹影响需要优化产业链供应,倡导绿色健康消费模式。     

基于入户称重调研的居民春节食物消费和浪费特征

节庆期间食物消费是中国居民食物消费的重要组成,但目前缺乏对其特征结构的精准刻画。本文利用大学生网络,于2018年春节期间实地入户称重调研,获得连续3天192户1728餐居民家庭食物消费的一手数据,定量分析居民春节期间食物消费与浪费的结构和特征。研究结果表明：（1）春节期间,人均食物消费量为541.05 g/(人·餐),浪费量为30.72 g/(人·餐),浪费率为5.68%,高于非节庆时期3个百分点。（2）食物消费多为生鲜食品与平日不会每日购买的“奢侈品”,以蔬菜（21.73%）、肉类（17.77%）、大米（12.45%）、水果（8.39%）和水产类（7.88%）为主。食物浪费结构与食物消费结构相似,以蔬菜（26.20%）、肉类（21.58%）、大米（16.34%）、水产类（11.78%）和酒水（8.43%）为主。（3）春节期间,不同人口规模的家庭食物消费水平差异显著,城乡家庭、不同收入及不同人口规模的家庭食物浪费水平具有显著差异。农村家庭人均食物消费量和浪费量均高于城市家庭;经济水平高和人口规模小的家庭食物消费和浪费量更高。研究结果定量刻画了中国居民春节期间的食物消费特征,为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食品浪费法》中食物浪费的监测评估提供数据支撑,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区域人均基本农田需求面积测算模型及应用——以江苏省为例

为估计一定区域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论文在探讨基本农田涵义的基础上,提出了区域人均基本农田需求面积的计算模型。该模型综合考虑了城乡居民对农产品的消费、复种指数、粮食作物播种面积比例、单产水平以及城市化水平等因素。以江苏省为例,计算1985-2004年江苏省城乡居民人均粮食消耗总当量。在此基础上,计算1985-2004年江苏省人均基本农田需求面积以及估计2005-2020年江苏省人均基本农田需求面积。结果表明,1985-2004年之间,江苏省人均基本农田需求面积平均值为0.054hm₂,考虑在外饮食情况时,该值为0.059hm₂;2005-2020年之间江苏省人均基本农田需求面积平均值为0.057hm₂。     

基于CHNS的中国城乡居民的食品消费特征——兼与国家统计局数据对比

基于2011年我国12个省（直辖市）的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China Health and Nutrition Survey, CHNS）,文章利用食物成分表重新估算我国城乡居民主要食品的消费量及在外消费特征,并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官方数据进行对比。结果显示：1）口粮方面,2011年我国居民平均消费口粮量为119.93 kg,外出消费比例为9.91%。2）肉蛋奶类方面,2011年我国人均肉类消费量（猪牛羊禽）为32.84 kg,其中,猪肉消费量占69.85%,禽肉消费量占20.98%,牛羊肉消费量偏低,为9.20%。我国居民平均还消费蛋类10.90 kg、奶类13.56 kg。3）我国城镇居民口粮消费明显低于农村居民,肉蛋奶消费量明显高于农村居民,但农村居民肉蛋奶在外消费的比例要高于城镇居民。4）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肉蛋奶数据整体上偏低,农村消费数据的偏低程度尤为严重,重点体现在鲜蛋、水产品与鲜奶产品上。国家统计局公布的食品消费数据多与CHNS数据的家庭内部消费数据相吻合,其数据偏小的原因可能是由于缺失户外消费数据的统计。从消费数量上来看,预计今后我国居民口粮消费量的下降空间已经非常有限,但肉蛋奶消费水平仍有较大的抬升空间,农业的生产压力与畜牧饲料大量进口的局面将持续存在。     

中等城市居民生活消费生态系统占用的比较分析——以泰州、商丘、铜川、锡林郭勒为例

论文引入生态足迹用于分析城市居民消费,通过选取代表不同经济水平和具有不同消费特点的泰州、商丘、铜川、锡林郭勒4个地级市(盟),从生态系统占用角度计算并分析了不同地区中等城市居民生活消费生态系统占用的差异。结果表明:泰州、商丘、铜川90%左右的生态占用来自人们对吃穿的消费,而锡林郭勒这部分的占用则不到70%,其相当一部分占用是来自为了克服较差的气候条件而产生的取暖用煤量;位于草原地区的锡林郭勒多消费牛羊肉,对草地的人均占用多达0.333hm2,是其他地区的数倍,位于长江流域的泰州水产消费较其他地区多,对水域的人均占用达到了0.116hm2,另外三地仅及其16%～45%。结合4城市的生态空间分析发现,仅商丘、泰州、铜川的城镇居民生活消费所占用的生态空间就已经超出了整个城市地区的生态承载水平,即使是地广人稀的锡林郭勒,城镇居民生活消费的生态占用也已接近全盟生态承载的1/2。显然,城市是一类典型的生态赤字区,如何有效调节城市居民的消费方式与消费结构,对于促进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哈尔滨市城乡居民生活消费的环境压力分析

论文用生态足迹理论和方法,定量研究哈尔滨市城乡居民食物、生活用品、生活用能、水资源、住区和生活污染等6类消费项的环境压力,为引导城市化发展和城乡居民建立可持续消费模式提供科学依据。结果显示,1985～2003年哈尔滨市人均生活消费的环境压力不断增大,并在此期间超过生态承载力,产生生态赤字。城镇居民生活消费及各分项足迹均大于农村居民,差距呈加大趋势。在消费构成上,城镇和农村居民的食物消费足迹最大,2003年两者分别为1.054hm²/人和0.711hm²/人,城镇人均动物性食物消费数量显著大于农村,是其食物足迹较大的主要原因;在生态空间占用上,耕地占用面积最大,城乡居民分别为0.947hm²/人和0.700hm²/人,分别占其总足迹的58.7%和73.4%。研究表明,城镇化发展和消费升级将进一步加大区域环境压力。     

人口结构变化影响下的城镇建筑能耗研究

从人口的家庭结构、年龄结构、城乡结构变化的角度对城镇建筑能耗的变化进行了分析.根据测算,2010~2030年,中国20~39岁的人口从4.46亿下降到3.28亿,减少约1.18亿;2030年全国的平均家庭规模从3.10人下降到2.48人,全国家庭数量将突破5.5亿户;按照现有模式发展,2030年城市化率达到64.2%.人口结构变化的影响下,2020年的城镇建筑需求总面积为3.14′1010m2,人均住宅面积为37m2,建筑能耗达到1.72′109tce;2030年的建筑需求总面积为3.84′1010m2,人均住宅面积为42m2,能耗为2.13′109tce. 从需求角度看,未来建筑规模的增长速度将逐步放缓.如果不能及时调整发展战略,未来会出现较大规模的住宅空置和资源浪费.     

Reduction targets and abatement costs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resulting from global and developed countries’ reduction targets by 2050

The European Union (EU) has advocated an emission reduction target for developed countries of 80% to 95% below the 1990 level by 2050, and a global reduction target of 50%. Developing countries have resisted the inclusion of these targets in both the UN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Copenhagen Accord and Cancún Agreements. This paper analyses what these targets would imply for emission targets, abatement costs and energy consumption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conditional emission reduction pledges for 2020. An 80% reduction target for developed countries would imply more stringent per capita emission targets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than developed countries by 2050. Moreover, abatement costs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would be higher than those of developed countries. An 85% to 90% reduction target for developed countries would result in similar per capita emission targets and abatement costs for developed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by 2050. Total reduction targets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would range from 30% to 40% below 2005 levels by 2050 and from 30% to 35% above 2005 levels by 2030. The 2030 target for China would be 40% to 45% above 2005 levels, compared to a target for the EU of 45% to 50% below 1990 and for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USA) 30% to 35% below 1990. Emission target trajectories for Brazil, South Africa and China would peak before 2025 and for India by around 2025. From the analysis, we may conclude that from the viewpoint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either developed countries increase their target above 85%, and/or make substantial side-paymen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