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型城市碳排放效率评价及其政策启示

基于资源型城市面临经济转型与节能减排的双重压力,本文采用三阶段超效率SBM模型,实证测度了2004—2019年中国114个资源型城市碳排放效率,并利用Dagum基尼系数、核密度估计、QAP回归分析等方法对效率差异、时空演变以及差异来源进行探讨。研究表明：（1）剔除环境因素和随机干扰后,资源型城市碳排放效率均值降至0.230,但整体呈现上升趋势。（2）碳排放效率高值区集中于再生型与成熟型城市,分布较为分散;低值区则主要为成长型与衰退型城市,并于东北、中部等地区呈现集聚性特征。（3）资源型城市碳排放效率差异较大,其中,组间差异贡献率最高,但呈现下降趋势;再生型和成熟型城市组内差异相对稳定,成长型和衰退型城市组内差异逐渐扩大。（4）人口密度、居民可支配收入和规模企业数量差异会显著扩大资源型城市碳排放效率差异,而且人口密度、人口结构以及居民可支配收入差异对不同类型资源型城市碳排放效率差异呈现显著的异质性影响。基于分析结果,本文提出三点政策启示：一是依据资源型城市类型,采取因地制宜的减排方案;二是增加低碳创新投入,促进产业绿色转型;三是推广绿色消费方式,加强居民端减排。     

产业结构升级、政府生态环境注意力与绿色创新效率——基于中国115个资源型城市的证据

绿色创新是实现资源型城市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有力支撑,探究产业结构升级与政府生态环境注意力对资源型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机理,对于破除资源型城市产业发展路径锁定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06—2020年中国115个地级资源型城市面板数据,运用产业结构层次指数、文本分析法与超效率SBM模型,表征并刻画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升级、政府生态环境注意力与绿色创新效率的时空演化特征,通过多元线性回归评估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升级与政府生态环境注意力提升对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及作用路径。研究发现：（1）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升级与政府生态环境注意力增加显著提升了城市绿色创新效率,该结论经过多重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2）从产业结构升级与政府生态环境注意力提升对绿色创新效率的作用效果上看,中、西部城市优于东部城市,再生型、成熟型城市优于衰退型和成长型城市,森林型城市优于油气型、钢铁型、有色金属型和煤炭型城市。（3）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升级与政府生态环境注意力增强通过提升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三个渠道影响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动态变化。     

资源型城市转型绩效特征及其碳减排效应

基于中国资源型城市2003—2018年面板数据综合测度城市转型绩效,采用空间马尔科夫链、空间计量模型和空间双重差分模型,探究资源型城市转型绩效特征及其对碳排放的影响。结果表明：（1）资源型城市转型绩效逐渐提升,与此对应的是区域差异呈波动上升趋势,且四种类型资源型城市之间区域差异主要来源于地区内差异,成熟型城市贡献最大;资源型城市转型绩效存在明显的空间分异性,发展格局由以跨越区为核心的“多点式”零星分布向先行区为核心的“组团式”聚集形态演变。（2）资源型城市转型绩效在不同时期存在状态转移的可能性,具有滞后区、起步区、跨越区和先行区4个趋同俱乐部特征,空间马尔科夫链表明转移趋势存在明显空间关联性,状态转移通常出现在相邻等级之间,较少有“跳跃式”转移现象,具有长期性和持续性特征。（3）资源型城市转型具有显著碳减排效应,而且这种效应存在不同资源类型、不同发展阶段和不同空间区位的异质性特征,经济产业转型、社会生活转型和生态环境转型是发挥碳减排效应的重要因素;进一步的政策冲击分析表明,产业转型升级示范区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设立对城市碳减排具有积极的政策效应。     

中国低碳试点城市碳排放效率时空演变与影响因素

中国提出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战略目标,提高碳排放效率,推动绿色低碳发展是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途径。运用包含非期望产出的Super-SBM模型,测度了2003—2018年中国68个低碳试点城市的碳排放效率并分析其时空演变特征,运用面板回归模型分析城市碳排放效率的影响因素,得出以下结论：（1）低碳试点城市碳排放效率在时间上整体呈上升趋势,效率值从0.169上升至0.423,年均增长率为6.31%,仍有一定的提升空间。（2）低碳试点城市碳排放效率的区域差异呈先缩小后逐渐扩大趋势,空间上呈现“东中西”递减分布格局;从城市等级规模来看呈现“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特征。（3）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城镇化水平、绿色技术创新与试点城市碳排放效率呈显著正相关,外资强度与碳排放效率呈显著负相关,各影响因素对三大地区和不同规模城市的作用程度存在一定的差异性。从创新投入、产业结构和区域差异化等方面提出对策建议,对促进城市绿色低碳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中国资源型城市房价时空变化与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禧泰数据库的全国城市二手房价监测数据,利用描述统计和GIS空间分析方法详细分析了2011—2018年126个中国资源型城市房价时空变化特征,并采用空间杜宾模型进一步揭示了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1）2011年和2018年中国资源型城市平均房价分别为4105元/m²和5675元/m²,再生型城市、成熟型城市、成长型城市和衰退型城市的平均房价依次递减;（2）2011—2018年中国资源型城市平均房价呈现出波动上升的态势,房价增长率为38.2%,远低于全国城市平均房价增长幅度55.3%,且不同类型资源型城市房价的增长幅度有所差异,以成熟型和再生型城市的房价增幅相对较大;（3）中国资源型城市房价和变化存在显著的空间集聚特征,房价热点区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城市,房价冷点区主要以东北地区和西部地区城市为主;（4）空间杜宾模型显示,人均GDP、人均住房开发投资、多样化指数、专业化指数和工业废水排放强度是影响中国资源型城市房价空间差异的主要因素。     

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化对PM2.5浓度的多尺度驱动机制

探究城市化对PM_2.5浓度的非线性影响及其驱动机制,对城市的大气污染治理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02~2020年长江中游城市群的遥感数据和统计数据,采用空间自相关、系统动态面板回归模型和时空地理加权回归模型等方法,揭示长江中游城市群PM_2.5浓度的时空演变,并探究不同空间尺度下城市化对PM_2.5浓度的驱动机制.结果表明：①2002~2020年长江中游城市群PM_2.5浓度整体呈下降趋势,在空间上大致呈“北高南低”的分布格局.②热点城市有向长江中游城市群西部扩张的趋势,冷点城市空间相关程度有所增强.③PM_2.5浓度与经济城市化、土地城市化和人口城市化之间分别存在“N”型、倒“U”型和“U”型曲线关系.第二产业和能源消耗对PM_2.5浓度变化呈显著促进作用,降水和植被能够有效地削弱PM_2.5污染.④各城市化因子在局部的整体驱动效应均发生了转化,其主要影响区域集中在长江中游城市群的东南、西北和西南等边缘地带城市.结合长江中游城市群的城市发展现状和区域特征,推进产业绿色转型,合理规划城市空间布局和人口分布,增强基础设施建设将有助于实现城市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的协调发展.     

绿洲型城市空间扩展的模拟及多情景预测——以酒泉、嘉峪关市为例

论文基于1987、1995、2000、2006和2011年多时相TM、ETM卫星遥感影像数据,以典型绿洲城市酒泉市和嘉峪关市为研究对象,运用目前较为成熟的集成元胞自动机模型（CA）和人工神经网络模型（ANN）的土地转换模型（LTM）,依据干旱绿洲区城镇发展特点及趋势,设置自然增长、酒嘉一体化、集约增长和生态保护情景,对城镇空间扩展进行模拟预测。结果表明：运用LTM模型对研究区1987年以来的城市扩展进行模拟,具有较好的模拟精度和可靠性,可以用于未来研究区城市空间扩展的预测;酒泉市中心城市未来扩展的重点在南部和西部,嘉峪关市中心城市未来扩展的重点在南部和东部,两市相向发展进程进一步加快,城市一体化趋势明显;受区域一体化及生态保护战略的影响,论文设定的酒嘉一体化、生态保护及集约增长情景模式能较好地反映研究区未来城市空间扩展的主要趋势;在自然背景和开发现状的基础上,以政府战略决策驱动为主的方式是绿洲型城市空间扩展的内在机理。     

环境规制对长三角城市绿色发展的影响——基于技术创新的作用路径分析

环境规制与绿色发展的关系及其作用机制是复杂且有争议的议题。基于长三角4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2003—2018年的面板数据,首先科学构建绿色发展水平测度的指标体系,计算各城市的绿色发展水平及空间动态演变;其次,借鉴可拓展随机性的环境影响评估模型（STIRPAT）,构建面板计量模型,深入探究环境规制对城市绿色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1）长三角地区环境规制和绿色发展水平均呈上升趋势,但区域差异显著,绿色发展水平从东南向西北,呈现圈层式递减态势,而环境规制强度重心经历了由东南向西北转移的演变。（2）总体上,环境规制显著影响城市绿色发展,两者间存在倒“U”型关系,即过强的环境规制会抑制城市绿色发展水平的提升。（3）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之间存在紧密的联动关系,即环境规制主要通过技术创新这一中介路径促进城市绿色发展转型,其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约为50.1%。因此,在推动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应该根据城市绿色发展效率来制定本地的环境规制,并重视提升本地的技术创新水平,进而实现城市绿色发展转型的目标。     

鲁南经济带城乡绿色发展效率时空分异及驱动因素识别

城乡绿色发展效率对高效低耗绿色发展模式构建、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以及实现城乡互动融合具有重要意义。基于鲁南经济带35个县（市、区）13 a面板数据,综合采用DEA-Malmquist指数法、城乡绿色发展效率脱钩状态模型、地理探测器等多种计量模型,对2005—2017年鲁南经济带城乡绿色发展效率时空分异特征与驱动因素进行综合研究,结果表明：（1）技术进步是鲁南经济带绿色TFP增长的主要来源,但其贡献度不断下降,而纯技术效率与规模效率对于绿色TFP增长的促进作用逐年增强;（2）研究期内鲁南经济带绿色TFP增长具有空间分异性,绿色TFP的高效率区和次高效率区有向东北和西南地区集中的趋势;（3）鲁南经济带城乡绿色发展效率的脱钩关系出现反复,由负脱钩（耦合）到脱钩再到负脱钩,整体上城乡绿色发展处于动态变化与非协调（或低级耦合）阶段;（4）普通中学在校学生数、粮食产量、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是城乡绿色发展效率的高作用力影响指标,因子交互作用后对城乡绿色发展效率解释力远超单因子,反映出鲁南经济带城乡绿色发展效率的驱动因素具有复杂性特征。     

长三角城市群高质量绿色发展的均衡性特征及障碍因素

从绿色核心动力、环境基底、创新产业、发展绩效四个维度构建评价体系,运用CRITIC赋权、核密度估计、重心—标准差椭圆等方法,从均衡态、均衡度、均衡熵角度探讨长三角城市群高质量绿色发展的均衡状况,并分析其障碍因素。结果表明：（1）高质量绿色发展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但未出现空间极化现象;总体格局呈西北—东南向,重心位于南北居中、东西偏东的位置。（2）高质量绿色发展总体水平较为均衡,但其中创新维度均衡度较低;城市内部均衡度存在明显的省域分化,沪苏浙城市明显优于安徽省内城市。均衡熵表明多数城市系统协调度有优势,具备一定发展潜力。（3）创新水平、环境质量、土地集约、现代产业等是高质量绿色发展普遍存在的障碍因素。坚持创新驱动,建设现代产业体系,加强国土空间治理是长三角城市群高质量绿色发展的紧迫任务。     

高铁开通对中国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的影响

高铁作为现代社会的一种新型运输方式,是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的重要外部驱动力。基于此,以2004—2018年中国114个资源型城市的面板数据为基础,选择多期双重差分法,探讨高铁开通对中国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的影响,结果表明：总体上,高铁开通对资源型城市的产业结构转型和经济增长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高铁开通对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存在明显的地区异质性：高铁开通对沿海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优化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对其经济增长影响却并不明显,而与之相比,内陆地区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优化受高铁影响并不明显,其经济增长受高铁影响比较显著;高铁开通对不同发展周期的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作用也存在异质性：高铁开通对成长再生型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优化的促进作用显著,而对成熟型、衰退型资源城市的产业结构优化作用并不明显,与之相比,高铁开通对成长再生型和成熟型资源型城市经济增长影响并不明显,而对衰退型资源型城市经济增长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高速铁路对中国资源型城市区位的影响

资源型城市区位偏远被认为是制约资源型城市转型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随着高速铁路的迅速发展,资源型城市的区位条件是否得到改善?以国务院确定的126个地级资源型城市为研究对象,以资源型城市所在省的省会城市和与资源型城市联系紧密的北京、上海、广州三个区域中心城市为参照对象,利用时间距离的计算方法,对高速铁路（D车、G车）对资源型城市区位的影响进行分类型和分地区的评价。研究表明：（1）总体上看,高速铁路恶化了资源型城市的区位。相对于D车,G车的影响更显著;（2）D车和G车对资源型城市区位的影响具有一致性,在一定程度上说明D车和G车在空间布局上具有重叠性;（3）分资源类型看,成熟型资源型城市既是区位改善最明显的城市,也是区位恶化最明显的城市;（4）分地区看,中部地区的资源型城市区位改善最明显,西部地区的资源型城市区位恶化最明显。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政策启示。     

考虑环境约束的中国资源型城市全要素能源效率及其差异研究

论文采用考虑非期望产出的SBM模型测算了考虑环境约束的中国资源型城市全要素能源效率,并对全要素能源效率差异进行分解研究.研究发现:第一,多数资源型城市处于非效率状态,不同类别城市间效率差异明显,并且这种差异并未随时间明显改善;第二,按区域分组,区域内差异是造成全要素能源效率总体差异的主因,其中,中部区域组内差异是造成总体差异的最重要因素;第三,按规划综合分类分组,各群组内部差异是造成总体差异的主因,其中,成熟型组内差异是造成总体差异的最重要因素;第四,按资源类型分组,各群组内部差异是造成总体差异的主因,其中,煤炭类组内差异与综合类组内差异是造成总体差异最为重要的前两位因素.在研究结果的基础上,论文探讨了相关的含义.     

环境规制影响资源型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途径与政策建议

环境规制对资源型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是否具有推动作用,通过何种路径驱动以及是否存在城市类型异质性有待进一步理清。本文选取2004—2019年中国113座资源型城市的面板数据,利用非径向、非角度的SBM模型与GML指数对资源型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算,随后通过构建多重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科技创新、外商直接投资和产业结构优化在环境规制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传导机制及其在城市类型间的异质性。研究表明：（1）从全样本回归结果看,环境规制对资源型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系数显著为正,产业结构优化和外商直接投资均发挥了显著的正向中介效应,而科技创新表现为间接抑制作用;在非资源型城市中,三类中介效应均不显著。（2）类型异质性检验显示,科技创新在成长型、成熟型城市中发挥了正向中介效应,在再生型城市中表现为间接抑制作用;外商直接投资在衰退型城市中的中介效应值为正,而在再生型城市中表现为负向中介效应;产业结构优化在成长型与成熟型城市中发挥了正向中介效应。（3）对比中介效应结果表明,全样本回归时,产业结构优化、外商直接投资和科技创新的中介效应梯次递减,产业结构优化的中介效应占比接近80%,环境规制的...     

中国城市绿色金融及其影响因素——以绿色债券为例

绿色金融是金融创新的重点,旨在调控资本供给,实现环境向好发展。以绿色债券为例,基于2016—2019年中国142个地级以上城市,使用面板数据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探讨政策激励、金融基础、环境污染对绿色金融的影响。结果显示：（1）中西部地区引入绿色金融的城市数目较多,东部地区是绿色金融规模增长的承载区域。（2）政策激励和金融基础显著提升绿色金融规模,而环境污染起到抑制作用。（3）不同区域的政策措施都能与金融基础协同,促成绿色金融发展。仅在东部地区,政策激励能够缓和环境污染的负面影响。研究表明,绿色金融的发展模式存在区域差异,东部地区是在政策激励和金融基础推动下的顺势转型,中西部地区则需应对环境污染造成的阻力。     

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对中国资源型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基于中国114个地级资源型城市2011—2018年的面板数据,采用熵权法测算各资源型城市的高质量发展指数,并利用系统GMM模型、静态面板门限模型和动态面板门限模型,探讨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对中国资源型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1）2011—2018年中国资源型城市高质量发展水平在总体向好的同时也存在一定程度的极差扩大现象,且在空间上呈现出“东高西低”的分布态势;（2）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对资源型城市高质量发展指数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3）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对资源型城市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受到城市低碳生活基础设施水平的调节和制约,存在门限效应。基于实证研究结果进一步分析了相应的政策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