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土高原资源型城市文化娱乐业发展对经济转型的影响

经济转型是资源型城市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文化娱乐业作为经济增长新引擎,在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中起着重要作用。采用黄土高原资源型城市2010—2019年面板数据,在构建综合指数测度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成效的基础上,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文化娱乐业对经济转型的作用。结果表明：文化娱乐业对经济转型的影响呈先抑制后促进的“U”型曲线,在文化娱乐业发展初期,文化娱乐业的过度发展不利于经济转型升级,当文化娱乐业密度跨过拐点（5.104个/万人）后,经济转型成效会随着文化娱乐业的发展而提升;文化娱乐业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可以有效促进邻近城市经济转型,且邻近城市经济转型的提高会带动本市经济转型。研究结果有望为黄土高原资源型城市高质量发展提供科学依据与决策支持。     

资源型城市转型绩效特征及其碳减排效应

基于中国资源型城市2003—2018年面板数据综合测度城市转型绩效,采用空间马尔科夫链、空间计量模型和空间双重差分模型,探究资源型城市转型绩效特征及其对碳排放的影响。结果表明：（1）资源型城市转型绩效逐渐提升,与此对应的是区域差异呈波动上升趋势,且四种类型资源型城市之间区域差异主要来源于地区内差异,成熟型城市贡献最大;资源型城市转型绩效存在明显的空间分异性,发展格局由以跨越区为核心的“多点式”零星分布向先行区为核心的“组团式”聚集形态演变。（2）资源型城市转型绩效在不同时期存在状态转移的可能性,具有滞后区、起步区、跨越区和先行区4个趋同俱乐部特征,空间马尔科夫链表明转移趋势存在明显空间关联性,状态转移通常出现在相邻等级之间,较少有“跳跃式”转移现象,具有长期性和持续性特征。（3）资源型城市转型具有显著碳减排效应,而且这种效应存在不同资源类型、不同发展阶段和不同空间区位的异质性特征,经济产业转型、社会生活转型和生态环境转型是发挥碳减排效应的重要因素;进一步的政策冲击分析表明,产业转型升级示范区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设立对城市碳减排具有积极的政策效应。     

资源枯竭城市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水平测度及其影响因素——基于24座地级市的面板数据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是资源枯竭城市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水平测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则是精准制定产业转型政策的重要依据。基于2008—2017年我国24座资源枯竭地级市的面板数据,从方向、速率及水平三方面测算其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状况,并运用固定效应模型探究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我国多数资源枯竭城市主要向第三产业转型,少数城市注重培育多产融合的转型模式;（2）我国资源枯竭城市2013—2017年产业结构转型升级速率整体较2008—2012年快,转型升级速率呈加快趋势,但各地区及城市之间存在一定差异性;（3）我国资源枯竭城市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数总体呈上升态势,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但整体水平始终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并呈东部较高、中西部和东北部较低的空间分异特征;（4）就业总人数、财政支出占GDP比例、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城镇人口比例对资源枯竭城市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呈正向影响效应,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呈负向影响效应。     

资源枯竭型城市产业转型及其经济韧性——以湖北省大冶市为例

产业转型是资源枯竭型城市面临的重要发展问题,探究资源枯竭型城市产业转型及其经济韧性的演化机制,对实现城市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从演化经济韧性视角出发,以湖北省大冶市为例,构建资源枯竭型城市经济韧性评价指标体系,采取熵值法和PLS偏最小二乘法,定量揭示2000—2019年湖北省大冶市产业转型过程中经济韧性的演化特征及驱动机制。结果显示：（1）研究区经济韧性经历了衰退适应、抵御恢复、响应提升的演化阶段,分别对应其经济衰退转变期（2000—2009年）、发展恢复期（2010—2014年）、高效提升期（2015—2019年）,经济韧性水平呈现出“缓慢→快速”的上升态势。（2）2000—2019年研究区经济韧性演化的驱动因子由产业结构转变和创新水平提升转向多要素共同推动,其中居民收入、市场规模、政府调控能力、产业技术水平等因子是推进研究区经济韧性演进的关键因素。（3）产业多元化转型是研究区经济韧性提升的直接动力,以产业相关多样化为传导路径,在多要素驱动下研究区向更高层次的城市生命阶段演进。当压力要素消解、城市状态调整、响应方式优化时,经济韧性将通过激活产业要素、均衡化拓展驱动力来推动产业的“路...     

中国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的政策演变与效果分析

本文总结了中国20多年来关于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政策演变和不同阶段的转型发展重点,并分析了推进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的成效。主要结论如下：（1）中国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政策近二十年来的发展演化路径,基本遵循了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结合的发展逻辑,经历了从“行政干预”“行政引导”到“综合治理”的变迁,国家角色不再以单一化的行政干预方式出现,而是以国家、市场与社会的复合型关系系统推进政策治理,施策对象逐步扩大,施策领域呈现精细化、专业化的演化特征。综合来看,政策演化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即解困阶段、分类治理阶段和高质量发展阶段。（2）当前国家已经形成了以资源枯竭城市转型发展、资源富集城市创新发展、独立工矿区改造提升和采煤沉陷区综合治理为重点的“四位一体”的发展政策框架。从解决资源枯竭城市衰退问题入手,重点关注两类特殊困难地区,同时面向未来规避资源富集地区发展路径依赖,构成了全方位的政策引导体系。（3）各资源型城市充分利用当地优势和发展基础,初步形成了特色化的转型发展模式。（4）在新时期资源型城市面临着碳减排任务大、经济增长乏力、特殊地区发展困难等严峻挑战,亟需全力破解重点问题,推进可持续发展进程。     

产业转型升级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互动关系——基于中国116个地级资源型城市的实证研究

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是推进我国资源型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但是,产业转型升级能否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在学术界一直存在争论。以2003— 2018年中国116个地级资源型城市为对象,分析了产业转型升级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演化特征和互动关系。结果表明：（1）56.9%的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升级并不理想,处于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不同步或双低的状态;有57.8%的资源型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实现了正增长,但仍有一些资源型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缓慢,主要是因为技术效率未得到有效改善。（2）PVAR模型和脉冲响应估计结果表明,资源型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滞后期对其自身的影响存在负向作用。同时,资源型城市长期的传导路径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受到反映产业结构合理化的泰尔指数的负向冲击后,对产业结构高级化产生持续性的积极作用,之后,产业结构高级化不断对自身产生正向冲击作用。（3）通过方差分解预测可知,未来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产业结构高级化与合理化仍主要依赖自身发展路径。产业结构高级化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解释力高于产业结构合理化的解释力。随着期数的增加,产业结构高级化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相互解释力逐渐上升。     

中国资源型城市土地财政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基于住房价格的中介作用

以资源型城市为研究对象,理论分析土地财政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以及住房价格的中介作用,构建面板数据随机效应模型。选取土地和房地产市场发育比较完善的111个资源型城市,基于2011—2019年的面板数据,分类型检验资源型城市住房价格对土地财政影响经济增长的中介效应。研究结果表明：（1）土地财政显著正向影响资源型城市的经济增长和住房价格,但是影响程度存在一定差异性。再生型城市的影响系数最大,成熟型城市的影响系数最小。这种差异性与城市的资源保障能力相关。（2）资源型城市总体和成熟型城市住房价格对土地财政影响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部分中介效应,而再生型城市、成长型城市和衰退型城市住房价格对土地财政影响经济增长的中介效应不显著。     

可达性对资源枯竭城市经济转型发展成效的作用机制

对外交通联系是资源枯竭城市转型和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因素。以我国69座资源枯竭城市为研究对象,使用日常可达性指数表征城市对外交通联系水平,利用工业替代产业产值反映经济转型发展程度,通过面板数据模型和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分析可达性对城市经济转型发展成效的作用机制,揭示不同可达性水平下资源枯竭城市经济转型规律与特征。研究表明:我国资源枯竭城市可达性整体处于中等水平,可达性水平对资源枯竭城市工业替代产业规模与效率具有积极的正向作用,可达性通过影响民营经济、工业园区经济、固定资产投资和高技术产业等因素间接地推进或阻碍资源枯竭城市经济转型发展。鉴于此,各地结合可达性水平差异,适宜采取不同的转型模式和差别化的扶持政策。     

环境规制影响资源型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途径与政策建议

环境规制对资源型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是否具有推动作用,通过何种路径驱动以及是否存在城市类型异质性有待进一步理清。本文选取2004—2019年中国113座资源型城市的面板数据,利用非径向、非角度的SBM模型与GML指数对资源型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算,随后通过构建多重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科技创新、外商直接投资和产业结构优化在环境规制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传导机制及其在城市类型间的异质性。研究表明：（1）从全样本回归结果看,环境规制对资源型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系数显著为正,产业结构优化和外商直接投资均发挥了显著的正向中介效应,而科技创新表现为间接抑制作用;在非资源型城市中,三类中介效应均不显著。（2）类型异质性检验显示,科技创新在成长型、成熟型城市中发挥了正向中介效应,在再生型城市中表现为间接抑制作用;外商直接投资在衰退型城市中的中介效应值为正,而在再生型城市中表现为负向中介效应;产业结构优化在成长型与成熟型城市中发挥了正向中介效应。（3）对比中介效应结果表明,全样本回归时,产业结构优化、外商直接投资和科技创新的中介效应梯次递减,产业结构优化的中介效应占比接近80%,环境规制的...     

产业转型对中国资源型城市增长与收缩演变轨迹的影响机制

中国正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资源型城市的增长与收缩面临着内外部条件的系统性重构,资源型城市在转型发展过程中如何摆脱“矿竭城衰”的历史宿命,实现城市人口的正增长,目前尚缺乏经验证据。本文采用2010—2020年116个资源型城市的截面与面板数据,定量刻画了资源型城市增长与收缩的演变轨迹,并实证考察了产业结构转型对人口增减变化的相关影响机制。研究发现：中国六成以上的资源型城市在研究期内表现为收缩状态,呈现出“一带两片”的空间分布格局;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在短期内均对资源型城市的人口增长表现为挤出效应,长期来看,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影响转为正向,产业结构高级化的补偿效应暂未显现;产业结构多样化在短期内可促进资源型城市人口的增长,但长期来看并不显著。基于此,资源型城市的转型发展需要以提高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为重要突破口,以产业结构高级化为长期主线,基于地方比较优势实施产业延伸与产业更新并行战略,构建多元化的产业体系,不同类型、不同发展阶段资源型城市的产业结构转型应强调战略差异化。     

中国资源枯竭城市的转型效果评价

论文通过对资源枯竭城市转型发展中各方面变化的分析总结,提出以基础、经济、社会、生态4个要素为框架建立资源枯竭城市转型发展指标体系的思路,并根据2005-2009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数据,测量各个资源枯竭城市在自身转型和区域发展地位提升两方面的发展状态。之后对城市的转型效果进行分类分析,发现资源枯竭城市转型总体态势较好,但城市转型效果在空间上以及不同类别城市间存在明显差异,部分城市没有实现经济、社会、环境协调转型发展。     

中国省域尺度下产业结构多维度特征及演化对碳排放的影响

在中国转向高质量发展及2030年前达到碳排放峰值的背景下,寻找保证经济增长的低碳减排途径是学界研究的热点。利用中国2005—2017年省域面板数据,建立SAR模型,并按八大经济区分别构建PECM模型,研究中国省域尺度下产业结构多维度特征及演化对碳排放的影响,主要结论如下：（1）中国省域碳排放具有显著的时滞性和空间溢出效应。（2）全国视角下,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提升对碳排放呈抑制作用,且存在负向空间溢出效应;而产业结构高度化对碳排放呈促进作用,且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总体上处于“倒U型”曲线左侧。（3）八大经济区视角下,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提升总体上能够抑制碳排放,而产业结构高度化水平提升则呈现明显的“倒U型”趋势特征,具有两面性,发达地区呈现抑制效应,欠发达地区则相反;当前处于“倒U型”曲线右侧的区域多为发达地区。因此,由产业结构高度化提升导致碳排放量的增加依然属于中国多数省份当前发展的固有阶段性特征,而产业结构合理化提升在总体上能够拉动碳排放峰值前移,促使碳排放早日达峰。欠发达地区不应以增大三产份额为目标,盲目推动产业结构高度化水平提升,这将很有可能对区域经济发展产生负面影响;而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提升是既能够适应中国多数省份当前发展惯性,同时又能促进减排或排放降速的有效途径。     

中国资源型城市精明发展与环境质量的耦合关系及响应机制

以2003-2015年的中国资源型地级城市为研究对象,利用全局主成分分析、耦合协调模型和面板VAR模型对中国不同类型的资源型城市精明发展与环境质量的耦合关系及交互响应机制进行综合测度。研究发现：（1）资源型城市精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各地区间差异有所减弱;环境质量亟待改善,各地区间差异在波动中有所增加。（2）二者间的耦合协调关系有待提升,耦合协调度由高到低排名依次为成长型、衰退型、再生型和成熟型。（3）不同类型资源型城市的精明发展与环境质量均有自我增强和惯性增长趋势。资源型城市精明发展对环境质量呈现先正后负的作用机制,成熟型资源城市精明发展提升对环境质量具有正向增强机制,而衰退型资源城市环境质量对精明发展、再生型资源城市精明发展对环境质量均呈现先负后正的交替作用机制。未来15期,成熟型和再生型资源城市精明发展将会促进环境质量提升。针对不同类型资源城市提出了差异化的对策与转型发展建议。     

工业生态效率对PM2.5污染的影响及溢出效应

针对2004—2016年中国地级市工业生态效率与PM_2.5的时空关联特征和影响作用关系的研究表明：（1）工业生态效率与PM_2.5呈时空交错分布特征,PM_2.5高污染区连片分布于华北平原及长江中下游城市,工业生态效率高等级区集中分布于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经济区等沿海地市及中西部城市群内部分中心地市;（2）工业生态效率对PM_2.5的冲击表现出“U型”变化的负向累积效应,PM_2.5对工业生态效率的冲击则表现为“倒U型”变化的正向累积效应;（3）工业生态效率与PM_2.5呈稳定时空关联演化特征,高高关联类型区集中分布于京津冀城市群、山东半岛城市群和长三角城市群内大部分城市,低低关联类型区多分布于鄱阳湖城市群、关中城市群及西部地市;（4）工业生态效率对PM_2.5总体上具有显著且稳健的正向影响,但表现出明显的空间异质性,工业集聚水平、科技创新及城市绿化率起到显著负向影响,而城市规模、环保监督及产业结构系数影响并不显著。     

中国工业用水演变驱动因素分析

为深化工业用水量随社会经济发展变化规律的认识,提出“双层嵌套式”的结构分解分析（SDA）方法,量化了2002~2020年我国不同行业工业用水量变化驱动因素的影响.结果表明,以消费、投资和出口为代表的规模扩张因素是不同行业工业用水量增长的主要因素,其中人均消费扩张效应增长较快,且不同行业工业规模扩张的主要驱动因素存在明显差异,直接推动了工业结构变化.而工艺用水变动和水资源重复利用率变动是遏制工业用水量增长的主要因素,两者累计已完全抵消了工业规模扩张的正向效应,累计减少工业用水量112亿m3;但金属采选、冶炼加工及电力等能源加工行业的工艺用水变动负向效应偏小,仅依靠水资源重复利用率提升的工业用水效率提升潜力较小.因此,需要基于不同行业影响差异有针对性地强化工业节水管理,推动工业生产结构和消费结构转型升级,保持工业用水负增长态势.     

长三角一体化下城市规模提升的水环境风险——以合肥市为例

在长三角一体化背景下，中心城市规模能级得到快速提升，引发资源环境承载压力的升高，尤其是作为制约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水环境风险备受关注。通过PSIR-TOPSIS模型对合肥水环境综合风险水平进行测度，结合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和脱钩分析对城市规模与水环境风险的动态关系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2006—2020年间合肥城市规模水平呈线性增长，水环境风险指数经历持续上升—波动下降—波动上升三个阶段，提示合肥当前水环境风险压力加剧。（2）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拟合显示合肥城市规模与水环境风险呈现“N”型曲线关系，两个拐点分别处于城市规模0.2和0.8水平处，对应城市增长起步阶段和高规模阶段。（3）脱钩分析表明合肥城市规模取得显著增长后，城水关系的脱钩状态进入不稳定时期，强脱钩与扩张负脱钩交替出现，虽然风险水平仍处于上升阶段，但水环境风险的扩大趋势已被抑制，表征合肥城市规模与水环境风险将进入新的平衡发展状态。本文为避免传统水环境评价单一性局限，结合多种理论模型构建城水关系研究框架，为推动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提供城市与水环境协调共生的理论支撑与参考。     

基于LMDI的长江经济带交通碳排放变化分析

基于LMDI分解模型,探究了2000~2019年长江经济带交通运输业碳密度、运输结构、能源效率、能源强度、经济结构、经济水平以及人口规模等因素对交通碳排放的贡献程度及时空特性,并使用泰尔指数测算了碳排放的区域差异性.结果表明,经济规模持续扩张是长江经济带交通运输业碳排放增长的第一主导因素,对碳排放的正向驱动效应为116.33%,其次是人口规模（6.19%）;运输结构和经济结构的转变则是抑制碳排放增长的关键因素,其负向驱动率分别为-26.18%和-16.25%;而技术水平（能源效率和能源强度）的提升有助于抑制碳排放增加.此外,基于人均碳排放和碳排放强度的泰尔指数均显示长江经济交通碳排放量的区域差异性明显,其中区域内差异大于区域间差异,且基于碳排放强度的区域差异呈现出“俱乐部趋同”现象.最后,对长江经济带交通绿色发展提出了政策建议.     

地方经济增长目标管理对碳排放效率的影响

基于2007—2021年中国231个城市的面板数据,探究地方经济增长目标管理对碳排放效率的内在机制与地方政府行为下的异质性。结果表明：（1）地方经济增长目标会对碳排放效率产生负面效应,特别是在地方政府对经济增长目标采取硬约束、目标加码以及超额完成下,会进一步加剧对碳排放效率的负面效应,而“留有余地”的软约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碳排放效率的提升。（2）地方经济增长目标硬约束与目标加码会抑制产业结构高级化与技术创新水平的提升,进而对碳排放效率产生负面效应,而软约束能够提高产业结构高级化与技术创新水平,从而促进地方碳排放效率的提升。（3）地方经济增长目标对碳排放效率的影响存在着单一的产业结构高级化与技术创新门限效应,依靠产业结构高级化策略与技术创新策略是地方经济增长目标提高碳排放效率的有效手段。（4）地方GDP考核压力的提升不仅会弱化经济增长目标软约束对碳排放效率的促进作用,还会进一步加剧地方经济增长目标、省市间目标加码以及超额完成对碳排放效率的负面作用;而碳排放权交易政策的实施以及目标约束方式的转变可有效弱化地方经济增长目标管理对碳排放效率的负面影响。     

地方环境约束目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

从2003~2017年中国283个地级市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收集了各年度各城市的环境保护约束目标,考察了各类环境约束目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对于SO₂等工业污染物的直接约束能够在促使政府提升环境治理力度的同时,释放经济增长红利;关于空气质量优良天数和PM_2.5浓度的间接约束不足以刺激污染型企业转型,且导致经济增长速度放缓.无环境约束将产生正向经济增长效应,但会以环境污染为代价.中间机制检验结果显示,产业结构和环境治理是环境约束影响经济增长的主要传导渠道.在环境保护约束的特征方面,约束目标“加码”将抑制经济增长,设定污染物减排区间更有利于发挥经济增长效应.经济与环境协调度方面,对环境污染物设定约束目标有助于促进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无约束则不利于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双重目标的实现.地方政府应在明确设定污染物排放目标的基础上,遵循渐进原则对环境保护约束目标进行调整.     

地方环境约束目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

从2003~2017年中国283个地级市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收集了各年度各城市的环境保护约束目标,考察了各类环境约束目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对于SO₂等工业污染物的直接约束能够在促使政府提升环境治理力度的同时,释放经济增长红利;关于空气质量优良天数和PM_2.5浓度的间接约束不足以刺激污染型企业转型,且导致经济增长速度放缓.无环境约束将产生正向经济增长效应,但会以环境污染为代价.中间机制检验结果显示,产业结构和环境治理是环境约束影响经济增长的主要传导渠道.在环境保护约束的特征方面,约束目标“加码”将抑制经济增长,设定污染物减排区间更有利于发挥经济增长效应.经济与环境协调度方面,对环境污染物设定约束目标有助于促进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无约束则不利于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双重目标的实现.地方政府应在明确设定污染物排放目标的基础上,遵循渐进原则对环境保护约束目标进行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