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基因在中国

转基因水稻非法种植和流通事件的屡见不鲜,以及转基因玉米非法种植的传言,引起了国家多部门的重视。2010年,农业部开展种子执法年活动,重点调查市场上转基因种子的销售情况。但是,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相关的调查结果没有公布于众。     

转基因争论背后的鬼魅身影

在关于是否应该大力推广转基因的争论中．虽然不少转基因支持者持乐观态度,但不仅广大民众对转基因技术持有诸多疑虑．不少权威学者也极力反对草率判定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认为转基因技术可能导致不可预知的危害。而美国的转基因种植历史也证明,第一代转基因作物的收益并不能达到原有预期水平,于是开始研发新一代转基因技术。尽管存在这些问题．但第一代转基因作物仍然在全世界范围内推广开来．这既是出于跨国权势集团的利益需求,也是出于美国掌握粮食武器的需要。鉴于对这些利益集团的警惕,我们应该谨慎对待转基因主粮的推广。     

科学认识转基因

转基因技术对解决人类食物需求的作用是积极的,而对其所涉及的食物安全问题需要非常严格的监管制度．对整个生态系统的作用则确实需要更长时期的监测。与此同时,需要认识到的是．科学结论永远是相对的．人生活在当代,应当尊重当代科学所达到的高度,对于前沿技术．需要更为开放的认识思想。     

转基因,丧失监管比争论不休更危险

<正>"谁控制了石油,谁就控制了所有国家;谁控制了粮食,谁就控制了全人类。"这是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曾在20世纪70年代的一句著名格言。身处转基因商业化种植的十字路口,中国这个世界第一人口大国正面临一场重大的抉择。过去10年,有关转基因种植产业化的争论从没有平息过,然而却没有任何一年的争论有这一两年来得彻底和深入。挺转派:转基因能解决粮食问题"每年中国出口欧洲和日本的大米中都有因被     

转基因产业化，自主创新的加速器

从生态学、土地整理等角度加大投入,的确能提高粮食产量,但根本上解决粮食问题还得通过转基因技术。如果我国能顺利推进转基因技术产业化．那我们技术上自主创新的进程将会加速。相反,如果我们只做研发,没有产业化,那我们所有的市场份额都将被别人占领．甚至连转基因的育种权也会被某些跨国公司垄断——转基因棉花、转基因大豆在我国的不同命运给出了一正一反的好例子。因此．我们所面对的不再是要不要发展．而是以多大的速度加快发展转基因技术的问题。     

转基因作物的生态风险

转基因技术能够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人类的一些愿望,但该技术长期发展．则会对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产生不利影响,如对非目标生物尤其有益生物产生危害,降低食物多样性,打乱生态平衡,造成物种之间关系紊乱,等等。转基因并不能提高粮食产量。制约中国粮食产量的主要原因不是技术问题,而是农民不愿意种地,恢复耕地质量乃是比推广转基因作物更为紧迫的任务。     

转基因这条路如果走不通，怎么办？

短期内研制出增产的转基因水稻还很困难。目前．增产的主要因素还是传统育种技术．养活13亿中国人的是杂交水稻和其他依靠传统育种技术培育的品种,而不是转基因。但现在农业科技研究方面的大部分经费都投到转基因研究方面去了,这样做．风险很大。传统育种技术的路可能被堵死．最终影响的是我们每个人。13亿人口的大国,特别在农业技术上应该均衡发展．而不是孤注一掷,否则,万一转基因这条路走不通,我们该怎么办？     

转基因中的有限与无限——“转基因”产业化发展之必要

我国农业生物育种的发展正处在一个重要时刻,关键要看能否不失时机地推进产业化。部分消费者因对生物技术缺乏了解而存有疑虑,少数学者在学术上持有不同观点,这都可以理解,有必要通过扩大科学传播、开展学术交流、加强转基因安全评价监管以在实践中逐步求得共识。而首要的原则是,对转基因技术发展问题的判断应当科学和理性。     

转基因水稻风险评估的法律规制

对推进转基因水稻产业化问题．支持者和反对者观点各异。面对毫无共识的“争议”迷雾,在政府主导的解决模式下,法律制度的构建应当围绕三个中心议题展开：其一,确保政府机关具有判断基因水稻是否能产业化的能力：其二,确保政府机关就科学上有争议的”问题”能与民众进行有效的沟通;其三,确保政府机关在争议的科学问题面前．能做出适合的规制行为。     

论转基因技术运用的基本原则

在转基因技术的争议中,考虑到科学家恐怕更应该为科技负责．科学界内部需要更多地履行科学家的职责——尽可能地科普和降低风险．尽可能地谨慎和考虑人类认知能力的有限性问题。毕竟．转基因技术一旦离开实验室,进行推广应用．它就不单纯是科学界和科学家的事．而是一个关乎社会福祉的选择和决策。     

转基因问题里的发展权与选择权

转基因是涉及到大家切身利益的问题．能不能做、怎样做,应经过更加广泛的民主讨论。既要考虑对整个社会的利益．包括后代人的选择空间和权利,又要考虑会不会产生不可逆的伤害．从而在利益和不伤害之间保持恰当的平衡。同时,建构和保持一种动态的决策过程,让时间来沉淀一些最好的结果。而是否食用转基因产品,则要尊重每个人的自主选择．每个人自己支配自己的行为,并为此承担责任。     

生态农业与转基因技术——小规模农业适用性技术探究

农业生产所引发的环境问题和食品安全已然成为人们的共同焦虑,而农业生产技术的调整方向则决定和影响了这些问题的解决。依据中国农业所面临的约束条件,以及当前的生态环境危机,探索小农适用性生态农业技术可能更加合乎中国农业现实。     

绿色思想

梅雪芹与工业化伴生的环境问题,是人类新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过分干扰生态系统,污染自然环境所结出的苦果。杨丹辉绿色转型符合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根本要求,也是促使"中国制造"由大转强的必由之路。石嫣以生态农业重构食物社区不单纯是一个组织体系或市场模式的建立,其需要我们对消费主义浪潮、对城乡失衡发展做出更为系统的反思。于宏源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不可对环境外交的作用抱以过快过高的期待,也不可乞求与等待发达国家的并不"纯洁"的经济技术援助,更不应怨天尤人、束手待毙、无所作为。归根结底,发展中国家最根本的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发展自己,改变世界。     

经济新常态下煤炭产业发展新思维

经济新常态下为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有关精神,坚持五大发展理念,坚持主基调主战略,围绕"立足煤、做足煤、不唯煤"的工作要求,坚持改革创新,注重发挥资源优势,切实推进煤炭产业转型升级,扎实抓好煤炭产业发展工作。经济新常态下煤炭产业发展要推进煤炭产业转型升级,着力夯实生产基础;多渠道多措施解决煤矿企业资金问题;营造良好的生产经营环境,促进煤炭企业有序发展;打造煤炭品牌,抓好煤炭产品有序销售;进一步健全支持煤炭产业发展的保障机制。     

我国煤矿区生态补偿现状与对策

采用文献综述与综合分析法,结合相关案例,探讨了我国煤炭开发相关的生态补偿对策。结果表明,目前我国煤炭开发生态补偿存在的问题主要是资金来源渠道窄、资金使用缺乏约束、农民利益得不到根本保障。进一步落实煤炭开发生态补偿要在通过激励机制促使企业尽量减少对生态环境破坏的同时,利用市场机制实现生态补偿的方式多元化与途径多元化,对自然生态系统与社会系统进行综合补偿。     

额济纳绿洲复合系统协调发展研究

水是干旱区、半干旱区最重要的因子之一。目前,水资源短缺已成为黑河下游额济纳绿洲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制约因子,而水的短缺也引发了诸多生态环境问题。因此,以水资源为纽带,从额济纳绿洲的水资源系统（地表水资源和地下水资源）、生态系统（森林生态系统、草原生态系统等）和经济系统方面详细论述了绿洲水—生态—经济复合系统现状,分析了这个复合系统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绿洲复合系统协调发展的建设性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