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红利演变如何影响中国工业化

本文重点讨论了人口红利的历史演变将如何影响工业化。改革开放前较为宽松的生育政策与改革开放后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共同作用,形成中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人口红利。运用动态面板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发现人口红利有利于推进中国工业化。进一步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了人口红利对中国工业化的影响机制。实证结果表明,人口红利通过三条路径显著地影响中国工业化:120世纪90年代以来,改革开放前两次生育高峰的人口全部进入劳动力市场,为中国工业化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直接推进了工业化进程。2大量劳动者涌入市场,压低了劳动报酬,形成"中国制造"的成本优势,有效推进了工业化。这一机制是人口红利影响工业化的主要路径。3人口红利的提高有效促进了资本形成,但是其影响力度较小。从区域的角度本文还发现了更细致的结论。西部地区人口红利对工业化的影响力度明显大于其他地区,而且通过劳动供给与压低劳动报酬的渠道对工业化的影响力度大于其他地区;东部地区人口红利对工业化的影响虽然较小,但通过资本形成推动工业化的影响力度大于其他地区。未来人口结构面临改革开放前后人口政策的历史影响,以及全面放开二孩政策的冲击,人口红利预期将持续下降。依据实证研究,本文认为人口红利将带来旧有的工业化模式难以维系。未来应当通过发展智能装备制造、挖掘大国人才优势、促进技术进步,推动工业发展方式的转型。对于基本完成工业化的东部地区,更应发挥人力资本与科技进步的作用,率先推动依赖高投入的工业发展方式转变。西部地区应当创造良好的软环境,吸引劳动力流入,减缓人口红利下降对工业化的冲击;另一方面还应当充分利用成本优势,吸引资本流入,应对人口红利下降对资本形成的冲击。     

生育政策调整对人口红利效应的影响及应对

由于计划生育国策的实行,中国在总体人口基数得到控制的同时面临人口红利消失殆尽的现状。推行二孩政策,对缓解因第一次人口红利消失而产生的社会经济矛盾意义重大,并为第二次人口红利的发展提供契机。通过对比分析二孩政策实施前后人口红利效应,对更为客观地认识政策实质,保障政策落实,进而推动人口红利的可持续发展,具有必要性和现实意义。本文运用PADISINT人口预测软件预测了中国未来一定时期的抚养比,分析了生育政策调整实施将会产生的人口红利效应。结果表明:1二孩政策的实行对"储蓄率"及"城镇化率"的提升具有促进作用;2在城市,二孩政策的人口红利效应主要通过提升劳动年龄段的人口数量体现;在农村,则主要通过推动性别比的均衡发展体现;3在城市及农村均缺乏鼓励生育二孩的配套政策;4二孩政策的生效具有滞后性;5第二次人口红利的契机难以把握。结合本文预测结果,2050年,老年抚养比高达51.45%,为使人口红利效应得到更为充分的发挥,需要进一步补充、完善现有制度,鼓励生育二孩;注重教育,特别是针对农村女孩的高等教育,提高人口"质量"以弥补"数量"缺失;合理引导老龄人群消费观、投资观、从业观的调整,逐步营造"养老"与"生育"相辅相成的可持续性社会环境。     

人口红利、结构红利与区域经济增长

现有的研究中忽视了人口红利与结构红利具有的内在联系,结果主观的拆分了劳动力投入增加和劳动力部门间转移对经济的增长效应,并在研究过程中对二者的增长路径和传导机制模糊化处理,也就出现了研究结论大相径庭的情况。本文通过在模型中同时引入人口红利和结构红利增长效应的代理变量,对我国四大经济板块进行误差修正分析。研究结果显示人口红利的产出效应在西部和中部地区对经济增长产生抑制作用,而资本积累效应在各个地区均不显著;结构转型过程中的劳动力(行业,空间)流动带来的增长效应在中部和东北地区效果较明显,其他地区甚至是负作用。资本要素(行业,空间)转移作用不明显,在中部和西部地区甚至出现抑制作用。土地要素的形态(用途)转移对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增长产生了负向作用,而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却呈现巨大的促进作用。     

压缩型国家人口问题的经济学根源探究

由予工业化发生的时间、背豢、速度的差异。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环境、人口问题呈现出与发达国家不同的特点．从人口学角度分析，具有以下几个特征：人口红利型经济期缩短、人口红利泡沫、人口红利期与实际抚养系数大的矛盾交织等。发展中国家具有的压缩性特征使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关系出现了新特征．其中分析人口与经济的关系对建设和谐社会、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研究认为引起发展中国家人口问题的经济学根源是：①现代化的产业结构的要求与劳动力现代科学素质普遍低下不相适应；②生产性消费的盲目跟进；③对西方理论的“非本土化”借用。创造“一百英镑技术”型经济模式是解决发展中国家人口问题．保持经济社会稳定持续发展的有效方法。     

污染红利与污染集聚的机理与实证

文章用污染要素的替代效应与成本效应对污染集聚的形成机理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说明污染红利会带来污染集聚.首先,污染替代效应会导致污染密集型产业成为主导产业;其次,污染成本效应一方面会导致单个企业排污加大,另一方面还会扩大污染密集型企业的数量;第三,污染替代效应和成本效应作为污染总效应的分支,二者的作用是累加的,不会互相抵消.为了检验该研究结论的正确性,本文用内蒙古工业规模效应、工业结构效应、工业科技效应指标对该省废气排放总量进行了回归分析,结果支持了上述研究结论.首先,有利于把污染当作红利使用的工业规模效应与工业科技效应均促进了废气排放的增加;其次,抑制把污染当作红利使用的工业结构效应则促进了废气排放的减少.因此,我国彻底治理环境污染是一项长期的任务,我们在加大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中,尤应加大对污染密集型产业的抑制.     

生育政策、人口流动对宏观经济的影响

生育政策调整带来了人口走势在时间维度的变化,而跨区域人口流动则改变了人口的空间分布,二者叠加导致的人口时空变化将对中国宏观经济产生更加复杂的冲击,因此,模拟分析生育政策和人口流动对经济增长与金融风险的影响具有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基于此,该研究将世代交叠模型纳入动态一般均衡的分析范式,构建契合国内现实的理论模型,分别模拟生育政策调整和人口流动在长短期的异质性影响,并结合经验数据对全国和地区经济增长和风险冲击做出初步预测和判断。研究表明：从生育政策调整的时间维度看,高生育率的增长效应更加明显,但也存在一定滞后期;同时,短期内年轻居民负债水平回升明显,加之储蓄稳步增加带动企业负债上升,由此带来的杠杆率上升会造成短期风险冲击。从人口流动的空间维度看,人口流动的产出效应直接且显著,而且不会带来杠杆率巨大波动的风险,因此与生育率调整相比,既节约了等待后代成长的时间成本,又避免了杠杆率大幅上升带来的金融风险,但流入和流出截然相反的作用方向或拉大地区经济差距。进一步,基于全国人口增长数据可以初步判断,生育率的数值更加接近中等生育率情景,因此本次生育政策调整对全国经济增长的刺激作用较弱,且存在较长的滞后...     

人口问题对我国可持续发展的制约及其对策思考

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涵是经济增长不应以损害子孙后代的环境和资源条件为代价。其核心是强调社会、经济、环境三者之间的协调关系。由于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口再生产模式不同 ,使环境问题产生的原因和可持续发展的侧重点也不同。本文强调指出 ,目前人口问题依然是影响我国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 ,应重点从人口总量、人口构成与分布、人口质量三个方面解决人口问题对我国可持续发展的制约     

中国建设占用耕地数量与人口增长关系实证

采用经济计量分析方法通过观察1986-2006年中国建设占用耕地数量与人口增长之间的动态演进机制,提出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的假设,并进行了验证.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建设占用耕地资源数量变化与人口增长具有协整关系,即两者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建设占用耕地资源数量与人口增长之间相互作用的效果存在明显差异,建设占用耕地资源数量对人口增长带来的冲击响应强烈,而人口增长对建设占用耕地资源数量的冲击响应则相对较弱;进而验证建设占用耕地资源数量的变化与人口增长之间存在从人口增长到建设占用耕地数量变化的单向Granger因果关系,而从建设占用耕地数量变化到人口增长的Granger因果关系并不显著.因此,为协调"人口-(土地)资源"的关系,我国政府在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的基础上,应同时采取长期而非短期的策略,把"先补后占"、耕地转用许可制度等系列耕地保护政策与土地集约节约利用作为主要途径.     

“土地城市化”向“人口城市化”转变——一个分析框架及其政策含义

本文将人口变量引入城市用地扩张的理论模型中,以级差地租收益分配为核心,剖析了人口增长与用地扩张之间的互动关系。研究发现,在政府主导的城市化发展中,受发展竞争驱动,地方政府将城市中决定用地规模的经济活动人口和享有公共物品的户籍人口割裂开来:一方面,尽可能多的扩张城市用地面积以容纳更多的经济活动人口、攫取地租收益;另一方面,在级差地租分配中,拒绝让非户籍移民以公共物品的形式分享城市增长中的级差地租收益,从而降低城市化发展的成本。地方政府在享有外来人口集聚带来的级差地租收益的同时却不必承担相应的公共物品成本,这种成本收益计算中的扭曲进而导致了城市增长中的用地过度扩张、整体社会福利水平下降的问题。有鉴于此,在城市化相关改革政策中,应当引入人地统筹的调控思路,将级差地租收益分配与人口市民化问题相挂钩,有助于实现城市增长中的人地关系协调,抑制过度"土地城市化"并合理推进"人口城市化"。     

对外开放、人口增长对我国二氧化硫排放的影响

环境问题一直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中必须面对的一个重大议题。对于我国而言,环境问题已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大问题。在梳理已有文献的基础上,本文将对外开放和人口增长纳入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下,利用我国2000年—2008年间的省际面板数据,通过建立面板数据模型,综合考察了FDI、出口和人口增长对我国SO2排放量的影响。研究表明人口增长、FDI和出口对我国SO2排放均产生了负面影响,其中人口增长对SO2排放的影响最大,FDI次之。尽管我国商品的出口也促使了我国环境的进一步恶化,然而,与人口增长和FDI带来的影响相比,却显得相对较弱。因此,就保护环境、减少SO2排放而言,我国当务之急则应控制人口快速增长,引导FDI运用统一的环境标准,减少对我国的环境污染,让外资真正在构建环境友好型社会,实现生态现代化的过程中发挥作用。     

城市化:人口增长约束及其政策启示

城市化过程与人口自然增长率的下降显著相关。我国正处于城市化加速推进的重要时期,人口增长速度的减缓既为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创造了有利条件,也带来了一系列需要考虑和解决的问题。本文基于我国城市人口的生育率明显低于农村人口,而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迅速上升这一事实做出四个推论,对我国人口数量及城乡结构变化的可能情景进行了分析。约束我国人口增长的因素可简化为生育政策效应和城市化效应二部分,前者可视为外部约束,后者可视为内部约束(即家庭主动节育)。参照城市化过程、人口增长变化与我国具有共同趋势的17个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情况,用类比方法估算出1972-2012年期间我国约束人口增长的城市化效应和计划生育政策效应。结果表明,前者使人口自然增长率由24.57‰下降到10.0‰-12.0‰,后者则进一步使增长率下降到4.87‰,并减少出生人口3.44亿-4.14亿人。可分三个阶段来分析内、外部因素的影响效果,政策效应时期(1972-1980),政策效应为主、城市化效应为辅时期(1980-1995),政策效应与城市化效应并重时期(1995-2012)。40年来政策效应由强变弱,城市化效应由弱变强。在新的发展阶段上,为减轻人口对资源环境的压力需要继续控制人口增长。另一方面,为避免人口老龄化带来的诸多问题,需要保持人口的适度增长。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人口政策的重大调整非常及时和必要,但需要在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同时,逐步减弱政策约束,增强内部约束,充分发挥城市化的效应。在各地区、各民族实行统一的生育政策,把约束人口增长的机制由政策强制变为家庭主动意愿,创造更加公平、合理和人性化的制度环境和平台,有序推进城市化过程。     

用能权与碳排放权可交易政策组合下的经济红利效应

市场机制具有实现资源有效配置和建立正确激励机制的优势,用能权交易与碳排放权交易是典型的市场化能源政策,如果将这两类能源政策进行组合使用,理论上可以更好地实现节能和CO_2减排。本文从潜在产出增量、节能量、CO_2减排量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四个维度评价不同政策组合的经济红利效应。运用非参数DEA方法模拟了命令控制型、混合型和市场交易型三种不同情形下的能源政策组合,并据此测算了"十一五"和"十二五"期间中国30个省区(西藏和港澳台除外)的潜在产出增量、节能量和CO_2减排量。采用基于非径向方向性距离函数的Luenberger生产率指数表征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并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分解为节能、CO_2减排和经济增长三个驱动因素的贡献。相关实证结果表明:①在用能权与碳排放权同时可交易的市场交易型政策组合下,潜在产出增量、节能量、CO_2减排量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都会显著提高,体现出最佳的经济红利效应;②在混合型政策组合下,用能权与碳排放权一方实施可交易政策,而另一方仍受行政命令管制,政策间会发生掣肘作用,此时潜在产出增量、节能量、CO_2减排量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均逊于用能权与碳排放权同时可交易的市场交易型政策组合的结果;③当实施命令控制型政策组合时,能源消耗与CO_2排放均受到严格的行政命令管制,其产生的经济红利效应最小;④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指数分解结果表明,节能、CO_2减排与合意产出(GDP)增加都是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贡献因素,但是与追求合意产出(GDP)增加相比,节能与CO_2减排更容易提升中国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实行计划生育是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重要保证

人口是人口、资源与环境巨系统中最根本的因素。人口增长过快,将直接加大对资源与环境的压力,并影响人口素质的提高。所以,长期坚持实行计划生育这一基本国策是实现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重要保证。为此,必须要统一认识,增强控制人口的危机感和责任感;实施人口和计划生育目标管理责任制;扎实稳妥地做好农村计划生育工作;齐抓共管,保证人口计划的完成。     

长江三角洲区域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

历史时期,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发展,具有与人口增长基本同步的三个发展时期。在此过程中,人口增长因素,在不同历史时期,对区域发展起着各具特色的作用。南北朝以来,人口增长过快而产生一系列人口、资源、环境失衡问题,其中某些如水域环境变化等,对当今区域经济的发展,仍然起着深刻的作用与影响。当今随着经济的纵深发展,在历史问题基础上,深化产生了许多新问题,使人口、资源、环境关系更为复杂。对此必须抓住人口增长这个主要方面,挖掘资源潜力,统一规划,加强管理,使自然-社会-经济系统的各个方面处于最佳协调状态,控制熵增,以求区域环境的久治长安、区域经济的持续增长。     

基于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城市化进程中资源环境"尾效"分析

在经济和城市快速发展过程中,资源环境对经济增长和城市化进程的约束越来越凸显.本文正是基于这种背景,研究了有限资源环境对城市化进程的阻碍大小,即城市化进程中资源环境"尾效".首先通过内生增长理论构建资源环境对经济增长的"尾效"模型,再利用经济增长与城市化水平之间的半对数关系推导出城市化进程中资源环境"尾效"模型,然后以江西省为例对其城市化进程中的资源环境"尾效"进行实证分析.计量发现土地、能源、水资源和环境污染对江西省城市化进程的"尾效"大小分别为0.017 678 315,0.114 909 279,0.005 050 95和0.0214 665 3.可见,能源对城市化进程的阻尼作用是最为显著的,其次分别是环境污染、土地和水资源.显然,只有大力提高能源等资源的利用率,将生产方式转移到依靠技术进步上来,并且着力提高人们的节约和保护资源环境意识,江西省城市化才能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矿产资源人口承载力研究

本文建立了矿产资源人口承载力分析的指标体系与计算模型,并对现有资源和预测资源的人口承载力进行了定量计算和分析;确定了２０００年、２０１０年的矿产资源人口承载数量。     

基于人口视角的公共服务均等化改革

公共服务的利益分享和成本分担,最终都会落实到每一个人的身上,"人"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我国不同社会成员享有的公共服务水平存在着很大的不同,而且各自所承担的公共服务提供成本也有着较大的差距.本文立足于"人"这一基点,从三个方面剖析了我国公共服务非均等格局形成的原因:①长期存在的对"人"身份进行区分的传统及其在我国社会经济制度中的体现是我国公共服务非均等格局形成的根源;②人口流动性的缺乏为我国公共服务非均等格局的形成提供了某种便利;③巨大的人口规模以及农村人口占多数的人口结构等也加剧了我国公共服务非均等格局的程度.从"人"的角度看,我国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改革的基本思路是:彻底消除身份传统在公共服务体制中的影响,建立起无差别的公共服务供给制度和公平的公共服务成本分担机制;努力提高人口的流动性,并使社会经济改革与不新提高的人口流动性相适应;通过大力发展中小城镇等方式来适当调整人口结构.     

人口,资源,环境与发展系统研究的基本思路

人口、资源、环境与发展问题相互关联,构成了一个复杂巨系统。应用系统科学的思想方法研究这个复杂巨系统,是当前最令人注目的重大学术领域。本文探讨了这一系统研究的范围框架、基本内容结构和研究方法,建立了针对我国实际问题的系统概念模型。这一概念模型首次把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科技、教育、文化等基本要素组织在一个完整的社会核算体系中。     

论人口—资源—环境相关性

人口、资源、环境是现阶段人类生存发展所面临的最严峻的问题。而人口、资源与环境三者又是相互影响和制约的。一、人口压力对于资源、环境的制约 1991年世界人口已超过54亿,预计到2020年将增至82亿,如此快速增长的人口压力所产生的资源需求将如何满足,人口持续增长与有限的自然资源产生矛盾。 (一) 人口压力对资源的影响人口的持续增长表现了人类往往对于各类资源进行超限开采。如土地利用强度不断增加,导致地力下降;为扩大土地面积而开垦     

人口年龄结构、人口迁移与东北经济增长

近些年来,中国东北地区经济增速的迅速下滑引发了广泛关注,与此同时,东北地区的人口老龄化与人口流失局面也在加速发展,为探究二者间的联系,本文在梳理文献的基础上,选择从人口年龄结构和人口迁移的视角切入,利用扩展的索洛模型推导了各变量与人均资本、人均产出间的关系。并通过对地级市面板数据的一阶系统广义矩估计研究了人口年龄结构,人口迁移等变量对东北经济增长的影响及经济增长对人口迁移的反作用,利用交叉项分析探讨了人口因素对东北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地区的差异化影响。实证发现:1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与东北经济增长成正相关,而人口老龄化与人口净迁出均对东北经济增长产生了不利影响;2相较于一般性的人口流动,户籍人口的净迁出对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更突出;3人口年龄结构与人口迁移对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产生的影响会有所差异;4东北经济增长存在惯性且符合区域增长收敛理论;5投资率与劳动力参与率这两个变量则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6经济增长也对人口迁移产生了一定的反作用。在此基础上,本文针对性地提出了一些建议:1东北地区应及时科学综合地应对人口老龄化,开发老龄人力资源,调整人口政策,平衡地区间养老压力,发展老龄产业;2东北地区应控制人口流失局面,放宽户籍限制,加快国企改革,形成合理的产业结构与制度环境,留住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