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级城市群建设对绿色创新的影响北大核心CSCDCSSCI

城市群崛起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重要标志,同时对经济发展构成巨大带动作用。基于2003——2017年中国城市面板数据,本文采用双重差分等方法实证检验了国家级城市群建设对绿色创新的影响。本研究的边际贡献在于:评估国家级城市群建设对绿色创新影响的短期效果;考察国家级城市群建设对绿色生产率与绿色专利影响的异同;基于要素流动性与政策严格度等中介机制,剖析国家级城市群建设对绿色创新的作用途径。研究发现,国家级城市群建设对绿色生产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是对绿色专利没有显著影响。可见,城市群建设对绿色生产率与绿色专利的影响是异质性的,强波特假说成立、弱波特假说不成立,这意味着国家级城市群建设促进了绿色效率提升、而非绿色技术进步。在采取了PSM-DID、反事实分析、聚类标准差回归、动态面板回归、工具变量回归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之后,本文证明该结果是稳健的。基于异质性分析发现,国家级城市群建设对于中低技术水平城市和外围城市的绿色生产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是,对高技术水平城市和中心城市的绿色生产率和绿色专利皆没有显著影响。从机制看,一方面,国家级城市群建设对绿色生产率的积极影响主要源于污染转移、而非本地创新;另一方面,国家级城市群建设对绿色专利并无裨益,原因主要在于要素流动性与政策严格度等中介机制不畅。政府应高度重视城市群自主创新能力的培养,规避“伪创新”现象,坚决破除地区之间利益藩篱和政策壁垒,努力推进绿色专利与绿色生产率的同步提升。     

市场绿色压力对知识型企业绿色创新行为的影响

知识型企业的绿色创新行为一方面源于政府的环境规制压力,另一方面源于供应商、客户等利益相关者,然而目前研究尚未形成系统全面的多理论分析框架,特别是针对知识型企业绿色创新意愿对绿色创新行为影响的实证研究更为缺乏。文章以54家知识型企业为研究对象,以计划行为理论和利益相关者理论为指导,在绿色供应链视角下利用层级回归分析探讨市场绿色压力对知识型企业绿色创新行为的影响及作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供应商和客户绿色压力均对绿色创新行为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绿色创新意愿在市场绿色压力与绿色创新行为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政府激励型环境规制在供应商绿色压力与绿色创新意愿之间起正向调节作用;政府强制型环境规制在客户绿色压力与绿色创新意愿之间起正向调节作用。因此,政府要充分发挥激励型环境规制和强制型环境规制的调节作用,为知识型企业绿色创新提供良好的氛围;优化强制型环境规制和激励型环境规制的组合方式,保证绿色创新的可持续发展。知识型企业高层管理者在促进企业转型升级和开展绿色创新活动时应重视企业绿色创新意愿的养成,培养和引导员工绿色创新意识的建立,通过培训班、研讨会以及比赛的形式促进绿色创新意愿的传播;时刻关注环境规制政策、供应链上下游企业的绿色供应和需求的变化,把握政策和市场的变化方向,并及时对企业做出相应的调整。     

基于DEA-Malmquist和Tobit模型的长三角城市群绿色创新绩效研究

应用DEA-Malmquist方法对长三角城市群2012～2018年的绿色创新绩效进行了测度,并运用Tobit回归分析法对影响研究区绿色创新绩效的因素进行分析,实证结果表明：(1)长三角城市群城市绿色创新绩效参差不齐,差距明显;绿色创新绩效整体有所提升,即新的知识技术等促进了绿色经济发展,但效果并不明显;对全要素增长率的贡献主要来自于技术进步水平的提高,说明技术进步仍然是区域绿色创新绩效提升的主要手段,从2012～2018年绿色创新绩效动态发展来看,更印证了提升技术进步的重要性;城市在发展过程中对追求技术进步和在现有资源禀赋下对技术的利用情况的协调欠佳。(2)城市群城市间绿色创新绩效空间分异特征明显,整体上“东高西低”。绩效水平较高的城市在空间上形成一定的集聚,呈“Z”字型的空间分布特征;江苏省绿色创新绩效水平整体表现较为突出,安徽省多数城市绩效较差。(3)产业结构对绿色创新绩效的影响较显著,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区域提升绿色创新绩效的重要途径。增强区域间信息的通达性能够带来创新绩效水平的提升。     

环境规制执行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

环保的集权制度可提升环境规制执行的严格程度,从而有效降低分权体制带来的政企合谋可能;但企业创新在中央垂直管理下受何影响,也即波特假说是否成立依然有待验证。文章通过构建有关企业创新选择的理论模型,证明中央垂直化监管能够促进企业进行绿色创新,并且相比于创新能力弱的企业,创新能力更强的企业会进行更多的绿色创新。实证部分,文章使用2005—2009年企业面板数据,研究了2007年原国家环境保护总局提出的国家重点监控企业政策对废水排放企业绿色专利创新的影响,对理论模型所得结论进行了验证,为弱波特假说提供了新的支持。双重差分的结果显示,被纳入重点监控名单后,企业的绿色专利和绿色发明专利有显著提升,并且回归结果通过了平行趋势检验和安慰剂检验,使用PSM-DID方法后结果也依然稳健。经企业异质性分析发现,企业创新能力会强化上述政策效应,也即高创新能力的企业相比低创新能力企业会增加更多的绿色专利。上述结论具有较强的政策意义:(1)在我国环境标准趋严背景下,仅依靠地方监管存在诸如执行不力等问题,中央监管在一定程度上可克服上述弊病。(2)企业异质性分析结果也提示我们在实行上述中央监管政策时切勿"一刀切",要注意环境规制的设计强度和执行强度,同时考虑企业自身实际,保护企业在适度政策压力下进行绿色创新,或有序引导退出现有市场。(3)仅依靠单一的中央或地方监管是无法胜任目前复杂的环境治理任务的,需要通过严格的环保制度设计,形成中国独有的环境治理格局。     

制度创新：依托武汉建设长江中游城市群

经过上千年的发育和发展,我国长江中游流域已形成了规模庞大的、以武汉为中心、经济联系紧密的城市群落的雏形。通过对长江中游城市群内部的分析以及与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等发达区域的比较,阐明了其经济发展相对滞后 和城市群内部各城市间发展水平参差不齐的深层次制度性障碍,提供了诸如转变政府职能,建立跨行政地界的区域协调机构,城市土地制度改革和促进区域内小城镇发展等一系列以区域整体协调和持续发展为目标的制度创新的基本思路。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圈层梯度推进、建设以武汉为中心的长江中游城市群的发展战略。为实现我国东部地区产业向西部转移,推进西部大开发提供了重要的战略支点,从而促进全国经济全面持续快速发展。     

京津冀城市群绿色土地利用效率研究

中国高速的经济发展给生态环境造成了巨大压力,土地作为三生空间的重要载体,其绿色、高效利用是实现国家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针对现有土地利用效率评价普遍重经济效益、轻资源环境约束的情况,本文借鉴绿色经济效率评价方法,在传统土地利用评价的基础上,构建克莱姆(KLEM)全要素生产函数,将能源消耗、环境污染等要素纳入投入产出体系,运用基于松弛变量的超效率测度模型(SSBM)对京津冀城市群2006—2016年期间城市建设用地绿色利用效率进行测度。研究发现,其效率总体变化与土地、环境政策的出台实施密切相关,随着政策的出台曲折变化、缓慢提升,2016年的效率水平略高于2006年,能源消耗的投入冗余及工业废水排放、工业二氧化硫排放、工业烟粉尘排放等非期望产出冗余是制约绿色土地利用效率水平的主要因素。城市群内部各城市效率差距较大,且有继续扩大之势,其效率值与城市总体经济发展水平正相关,与建设用地扩张负相关。产业结构单一的资源型城市、经济欠发达的传统产业城市、地均产出较低的生态区域城市等多处于中等水平。通过空间相关性分析,各城市之间存在全局弱空间正相关关联效应,具有局部空间集聚现象,其中天津、唐山空间正溢出效应明显,而北京则虹吸作用较大,环京周边城市绿色土地利用效率水平普遍较低。鉴于研究结论,从继续发挥政府政策调控作用,协调建设用地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关系,制定不同绿色土地利用效率标准,探索建设用地使用权跨区域配置、存量生态用地跨区域整治的可行途径等方面提出了提高绿色土地利用效率的相关建议。     

中国城市群空间结构对大气污染的影响

空间结构是城市群发展在空间维度的反映,并且对经济、社会、环境可产生溢出效应。随着大气污染逐渐制约城市群生态文明建设和高质量发展,亟须探索城市群空间结构对大气污染的影响。作者以我国19个城市群为研究对象,采用2000—2016年面板数据,通过位序-规模法则测度的中心度指数反映城市群空间结构,运用遥感影像反演的PM_(2.5)浓度反映大气污染状况,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分析城市群空间结构对大气污染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第一,我国城市群空间结构具有明显的多中心化特征。其中,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京津冀、成渝、中原、关中平原、山东半岛、辽中南、海峡西岸、哈长、宁夏沿黄、长江中游、呼包鄂榆城市群是多中心空间结构,黔中城市群由单中心演化为多中心,只有滇中、晋中、北部湾、天山北坡、兰西城市群是单中心空间结构。第二,城市群PM_(2.5)浓度均值演化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形特征。其中,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成渝、黔中、山东半岛、海峡西岸、晋中、北部湾、长江中游、兰西城市群PM_(2.5)浓度呈现倒U形演化特征,京津冀、中原、关中平原城市群PM_(2.5)浓度呈现N形演化特征,滇中、呼包鄂榆、宁夏沿黄、天山北坡城市群PM_(2.5)浓度持续保持在较低水平。第三,城市群空间结构对大气污染的影响呈现出线性负相关关系,提高中心度可以减少大气污染。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中国城市群空间结构的多中心化是造成大气污染的原因之一。     

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绿色发展绩效评估

从1984年到2014年,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以下简称国家级经开区)建设发展历经30年,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但作为工业生产活动最为集中的区域之一,国家级经开区不可避免地成为我国环境保护和节能减排的重点区域。本文对近几年国家级经开区经济发展,土地资源、水资源和能源的利用情况,以及污染排放情况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国家级经开区经济保持高速持续增长,且年均增速大幅高于全国年均增速水平。此外,国家级经开区土地占地,水资源和综合能源消耗总量分别占全国的0.15%,1.9%和2.2%,COD和SO2排放量占全国排放总量的0.8%和0.6%,但同时创造了占全国8.7%的地区生产总值和占全国15.6%的工业增加值。国家级经开区以较小的土地占地,较少的水资源、能源消耗量,较低的污染排放量,对我国的经济发展贡献了巨大的经济效益。资源、能源消耗和污染排放强度均大幅领先于全国水平。2007-2011年,国家级经开区水资源和能源消耗总量小幅增长,但其消耗强度明显下降,年均降幅分别为15.3%和14.9%;单位土地面积经济产出年均增长8.6%;污染物COD和SO2排放量年均降幅分别为6.9%和8.8%,其排放强度年均降幅分别为28.0%和23.2%,且各项年均降幅都显著高于全国年均削减幅度。因此,国家级经开区在经济发展,资源、能源优化利用和污染减排方面走在全国前列,其绿色发展成效显著。在我国工业园区绿色、低碳和循环发展实践中,国家级经开区发挥着重要的引领和示范带动作用。     

创新型城市建设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在DEA框架下,基于考虑非期望产出的方向性距离函数,文章运用Global-Malmquist-Luenberger生产率指数测度了2003—2017年中国283个城市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借助创新型城市建设这一准自然实验,采用渐进性的双重差分模型检验了创新型城市建设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创新型城市建设有利于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绿色转型,相较于非创新型城市,政策试点使得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平均提高4.9%。具体地,创新型城市建设可以通过技术效应、集聚效应和倒逼效应三条途径驱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异质性分析表明,创新型城市建设对东部地区城市、规模较大城市以及高等级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效应更强。分位数估计结果显示,创新型城市建设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效应呈边际递增趋势。文章研究结论稳健,经过平行趋势检验、PSM-DID方法估计、反事实检验、安慰剂检验、其他稳健性检验以及工具变量估计之后,依然成立。由此得出,在创新型城市建设过程中,要坚持因地制宜、因城施策、一地一策的原则,充分发挥地方政府的主体地位,同时要探索创新型城市建设政策促进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多维途径。     

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对出口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

出口企业立足国内国际市场,紧随全球低碳发展趋势,紧贴国际绿色技术前沿,具备开展绿色创新的内在动力和技术资源,在低碳城市试点政策的约束与推动下,可能表现出更为活跃的创新意识与更加积极的创新行为。然而,现有研究大多忽视“出口-非出口”这一异质性视角,导致对于低碳城市试点政策的评估缺乏开放性维度。为此,该研究基于2004—2020年沪深两市A股出口上市公司的绿色专利申请数据,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对于中国出口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梳理其中的作用机制,并从所有制属性、污染程度、技术水平等多个维度开展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1)低碳城市试点政策有效地激发了出口企业的绿色创新行为,实现了创新数量、创新质量和创新效率的同步提升。(2)与非出口企业相比,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对于出口企业绿色创新行为的正向激励效应更加显著。(3)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对于出口企业的绿色创新激励效应主要体现在非国有出口企业层面,对于国有出口企业的影响并不显著,同时该绿色创新激励效应在重污染出口企业与高新技术出口企业层面表现得更加显著。(4)低碳城市试点政策主要通过研发资金投入增加机制和海外业务拓展机制推动出口企业...     

我国三大城市群城镇化水平对碳排放的影响

在新型城镇化进程深入推进的背景下,选择我国城镇化发展水平较高的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三大城市群为研究对象,利用STIRPAT模型分析了三大城市群城镇化水平与碳排放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三大城市群城镇化水平与碳排放之间呈现出先下降后上升的“正U型”曲线关系;经济发展与碳排放之间存在着“倒U型”的曲线关系;人口总量和能源强度对碳排放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产业结构对碳排放影响较小。在城镇化发展早期加快城镇化发展速度,而在城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控制人口规模,降低能源强度,均可实现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目标。     

长三角城市群绿色创新能力评价及空间特征

绿色创新作为创新驱动和绿色发展两大国家发展战略的结合点逐渐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区域是绿色创新的载体,区域绿色创新能力的准确评价和区域间绿色创新能力空间特征的分析,有助于联系紧密的区域实现更高质量一体化.综合运用共线性-变异系数分析方法对已有文献涉及的评价指标进行筛选,确立由绿色创新投入、绿色创新产出、绿色创新基础3个一级准则层,46个评价指标构成的区域绿色创新能力评价体系.然后,基于2015年长三角城市群26个城市的数据,运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借助ArcGIS10.2和GeoDal.12软件工具对长三角城市群绿色创新能力进行空间格局及空间关系特征分析.实证结果表明:(1)基于共线性-变异系数指标筛选模型构建的区域绿色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用62.2％的指标反映了 92.1％的原始信息,能够客观地检验和衡量研究区绿色创新能力的水平和问题.(2)长三角城市群绿色创新能力整体偏低且发展不均衡,26个城市指数得分的平均值仅为0.225,得分第一的上海市是最后一位铜陵市的7倍,城市绿色创新能力和区域协同创新有待提升.(3)绿色创新能力相对较高的城市多沿长江或者沿海岸线分布,在空间上呈"之"字型的分布特征;长三角城市群绿色创新能力在空间上表现出一定的空间依赖和空间联系,印证长三角城市群城市间绿色协同创新发展,实现更高质量一体化的可行性.     

混合所有制改革对国有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与溢出效应

混合所有制改革作为国有企业改革的核心举措,探讨其对绿色创新的影响效果兼具理论与实践意义。该研究以2010—2019年中国A股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以国有企业前十大股东中非国有股东持股比例为混改判断依据,通过双重差分倾向得分匹配法实证检验了混合所有制改革对国有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作用机制及影响的异质性。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混合所有制改革对国有企业绿色创新的溢出效应。研究发现：混合所有制改革总体上能有效促进国有企业绿色创新。在采用安慰剂检验、工具变量法缓解内生性问题,更换匹配依据进行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仍然成立。机制检验发现,公司治理水平提高和知识溢出效应是混合所有制改革促进国有企业绿色创新的重要渠道;非国有股东逐利属性可能在混合所有制改革影响国有企业绿色创新中产生抑制作用。根据行业特征的异质性分析发现,在竞争行业和环保行业中,混合所有制改革对国有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更明显。整体上混改促进国有企业绿色创新,但非国有股东占比并非越高越好,当前十大股东中非国有股东持股占比位于15%～≤30%时,混改对国有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效应最明显。混改对未混改国有企业绿色创新存在溢出效应,有效促进了同...     

财政分权如何影响绿色创新？

绿色创新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但绿色创新具有双重外部性,需要政府运用“有形之手”矫正市场失灵。在中国式财政分权背景下,讨论地方政府对绿色创新的影响与机制具有较强的理论和现实意义。通过对地级市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文章发现：(1)财政分权显著抑制了绿色创新,在借助系统GMM、工具变量法克服内生性并进行相关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地方政府投资偏好效应、重污染产业与外资技术选择的路径依赖效应是财政分权抑制绿色创新的重要渠道。这种抑制作用在东部沿海地区、老工业基地以及中心城市表现更为明显。(2)在中央政府日益重视绿色发展的背景下,环境规制显著缓解了财政分权对绿色创新的抑制作用。相比于市场型环境规制,命令型环境规制的调节效应更为明显,该结论进一步丰富了“弱波特假说”理论。(3)从地方政府互动的角度发现：一方面,地方政府的经济赶超压力强化了财政分权对绿色创新的抑制作用,党的十八大以后,经济效率赶超与绿色效率赶超有效缓解了这种抑制作用。另一方面,空间杜宾模型估计结果表明,财政分权对绿色创新存在显著且稳健的空间负溢出效应,即财政分权不利于周边地区的绿色创新。基于上述实证研究,文章提出未...     

绿色投资对绿色福利的影响机制研究

提升居民绿色福利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体现,也是建设美丽中国的根本要求。基于此背景,从绿色投资的视角,探讨提升绿色福利的路径。首先,依据Lucas-Uzawa的两部门内生增长模型,构建绿色投资对绿色福利影响的理论分析框架;其次,利用1999—2014年省际面板数据,采用Super-SBM方法测定各地区绿色福利;最后,利用系统GMM方法,结合双重差分法(DID),实证分析了绿色投资对绿色福利的影响及传导途径。结果表明:①中国各省域绿色投资与绿色福利之间在1%显著水平上呈现出正向关系,绿色投资每增加100%,居民绿色福利增加1.21%。因此,政府应当采用差异化的利率,减免税收或增加补贴等方式促进绿色投资,积极引导资金流向绿色产业,从而提升公民的绿色福利。②教育程度在1%显著水平上与绿色福利正相关,大专以上学历人口占比每增加1%,绿色福利增加7.78%。因此,政府应该扩大教育支出,增强居民受教育程度,提高公民就业机会和收入待遇。③对外开放度在1%显著水平与绿色福利正相关,且开放程度每增加一个单位,居民绿色福利提高1.91%。对外开放程度越高,越有助于进出口,促进我国国民经济发展,有助于提升绿色福利。因此,政府应当进一步扩大开放,改善进出口产品结构,提高出口技术复杂度,限制高能耗高污染产品出口。④公众诉求与绿色福利在一定水平下显著负相关,绿色福利低的地方,居民表现出更强烈的诉求。因此,政府应鼓励居民积极有序参与环境决策和监管,减少公众诉求的滞后效应。企业与公民之间需要确立共同的绿色福利目标,构建政府主导下的居民绿色消费与企业绿色创新协同机制,提升公共服务质量,完善环境和经济协同发展,实现绿色福利提升的目的。     

水生态文明城市建设试点政策对绿色水资源利用效率的影响

如何提高绿色水资源利用效率对于中国在新发展阶段下实现全面绿色转型至关重要。基于2008～2020年中国城市面板数据,利用EBM模型计算发现样本期内绿色水资源利用效率一直呈现上升趋势,其中试点建设期的上升速度最快。进一步利用双重差分法实证研究水生态文明城市建设试点政策对绿色水资源利用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在纳入城镇化水平、人口密度、对外开放水平和用水结构等控制变量下,水生态文明城市建设试点政策提高了绿色水资源利用效率,该结果通过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异质性方面,该试点政策对绿色水资源利用效率的影响存在时间异质性,且该影响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水资源禀赋、环境规制强度的城市存在地区异质性。机制分析发现,该试点政策是通过加大污水处理、促进技术进步、优化产业结构、加快水价改革、推动水循环利用等提高了绿色水资源利用效率。     

“宽带中国”战略试点政策对城市绿色创新的影响

数字经济时代发挥信息高速公路建设的绿色创新效应对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宽带中国”战略试点政策作为中国实现宽带网络“提质增效”的重要战略举措,对区域绿色创新活动产生重要影响。该研究构建理论分析框架对“宽带中国”战略试点政策影响城市绿色创新的理论机制进行了解析。基于2010—2020年中国28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数据、并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进一步实证考察了“宽带中国”战略试点政策对城市绿色创新的实际影响及其作用渠道。研究发现,(1)“宽带中国”战略显著提升了试点城市的绿色创新水平。该结论在经过PSM-DID估计、安慰剂检验、工具变量估计、调整城市绿色创新水平的衡量方法以及排除“一带一路”倡议政策的影响等多种方法的稳健性测试后依然成立。(2)机制检验表明,试点政策带来的金融发展效应、人才集聚效应和信息化提升效应是“宽带中国”战略影响城市绿色创新水平的重要渠道。(3)拓展性分析发现,不同地区对“宽带中国”战略试点政策的绿色创新效应的反应灵敏度具有异质性。相对而言,试点政策对行政等级较高的重点城市、规模较大城市、胡焕庸线东南侧城市以及资源型城市绿色创新水平的提升效果更为强烈。因此,“十四...     

铁路高速化对长三角城市群区域空间联系格局的影响

为探讨高速铁路线网格局及运营组织对城市空间重构的影响,以长三角城市群为实证,采用2008及2018年长三角城市群铁路时刻数据,对比分析普速铁路与高速铁路对区域可达性及城市联系紧密度的影响。结果表明:高速铁路的运营一方面改善了城市间铁路旅行时间,另一方面产生"时空收敛"的不均衡效应,铁路可达性水平以沪宁通道为中心向外围递减;沪、宁、杭、合、甬等中心城市以高速铁路网络为依托重塑一日交流圈,其范围沿高速铁路延伸且重叠范围不断扩大;高速铁路影响城市空间联系并推动区域空间重构,区域联系强度呈现出多核心、多层次的结构特征,并呈现向网络化结构发展的趋势;核心区域由以上海为核心的"一体两翼"结构拓展为沪宁杭多向联系的"黄金三角"结构,其他不同等级节点城市依托高速铁路连接,在此基础上形成"中心—网络"的组织模式。     

长三角城市群绿色发展水平的时空演变及趋势预测

绿色发展能有效缓解生态环境问题,推动新时代长三角城市群实现更高质量的一体化发展。在梳理绿色发展理论和作用机理的基础上,构建了科技创新、经济增长、资源利用、环境治理、环境质量、绿色生活六个维度的绿色发展指标评价体系,采用熵值法、Kernel密度估计、BP时间序列预测模型,测算和分析了2006～2019年长三角城市群的绿色发展水平及其时空演变特征和未来变化趋势。结果表明：(1)研究期内,长三角城市群绿色发展水平总体上呈现波动上升,2008～2009和2011～2013年受金融危机和产业转移影响,部分城市绿色发展水平出现下降。(2)城市间绿色发展水平差异日渐凸显,存在两极分化特征并有向三极分化转化的趋势,同时空间上分布不平衡。(3)“十四五”预测期内绿色发展水平将进一步攀升,北部和南部地区绿色发展水平得到改善,但西部地区依旧处于较低水平。(4)绿色发展水平等级转移均发生在相邻等级之间,没有出现“跳级”现象,说明长三角城市群绿色发展存在“瓶颈”。最后基于长三角城市群区域特征,提出相应的绿色发展建议。     

长三角城市群生态城市建设定量评价

长江三角洲是我国发育最为成熟的城市聚集区,随着城市发展主流趋势--生态城市的日益兴起,区内各城市相继开展了生态城市建设,并取得了相当的成效。但是在生态城市建设过程中还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城市复合生态系统不协调发展、生态城市建设程度难以定量以及片面定量的问题。试从长三角城市群社会经济和地域情况入手,构建具有地方特色的生态城市建设指标体系,并采用城市生态指数、城市协调度指数和生态城市综合指数来分别衡量长三角城市群内各城市的生态化水平、城市协调发展水平和生态城市建设程度。结果表明：（1）长三角城市群15个城市中,苏州生态城市建设程度较好,而南通则略差;（2）只有城市的全面协调发展,才能建成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