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愿与行为的悖离:城市居民生活垃圾分类机制研究

推动生活垃圾分类对破解"垃圾围城"困境、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延缓全球气候变暖的进程、应对国家能源短缺、改善城市生态环境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宁波市6区2 036户社区居民实地调查数据,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对影响城市居民垃圾分类意愿和行为的因素及其差异进行了实证分析,并进一步探讨垃圾分类的内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城市居民垃圾分类意愿和行为存在较大的差异,愿意参与垃圾分类的比例(82.5%)明显高于实际参与垃圾分类行为的比例(13%),较高的分类意愿并不必然会产生较高的分类行为;其次,影响垃圾分类意愿和行为的因素有差别,垃圾分类行为的实现取决于情境因素/便利性、认知和态度,垃圾分类意愿则主要受认知和态度、个体特征、推动措施的影响:第三,垃圾分类意愿和行为影响因素的重要程度有差别,垃圾分类行为受情境因素/便利性影响较大,垃圾分类意愿受个体特征等主观因素影响较大,认知和态度对分类意愿和行为都具有重要影响;垃圾分类试点的成效对分类行为影响更大,分类意愿影响不显著。根据实证结果,本丈提出促进城市居民垃圾分类的一些建议:首先,垃圾分类设施的便利性是阻碍垃圾分类的首因,必须加快完善垃圾分类设施和服务供给体系;其次,通过加强居民分类知识普及和垃圾分类责任感/价值观培养,促进垃圾分类意愿;第三,通过建立垃圾分类行为短期激励和长期激励的关联机制,合并垃圾分类的内在过程和外部条件,共同促进垃圾分类行为习惯的形成和维持。     

意愿与行为的悖离:城市居民生活垃圾分类机制研究北大核心CSCDCSSCI

推动生活垃圾分类对破解"垃圾围城"困境、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延缓全球气候变暖的进程、应对国家能源短缺、改善城市生态环境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宁波市6区2 036户社区居民实地调查数据,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对影响城市居民垃圾分类意愿和行为的因素及其差异进行了实证分析,并进一步探讨垃圾分类的内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城市居民垃圾分类意愿和行为存在较大的差异,愿意参与垃圾分类的比例(82.5%)明显高于实际参与垃圾分类行为的比例(13%),较高的分类意愿并不必然会产生较高的分类行为;其次,影响垃圾分类意愿和行为的因素有差别,垃圾分类行为的实现取决于情境因素/便利性、认知和态度,垃圾分类意愿则主要受认知和态度、个体特征、推动措施的影响:第三,垃圾分类意愿和行为影响因素的重要程度有差别,垃圾分类行为受情境因素/便利性影响较大,垃圾分类意愿受个体特征等主观因素影响较大,认知和态度对分类意愿和行为都具有重要影响;垃圾分类试点的成效对分类行为影响更大,分类意愿影响不显著。根据实证结果,本丈提出促进城市居民垃圾分类的一些建议:首先,垃圾分类设施的便利性是阻碍垃圾分类的首因,必须加快完善垃圾分类设施和服务供给体系;其次,通过加强居民分类知识普及和垃圾分类责任感/价值观培养,促进垃圾分类意愿;第三,通过建立垃圾分类行为短期激励和长期激励的关联机制,合并垃圾分类的内在过程和外部条件,共同促进垃圾分类行为习惯的形成和维持。     

个体规范、社会规范对城市居民垃圾分类的影响研究

城市居民的响应度和参与度是当前垃圾分类政策顺利贯彻实施的基础.基于规范激活理论利用4个特大城市1 156份问卷的微观数据,通过构建多元有序Logistic模型和层次回归模型对个体规范、社会规范对城市居民垃圾分类参与的影响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个体规范作为影响城市居民垃圾分类参与的关键变量,会受到其对不进行分类所产生严重后果的感知和自我责任归属的影响.通过对4个特大城市的比较分析发现,社区氛围等描述性规范和法律法规等指令性规范会通过刺激从众行为和制度约束对城市居民个体规范—垃圾分类参与产生正向的促进作用.因此,从加大垃圾乱丢所产生的严重后果及分类良性社会效益宣传同步进行,强化城市居民垃圾分类的内在意识和责任感,提高其个体规范;并通过细化垃圾分类行为指导,倡导将垃圾分类纳入居民公约,引入分类定时定点及专人监督模式,强化社会规则压力;让垃圾分类具体知识科普常态化,营造全员参与的分类氛围等方面提出了促进城市居民垃圾参与的具体对策.     

人口增长、收入水平与城市环境

伴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城市环境污染问题备受关注。本文以城镇居民生活垃圾污染行为为起点,通过比较居民与政府目标函数,首先从理论上做出判断,城镇人口数量增加以及居民生活质量提高均会导致城市生活垃圾数量增长,从而对城市环境产生影响。随后,进一步采取Panel data的分析方法,以我国2004-2008年省级面板数据为样本,从城市生活垃圾污染的角度对我国城镇人口增长、居民收入水平与城市环境间的关系进行计量检验。结果显示:我国城市生活垃圾产生数量分别与城镇人口增长、居民收入水平间存在着长期正向协整关系,即在我国城镇化水平和居民生活质量不断提升的背景下,城市生活垃圾数量的增长以及对城市环境的污染存在着内在必然性;另外,我国城市生活垃圾数量的自发增长对平均增长的偏离逐年下降,可见,存在政策、制度、行为等外生因素抑制我国城市生活垃圾数量的增长。最后,文章从生活垃圾控制和处理的角度,就改善我国城市环境和促进城市环境可持续发展提出了简要的政策建议。     

三峡库区生活垃圾的重金属污染程度评价

长期以来,我国的城市生活垃圾处理与处置主要以填埋为主,且大部分为简易填埋或堆放,形成众多的垃圾堆放场。它们不仅影响周围的生态环境,而且威胁到居民的身体健康,特别是不少堆存的生活垃圾受到重金属元素不同程度的污染,任意放置可能会产生严重的后果,所以评价生活垃圾的重金属元素污染程度有助于垃圾堆放场的环境影响评价以及污染防治措施的提出。以三峡库区为例,通过测定三峡库区各个区县主要垃圾堆放场堆存生活垃圾的重金属元素含量, 包括砷、铅、铬、镉和汞,采用单因子评价和综合评价法确定三峡库区堆存生活垃圾的重金属污染程度,为库区的环境保护提供决策支持。     

济南城市生活垃圾强制分类探讨

生活垃圾强制分类的实施对改善城乡环境,促进资源回收利用,加快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提高新型城镇化质量和生态文明建设水平具有重要意义。文章通过分析国内外部分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特点,结合济南市分类现状,对存在问题提出强制分类的建议:首先,应尽快出台垃圾强制分类的精细化管理法规;其次,可对部分居民消费品引入产品全生命周期制,鼓励企业回收再利用;再次,应多渠道加强垃圾分类的宣传教育引导,将垃圾分类知识纳入素质教育考核,逐步转变居民思想观念;第四,应大力吸引社会资本,建设完善、便利的垃圾分类配套体系;最后,通过试点逐步推广,辅以严格执法管理,实现垃圾分类习惯的形成与分类行为的长期维持。     

城市垃圾分类回收多元主体利益博弈与差别责任分析

生活垃圾分类回收过程中合理界定各主体的利益责任,对实现垃圾减量化与资源化至关重要。关于生活垃圾分类的研究多为定性的政策性建议研究,本文对回收体系中各主体的利润责任进行了定量研究。根据污染者付费原则与受益者原则,生活垃圾处理的责任方为居民,但依据我国国情现状与垃圾处理的公共物品属性,政府成为公共环境的主要维护者。依据Stackelberg博弈理论,分析不同分类比例下,居民、收运企业、处理企业效益情况,构建利益经济模型;依据权责利对等原则,确定各主体应承担责任比例。结果表明:居民垃圾分类比例的变化会影响各主体的利益责任比例。结论研究可为建立规范生活垃圾回收体系,促进循环经济发展提供借鉴。     

助推上海市垃圾分类的“C-GSSC”循环研究

"C-GSSC"循环是一种基于上海市绿色账户(试点)的激励机制,以一张带有可循环标志的银行卡为核心,将垃圾分类的奖励与银行信用度挂钩,提升居民垃圾分类的积极性和绿色环保的意识,同时增加居民社会责任感。并力求纳入政府,社区,学校和企业等多方,从不同方面来支持和宣传垃圾分类的奖励,提高垃圾分类影响力。此机制不仅可以利用积分奖励的模式来提高垃圾分类的参与度,普及垃圾分类的知识,以积分形式激励促进居民直接受益,还可以将政府的垃圾分类推进资金用在刀刃上,超市、银行等企业单位间接受益,学校、社区配合宣传,使居民积极了解投入到垃圾分类中,同时丰富银行卡使用形式,还可为日后居民信用打分机制的提升,提供了更为全面的评估平台。     

生活垃圾分类的实践困境与义务进路

《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的出台,标志着生活垃圾强制分类由点及面地渐次展开。生活垃圾兼具污染性与资源性的特点,无论是在立法层面,还是在政策设计层面,亦或是在实践层面,都以生活垃圾减量化、无害化、资源化为主要目标。本文通过实证分析、比较分析、归纳分析对规范性文件、政策文本及其社会效果进行综合考察,梳理出当前在涉及生活垃圾分类这一议题中所存在的"四个断裂":生活垃圾分类义务在法律体系中的断裂、生活垃圾分类意愿与行为的断裂、垃圾分类回收再利用循环机制的断裂、法律政策设计初衷与运行实践的断裂。"四个断裂"是对阻碍生活垃圾分类诸多因素的概括性总结,对"四个断裂"的消解与弥合,需要在技术创新、生产安排、生活方式、法律规范、行政管理模式等领域进行调整。本文立足于生活垃圾分类的重要主体——公民这一切入点,提出确立公民生活垃圾分类义务对于不同程度地改善"四个断裂"具有极大的必要性和重要的现实意义。公民生活垃圾分类义务包括预防义务、填补义务、改善义务、合作义务,不仅在内在结构中具有规制、指导功能,在外在体系上也具有衔接和协调功能,且该种衔接和协调功能能够在垃圾分类回收再利用循环机制、法律政策设计与运行实践、生活垃圾分类意愿与行为之间得以延伸和嵌入。公民生活垃圾分类义务的实现,以生活垃圾分类义务框架的重构和绿色生活方式的培育为基础性要素,同时需要政府转变其单中心治理逻辑,提供良好的外部管理环境和"互联网+"技术创新的便捷性支持。     

城市居民低碳购买行为模型研究——基于五个城市的调研数据

随着全球气候的变暖,低碳生活、低碳消费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本文通过构建模型,从消费者的个人层面和文化层面研究了中国城市居民低碳购买行为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城市居民的个人因素(低碳认知、低碳情感)和文化因素(集体主义、天人合一)以低碳购买态度为中介,进而正向影响其低碳购买意向,但它们的影响程度存在差异,个人因素对低碳购买态度的影响要大于文化因素,在个人因素中,低碳情感的影响要大于低碳认知,在文化因素中,天人合一的影响要略高于集体主义;而在低碳购买态度到购买意向之间会受到居民对低碳产品信任程度的调节作用。     

基于层次分析法的中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收集方案优选——以上海市浦东新区为例

生活垃圾分类问题是一个涉及居民、政府和环保者三个利益相关群体以及经济、环境和社会三个因素的多主体、多目标决策问题。文章运用层次分析法,以上海市浦东新区为例,对我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的各种方案的可行性进行了优化分析。结果表明,源头一般分类的方案为最优。     

城市生活垃圾与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关系——基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实证分析北大核心CSCDCSSCI

良好的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城市生活垃圾成为影响居民健康和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城市生活垃圾是否会随着经济发展一直持续增长下去?还是会存在着拐点?文章基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选取2005—2019年中国30个省、自治区、市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城市生活垃圾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并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下检验区域异质性。研究结果表明:(1)中国整体城市生活垃圾与经济增长呈倒“S”型,两个拐点大约在人均GDP为36 890元和107 450元。(2)北京、上海等沿海经济发达的地区大都已越过或接近第二个拐点,未来城市生活垃圾将随着经济增长呈下降趋势。(3)内陆地区除甘肃外,其余地区均已越过第一个拐点,但尚未越过第二个拐点,未来城市生活垃圾将随着经济增长呈上升趋势。(4)区域异质性检验发现,东部地区城市生活垃圾与经济增长呈倒“U”型;拐点大约在人均GDP为75 720元,中部地区城市生活垃圾与经济增长呈“U”型,拐点大约在人均GDP为34 500元;西部地区城市生活垃圾与经济增长呈倒“U”型,拐点大约在人均GDP为181 795元。总体来看,东部经济发达的地区企业和居民环保意识较强,政府对城市生活垃圾治理效果较好;中部和西部地区企业和居民环保意识还有待提高,政府应加强对城市生活垃圾的治理以及提高企业和居民的环保意识,特别是西部地区环保意识还很薄弱。由此,为实现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的协调发展,基于实证结果提出以下政策建议:(1)改变垃圾计费方式,有助于加速WKC曲线“拐点”的来临。(2)对不同地区应实行差异化环境规制政策。(3)应加大对“绿色”技术创新的投入。     

城市居民循环行为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循环行为是城市居民注重产品减量化、再利用、再循环的环境意识行为的简称,它既包括购买行为,也包括购买后使用(包括处理、废弃等j行为.在相关文献回顾与实证研究设计的基础上,通过问卷调查,对城市居民循环行为的影晌因素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城市居民的循环行为主要取决于垃圾问题感知、垃圾循环知识、垃圾责任意识、个人消费观念和年龄五个变量.可见,用心理意识因素和人口统计因素(年龄)可以有效地区分循环型居民和非循环型居民.这对相关公共政策,尤其是城市生活垃圾管制政策提供了一定的借鉴和启示.     

共同生产视角下生活垃圾分类效果评价与政策驱动路径——基于中国中东部地区19个城市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现有研究大多使用生活垃圾处理效率来衡量生活垃圾分类效果，尚缺乏公众参与视角下的生活垃圾分类效果评价。该研究基于共同生产理论对生活垃圾分类效果进行评价，将垃圾分类共同生产效果划分为高低不等的4个档次，并提出公民侧与政府侧的6个政策驱动因素，应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分析中国中东部地区19个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案例，剖析政策因素的必要性并探索高水平的垃圾分类共同生产效果的政策因素组合路径。研究表明：(1)在单因素层面，对公众进行“物质奖励”与“精神引导”，以及政府“绩效考核”与“提升公信力”，是实现高水平垃圾分类共同生产的必要政策驱动因素。(2)实现最强的垃圾分类共同生产需要综合调用政府侧和公民侧两方的政策措施，即4个必要政策驱动因素缺一不可。当缺少一个必要政策因素时，“强”共同生产就会转化为低一档的“较强”共同生产。(3)公民侧的强制与惩罚，以及政府侧的财政压力，对于实现“强”共同生产具有积极作用，且存在替代关系。该研究在理论上弥补了垃圾分类效果的评价机制，在实践层面有助于中国地方政府制定有效的政策措施促进公民积极参与垃圾分类，实现国家倡导的“政府推动，全民参与”垃圾分类情景。     

乡村旅游地居民政府信任对旅游发展支持度的影响——地方依恋的调节效应

乡村旅游发展不仅能够拉动地方经济的增长,也能助推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实施。探索居民旅游发展支持度的前因变量和形成机制是推动旅游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并受到国内外学者的普遍关注,尤其在乡村旅游发展引发的多利益主体复杂关系中,居民对政府的信任度是保证乡村旅游有序发展的关键环节,但现有研究中关于旅游地居民政府信任对社区居民旅游发展支持度的影响机制尚缺乏深入的探讨。文章基于社会交换理论,以居民旅游参与度和旅游影响感知为中介、地方依恋为调节,以山东省8个代表性乡村旅游地为案例研究地,量化分析政府信任对社区居民旅游发展支持度的影响机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政府信任正向显著影响居民旅游发展参与度、旅游感知获益和支持度,负向显著影响旅游感知成本;参与度和旅游感知获益部分中介政府信任与旅游发展支持度的关系;地方依恋对政府信任与参与度之间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与已有研究相比,文章从乡村旅游地居民政府信任切入,阐释了居民旅游发展支持度的形成机制,在影响机制探索中强化了社区参与和地方依恋的作用,对深刻理解居民政府信任促进旅游发展支持度的传导机制、激发居民旅游发展支持行为提供了理论解释和实证支持。这意味着,为有效提升社区居民旅游支持度,需要重视社区居民的政府信任度,增强政府与居民良性互动,广泛吸纳社区居民积极参与旅游发展过程,提升社区居民在乡村旅游发展中的获得感,并培育居民对乡村的地方依恋情感,进而发挥乡村旅游助推乡村振兴战略的积极作用。     

扩展计划行为理论框架下共享单车规范停放行为意向的影响因素分析

得益于移动支付、GPS卫星定位等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共享单车的出现为缓解交通拥堵,破解"城市最后一公里"难题提供了最有效的解决方式,但其快速发展也暴露出严重的无序停放问题,给城市管理带来了极大的压力。如何从根本上调动用户的积极性,形成良性自愿合作机制,对城市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从社会心理学入手,在计划行为理论的基础上,引入后果感知和制度感知这两个预测变量,建构了用户规范停放共享单车合作意向的研究框架,研究用户行为态度、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后果感知和制度感知对其合作意向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1)知觉行为控制、后果感知、行为态度、制度感知和主观规范均能正向影响行为意向,但是其作用力依次减弱。(2)除主观规范以外,其他预测变量均能显著影响行为意向。(3)后果感知和制度感知不仅会直接促进行为意向,而且会通过行为态度间接影响行为意向,且中介效应显著。基于以上研究结果,本文探讨了其背后的原因,并针对性的提出了促进用户合作意向的建议。尽管本研究从个体视角来研究合作意向,但是个体的决策很大程度上受到决策环境的影响,要从根本上调动用户的合作意愿,需要个体、企业、政府和社会的合作。本文的研究结论可以为城市共享单车有序管理提供基础的理论支撑。     

目的地居民对旅游影响的认知态度实证研究

旅游地居民对旅游影响的认知态度研究是旅游影响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以浙江乌镇为例．在实地调研的基础上．利用问卷调查方法，分析了乌镇居民对旅游的社会文化影响、环境影响和经济影响的感知程度．以及居民对旅游业发展的态度．归纳总结了乌镇居民对旅游影响的一般认知态度状况．对制定合理的旅游发展政策、改善居民对旅游者的态度和提高居民对旅游业的支持、促进旅游地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的调查结果进一步证实了以往居民对旅游影响认知态度研究的研究成果。乌镇居民对旅游给当地社区带来的社会、文化和环境效益感知强烈令人鼓舞。这与Liu和Var等诸多学者通过研究发现目的地居民对旅游发展产生的各方效益感知明显是一致的。此外，乌镇居民对旅游经济影响的正面感知一致较强与现有研究成果也是相符的。所有这些证实了旅游地生命周期早期阶段居民更易倾向于正面感知。     

居民感知公平对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影响研究——基于社区认同的视角

居民是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主体,而居民感知公平是决定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重要因素。文章基于社区认同的视角,探讨居民感知公平对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影响及作用机理。研究以山东济南朱家峪古村为例,通过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对感知公平、社区认同和社区参与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1居民感知公平对社区参与旅游发展具有正向影响。当感知到在旅游发展中所享受到的利益分成越公平时,感知到这种分成过程越公平时,感知到人际交流和信息沟通越公平时,社区居民越能积极参与到旅游发展之中。同时,相比较程序公平和互动公平,分配公平更能促进社区居民参与旅游发展的程度,这是由中国现阶段乡村旅游从业人员所处状况所决定的。2居民感知公平对社区认同具有正向影响。当感知到旅游发展中的分配公平、程序公平和互动公平越高时,越会认为自己是旅游社区建设和发展中的一员,且有一种作为成员的自豪感和主人翁意识,越会对社区有一种忠诚感,越会认同自己所属社区的价值理念。此外,相比较分配公平和程序公平,互动公平对社区认同影响最大,这是由中国所处的文化结构和文化背景所决定的。3社区认同正向影响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社区认同的三个维度成员感、忠诚感、相似性均对社区参与旅游发展具有良好的预测作用,其中社区忠诚感的作用最为显著。文章丰富了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相关理论,为增强居民的社区认同感和提高社区参与程度提供了方法指导和决策参考。     

城市民族旅游社区的外部认同研究——以西安回坊伊斯兰传统社区为例

社区认同反映了国家、区域、种族和文化的认同,民族社区外部认同对复兴民族传统文化、增强族群认同、重构民族精神都有着巨大的影响.本文以西安回坊伊斯兰传统社区为研究对象,通过结构方程的方法分析了入境游客对该社区的情境认知及评价,研究结果显示:入境游客对该社区外部认同的情境认知由强到弱依次为跨文化交际(标准化路径1.16)、社区整体环境状况(标准化路径0.75)和社区旅游吸引力(标准化路径0.60);其中,社区民族风情在旅游吸引力中处于主导地位(标准化路径0.75)、回坊整体环境有序度在社区整体环境状况中处于主导地位(标准化路径0.89)、跨文化交际行为中回坊居民文明礼貌程度占主导地位(标准化路径0.82).该研究结论从实证层面初步构建了城市民族旅游社区外部认同的结构维度,对促进城市民族旅游社区可持续发展具有一定的借鉴和参考意义.     

半城市化地区农村社会和空间变迁研究〖HT2”SS〗——以江苏省姜堰市城郊结合部为例

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在城市建成区边缘和资源禀赋条件较好的农村地区产生了大量半城市化地区。在城市化、工业化等多重影响下,半城市化地区经历着从单一农村社会向城乡多元社会的转变。以姜堰市城郊结合部为例,分析半城市化对农村地区社会和空间变化的影响。结果表明：半城市化地区就业结构和居民家庭收入来源的非农化水平不断提高,农业在就业结构和家庭收入来源中的重要性逐渐下降;空间结构和功能呈现出更多的城市特征,居住空间正在由传统的自然村落向城市社区过渡。同时,半城市化地区存在着土地利用混杂低效、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服务匮乏、原住居民就业和社保形势严峻等亟待破解的问题。最后,针对姜堰市城郊结合部现状提出建议,推进城市化的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