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型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非线性影响北大核心CSCDCSSCI

作为助推生态文明建设的有力手段,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日益成为热点。文章通过引入空间溢出和门槛非线性效应,研究以政府治污为主导的投资型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非线性时空影响。首先从空间溢出和非线性门槛视角揭示了投资型环境规制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理论机制,并考察了非线性影响关系的特征事实;其次立足绿色低碳转型目标,基于纳入碳排放、PM2.5等非期望产出的SBM模型,测算2001—2019年中国省级层面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从纯效率、技术进步和规模效率角度分解三者贡献;而后基于空间计量模型,选取Queen邻接权重矩阵和地理距离权重矩阵分析投资型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非线性时空影响;最后采用多重门槛模型检验在不同单位GDP能耗条件下,投资型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与2001—2011年相比,2012—2019年全国省级层面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幅较大,且技术进步是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主导动力,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区域差距总体上呈缩小趋势;(2)考虑空间效应后,投资型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存在倒“U”型关系,且其影响强度具有时空异质性,倒“U”型影响在2001—2011年期间、中西部地区更为突出;(3)从空间溢出视角看,全国省级层面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空间相关特征,且投资型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不同时期、不同区域的空间溢出效应具有异质性;(4)投资型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具有非线性门槛效应,当单位GDP能耗低于一定门槛条件后,弱化投资型环境规制才能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最后,文章从综合利用环境规制工具、构建区域协同高效的环境规制政策、探索跨区生态补偿机制、强化绿色技术转型以及优化产业结构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两难还是双赢?

有关环境规制与生产率的实证研究,大多集中在单向静态关系的检验上,忽视了生产率对环境规制的反向影响,即环境规制与生产率之间可能存在双向动态关系。基于此,本文采用SBM函数和Luenberger生产率指数对2003—2015年中国36个工业行业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度,同时为了表现环境规制带来的环境改善和成本负担的双重效应,分别构造污染排放强度指标和污染减排成本指标作为环境规制的代理变量,最后通过PVAR模型对"污染排放强度-污染减排成本-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是否存在双向动态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显示:2003—2015年中国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呈波动变化,总体没有上升或下降的趋势;但在2008年前后其波动幅度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在2008年之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波动剧烈,其后逐渐向前沿面收敛。此外,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与污染减排成本互为Granger因果,但与污染排放强度仅存在单向Granger因果关系。GMM估计结果和脉冲响应函数表明,短期而言,政府减排政策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具有时效性,近期的环境政策确实能够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同时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也有助于减少污染排放和补偿减排成本;但长期来看,由于政策滞后性等特点,陈旧的环境政策不仅无法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持续增长,而且还诱发企业为补偿污染减排成本而加速提高污染型经济产出的行为,进而恶化了环境状况。由此,为实现经济发展和环境质量改善的"双赢",中国政府应该在设计合理的环境政策和提高绿色技术创新补贴两方面发力。     

中国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测算

发展绿色农业需要准确而全面地掌握农业绿色发展现状,因此测算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成为一项重要的基础性研究工作。现有文献在投入产出指标选择上未达成统一认识,尤其对于非期望产出指标的选择争议较大,因此影响测算结论的科学性。本文在综合借鉴已有文献的基础上,依据中国农业的发展现实及统计数据的口径资料,对农业的投入产出指标进行重塑,着重分析了碳排放作为非期望产出的现实基础,利用基于SBM-DDF方法的Luenberger指数对2001—2015年中国31个省份的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度,并分析其时空演变和收敛性。研究发现:(1)中国农业平均碳排放强度从2001年开始经历了小幅上升期和平衡期,并在2006年之后呈现出显著下降趋势,中部农业碳排放强度最高,西部最低。(2)碳排放的无效率和机械动力投入的无效率是各省农业绿色无效率的主要来源;与东部相比,中西部劳动投入的无效率性显著,尤其西部应该加快农业劳动力的转移。(3)中国农业绿色TFP年均增长率为1.56%,增长率在东中西部依次递减,在粮食主产区、主销区和平衡区依次下降。(4)除粮食主销区存在绝对β收敛外,全国、东中西部、其余粮食功能区均不存在绝对β收敛和σ收敛;但全国及各区域均存在显著的条件β收敛。结论启示,依靠提升绿色TFP来实现中国农业绿色发展尚有很大空间;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较低的省份应加强与"前沿省份"的交流与合作,通过引进先进农业生产技术和农业管理经验,逐步缩小与"前沿省份"的差距;特别对于粮食主产区,各省份间呈现出明显的两极分化现象,这不利于粮食生产安全。     

环境规制条件下中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与分解

采用单元调查评估法对中国农业分省污染排放量进行核算的基础上,应用基于方向性距离函数的Malmquist-Luenberger生产率指数方法,对1978-2008年环境规制条件下省际农业TFP增长及其源泉进行实证分析,将农业增长、资源节约与环境保护纳入到一个统一框架.研究发现:①环境规制条件下农业TFP取得了一定增长,主要由前沿技术进步贡献,环境技术效率也存在一定程度的改善,在时间趋势上大致可以划分为6个阶段;②从资源、环境与增长的统筹兼顾来看,农业TFP及其增长模式地区差异明显,东部地区要优于西部地区,中部地区则可能处于失衡状态;③以三大直辖市为代表的东部省区和西部青海、贵州和宁夏等边远省份直接主导着“农业环境技术创新”;④是否考虑环境污染成本,对农业生产率核算会产生较大影响,并可能导致政策偏误.     

农业环境规制促进了小麦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吗?

基于1998～2016年中国小麦主产省面板数据,采用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测算了环境约束下小麦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并利用空间计量方法研究了环境规制对小麦GTFP的影响和空间溢出效应.结果 表明:(1)小麦GTFP呈现出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环境规制能够促进本区域的技术创新,从而带动小麦GT-FP的增长,同时邻域通过环境规制所实现的技术创新对本区域小麦GTFP的增长有正向溢出效应;(2)环境规制强度和小麦GTFP之间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西部地区处于拐点左侧,而大部分中部地区则处于右侧,说明中国小麦产业中强“波特假说”具有阶段性;(3)由于小麦GTFP显著低于传统小麦全要素生产率,小麦产业存在着以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的粗放型增长.     

创新型城市建设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在DEA框架下,基于考虑非期望产出的方向性距离函数,文章运用Global-Malmquist-Luenberger生产率指数测度了2003—2017年中国283个城市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借助创新型城市建设这一准自然实验,采用渐进性的双重差分模型检验了创新型城市建设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创新型城市建设有利于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绿色转型,相较于非创新型城市,政策试点使得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平均提高4.9%。具体地,创新型城市建设可以通过技术效应、集聚效应和倒逼效应三条途径驱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异质性分析表明,创新型城市建设对东部地区城市、规模较大城市以及高等级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效应更强。分位数估计结果显示,创新型城市建设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效应呈边际递增趋势。文章研究结论稳健,经过平行趋势检验、PSM-DID方法估计、反事实检验、安慰剂检验、其他稳健性检验以及工具变量估计之后,依然成立。由此得出,在创新型城市建设过程中,要坚持因地制宜、因城施策、一地一策的原则,充分发挥地方政府的主体地位,同时要探索创新型城市建设政策促进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多维途径。     

中国资源型产业集聚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本文基于2005-2014年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以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对经济发展效率予以度量,运用多种计量分析和检验方法,在通过两阶段SYS-GMM方法有效控制解释变量内生性问题的条件下,实证考察了资源型产业集聚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非线性影响。结果表明,资源型产业集聚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呈显著的倒"U"型曲线关系,并表现出强稳定性,资源型产业最优集聚规模为0.891,当资源型产业集聚度小于倒"U"型曲线的拐点0.891时,资源型产业集聚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一旦资源型产业集聚度超过这一拐点时,产业的过度集聚就会阻碍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将资源型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分解为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由于资源型产业以水平型集聚为主,使得资源型产业技术效率的提高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贡献大于技术进步,当集聚类型由水平型向垂直型转化时,技术进步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有利影响将会凸显出来;资源型产业集聚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倒"U"型曲线的拐点值对于不同传导机制因素的敏感程度不同,科技创新投入、人力资本水平、市场化程度、基础设施建设四个因素推延了资源型产业最佳集聚规模阈值,降低了由于集聚规模扩大而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产生"拥塞效应"的风险;中国48.39%的省份处于资源型产业集聚"规模效应"阶段,集聚规模的扩大会继续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51.61%的省份大多属于资源富集省份,处于产业集聚"拥塞效应"凸显阶段,若继续扩大集聚规模,过度集聚将进一步阻碍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     

中国省际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到了快速发展,但与此同时,我国很多环境污染指标在世界排名也显著提高。那么中国的经济增长是否是造成环境污染的原因?经济增长对环境一定是有害的吗?也就是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在中国是否存在?围绕着这些问题国内外学者进行了大量有益的探讨。但是很多文献都是利用人均收入和人均排放关系来识别是否存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这种方法的缺点是没有认清这两者都是生产过程的产出,是生产过程中的投入导致产出的结果。忽略生产过程中的投入和产出组合的效率变化,只研究两个产出之间的关系会影响传统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检验基础,也妨碍环境效率影响因素的识别。正是循着这个方向,很多学者构建了一个综合的环境绩效指标。通过研究环境绩效指标与人均收入之间的关系来识别是否存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基于此,本文利用中国30个省份1997-2011年经济增长和污染排放数据,利用考虑环境的数据包络模型研究了环境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及其分解。研究发现:考虑环境因素的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年均增长2.94%,环境全要素生产率指数的增长主要来自技术进步指数。影响环境全要素生产率指数的空间面板Tobit回归模型表明,人均收入对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产生正向的作用,这表明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经济与环境的协调性越好。人均收入的平方项系数为负,表明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库兹涅茨曲线存在。对外开放水平高导致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下降。技术进步始终是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积极原因。     

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基于技术进步偏向视角的研究北大核心CSCDCSSCI

在“双碳”目标背景下,达到减排目标的同时保证经济平稳增长是中国当下谋求的经济发展模式。因此,探究环境规制对中国经济增长,尤其是对技术进步的影响机理将有助于剖析环境政策对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作用机制。该研究利用SBM模型测算中国2003—2018年制造业分行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对技术进步分解,考察偏向性技术进步的要素偏好特征,最后采用面板回归模型实证检验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和技术进步及其分解项的影响机理。研究结果表明:①中国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总体呈逐年上升态势,技术进步是其增长的主要来源。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和技术进步呈现倒“U”型关系,并且目前规制强度处于拐点左侧,环境规制强度的提升有助于促进我国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和技术进步的增长。②从技术进步的内部影响机理来看,偏向性技术进步要素偏好结果显示,投入偏向性技术进步要素偏好特征随着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变化而变化,产出偏向性技术进步更多偏向于CO_(2)产出,但呈逐年向好趋势。环境规制对投入偏向性技术进步、产出偏向性技术进步和规模技术进步的影响均较为显著,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有助于提升投入偏向性技术进步,降低产出偏向性技术进步从而节约生产要素的投入,降低CO_(2)产出。③对外开放程度、资本密集度、政府补贴等因素均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和技术进步有正向影响,加强这些因素有助于提高制造业经济发展,但研究发现当前技术进步对碳排放的影响存在一定“碳锁定”效应,环境规制未能有效降低煤炭使用依赖。该研究测算了中国制造业经济发展现状和环境规制作用效果,为推动经济绿色化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     

环境规制与我国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基于国际垂直专业化视角的实证

在中国企业参与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的过程中,存在污染工序的转移问题,但鲜见有学者基于这一新型国际分工背景探讨环境规制会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带来何种影响。为了对此进行研究,本文利用SBM模型测算了中国2002-2010年27个制造行业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以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国际垂直专业化过程中加强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最后考察了环境规制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行业差异性。研究结果表明:①环境规制强度与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整体上符合"U"型关系,即环境规制强度由弱变强,将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产生先削弱后提升的影响;②环境规制强度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在清洁型部门与污染密集型部门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因此,适度加强环境规制强度,采取灵活多样的环境规制形式,不仅有利于保护环境,而且利于促进技术创新,提升制造企业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人口老龄化下农业人力资本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推动农业绿色发展不仅是乡村振兴的有效途径,而且是赋能农业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农业人力资本的提升决定了农业绿色发展的水平。该研究首先构建了2011—2021年中国30个省份的农村劳动力系数,分析了农村人力资本总体情况。其次,运用超效率SBM方法,构建GM指数测度了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指标,分析了中国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分布与区域差异。最后,结合农村劳动力系数与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指数,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中国农村老龄化系数从2011年到2021年增长了0.063,农村老龄化问题正不断冲击着农业农村的可持续发展。(2)中国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从2011到2021年大多在1以上,农业绿色发展态势良好,且增长主要动力来源于农业绿色技术进步。(3)农村老龄化的人力资本结构显著抑制了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并且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机制分析发现,创新水平提升在上述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异质性分析发现,在受教育程度低的地区以及中国西部地区,农村人口老龄化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存在显著的抑制作用,而在受教育程度高的地区以及中国东中部地区,农村人口老龄化...     

基于环境修正的中国畜牧业全要素生产率分析

运用广义马姆奎斯特指数与随机前沿生产函数结合的方法,将畜禽粪污排放作为一种无法避免的投入纳入考虑,对1997~2011年中国畜牧业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进行了全面分析。研究表明:1中国畜牧业增长是依靠要素投入增加来扩张的外延式增长,要素之间的整合协调并不充分;2环境全要素生产率低于传统全要素生产率,随着畜牧业污染情况的加重两者间差距在逐渐扩大;3中国畜牧业总体处在规模报酬递增阶段,产值增长由技术进步支撑,但生产效率呈现出逐年下降的趋势;4受到资源和空间、生态环境以及政府规划等多种因素影响,中国六大区域的畜牧业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差异较大,其中东北地区的畜牧业发展最为协调,而西北地区最为落后。     

基于环境修正的中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度量

环境的外部性使包含环境影响的生产率度量一直是个难题,而此类研究对推动我国农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提出了一种度量和评估包含环境影响的农业生产率方法,在本研究中,环境的外部性通过定义一个包含市场产出和污染产出的总产出而纳入分析框架,用总产出代替传统TFP计算中的产出,包含环境影响的全要素生产率公式得以建立.利用基于单元的综合调查评价法计算了1990-2008年我国主要农业污染物排放数量,并在此基础上度量了基于环境修正的我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研究表明在1990-2008年间我国经环境调整后的农业生产率增长呈现减小趋势,农业环境污染使农业生产率增长降低0.09%-0.6%,量呈现较大的时期变化;依据不同环境污染价值损失评估法,环境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修正会带来或高或低的结果.为了更准确地度量环境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需要进一步探索环境污染价值评估方法,完善我国农业环境监测体系.     

三重价值链耦合协调发展对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省内价值链、国内价值链和全球价值链（三重价值链）的融合发展,是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也是中国企业经济软着陆的关键抓手。在高质量发展有序推进的背景下,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成为衡量企业发展的重要指标,因此有必要探讨三重价值链耦合协调发展对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该研究利用世界投入产出表、中国多区域投入产出表、上市公司数据测算了三重价值链耦合协调度,基于SBM方法测算包含非期望产出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整合得到770家上市公司2012年、2015年和2017年的平衡面板数据,通过多维固定效应回归考察三重价值链耦合协调度对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存在三重价值链耦合协调度提升→GVC嵌入度深化→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正向传播机制,但效果随着企业的要素密集度增加呈现递减趋势。(2)机制研究和异质性分析表明,前向耦合协调发展为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带来更有效和长期的动能,而后向耦合协调发展为劳动密集型企业带来短期显著的绿色生产率提升。基于此,该研究提出了布局本土产业、协调三链关系的相关政策建议：(1)地方政府应发挥主观能动性,评估本地企业优势,保证在政策制定上更加微观具体,劳动...     

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快速增长的当下,科学考察对外直接投资及逆向技术溢出对中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利用SBM方向距离函数及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ML指数)测算了2003—2015年中国29个省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运用空间杜宾模型(SDM)实证考察了对外直接投资及逆向技术溢出对中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①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能够显著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②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能够通过促进本地区技术能力对绿色全要素生产提升产生积极作用;③总体上看,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不仅能够促进本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同时也能够通过空间溢出机制,显著提高周边省份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④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对省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对东部、中部省份和经济发达地区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对于西部省份和欠发达地区,溢出效应并不明显。中国应进一步加大对外直接投资,鼓励企业投资海外高科技产业,特别是扩大对清洁能源领域的投资;同时,加快吸收和引进发达国家先进的绿色生产技术、生产工艺和管理经验,通过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提高本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水平,最终实现经济的绿色转型。     

数字乡村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

近年来,推进数字乡村建设已经成为中国的一项重要国家战略。然而,目前鲜有文献涉及数字乡村建设与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关系的考察。基于此,运用2019年1 740个县级行政单位样本,采用工具变量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等考察了数字乡村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数字乡村促进了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并且经过工具变量检验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仍然成立。(2)数字乡村主要通过两个途径影响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一是数字乡村通过推动农业经营主体规模经营促进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其中对于GML和ML指数度量的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规模经营度的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分别为1.80%和3.70%;二是数字乡村通过推动农业信息化发展促进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其中对于GML和ML指数度量的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农业信息化的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分别为1.70%和1.40%。(3)异质性分析发现,在农业规模经营地区数字乡村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在非规模经营地区没有显著影响。在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数字乡村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促进作用,但在西部地区...     

环境规制、农业绿色生产率与粮食安全

绿色发展将成为中国未来粮食安全保障的重点内容,衡量农业绿色生产率有利于判断当前的发展位点,且合理的农业环境规制是促进绿色生产效率提升和解决粮食供需矛盾的有效途径。本文引入碳排放交易和排污费征收标准,在将考虑了环境成本的农业绿色GDP作为产出运用随机前沿函数模型(SFA)核算中国2000—2015年省级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基础上,采用GMM方法检验了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与粮食安全保障程度之间是否具有因果关系,并构建联立方程模型具体分析了两者之间的影响机制,以及不同环境规制因素对两者的驱动机制。结果表明:①2000—2015年间全国平均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4. 10%,呈现明显的时序波动性以及地区之间的梯度性特征;②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和粮食安全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③农业绿色生产率的提高会降低粮食安全的保障程度,而过度重视粮食安全保障反过来会抑制农业绿色生产率的增长;④命令控制型环境政策规制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和粮食安全均产生正向影响,激励性碳排放交易规制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和粮食安全分别产生了正向作用和负向作用,自愿性环保投资规制仅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产生了显著正向影响。因此,精心设计环境监管工具,改善环境规制政策的适度性和适用性,建立强化能够充分调动农民实施清洁生产的激励机制和市场化排污交易机制,大力整合不同类型环境法规从而构建均衡的"环境规制组合"体系,是提高农业绿色生产率增长和保障粮食安全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低碳城市试点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及效应

研究尝试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为主要表征的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纳入低碳城市试点政策评估框架,评估低碳城市试点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以及制造业集聚、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等产业集聚与低碳试点政策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共同影响机制。将低碳城市试点政策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采集2005—2018年中国22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利用双重差分模型和系统GMM估计方法,实证检验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及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低碳城市试点政策显著促进了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但这一效应在不同地区呈现出典型异质性;在东部试点城市显著为正,而在中、西部试点城市显著为负。将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分解为城市绿色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后发现,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对城市技术效率和城市绿色技术进步的作用均较为显著。分地区检验后发现,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对东部试点城市绿色技术进步的影响显著为正,而对技术效率的影响不明显;对中部试点城市的绿色技术进步影响显著为正,而对技术效率的影响显著为负;对西部试点城市的技术效率影响显著为负,而对绿色技术进步的影响不显著。分批检验发现,三批试点均在不同程度上显著促进了试点城市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三批试点成效呈现为先增大后降低的"倒U型"特征。制造业集聚、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等产业集聚与低碳试点政策的协同或交互,均在不同程度上显著促进了试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研究在理论上有助于丰富或完善中国低碳城市试点政策的绩效评估框架,克服以往大多研究单纯强调碳减排效应而淡化经济增长效率的思维路径依赖;在实践上也有助于回应中国政府致力于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保护协调发展的政策主张,为调整或完善低碳试点城市环境保护与保增长的协同政策框架提供经验证据。     

“一带一路”建设对沿线中国重点省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绿色一带一路强调增长动力的转换,其落脚点是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的提升。中国沿线重点省域作为推进绿色一带一路实施的先锋与主力军,一方面,其更能充分享受到深度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所带来的发展红利,另一方面其战略支撑与撬动作用关乎着绿色一带一路的建设成效与进度。本文首次基于一带一路沿线中国重点省域视角,采用基于SBM方向距离函数的GML指数测算并分析沿线重点省域GTFP的发展现状与动因来源;利用断点回归首次定量分析一带一路建设对沿线重点省域GTFP的影响净效应,并探讨沿线重点省域下一步加快GTFP发展的务实路径。研究发现:(1)沿线重点省域的GTFP发展现状总体较好;技术进步是主要驱动力。(2)一带一路建设对沿线重点省域的GTFP和技术进步均起到了显著促进作用,影响净效应分别达0. 138和0. 156。(3)研发投入对GTFP和技术进步表现为抑制作用但不显著;经济发展与GTFP表现为U型关系,沿线重点省域当前的经济发展水平与GTFP表现为负相关;沿线重点省域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的贸易对GTFP当前主要表现为负效应,原因受限于沿线重点省域不合理的贸易结构和研发与经济水平的掣肘作用。(4)一带一路建设对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沿线重点省域的GTFP均表现为显著正效应,影响净效应分别达0. 143和0. 130,对两大区域的技术进步同样表现为正效应,影响净效应分别达0. 152和0. 161。(5)沿线重点省域下一步应重点从借力对外贸易,发展绿色经济;完善创新机制,重视人才效用;强调科技创新,优化研发结构等方面入手来提升自身的GTFP发展水平。     

技术异质下中国城市生态全要素生产率测度及其空间溢出效应

实现地区经济增长与生态效益的协同增长,不仅能够有效推进和完善生态文明建设,也有助于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该研究从强可持续和共同前沿理论的角度入手,基于2011—2020年中国285个地级市面板数据,考虑区域技术异质性的特征,采用基于共同前沿的三阶段SBM模型来测度城市生态全要素生产率,并利用空间杜宾面板模型分析城市生态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溢出效应以及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1)在剔除外部环境因素和随机因素影响后,各地区生态全要素生产率相比于未改进前有了较大幅度的下降;从分地区效率均值来看,呈现出东部>东北>西部>中部的特征。(2)不同空间权重矩阵下,城市生态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且存在差异性特征。(3)考虑地理位置、经济发展水平及资源禀赋差异因素,东部地区和非资源枯竭型城市生态全要素生产率产生的空间溢出效应更加明显,而中部、西部、东北地区和资源枯竭型城市生态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溢出效果则一般。(4)城市生态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离不开相邻地区的协作和交流,进而形成以邻为伴和互利共赢的发展格局。因此,在中国经济面临转型发展的新时期,需要重视提高要素和资源的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