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及地位对产业碳生产率的影响北大核心CSCDCSSCI

文章结合目前低碳经济发展的大背景,采用理论与实证相结合的方法,通过引入新的交互项对模型进行创新,从而对全球价值链嵌入与我国产业碳生产率之间的内在关系做了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首先从技术创新效应、结构升级效应、环境规制效应和低端锁定效应等四个维度分析了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和嵌入地位对产业碳生产率的内在影响机制,然后通过匹配TIVA数据库进行全球价值链(GVC)的测度,并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第一,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和地位对中国产业碳生产率具有不同的差异性影响。总体而言,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会显著促进产业碳生产率,而全球价值链嵌入地位则与我国工业碳生产率呈显著负向关系。第二,全球价值链嵌入不仅直接影响碳生产率,而且通过技术创新等交互效应间接影响碳生产率。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嵌入地位显著抑制了技术研发对产业碳生产率的积极作用。在目前阶段提升环境规制的强度会降低嵌入程度对中国工业碳生产率的促进作用。第三,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中国碳生产率的影响存在行业异质性,资本密集型行业的价值链嵌入会显著促进中国产业碳生产率。研究认为:在目前阶段我国需要继续加深全球价值链的嵌入程度,同时应鼓励产业在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攀升。为此,需要调整好环境规制的强度,合理把握环境规制力度,努力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加快能源结构转型,推动产业结构向低碳清洁化升级;不断加快科技创新力度,尽量提升具有更高附加值的前向参与,以利于我国产业碳生产率的跃迁。     

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环境效应分析

本文基于WIOD数据库刻画了2001—2009年间我国14个工业行业与全球38个主要国家间的价值链嵌入度和贸易隐含碳排放程度,并实证研究了我国全球价值链嵌入对碳排放的影响。研究发现:首先,全球价值链嵌入会显著减少工业行业的贸易隐含碳排放,但是参与价值链会加剧污染密集型行业的贸易隐含碳排放量。同时,外商直接投资并没有通过参与国际分工给中国的环境造成恶化效应,反而促进了环境的改善。此外,全球价值链嵌入对技术密集型行业的环境改善效应更强。其次,分位数回归发现随着价值链嵌入程度提高,全球价值链嵌入对环境污染的改善效应表现得更为突出。最后,全球价值链嵌入对环境的改善效应主要来源于全球价值链前向嵌入的积极作用,全球价值链后向嵌入则会提高行业的贸易隐含碳排放。也就是说,提高中国中间品间接出口的比重将有利于环境质量的改善,但国内增加值率的下降将恶化我国的环境状况。     

空间溢出效应视角下低碳技术创新对气候变化的响应

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技术努力已有多年,有必要实证检验这一努力的成效,主要是中国低碳技术创新对气候变化的响应效果。本文基于2004—2015年中国30个省市的空间面板数据,首先采用ESDA方法对低碳技术进行空间相关性分析,接着采用SDM模型实证分析低碳技术创新响应气候变化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1)中国低碳技术供给与需求在空间分布上有一定偏差,代表技术供给的低碳技术创新活动呈现由东向西扩散的特征,东部地区始终最为活跃,中、西部地区创新活力则梯次下降。而碳排放具有"西移"的特征,代表了低碳技术需求的变化方向。(2)中国低碳技术创新响应了气候变化趋势,表明多年努力取得了成效;而响应的空间溢出效应尽管是正向的,但尚不显著,表明各区域的低碳技术创新活动仍处于各自为战的阶段。(3)环境规制与市场拉动是低碳技术创新的重要影响因素。其中,支持性环境规制政策与抑制性环境规制政策均能促进本地低碳技术创新,但空间溢出效应不显著,表明各区域在环境政策上是"逐顶竞争"关系,但各自为政,示范效应不足。市场拉动指标经济增长与出口对本地低碳技术创新均具有较高水平且显著的促进作用,出口同时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但经济增长抑制邻近地区低碳技术创新。据此,本文的政策含义包括:加强中国低碳技术应对气候变化的区域协同治理,推动创新要素合理流动;充分发挥环境规制的示范效应,改善政策组合;发挥市场的拉动作用,延伸并升级绿色产业链。     

强“波特假说”存在产业异质性吗?——基于产业碳密集程度细分的视角

强"波特假说"认为严格而恰当的环境规制政策将使企业的生产效率呈现先降后升的趋势,为验证强"波特假说"及其产业异质性,首先建立产业碳密集指数,将工业部门36个细分行业划分为高碳密集产业、中碳密集产业和低碳密集产业;接着运用方向性距离函数测算2003—2014年细分行业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基于系统"GMM"估计方法验证三个细分行业的环境规制强度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第一,样本期间内,高碳密集产业的环境规制强度远远高于中低碳密集产业,这表明高碳密集产业一直是产业节能减排的重点对象,而碳排放情况较为严重的中碳密集产业则为"被遗忘的角落";第二,强"波特假说"在工业部门内存在产业异质性,高碳密集产业和中碳密集产业的环境规制强度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呈"U"型关系,而在低碳密集产业中两者则呈倒"U"型关系;第三,相对于高碳密集产业,中碳密集产业因环境规制强度较容易跨越"U"型拐点而具有较大的减排空间,低碳密集产业在达到"U"型拐点之前,环境规制为其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动力。本文研究结论蕴含如下的政策建议:根据产业的碳密集程度实施针对性的环境规制政策,持续加强中碳密集产业的环境规制力度,适度加强低碳密集产业的环境规制强度,高碳密集产业需根据不同阶段的经济水平设计具有针对性的环境规制政策,逐渐将三类产业的"遵循成本"效应转化为"创新补偿"效应,实现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的双赢。     

产业集聚能提高农业碳生产率吗?

基于黄淮海与环渤海设施蔬菜主产区2017年蔬菜专业村设施蔬菜种植户调研数据,在对产业集聚如何影响农业碳生产率进行数理模型机制分析的基础上展开实证检验。首先,运用路径分析方法总体衡量农业产业集聚程度的提高是否会强化技术溢出与规模效应以及二者对农业碳生产率的作用效果。然后,运用门限回归方法检验农业产业集聚对农业碳生产率的非线性影响,即"锁定"与"拥挤"效应。最后,运用分位数回归方法检验农业产业集聚对差异性农户的异质性作用效果。研究结果表明:产业集聚程度的提高会显著影响技术溢出与规模效应作用的发挥。其中,技术溢出、基础设施建设伴随产业集聚程度的提高与农业碳生产率之间呈"W"型关系,只有全面转型升级才是克服简单扩张导致的"锁定"与"拥挤"效应的最终途径,社会化服务供给缺陷则是约束农业碳生产率提高的重要因素。同时,农业产业集聚对于具有比较优势的高农业碳生产率农户的低碳增效作用更加明显。此外,生产专业化水平、是否采用测土配方施肥技术以及农户对消费者质量安全问题认知,也是影响农业碳生产率的重要因素。据此,提出提高农业碳生产率的政策建议:①继续加强主产地建设,发挥产业集聚优势,加大政府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持力度。②完善主产地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提高服务标准、精准服务对象、完备服务内容。③推动农业产业集聚转型升级,实现集聚由"数量"向"质量"提高。④加强对农户人力资本、现代技术等方面的支持,特别是对弱势群体加以倾斜。⑤运用市场机制引导生产者低碳生产行为,将消费者绿色健康需求通过价格传导到农户方面,推动农户低碳生产。     

政治嵌入、外部融资对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创新关系的影响

当前需要充分调动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主体作用,更需要清楚识别不同类型政策对绿色技术创新影响。文章以6 144家民营企业为研究对象,首先分析环境规制对企业不同类型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包括绿色工艺创新、绿色产品创新;其次,基于外部视角,实证检验外部融资对环境规制与绿色工艺创新、绿色产品创新关系的调节作用;再次,从内部视角实证检验企业政治嵌入对环境规制与绿色工艺创新、绿色产品创新关系的调节作用;最后,进一步检验政治嵌入与外部融资联合对环境规制与企业不同类型绿色技术创新关系的调节作用。结果显示：(1)环境规制、企业政治嵌入和外部融资均会对绿色技术创新产生正向作用,且对绿色工艺创新的调节作用更为显著。(2)企业政治嵌入能够正向调节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其对绿色产品创新的调节作用更为显著。(3)企业政治嵌入与外部融资对环境规制驱动绿色技术创新具有联合调节作用,即高政治嵌入、低融资约束条件下,环境规制对绿色工艺创新、绿色产品创新的影响最为有效。这意味着,经济的绿色复苏离不开有效的环境规制,要尽可能降低外部融资约束来满足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资金需求;在提高政府环境规制强度的同时,需要提高企业的政治...     

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影响比较研究

波特假说提出后,引发了大量关于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影响的实证研究,但是少有文献提及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且较少涉及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的非线性作用。本文基于费用型环境规制与投资型环境规制两种类型,利用我国30个省份在2003-2012年间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费用型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产生了显著的"挤出效应",排污费的征收增加了企业的生产成本,但是并不能促进企业进行技术创新;投资型环境规制总体上对企业技术创新产生了"激励效应",这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波特假说"。投资型环境规制通过降低企业技术创新的风险,增强企业的信心和预期水平,提升了企业的竞争力。在三类环境投资中,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对企业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最为显著;建设项目"三同时"环保投资对技术创新的正向作用难以确定;而工业污染源治理投资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企业的技术创新。门限回归分析表明,费用型环境规制与投资型环境规制均存在门限效应,即环境规制程度的不同,对技术创新的影响也有所差异。因此,在制定环境规制政策时,要考虑不同环境规制政策的效果差异,有所侧重地制定和实施环境规制政策。     

互联网发展影响全要素碳生产率：成本、创新还是需求引致

近年来,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新技术革命正在全球范围内展开,引发了新一轮产业和商业模式变革。"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与产业深度融合,促进传统产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已成为中国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要途径之一。绿色化经济增长也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表征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追求全要素碳生产率的提高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文章从成本、创新和需求三个层面阐述互联网发展对全要素碳生产率的影响机制,实证分析了互联网发展对全要素碳生产率的影响效果并检验其内在传导机制。首先,文章采用基于SBM方向性距离函数的Global 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法测算了2012—2017年中国30个省份的全要素碳生产率指数,发现在样本期间内,中国的全要素碳生产率总体呈上升趋势,且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呈现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依次递减的趋势,在此基础上采用面板数据回归模型估计了互联网发展对全要素碳生产率的影响,发现互联网发展能够显著促进全要素碳生产率的提高,采用面板门槛回归模型的进一步分析发现,互联网发展对全要素碳生产率的影响是非线性的,存在4.946 8的每法人单位域名数的门槛值,当跨越该门槛值后,互联网对全要素碳生产率的影响会显著增加。在此基础上,讨论了互联网发展对全要素碳生产率的成本效应、创新效应、需求引致效应的作用机制,中介效应检验发现企业成本、技术创新和新需求的中介效应显著,且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最强。最后基于分析结果,提出要加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推进互联网跨行业应用,提高互联网发展水平;孕育"互联网+科技"的创新发展新模式,促进全要素碳生产率提升;加快推进中西部地区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激励互联网需求创造,促进区域全要素碳生产率均衡发展;围绕企业降成本放大互联网的成本下降效应;多策并举,协力推动全要素碳生产率提升等建议,以促进全要素碳生产率的提高。     

农业环境规制促进了小麦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吗?

基于1998～2016年中国小麦主产省面板数据,采用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测算了环境约束下小麦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并利用空间计量方法研究了环境规制对小麦GTFP的影响和空间溢出效应.结果 表明:(1)小麦GTFP呈现出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环境规制能够促进本区域的技术创新,从而带动小麦GT-FP的增长,同时邻域通过环境规制所实现的技术创新对本区域小麦GTFP的增长有正向溢出效应;(2)环境规制强度和小麦GTFP之间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西部地区处于拐点左侧,而大部分中部地区则处于右侧,说明中国小麦产业中强“波特假说”具有阶段性;(3)由于小麦GTFP显著低于传统小麦全要素生产率,小麦产业存在着以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的粗放型增长.     

双重环境目标约束下的产业转型升级:“减污降碳”何以“协同增效”

在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处理好多目标环境规制政策的协同性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工作。面对建设美丽中国与实现“双碳”目标两大战略任务,环境政策协同是否可以更加有效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现有研究尚无确定答案。因此,该研究利用“两控区”和低碳城市试点政策作为环境政策协同的准自然实验,将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纳入统一分析框架,利用2003—2020年中国282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通过构建双重差分模型,研究减污降碳双重环境目标约束对地区产业转型升级的影响。研究表明：(1)与单一环境规制相比,减污降碳协同推进地区产业转型升级效果更佳,这一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中均成立。(2)机制分析发现,在双重环境目标约束下,有为政府通过财政支出调节效应推动地区产业转型升级;有效市场激励微观企业产生易地搬迁效应和创新补偿效应,从而实现地区产业转型升级。(3)进一步研究发现,减污降碳双重环境目标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具有明显的异质性,双重试点政策对东部地区、非老工业基地、高环保意识地区、环境基础设施水平高的地区产业转型升级的作用更加显著。基于此提出：(1)地方政府应统筹全局,避免走...     

碳排放对绿色技术创新驱动产业升级的动态调节机制

实现“双碳”目标对于新发展格局下绿色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的协调发展至关重要。该研究基于有效减碳的新视角,采用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及门槛计量技术实证剖析了碳排放对绿色技术创新驱动产业升级的异质动态调节机制。结果发现：绿色技术创新显著有助于产业升级,但这种激励效应只有在绿色技术创新水平达到一定程度时方能显现;碳排放在绿色技术创新助推产业升级过程中扮演着正向倒“U”型调控角色,过低或过高强度的碳排放均会在一定程度上造成绿色技术创新的产业升级红利损失,而唯有适度的碳排放策略才能有效激发绿色技术创新对产业升级的积极影响;碳排放约束下绿色技术创新的动态产业升级效果存在显著的时空差异,在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依次呈现倒“U”型、正向“N”型和正向倒“U”型调节特征;现阶段碳排放总体有利于提升绿色技术创新的产业升级效应,但积极的调节效果仅体现在中西部地区,而在东部地区尚未显现;在不损害绿色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良性协调的前提下,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内总体尚存在较为广阔的碳减排空间,但相比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应实施更为严厉的碳减排约束。以上发现对于未来国家科学处理持续减碳、绿色创新驱动与产业升级之间的动态演化关联具有重...     

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技术创新与企业排污强度

贸易与环境是新发展格局下中国可持续发展的重大议题。降低企业污染排放强度是保证经济可持续发展并实现节能减排的重要手段,同时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作为技术创新的重要来源是环境效应改善的关键动力。该研究在阐明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通过技术创新影响企业排污强度作用机制的基础上,利用2000—2014年企业污染排放数据库、海关进出口数据库、企业专利数据库与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匹配数据,实证检验了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对中国制造业企业排污强度的影响,并使用2010—2019年上市公司和制造业分行业数据进一步验证核心结论的稳健性。研究结果表明：(1)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总体上表现出正向环境效应,即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可以降低企业单位产值的污染排放量,这一核心结论在经过更换衡量指标、更换样本数据以及内生性讨论等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2)作用机制分析结果表明,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通过产出效应与技术创新效应降低企业排污强度;(3)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不同企业所有制类型、技术水平以及区域特征下,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对外资企业、高技术水平企业以及东部地区企业排污强度的降低作用更为明显;(4)与传统新古典框架探讨环境问题关注...     

谁驱动了环境规制下的企业风险承担：“转型动力”还是“生存压力”？

合理的风险承担是企业绿色转型的重要前提,环境规制政策如何影响企业风险承担是经济社会绿色转型发展背景下值得探讨的问题。厘清环境规制与企业风险承担之间的关系对于进一步完善环境政策体制机制,推动企业绿色低碳转型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基于2004—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在对环境规制的多重效应进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实证检验环境规制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发现：(1)环境规制的增强会显著提高企业的风险承担;(2)机制检验结果显示,环境规制推动技术创新和改善市场竞争效率的“动力效应”以及提高企业生产成本和影子银行化程度的“压力效应”均可以导致企业风险承担上升;(3)调节效应分析发现,地区的创新环境与企业的成本转嫁能力在环境规制影响企业风险承担的过程中发挥着显著的调节作用,地区的创新环境越完善、企业成本转嫁能力越弱,环境规制影响企业风险承担的政策效应越显著;(4)进一步研究发现,环境规制推高企业风险承担导致了企业环境绩效降低,并提升了企业的破产风险,表明“压力效应”带来的负面作用占据了主导地位。文章为环境规制的政策效应评估提供了经验支持,也拓展了企业风险承担影响因素的研究视域。文章的政策涵义在...     

绿色悖论抑或倒逼减排——环境规制对碳排放影响的双重效应

从环境规制对碳排放影响这一基本问题出发,针对可能发生的绿色悖论与倒逼减排两种结果进行理论阐释,认为环境规制不仅会对碳排放产生直接影响,而且会通过能源消费结构、产业结构、技术创新和FDI四条传导渠道间接影响碳排放。在此基础上,本文利用2000-2011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采用两步GMM法实证分析了环境规制对碳排放影响的双重效应。具体而言,通过引入环境规制的平方项考察环境规制与碳排放之间非线性的直接关系,并且构造环境规制与能源消费结构、产业结构、技术创新和FDI的交叉项探求环境规制影响碳排放的间接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对碳排放的直接影响轨迹呈倒U型曲线,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由弱变强,影响效应由"绿色悖论"效应转变为"倒逼减排"效应。就中国的实际情况而言,现阶段环境规制有效遏制碳排放,达到预期效果。无论是否具有环境规制约束,能源消费结构均是显著增加碳排放的重要诱因,蕴含环境规制尚未低碳化能源消费结构。环境规制倒逼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刺激技术创新,扭转了产业结构和技术创新对碳排放的作用方向。令人遗憾的是,环境规制同时抑制了FDI的环境溢出效应和资本累积效应以及削弱本国企业的技术吸收能力,致使FDI表现为"污染避难所"效应。因此,政府应该适度加强环境规制强度和合理选择环境规制工具,使得倒U型曲线的下降阶段更加显著与持久。同时,改革能源价格、提高环保技术以及优化FDI的引资和用资策略,从而充分发挥环境规制的碳减排效应。     

环境规制、数字赋能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及机理

当前中国经济转型的重要路径为“绿色优先,数字赋能”。为探究绿色化与数字化在产业层面能否实现协同发展,该研究利用全国283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验证数字经济在产业结构绿色转型过程中发挥的调节效应。首先使用多重门槛检验来寻找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调整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在利用高阶函数进行拟合的基础上,加入产业数字化与数字产业化两大调节变量剖析环境规制和数字赋能的协同作用。研究结果表明：(1)环境规制对于产业结构合理化不存在明显影响,但对产业结构高级化存在单门槛效应,即当环境规制力度越过门槛值后能够实现环境改善与产业结构升级共赢。(2)产业数字化与环境规制并行使得产业结构合理化出现了双门槛效应,随着两者融合程度加深,可通过逐步减轻环境规制力度来实现协同发展;但产业数字化与环境规制并行使得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单门槛效应消失,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但并不稳定。(3)数字产业化与环境规制并行对于产业结构合理化不存在显著影响,但对于产业结构高级化产生了单门槛效应,且随着两者融合程度加深,生态与产业协同发展的强度区间会逐渐扩大。(4)从局部地区的异质性回归结果来看,主要结论仍然可以得到验证,但发现经济发达片区存在向欠...     

环境规制与我国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基于国际垂直专业化视角的实证

在中国企业参与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的过程中,存在污染工序的转移问题,但鲜见有学者基于这一新型国际分工背景探讨环境规制会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带来何种影响。为了对此进行研究,本文利用SBM模型测算了中国2002-2010年27个制造行业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以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国际垂直专业化过程中加强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最后考察了环境规制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行业差异性。研究结果表明:①环境规制强度与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整体上符合"U"型关系,即环境规制强度由弱变强,将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产生先削弱后提升的影响;②环境规制强度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在清洁型部门与污染密集型部门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因此,适度加强环境规制强度,采取灵活多样的环境规制形式,不仅有利于保护环境,而且利于促进技术创新,提升制造企业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基于技术进步偏向视角的研究北大核心CSCDCSSCI

在“双碳”目标背景下,达到减排目标的同时保证经济平稳增长是中国当下谋求的经济发展模式。因此,探究环境规制对中国经济增长,尤其是对技术进步的影响机理将有助于剖析环境政策对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作用机制。该研究利用SBM模型测算中国2003—2018年制造业分行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对技术进步分解,考察偏向性技术进步的要素偏好特征,最后采用面板回归模型实证检验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和技术进步及其分解项的影响机理。研究结果表明:①中国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总体呈逐年上升态势,技术进步是其增长的主要来源。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和技术进步呈现倒“U”型关系,并且目前规制强度处于拐点左侧,环境规制强度的提升有助于促进我国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和技术进步的增长。②从技术进步的内部影响机理来看,偏向性技术进步要素偏好结果显示,投入偏向性技术进步要素偏好特征随着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变化而变化,产出偏向性技术进步更多偏向于CO_(2)产出,但呈逐年向好趋势。环境规制对投入偏向性技术进步、产出偏向性技术进步和规模技术进步的影响均较为显著,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有助于提升投入偏向性技术进步,降低产出偏向性技术进步从而节约生产要素的投入,降低CO_(2)产出。③对外开放程度、资本密集度、政府补贴等因素均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和技术进步有正向影响,加强这些因素有助于提高制造业经济发展,但研究发现当前技术进步对碳排放的影响存在一定“碳锁定”效应,环境规制未能有效降低煤炭使用依赖。该研究测算了中国制造业经济发展现状和环境规制作用效果,为推动经济绿色化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     

环境规制强度对资源型产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基于2003—2011年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本文选取我国12个资源型产业2003-2011年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环境规制强度对资源型产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结果显示:考虑行业规模与科技活动人员投入两个控制变量时,提高环境规制强度能促进资源型产业绿色技术创新,反之则会降低甚至产生抑制作用,说明"波特假说"具有前提条件性;环境规制强度对开采洗选业绿色工艺创新和初级加工业绿色产品创新具有积极促进作用。     

低碳城市试点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及效应

研究尝试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为主要表征的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纳入低碳城市试点政策评估框架,评估低碳城市试点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以及制造业集聚、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等产业集聚与低碳试点政策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共同影响机制。将低碳城市试点政策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采集2005—2018年中国22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利用双重差分模型和系统GMM估计方法,实证检验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及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低碳城市试点政策显著促进了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但这一效应在不同地区呈现出典型异质性;在东部试点城市显著为正,而在中、西部试点城市显著为负。将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分解为城市绿色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后发现,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对城市技术效率和城市绿色技术进步的作用均较为显著。分地区检验后发现,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对东部试点城市绿色技术进步的影响显著为正,而对技术效率的影响不明显;对中部试点城市的绿色技术进步影响显著为正,而对技术效率的影响显著为负;对西部试点城市的技术效率影响显著为负,而对绿色技术进步的影响不显著。分批检验发现,三批试点均在不同程度上显著促进了试点城市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三批试点成效呈现为先增大后降低的"倒U型"特征。制造业集聚、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等产业集聚与低碳试点政策的协同或交互,均在不同程度上显著促进了试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研究在理论上有助于丰富或完善中国低碳城市试点政策的绩效评估框架,克服以往大多研究单纯强调碳减排效应而淡化经济增长效率的思维路径依赖;在实践上也有助于回应中国政府致力于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保护协调发展的政策主张,为调整或完善低碳试点城市环境保护与保增长的协同政策框架提供经验证据。     

全球价值链视角的武汉城市圈产业体系构建——推动武汉城市圈低碳经济发展

从全球价值链的视角分析武汉城市圈产业体系构建,提出发展低碳经济是城市圈融入更大区域乃至全球价值链,不断朝着全球价值链的高附加值环节攀升,具有持久的生命力和强大的竞争力的途径。在文中,通过湖北近20年来的能源消耗情况计算出碳排放量,据此发现城市圈碳轨迹,并提出构建产业体系的策略。武汉城市圈近中期应该把提高能效和碳生产率作为核心,不断降低能源消费强度和碳排放强度,努力减少CO2的排放的增长率,实现碳排放与经济增长的逐步脱钩。产业结构的调整是发展低碳经济的重要途径。因此,城市圈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建设低碳经济,工业结构升级调整任务迫切。同时,进行有利于碳减排交易的机制体制创新;进行有利于EET(能源环保)产业发展的机制创新;进行有利于推动EMC(能源合同管理)模式的机制体制创新;进行有利于科技创新的机制体制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