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驱动政策“双试点”协同赋能与碳排放“量降质升”

新发展格局下,以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与创新型城市试点为代表的创新驱动政策能否有效发挥“创新试验田”效能,协同助力“双碳”目标实现？基于2006—2020年中国278个地级市面板数据,运用渐进双重差分模型（DID）,从“量”与“质”的双重视角,评估创新驱动政策“双试点”对碳排放的多维政策效应。结果表明：①“双试点”政策对碳排放“量降质升”具有明显的协同效应,且相较于“单试点”政策,“双试点”政策的协同赋能效果更为明显,以上结论通过PSM‑DID等一系列稳健性、内生性检验后依旧成立。②“双试点”政策不仅能直接发挥有效减碳的双轮驱动作用,还可通过资源配置效应与技术进步效应为“降碳升质”提供助力,但结构升级效应的作用路径尚未显现。③“双试点”政策协同赋能效果与地理区位、工业化水平有关,呈现典型“自西向东”的阶梯式分布特征,且在先成为创新型城市再成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资源依赖度更低的城市中,这种协同效应将更为明显。该研究为地方政府统筹释放“双试点”政策合力,加快实现“双碳”目标与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双赢”提供了一定启示。     

行政问责与政策行为从众:“十一五”节能目标实施进度地区间差异考察

研究引入"政策行为从众"的概念,并通过实证证明,作为超常规政治激励手段的行政问责制,会在不同类型的政策执行主体中产生"政策行为从众"的行为模式,而不能在整体上提高所有政策执行主体的执行水平。具体的来说,政策实施初期执行进度较慢的省份将在行政问责的压力下强化政策实施力度以实现赶超,但初期执行进度较快的省份将在后期主动弱化实施力度。不同执行的主体的"从众"行为将在整体上减弱行政问责制的政策效果,并在客观上导致节能约束性指标打折扣。本文建议应在完善问责制的基础上,综合采用财政与税收奖励等激励性手段,提高地方对节能减排等国家政策的"自发性"实施意愿,构建自我强化的政策实施长效机制。     

基于SDGs的乡村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在城镇化和工业化不断深入推进的背景下,乡村正面临严峻的人口流失、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农业资源价值实现不充分、城乡二元结构突出等不可持续问题,已经成为中国全面落实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的短板。对接国家乡村振兴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需求,在乡村可持续发展的概念演变与发展形势分析基础上,该研究瞄准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3个基本维度（发展动力、发展质量、发展公平）,从乡村生产要素、自然要素、社会要素与乡村治理四个方面讨论了乡村可持续发展的内涵及核心目标,即：激活乡村产业发展动力,保障乡村发展质量,建设公平和谐乡村社会,形成健全乡村治理机制,尝试阐释“什么样的乡村才是可持续发展的乡村？”这一核心命题。借鉴当前国家和城市层面SDGs进展情况的评价经验和评估范式,讨论了乡村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设计的基本原则、构建思路和评估方法。聚焦乡村可持续发展目标与方向,在SDGs本土化探索经验分析基础上,统筹国家相关战略、规划和政策行动确定的关键指标,识别筛选了乡村可持续发展密切相关的SDGs考核指标,构建了由136项指标组成的乡村可持续发展基础指标库。考虑乡村可持续发展能力和水平评估的现实需求,进一步确定了由4大目标层、13项准则层和34项具体指标组成的乡村可持续发展评估指标体系和评价技术,以期为系统评估乡村SDGs的进展、精准识别乡村发展的不可持续性问题提供依据,为乡村振兴战略与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融合提供理论、技术与决策支撑,助力乡村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