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贴流向与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政策农户满意度绩效——以成都市耕地保护基金为例

从农户满意度绩效出发,在理论分析基础上提出相关研究假说,并基于全国率先探索耕地保护基金的成都市的实地调研数据,利用ordered probit模型,实证检验了耕地保护补贴流向对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政策农户满意度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转出土地的农户比转入土地或未流转土地的农户对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政策有更高的满意度。土地转出行为使农民对补偿政策"非常不满意"、"不满意"和"一般"的概率分别下降0.3%、4.8%和11%,并使农民对补偿政策"满意"和"非常满意"的概率分别上升14.4%和1.7%。(2)土地转入行为则使农民对补偿政策"非常不满意"、"不满意"和"一般"的概率分别上升9.3%、35.4%和0.7%,并使农民对补偿政策"满意"和"非常满意"的概率分别下降42.9%和2.6%。为提高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政策农户满意度绩效,政府应合理分配有限的耕地保护补贴资金,补贴资金应优先向土地转入户倾斜,提高实际上在承担耕地保护责任的土地转入户保护耕地的积极性。     

城市核心建成区对邻近新增建设用地影响研究——以长江三角洲为例

为探究城市核心建成区对邻近建设用地增长的影响机制,选取1990~2015年间长江三角洲77个县级以上市核心建成区10km缓冲区内新增建设用地图斑为研究对象,借助扩展强度、景观格局指数和空间分析等方法分析了图斑的成长特征及扩展模式。结果表明：(1）1990~2015年,各等级城市新增建设用地平均面积处于周期波动上升趋势,与各阶段国家（区域）政策变化密切相关;城市等级越高,核心建成区周边扩展规模越大;(2）随着与城市核心建成区距离的增加,各等级城市新增建设用地扩展强度总体呈下降趋势,景观分离度总体呈上升趋势,扩展强度与距核心建成区距离存在衰减的对数曲线关系;(3）研究时段内,城市扩展模式存在两个明显的阶段性特点：第一阶段是1990~2000年,建设用地的增长主要以内部向心填充式集聚为主的城市化阶段,第二阶段是2000~2015年,建设用地的增长主要以离心边缘式圈层扩散为主的郊区化阶段,此阶段大、小城市的飞地式扩展比例明显提升,中等城市边缘式蔓延保持较高的增长比例。针对城市的不同等级及其发展阶段,政策的引导和政府规划对于土地的合理布局有着重要影响。     

耕地保护经济补偿分区及财政转移支付——以湖北省为例

耕地保护不仅要确保耕地的数量不减少、而且要保证耕地的质量和生态功能不下降。本文综合考虑耕地的数量、质量和生态属性,采用加权求合法计算耕地的综合水平,并据此采用Jenks自然断裂点法将湖北省102个县(市、区)划分为耕地赤字区、耕地平衡区以及耕地盈余区,界定了县级层面耕地保护补偿关系。分区结果显示:全省共有56个耕地赤字区,28个耕地平衡区以及18个耕地盈余区,盈余区个数仅占总样本的18%,说明湖北省耕地资源综合水平偏低;省内耕地资源综合水平差异较大,综合水平值最高为0.209 9(钟祥市),最低为0(江汉区、武昌区和黄石港区),平均水平为0.083 8。此外,通过构建耕地资源综合水平与土地财政之间的定量关系,实行跨区域的财政转移支付,以均衡各区域的发展。研究结果表明:耕地资源综合水平每增长1个效用值,土地财政收入约减少115.811万元。结合分区结果和定量关系可知,18个受偿区中,耕地综合水平最高的钟祥市得到最高的补偿款(315.715 4万元);56个支付区中,江汉区、武昌区和黄石港区的耕地综合水平均为0,修正后三者的补偿款分别为203.580 2万元、89.371 0万元和135.452 7万元。此外,财政转移支付行为具有一定的现实可操作性,各个县(市、区)的转移支付额占当年地方财政收入的比例较低,约为0.007%~3.374%,均在政府可承受的范围之内。研究成果能为均衡湖北省各区域的发展提供依据,对于我国耕地保护的实施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耕地利用集约度变化及其驱动因素分析——以湖北省为例

耕地利用集约度的变化关系到粮食安全和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运用逐步回归和通径分析等多元统计分析方法,对湖北省1990年至2008年的耕地利用集约度变化的驱动机制进行研究。研究表明,耕地利用集约度总体上稳中有升;农产品价格、耕地质量和财政支农是影响耕地利用集约度的主要因素;农产品价格、耕地质量和财政支农政策既是影响耕地利用集约度的直接原因,又是其他因素对耕地利用集约度影响的间接原因;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民的耕地利用行为表现出市场化的趋势。因此,应稳定并逐步提高农产品价格,保障土地整理实施的质量,改善耕地质量,并加大政策对农业的扶持力度,从而提高农民农业生产积极性和耕地利用集约度、提升农民收入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长江三角洲地区耕地数量变化及保护对策——以吴江市为例

长江三角洲是我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 ,但在经济发展的同时 ,耕地资源却日益减少 ,这将严重影响到我国未来的粮食安全问题。吴江市位于长江三角洲中心位置 ,强大的经济基础和有利的区位条件使土地资源得以高速地开发利用 ,它是长江三角洲地区在耕地数量变化上一个较典型的地区 ,在土地整理方面也进行了成功的尝试。以吴江市为例 ,定性和定量地对耕地数量变化的人文驱动力进行分析 ,得出影响本地耕地数量变化的主要驱动因素为 :工业发展 ,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扩大和农业产业结构调整。随着经济的发展 ,在这些驱动因素的影响下 ,必然会造成耕地数量的进一步减少。如何保护长江三角洲地区现有的有限的耕地资源 ,实现国家新的《土地管理法》中所要求的耕地总量动态平衡是本地区面临的一个严峻问题。在进行保护对策研究时 ,除了采用通常各地已采取的一些措施外 ,还做了进一步的思考 ,对本地区在实施耕地总量动态平衡过程中、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存在的问题及本地区如何面对WTO的挑战提出建议     

我国土地用途管制之耕地保护绩效的定量研究--以山东省为例

本文采用虚拟变量模型。以软件Eviews为分析工具。以农业大省山东省为例。首次对土地用途管制在耕地保护中的绩效进行了定量研究。结果表明，实施土地用途管制后。每1万元基本建设投资可节约占用耕地0．00195hm^2。1998-2002年。山东省共节约建设占用耕地80430．48hm^2。但GM(1，1)预测结果表明。到2010年，山东省耕地保护形势仍然非常严峻。据此文章提出了政策建议。     

基于模糊综合评判的土地持续利用研究——以湖北省为例

土地可持续利用水平是相关指标综合作用的结果，每一个指标都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的程度。根据土地利用的特点，借鉴国内外专家确定评价指标体系的经验，选取了自然、环境、社会经济3方面的指标，利用模糊综合评判的方法对湖北省3年的土地利用水平进行了评价。结果显示，虽然湖北省土地持续利用水平较低，但是在1990、1997、2004年呈上升趋势，与实际情况相符，验证了该评价方法的实用性。     

经济补偿对耕地非农转换的抑制成效检验——以成都市耕地保护基金的准自然实验为例证

以成都市耕地保护基金的准自然实验为例证,根据2005～2018年LUCC遥感监测数据及社会经济数据,运用PSM-DID方法估算补偿政策对耕地非农转换的抑制效果.研究结果表明:经济补偿政策的实施能显著抑制耕地非农转换,这一结论在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并且,随着政策的持续实施,耕地非农抑制成效逐渐显化.特别在抑制耕地向城镇用地转换方面起到重要作用,同时避免更多耕地转换为农村居民点,但对交通道路、机场等其他建设用地增长的抑制成效不明显.建议总结补偿试点经验,加快推进耕地保护补偿机制建设,同时,提高耕地保护在地方政府政绩考核中的地位,调动耕地保护内在激励.     

基于生态敏感性分析的湖泊保护与利用——以湖北省斧头湖为例

为了湖泊生态系统健康及功能的可持续性,需要根据湖泊的具体情况加强对湖泊生态系统的管理,建立在湖泊生态敏感性分析基础上的生态功能分区,可为湖泊生态管理的具体措施的实施提供依据。以斧头湖为研究对象,在进行斧头湖生态环境调查基础上,选择有代表性的生态因子,利用GIS技术,采用因子叠加法,对其进行生态敏感性分析。结果表明:极高和高生态敏感区面积占斧头湖面积的32.0%,中度敏感区占斧头湖面积的57.1%,说明斧头湖生态敏感性总体上很高;同时根据生态敏感性分析结果对斧头湖保护与开发提出建议。首次将GIS矢量技术应用于湖泊生态敏感性区划,使生态敏感性因子空间叠加分析更为有效。同时,建议选取更多的因子如水生生物多样性、生物量等因素作为评价指标,可得到更全面的生态敏感性分区结果。     

农户对生物质能源产业参与意愿实证分析——以湖北省为例

生物质能源一直是人类赖以生存的重要能源,它是仅次于煤炭、石油和天然气而居于世界能源消费总量第四位的能源,在整个能源系统中占有重要地位。生物质能源产业的发展不仅仅需要产品生产企业、政府相关机构的参与,微观个体农户同样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农户对生物质能源产业的态度和行为,会对政府和生产者的行为选择产生深刻影响。以湖北农户对生物质能源产业的参与意愿的调查为例,运用因子分析法,对农户对生物质能源产业参与意愿和参与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分析结果表明：预期收益、年均纯收入、环保意识、文化程度、配套设备生产情况、产品技术成熟度、相关政策支持、商品能源使用率、当地生物质资源量9个因素会影响农户参与意愿。提出了相应的建议：一是提高农户对生物质能源的预期收益和农户收入水平;二是从根本上提高农户综合素质,增强环境保护意识;三是完善生物质能源产业技术、政策支撑体系,合理开发利用生物质资源     

建设用地空间错配理论、机制与效益损失:基于湖北省的实证

研究建设用地空间错配特征及内在机制,对纠正土地资源错配、优化土地资源配置机制具有现实意义。基于资源错配理论对土地资源错配理论开展梳理,提出建设用地错配机制假说,运用边际分析法和计量方法构建建设用地空间错配测度模型及机制检验模型,并以湖北省为例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①1996—2017年湖北省建设用地过度错配与短缺错配并存,空间错配程度总体上有所改善,但局部地区错配程度加剧。②土地负外部性扩散、非均衡发展、非市场化供应、土地财政依赖等加剧了建设用地空间错配,优化产业结构、减少政府腐败、发展多元所有制等有利于降低建设用地空间错配程度。③1996—2017年湖北省建设用地空间错配效率损失由6.92%下降到3.84%,年均减少2.03%,效率损失得到缓解。④从损失值看,湖北省建设用地空间错配效率损失严重,1996—2017年累计经济损失达3.90×10^4亿元。主要结论:建设用地空间错配测度模型兼顾了土地配置的效率与公平,可以作为建设用地空间错配程度衡量的有效方法;建设用地空间错配已经成为阻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纠正建设用地空间错配,能有效促进区域经济增长;土地市场配置和政府主导配置均会带来建设用地空间错配,建设用地配置中一个“有效的市场”与“有为的政府”结合十分必要且迫切。     

循环经济理念下的建设用地定额指标修正——以新型干法水泥生产用地为例

建设用地定额指标是核定建设项目用地规模的重要依据,是控制建设用地外拓、保护耕地和生态用地、提高土地资源利用效率的有效手段。循环经济思想作为调和人口-资源-环境复合问题的积极途径,正日渐得到重视。为应对目前我国土地紧缺以及资源环境问题日益突出的现实问题,本文采用循环经济理念考察建设用地的利用情况,从占地情况、用地布局、资源利用、环境影响、废弃物处置、土地持续利用等多个角度设定建设用地定额修正指标和修正系数,鼓励"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生产建设方式,严格控制"不循环"建设项目的土地供给,以求更好地促进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文章最后以新型干法水泥生产用地为例,实证分析了本文提出的建设用地定额修正体系和方法。研究结果表明,循环经济理念下的建设用地定额指标修正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调控土地配给,限制不合理的建设用地利用和资源环境对待方式,鼓励"循环"发展。     

基于主要经济指标的城市建设用地规模预测模型——以广东省为例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增长,建设用地规模不断扩大。本文采用线性回归分析法,选取GDP、人口规模、固定资产投资额和年份四个因素,分析了广东省1981—2000年间各类建设用地以及建设用地总规模与四个因素的相关性,并拟合了一元线性和三元线性预测模型。预测结果表明:除其他用地外,建设用地规模与四个因素存在显著的相关性,且以固定资产投资为自变量的一元线性模型和以GDP、人口规模、固定资产投资额为自变量的三元线性模型的模拟结果较好。由于建设用地的研究方法和影响因素较多,本研究只采用一元、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法,选择部分影响因素,构建建设用地规模预测模型,旨在为制定建设用地供应计划,提高建设用地节约利用,建设用地高效管理提供基础参考依据。     

基于适宜性评价的中心城区建设用地布局——以杭州市为例

中心城区建设用地布局优化有助于发挥建设用地的最大效益,关系整个区域土地资源的合理利用和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从栅格尺度评价杭州市中心城区建设用地适宜性,同时针对中心城区的特点侧重于经济适宜性,并结合GIS技术,实现基于建设用地适宜性评价的中心城区建设用地布局方案。结果表明:侧重经济适宜性的建设用地适宜性评价结果作为杭州市中心城区建设用地布局的决策依据是科学合理的,有助于确定未来城市发展的优势区位,并且布局方案相对紧凑,能有效引导城市紧凑化发展,抑制城市沿主干道蔓延式开发。另外,基于适宜性评价的中心城区建设用地布局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布局方式,较难体现邻域动态影响、局部规则的交互作用以及不同主体城市开发决策行为所导致的空间格局,可能导致布局结果与城市实际发展情况的偏离,对此仍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产业结构变迁与高校产出互动关系——以湖北省为例

明确产业结构变迁与高校产出的关系对于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完善高校发展策略有重要意义。将产业结构变迁量化为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两个指标,将高校产出量化为毕业生规模、学历高级化和创新产出3个指标,最后通过Granger检验、VAR模型、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确定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及影响程度。研究结果表明:(1)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是学历高级化的格兰杰原因,技术市场成交额、毕业生规模是产业结构合理化的格兰杰原因;(2)学历高级化能对产业结构变迁的冲击做出及时反应;产业结构合理化对创新产出的冲击具有延迟响应的特点,对毕业生规模的冲击有一定回馈但并不强烈;(3)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对学历高级化具有高贡献能力,创新产出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贡献能力远大于毕业生规模。     

快速工业化区域建设用地问题与制度优化研究——以佛山市南海区为例

快速工业化区域是工业化快速发展、工业化水平迅速提升、经济社会结构急剧变化的新兴地域类型。普遍存在着建设用地总量急剧扩张、空间无序分散、城乡缺乏统筹等问题。本文从佛山市南海区典型案例入手，运用新制度经济学原理。归纳和解析了快速工业化区域城乡建设用地的主要问题，认为双二元管理体制、农村土地产权不完善、城乡土地市场发育不平衡和部门规划不协调等是建设用地发展的主要体制性障碍因素，并从管理、产权、市场、规划等方面系统提出相应的制度优化对策。     

不同利用类型土地投入产出效率的比较分析——以江苏省耕地和工业用地为例

以1990-2005年江苏省耕地和工业用地数据为基础,运用C-D生产函数和概率优势模型,对比分析不同利用类型土地的投入产出效率关系.结果表明,在资本和技术投入既定的条件下,不同利用类型土地的投入产出效率存在明显差异,耕地数量每增长1%,耕地产出增长0.297%;工业用地数量每增长1%.工业用地产出增长0.392%.但土地产出效率的差异,主要是由单位±地上资本投入以及技术进步的差异引起,并且某一利用类型土地产出效率的优势也只是一定条件下的比较优势.意味羞工业用地产出的增长并不能单纯地以耕地减少为代价.因此,保持不同类型土地数量的平衡,以资本和技术投入代替土地数量投入,有利于促进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基于改进模型的城镇建设用地预测分析——以张家界市永定区为例

随着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人口快速增长，对建设用地的需求也迅速增长，从而加剧了人地之间的矛盾。在上一轮土地利用规划中，所预测的建设占用耕地指标与实际建设占用耕地情况有较大出入，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现行的城镇建设用地预测方法的不尽完善之处。所以，在新一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修编中，对城镇建设用地做出更加科学的、符合实际的预测，是一个重要的基础性问题。以张家界市为例，提出并验证了一种适宜的建设用地预测方法一改进后的双因素预测模型。最后运用此预测方法对永定区2020年建设用地需求量进行科学预测，以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用地需求。     

区域空间管制约束下的建设用地动态变化分析——以常州市为例

在建设用地受到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空间管制分区约束的背景下,参照“三界四区”的划定位置,从规模布局、结构变化和扩展方向等多方面出发,通过GIS空间分析技术和统计分析等方法,对比分析空间管制约束前后常州市建设用地的动态变化,此举有利于提高城市发展的规划管理效率。研究结果表明:(1)空间管制对建设用地的约束作用受时间和地域影响;(2)建设用地空间管制分区的划定在不同时期对不同建设用地类型产生的影响各异;(3)受允许建设区和有条件建设区空间分布的影响,常州市建设用地扩展方向由前期的东北-西南转变为后期的正北方向,有效缓解了“摊大饼”式盲目开发的趋势。     

基于极限供需的建设用地区域差别化管控研究——以扬州市为例

根据区域建设用地的极限供需状况制定区域差别化的建设用地管控政策,有利于建设用地总量控制目标实现和建设用地的精细化管理。以扬州市为实证区域,构建基于资源环境容量约束的建设用地极限供给与经济发展驱动的建设用地极限需求的测度模型,以期为区域差别化的建设用地管控提供参考。研究表明：（1）扬州市建设用地极限供给总规模为 162 686.44 hm,未来建设用地可拓展空间总体上呈现南多北少的特征;（2）扬州市建设用地极限需求规模为 158 164.63 hm,南部地区高于北方;（3）扬州市建设用地极限需求不会突破资源环境容量约束的极限供给上限,其中仪征市和高邮市的极限需求规模超出极限供给规模,市区、江都区和宝应县极限需求规模小于极限供给规模;（4）仪征市与高邮市应根据极限供给规模严格控制建设用地总量,提高建设用地利用效率,降低经济发展对土地要素的过度依赖;市区和江都区可构建区域的协同一体化发展战略,适当扩张建设用地规模,优化区域建设用地空间布局;宝应县应注重耕地保护,予以适度的建设用地指标倾斜,促进经济增长与耕地保护协调发展。 关键词： 建设用地;供需分析;区域分异;扬州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