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支撑 科学发展——在2009中国国际节能减排与新能源科技高层论坛上的讲话

全球气候变化、能源资源紧缺、生态环境恶化是当今人类发展面临的重要挑战,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实施控污减排,有效开发利用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是世界各国应对气候变化、保障能源安全和保护生态环境的共同任务.中国是能源生产和消费大国,同时又是一个出口大国,面临着经济发展、资源短缺、生态环境保护的多重压力.大力开展节能减排,积极开发利用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是实现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中国的能源发展与应对气候变化

我国当前经济社会发展既受到资源环境的瓶颈性制约,也受到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减缓碳排放的严峻挑战.我国大力推进节能和减缓CO2排放,GDP的CO2强度下降速度为世界瞩目,但由于工业化阶段GDP快速增长,CO2排放仍呈增长快、总量大的趋势.我国把国内可持续发展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相协调,实现绿色、低碳发展.加强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进行产业升级,促进结构节能;大力推广节能技术,淘汰落后产能,提高能源效率;积极发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优化能源结构,降低能源结构的含碳率,中近期以大幅度降低GDP的能源强度和CO2强度为主要目标,到2030年前后要努力使CO2排放达到峰值,到2050年再有较大幅度的下降,以适应全球控制温升不超过2℃长期减排目标下国际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的进程和形势.“十二五”期间将进一步强化措施,进行能源消费总量控制,建立CO2排放统计、核算和考核体系,积极推进碳交易市场机制,这也将成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着力点.     

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战略进程与角色转型:从防范“黑天鹅”灾害到迎战“灰犀牛”风险

全球气候治理对于气候风险的认识一直在不断发展。国际气候谈判启动伊始,主导力量呼吁各国根据"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积极进行温室气体减排,致力于防止出现难以预料但影响巨大的"黑天鹅"式的气候灾害。而当前各国减排力度与全球温控目标仍存在明显的差距,人类社会极有可能面临的大概率、影响大的"灰犀牛"式的气候风险。中国曾多次面临极端气候事件,但在新中国成立之后陆续建设的各类基础设施,提升了全社会应对自然灾害和气候灾害的能力及水平。从国际社会输入国内的对全球性气候变化的认知,强化了中国对灾变性气候"黑天鹅"事件的防范意识。随着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推进,气候变化可能导致的自然灾害成为严重威胁中国可持续发展的"灰犀牛"风险。在这种认识转变的背景下,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战略进程,经历了灾害防范、科学参与、权益维护、发展协同和贡献引领5个阶段。中国气候战略转型的主要原因在于化石能源燃烧所排放的二氧化碳总量的快速攀升、经济发展水平和能力的增强,以及中国生态环境面临的严峻压力。面对全球性的气候变化问题,中国不仅从自身情况出发去积极应对,也在为全球安全做出贡献。当前,国内深化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对气候变化的态度已经转为主动积极去迎战具有"灰犀牛"属性的气候变化风险。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家战略,已经转变为强化国内行动完善中国特色的"中国方案",在国际主动引领国际气候进程,迎战威胁人类未来的气候风险。     

气候变化下雄安新区洪涝灾害的风险评估及适应措施

洪涝灾害是雄安新区规划建设重点考虑的问题。特别是在气候变化的趋势下,未来雄安新区是否会发生历史上曾多次出现的严重洪涝,为社会各界所关注。本文通过整理地方历史文献中的洪涝灾害记录,建立雄安新区1949—2018年洪涝灾害灾情数据集,分析了过去70年洪涝灾害事件及其影响等级的时空变化特征。结合1960年以来的降水观测数据,利用logit估计方法,分析了不同时期各种影响因素对于洪涝灾害发生及灾害等级的边际效应,评估了未来气候变化的极端降水增量情景下,雄安新区内涝灾害事件及高等级洪涝发生的风险。研究发现:①雄安新区最近70年有39年发生过洪涝灾害。但从时间变化特征看,自20世纪80年代以后洪涝灾害的发生频率和灾情等级显著降低。从空间分布特征看,发生频次最高的安新县平均2年发生1次,最低的容城县平均10年发生1次。②日最大降水量(或连续最大降水量)、主汛期降水量是影响洪涝灾害发生的最重要降水指标。水利设施对控制洪涝灾害发生的效果显著,地形因素的影响也十分明显。而因洪致灾是导致高等级洪涝灾害事件发生的决定性因素。③在现有水利设施条件下,安新县遭受现50年一遇(177 mm)、雄县遭受100年一遇(208 mm)日最大降水时就可能发生内涝灾害,起步区所在的容城县即使现日降水极值再增加30%,也不大可能发生。④本地极端强降水不足以导致高等级洪涝灾害的发生。只有在发生洪水致灾的同时,当日极端降水强度增加15%(300 mm)以上时,有县域会发生2级及以上洪涝灾害;当主汛期降水量达到355 mm以上时,则可能有县域会发生3级及以上洪涝灾害。本文最后讨论了雄安新区应对洪涝灾害的建设适应措施。     

未来情景下高温对雄安新区产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及应对策略

随着气候变暖,全球增温趋势明显,最高气温记录不断被打破,高温天气对全球社会经济产生显著影响,劳动生产率损失是最为广泛的影响之一。未来高温天气及其影响预估,对于应对气候变化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以雄安新区为例,基于中等温室气体排放情景RCP4.5(Representative Concentration Pathway 4.5),以CMIP5(Coupled Model Intercomparison Project 5)中的4个全球模式,经动力和统计降尺度获得空间分辨率为6.25 km的气象数据为未来气候情景数据,采用湿球黑球温度(WBGT,wet bulb globe temperature)指数与劳动生产率的暴露-反应关系方程,预估未来雄安新区不同发展阶段高温所造成的劳动生产率损失,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调适策略。结果表明:①未来中等温室气体排放情景下,雄安新区日最高气温逐渐上升,到2050年,日最高气温大于35℃的高温日数将增加至约23.8(19.5～30.4) d,高温日数增加速率约为2.5 d/10 a。②受此增温影响,雄安新区不同产业的劳动生产率不断降低,预计到2050年,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夏季劳动生产率下降至40.96%、82.36%和85.46%,年劳动生产率分别下降至83.11%、95.22%和96.25%。③综合考虑未来雄安新区产业结构预设情景,在不采取任何措施的情况下,到2035年,新区夏季劳动生产率为85.23%～87.49%,年劳动生产率为95.93%～96.60%。2050年,夏季劳动生产率较2035年继续下降约1.5%,由于第三产业比例进一步增加,高温影响导致雄安新区的年劳动生产率损失比例较2035年变化不大,为3.76%～4.02%,但经济损失量逐渐增加。因此,未来雄安新区规划建设有必要考虑高温风险,建立以削弱暴露度为主、降低脆弱性为辅的事前风险防控型适应模式,最大程度降低高温对产业劳动生产率和经济的影响。     

中国应对全球气候治理的绿色发展战略新思考

美国退出《巴黎协定》后全球气候治理面临新的挑战,在减排力度、气候资金、技术研发和领导力上均存在缺口。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如果延迟,意味着2030年后减排的任务更为紧迫,代价更高,各方博弈的形势将更为尖锐复杂。因此,中国在国际上积极促进《巴黎协定》全面均衡落实和实施的同时,要利用当前减排压力相对宽松的国际环境和全球能源变革与低碳发展的有利形势,立足国内可持续发展的内在需求,加快促进经济绿色低碳转型,打造先进能源和低碳技术的核心竞争力,为应对未来全球减排进程更为紧迫的形势奠定基础。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研究并制定中长期应对气候变化和低碳发展战略。外树形象和领导力,内促发展和转型,仍是中国当前从容应对全球气候治理新形势的战略选择。     

新气候经济学的研究任务和方向探讨

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合作进程面临新转折,当前德班平台谈判将建立2020年后国际新减排制度框架。国际学术界出现"新气候经济学"的研究热点。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紧迫进程将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方式和能源体系的根本变革,人类社会文明形态也将由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过渡。新气候经济学将探索支撑生态文明建设的发展理念和相应的经济学理论与分析方法,寻求经济社会持续发展与减排CO2保护全球气候的双赢路径。新气候经济学不仅关注国别之间减排责任和义务的分担,更重视各国在共同目标下创造和扩展合作共赢的空间和机会,探索各国合作共赢的机制和运作方式,分享低碳发展的经验、技术和机会。同时更加关注新国际机制对各国低碳转型的激励和促进作用,使之成为各国提升国际竞争力,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内在需求和内在动力。实现控制温升不超过2℃目标,世界各国的经济社会发展都面临排放空间不足的挑战,碳排放空间成为越来越紧缺的资源和生产要素,大幅度提升碳生产率,即成为协调经济社会发展与减排CO2双赢的根本途径。新气候经济学将关注不同发展阶段国家碳生产率变化的规律以及提升碳生产率的方法和手段,研究新兴发展中国家CO2排放尽早达到峰值,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条件和途径。以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替代化石能源的新型能源体系变革是应对气候变化的根本战略选择,并已成为世界趋势,新气候经济学关注碳价对新能源技术创新和产业化的激励作用,关注能源体系变革对各国节约资源、保护环境、保障能源安全与减缓气候变化的协同效应,关注碳价机制对国际技术合作与技术转移中利益扩展和共赢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社会和公众消费方式的转变是实现社会低碳转型的关键,因此,新气候经济学也关注生态文明下的财富观、福利观、消费观和生活方式的理论支撑,关注发展中国家城市化进程中低碳化城市建设的发展理念和实施方式,关注消费方式的转变对社会发展目标、发展方式、物质生产方式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影响和引导作用。     

科技合作引领气候治理的新形势与战略探索

《巴黎协定》的达成预示着全球正在积极向低碳转型。依靠技术创新与合作应对气候变化业已成为国际共识。欧盟近年来在气候变化领域的领导力式微,美国特朗普政府直接宣布退出《巴黎协定》,全球气候治理一度失去领导力和方向感。中国是全球气候治理进程的积极维护者,引导气候变化多边进程,并以实际行动切实履行应对气候变化的承诺。近年来,中国已经从低碳技术输入国和受援国,逐步转变为技术输入和输出并举。在"后巴黎"时期的全球气候治理中,中国应当做好战略性谋划和布局,以应对气候变化领域国际科技合作为切入点,以"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利益,开展科技合作应对气候变化,主动引领全球气候治理新方向"为指导思想,以实现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目标和应对气候变化软实力和科技竞争力提升为内在动力,全面、积极、主动引领全球气候治理走向依靠国际科技合作应对气候变化新方向。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应对气候变化与生态文明建设

全球气候变化给人类社会文明带来严峻挑战,需要人类社会采取共同措施和行动积极应对。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是当今世界最能体现人类共同命运的领域,深度参与并积极推动全球气候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是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也是生态文明理论和实践的重要方面。应对气候变化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和内在要求;以共同价值理念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凝聚各国力量携手合作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是全球生态文明建设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具体实践,也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提供了良好载体和国际平台。文章通过分析可知,应对气候变化、生态文明建设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三者之间,呈现出相互促进、和谐共生的"三位一体"特征;人与自然共生的生命共同体是前提条件,人类的任何实践活动都要以自然生态系统为基础和前提;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整合各国力量方面,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社会基础;生态文明包容各国文明,凝聚价值共识,成为生命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导向。中国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全球生态文明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积极倡导者、推动者和践行者,既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提供了价值基础,也提供了强有力的实践支撑;应对气候变化是全球生态文明建设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生动实践。因此,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国际平台,也将为全球可持续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案例。     

全球气候变化对中国森林影响的研究进展

通过梳理现有文献表明,全球气候变化对社会经济和自然生态系统造成了重大影响,气候变化将显著地改变森林生态服务的供给水平和质量,对森林和以林为生的人口都会造成重要的生态、经济和社会影响,甚至威胁到人类的生存.我国是受气候变化影响较大而适应能力较弱的发展中国家,森林适应气候变化的科学、社会经济及对策研究相对滞后,因此,笔者从气候变化对历史上森林生态系统的影响着手,阐述了气候变化对森林分布、森林演替、森林生产力、生物多样性、森林火灾、森林水文调节和水质、森林生态系统的未来、森林生态服务的水平和质量等方面产生的影响,分析了现有气候变化对森林影响的研究存在的不足:忽略了其它环境因子的作用;忽略了不同物种之间的竞争机制;缺乏对极端气候事件的考虑;缺乏森林自身变化对气候变化的反馈;缺乏森林生态系统对全球气候变化相应机制更深入的认识;研究模型及数据的不完善性.文章最后提出了可将气候变化对森林造成的危害降到最低限度的政策建议.     

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技术清单研究

应对气候变化技术清单(简称"气候技术清单")的编制对于促进技术研发、示范、推广具有重要引导作用,对中国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碳达峰与碳中和目标、提升全球气候治理能力具有重要意义。文章首先对已有气候技术清单进行分类梳理,提出现有技术推广清单、技术需求清单、未来技术清单的划分框架;以此为基础集成不同方法和信息,提出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现有技术推广清单、中国减缓气候变化技术需求清单、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关键核心技术清单、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未来技术清单共4份技术清单,并从技术成熟度、减排成本、减排潜力、经济效益、社会影响、不确定性等方面对部分核心技术进行了分析。研究认为:中国重点行业和关键部门均已有较为成熟的减缓/适应技术作为实现应对气候变化目标的支撑,多部门协作推广气候友好型技术的体系已经建立且在发挥积极作用;气候技术需求集中在传统技术装备升级改造类技术、可再生能源技术和管理决策类支撑技术,关键核心技术集中在3大领域12个亟须突破的技术方向;关乎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深度减排/零碳排放技术和地球工程类技术(CDR和SRM)在未来全球减排格局中的作用备受关注,对其综合成本效益、技术融合方向、技术成熟度以及道德伦理、生态影响等方面不确定性程度的判断,关乎着国家技术战略方向。同时,针对中长期技术部署、提升技术转化率、促进关键核心技术研发、形成技术清单协同更新与发布机制等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创新体系的重要环节,从多个角度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能源消耗、环保投资与生态足迹的灰色系统分析

人类的行为时刻在影响着生态系统,或积极,或消极。选择人均能源生态足迹(包括煤、焦炭、燃料油和电力等)作为代表生态阈值的指标,以能源消耗弹性系数代表人类对生态系统的消极影响,构造环保投资弹性系数代表人类对生态系统的积极影响,运用灰色系统方法,研究生态系统与行为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分别测算上海市1978-2010年的能源消耗弹性系数、环保投资弹性系数与人均能源生态足迹的灰色关联系数,结果表明,电力是与能源消费关联最密切的因素,也是影响环保投入产出效率的最重要指标。研究发现,人类消极行为对生态系统的影响大于积极行为,从环境治理政策的角度来说,"节能"的效果远大于"减排",在当前发展阶段,有序约束人类行为以减少对环境的消耗和破坏已迫在眉睫。     

经济增长与二氧化碳减排的双赢路径分析

实现《巴黎协定》下全球减排温室气体目标,要与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相结合,促使各国走上"发展"和"减碳"双赢的绿色低碳发展路径。其核心指标是大幅度降低单位GDP的二氧化碳强度,也就是大幅度提升单位二氧化碳排放的经济产出效益。一方面要大力节能,提高能源转换和利用效率,同时转变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减少终端能源需求,从而降低单位GDP的能源强度;另一方面是大力发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促进能源结构的低碳化,降低单位能耗的二氧化碳强度。实现控制温升不超过2℃目标,全球单位GDP的二氧化碳强度年下降率2030年前需尽快达到4%以上,但按目前趋势只有2%左右,各国都必须加大能源变革的经济转型力度。中国实现在《巴黎协定》下提出的2030年单位GDP的二氧化碳强度比2005年下降60%~65%的国家自主贡献目标,年下降率要持续维持4%以上。并将不断加大力度,在保障经济社会持续发展同时,促使二氧化碳排放早日达峰,从而为促进全球实现可持续发展与应对气候变化协调共赢的低碳发展路径发挥积极的引领作用。     

全球绿色低碳发展与公平的国际制度建设

在可持续发展和扶贫框架下发展绿色经济与国际可持续发展制度建设及改革是当前世界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和关键,也是"里约+20"峰会的两个主题。首先,绿色经济是体现经济社会与资源环境相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根本途径。绿色经济的核心是以低的自然资源消费、低排放、低污染,达到高的自然资源利用效益,实现高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提供高的生活水平和优良的生活环境。全球绿色经济的发展潮流,将引发社会形态由"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变。虽然经济发展和消除贫困是发展中国家当前首要和压倒一切的优先任务,但也必须探索新型的绿色低碳工业化和现代化道路,在实现工业文明的过程中,努力建设生态文明,实现跨越式发展。同时积极应对全球绿色低碳转型中新的经济、贸易、技术竞争规则和格局的变动,加强先进技术创新,提升自身的低碳竞争力。其次,公平获取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应成为国际可持续发展制度建设和改革的基本原则。可持续发展要求既要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相协调,促进"代际公平",又要关注欠发达地区消除贫困,提高生活质量,改善生态环境,实现"国别公平"、"人际公平"。因此,国际可持续发展制度框架的建设和改革,要体现世界各国公平获取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和原则,全面均衡地反映不同国情和发展阶段国家的利益诉求。主要表现在公平享有全球环境空间、公平获得现代优质能源服务、公平适应全球环境变化、公平承担责任义务及公平的国际制度和机制。中国需要统筹国内外两个大局,走中国特色的绿色低碳发展之路。最后,中国的国情和发展阶段特征,在可持续发展领域又面临比发达国家更多的困难和更严峻的挑战。在全球发展绿色经济,努力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大背景下,中国要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协调推进。在国际上积极参与国际制度的建设和改革,在促进全球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环境保护等方面发挥积极的建设性的作用。在国内加强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走绿色、低碳和可持续发展的路径。主要战略对策包括加速转变发展方式,强化节能优先,控制能源消费总量和CO2排放总量的过快增长;加强能源结构的低碳化,逐步建立并形成以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为主体的可持续能源体系;加强城乡统筹,地区平衡,促进生态城市建设;适应国际可持续发展制度改革的趋势,加强绿色低碳和可持续发展的制度建设;抓住机遇,顺应世界绿色低碳发展潮流,自主实现发展方式的转变,把传统的资源依赖型、粗放扩张的发展方式转变到新型的技术创新型、内涵提高的发展方式上来,基本走上绿色低碳和可持续发展的轨道。     

中国可再生能源政策演化、效果评估与未来展望

发展可再生能源已成为中国能源转型及减缓气候变化的关键途径。2006年《可再生能源法》实施至今,中国可再生发展取得举世瞩目成绩。然而可再生能源在中国整个能源结构中的占比仍然偏低,其未来可持续发展仍面临挑战,如可再生能源发展资金缺口持续扩大,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仍然面临一定障碍。在未来新的发展背景下,有必要对中国可再生能源政策进行系统的评估和总结,进一步探讨未来可再生能源政策的优化方案。本文首先对中国2005—2019年可再生能源政策的发展历程及演化路径进行总结梳理,基于不同时期的发展特点及面临的主要矛盾将中国可再生能源政策历程划分为四个阶段;然后在综述相关研究基础上,对中国可再生能源政策的实施效果进行评估,包括政策有效性、政策成本、技术进步等。结果表明,中国过去十年的可再生能源政策对促进可再生能源快速发展是积极有效的,而促进可再生能源发展的政策成本仍然有进一步下降的空间;另外,虽然中国可再生能源发电成本下降显著,然而基于历史经验的技术进步率仍然不足以支撑实现中国2020年平价上网的目标,未来需要进一步推动可再生能源技术的进步和发电成本的下降。结合当前及未来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所处阶段的特点及面临挑战,我们提出进一步完善中国可再生能源政策以促进可再生能源持续稳定发展的政策建议,一是完善可再生能源绿色电力证书交易制度,增强可再生能源发展的内生激励并降低政策实施成本;二是建立储能技术市场机制,为减少弃电以及推动可再生能源消纳提供政策支持;三是推进碳金融体系建设,为可再生能源发展提供新的融资来源并降低发电成本。     

气候政策协同：机制与效应

全球气候变化愈演愈烈,造成海平面上升、极端天气事件增加和森林火灾频发等风险加剧。尽管各国为此付出诸多努力,但全球变暖趋势并未遏止,解决气候问题已刻不容缓。中国作为全球碳排放第一大国,已向国际社会承诺在2030年前实现碳排放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为探究中国气候政策协同机制及其效应,推动碳减排,文章提出"部门联合体"概念,认为由于部门分工专业化特性,单一部门无法有效应对复杂的气候问题,多部门间的气候政策协同势在必行。气候政策协同贯穿于政策目标制定、政策细则确定与政策实施过程之中,可以通过优化政策目标、完善政策细则、强化政策实施的方式,充分动员各部门参与应对气候变化,提升气候治理能力。研究表明,中央政府与省级政府的气候政策协同程度存在明显的层级差异,中央政府的气候政策协同程度更高,省级政府的气候政策协同还有较大提升空间。文章使用2003—2017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实证分析,发现气候政策协同可以降低碳排放,但这种影响以间接效应体现出来。气候政策协同不会对碳排放产生直接影响,而是通过四类交互效应机制发挥作用:气候政策协同与加强财政投入、推动技术创新、优化产业结构、降低能源强度等措施相配套,可以更为有效地减少碳排放。中国的气候政策协同经验对构建全球碳减排机制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文章提出,以气候政策协同的有效性为现实基础,依据"部门联合体"行为逻辑,建立全球性的气候治理协同机制,高效推进全球碳减排,减缓气候变化进程。     

欧盟国家生物质能源供热利用综合分区——欧洲经验对中国的借鉴

供热是全球最大的能源消费领域,全球终端能源消费中供热占到50%左右。2019年国际能源署指出:发展可再生能源供热已经成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治理环境污染、促进能源转型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途径。生物质能源作为优先发展的可再生供热来源而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欧盟国家生物质供热事业发展较早、技术较为成熟、政策体系较为完善,其生物热能占欧盟可再生热能消费总量的86%,效果颇为显著,成为供热行业脱碳的重要动力,在全球范围具有极高的示范效应。文章构建欧盟国家生物质能源供热利用综合分区理论框架,基于对生物质能源供热体系供需潜力的测算,通过FCM法对欧盟28个国家的生物质资源利用现状进行量化分区。结果表明,欧盟各国生物质能源供热利用存在显著差异,可以分为五类利用综合区,分别是重点发展类(芬兰、瑞典、丹麦、爱沙尼亚、立陶宛和拉脱维亚)、资源优先类(奥地利、克罗地亚、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斯洛文尼亚)、政策导向类(德国、意大利、葡萄牙和塞浦路斯)、潜力良好类(捷克、匈牙利、希腊、西班牙、波兰、法国和斯洛伐克)和匮乏迟缓类(英国、荷兰、比利时、爱尔兰、卢森堡和马耳他)。同时,探讨不同类型的欧盟国家生物质供热利用的特点和形成原因,并结合中国现阶段供热实际情况及未来可再生能源发展即将面临的挑战,总结欧盟国家成熟的供热体系和丰富的供热经验,提出有利于中国清洁供暖发展、能源高效利用、能源供应安全以及能源结构升级的一些启示和借鉴。     

应对气候变化的林业行动及其对就业的影响

当前,气候变化、可持续发展和就业问题备受世人瞩目。本文首先概述了气候变化、森林、林业与就业的相关关系;阐述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主要林业行动框架,归纳出林业碳增汇、碳贮存和碳替代是林业应对气候变化的三种主要方式;并介绍了中国积极实施天然林保护工程、退耕还林等林业重点工程,大力发展碳汇林业和能源林业的具体实践;进而定性分析了中国林业重点行动对就业的正负面影响,并以广西碳汇试点项目为例加以佐证,最后阐明了中国林业发展及就业的潜力。研究结果表明,林业通过碳增汇、碳贮存和碳替代三种主要途径和系列行动,为减缓和适应全球气候变化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应对气候变化的造林绿化等一系列林业行动对就业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此外,我国未来林业用地开发利用潜力、物种资源利用潜力和林业产业开发潜力巨大,由此创造的就业潜力也十分可观。因此,在当前全球气候变暖和经济衰退的双重压力下,加大林业领域投资,大力增加森林碳汇,并促进林业绿色就业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中国农村居民可再生能源生活消费的碳排放评估

农村居民能源消费涉及能源安全、环境效应、新农村建设等多个方面,从发展趋势来看,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秸秆、薪柴等传统生物质能仍是我国农村居民的主要生活能源.本文在分析了我国农村居民可再生能源生活消费现状的基础上,测算了1998 -2007年农村居民可再生能源生活消费的碳排放,评估了农村居民可再生能源生活消费的环境效应.得出结论:在我国农村居民能源生活消费的过程中,碳排放的主体是秸秆和薪柴等生物质能的传统利用,其次是商品性能源的使用.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农村居民能源消费必须依靠农村丰富的可再生资源,优化物质循环过程,变生物质能的传统利用为清洁利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实现改善农村环境,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总体发展目标.     

雄安新区社会重构期暴雨洪涝风险的社区分类调适

雄安新区所在白洋淀流域地势低洼,夏季降水集中,上游山区洪水源短流急,历史上洪灾频发,同时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防护京津、油田和铁路安全的蓄滞洪区。多模式集合预估表明,全球极端暴雨洪涝的发生频率将增加,对人类生命健康和城市运行的负面作用加强;雄安属气候变化敏感地区,未来暴雨洪涝和上游山洪风险加大。而雄安新区建设中长期将处于社会重构期,人口结构呈现流动状态。结合新区建设特征,根据人口发展趋势预测,本研究将社区分为三类,包括新建社区、重组社区以及建设者之家社区。新建社区居民年龄层偏低,有单位组织支撑,风险适应能力强;重组社区以安置区形式被打破重组,人口趋于老龄化,是风险暴露度最大的弱势人群;建设者之家社区流动性强,组织相对分散,年龄结构利于灾害救助,但缺乏当地防灾知识。依据群体脆弱性、社区组织性和设施防灾性三个指标,采用AHP方法评估雄安新区未来社会重构期不同社区的暴雨洪涝风险脆弱性指数,结果显示,新建社区为0.237 9,重组社区为0.483 4,建设者之家社区为0.278 7。雄安新区韧性城市建设应当优先应对洪患,制定以暴雨洪涝灾害为核心的自然灾害城市应急预案,根据各社区实际需要分类施策。要以法律形式强制制定社区防灾计划,灾前将应灾准备嵌入工程计划以提高事后城市恢复效率;灾中及时启动以弱势人群为重点的防灾联络网络并发挥社区共助功能;在社区日常建设及灾后恢复过程中注重解决社区经济与社会问题将有助于社区应灾能力的综合提升,由此全周期提高社区防灾应灾能力,确保新区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