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低碳试点城市的碳排放特征与碳减排路径研究北大核心CSCDCSSCI

城市既是温室气体排放最主要的领域,也是易受到气候变化影响的领域,实现城市的碳减排已成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日益重要的举措。中国正在经历全球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镇化进程,城市的低碳发展对于中国实现应对气候变化目标,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经济、社会与环境的共赢意义重大。2010年7月以来,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先后开展了三批87个低碳省区和低碳城市的试点工作。根据低碳城市试点的进展,本文采用Tapio脱钩模型考察低碳试点城市经济增长与碳排放总量变动之间的关系,并根据脱钩弹性系数的大小将低碳试点城市分为低碳成熟型、低碳成长型、低碳后发型三种。在对城市进行分类的基础上采用STIRPAT模型,考察经济规模、能源结构、产业结构、城镇化水平等因素和碳排放总量和人均碳排放量之间的关系,识别不同驱动因素对试点城市碳排放的影响,依据碳排放驱动因素识别不同类型城市的减排路径。研究结论表明,对于低碳成熟型城市,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加大研发投入是有效的减排途径;对于低碳成长型城市,优化产业结构,提升城镇化质量是减少碳排放的关键;对于低碳后发型城市,实现低碳发展需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基础上,加快淘汰落后产能,加速产业升级转型。同时,位于东、中、西不同区域的低碳试点城市呈现出不同的碳排放特征,未来在探索差异化、多元化的城市减排路径时,区域性的绿色低碳协同发展有利于实现城市碳减排的目标。     

中国低碳试点城市的碳排放现状

本文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公布的两批低碳试点城市(共36个)为研究对象,基于其2005-2011年间的单位GDP的CO2排放和人均CO2排放数据总结其碳排放水平,从区域分布、经济水平和人口规模三个方面分析了全国范围内低碳试点城市的碳排放现状。通过"十一五"期间碳减排成效和"十二五"期间碳减排目标两个方面分析了低碳试点城市的碳排放现状,并推测了低碳试点城市2015年的碳排放水平。研究显示,"十一五"期间低碳试点城市单位GDP的CO2排放和人均CO2排放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011年低碳试点城市单位GDP的CO2排放和人均CO2排放均高于各城市所在省份的平均水平。低碳试点城市单位GDP的CO2排放平均水平从东部到西部逐渐升高。人均收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低碳试点城市中92%的城市的人均CO2排放高于全国水平。而随着城市常住人口规模的扩大,试点城市单位GDP的CO2排放逐渐降低,人均CO2排放却随着城市常住人口规模的扩大呈U型分布,其中大型城市的人均CO2排放水平最低。同时通过与同类地区对比分析,研究表明试点城市的低碳工作成效和减碳目标普遍优于同类地区。除直辖市外,32个低碳试点城市中28个城市2010-2011年单位GDP的CO2排放下降幅度和2015年单位GDP的CO2排放节能目标高于所在省份。在城镇化速度继续增加和经济总量保持上升的趋势下,到2015年低碳试点城市单位GDP的CO2排放虽然下降,但人均CO2水平仍呈上升趋势。我国的低碳试点城市建设任重道远。     

中国低碳试点省份发展路径研究

近百年来,全球气候正经历以变暖为主要特征的显著变化。为应对气候变化,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之一,应对气候变化离不开中国的参与。2010年8月,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确定在陕西、广东、辽宁、湖北、云南五省开展低碳试点工作。本文以这五个省份为研究对象,根据1995-2009年统计年鉴数据,基于STIRPAT模型定量分析了人口规模、城市化水平、富裕度、产业结构和能源强度对碳排放的影响,并根据分析的结果给出了五个低碳试点省份低碳发展路径:陕西省建设低碳省份应该从产业结构和能源强度两方面入手;广东省除控制人口规模外,还应该调整能源结构,倡导低碳生活方式;辽宁省降低碳排放主要应该从能源强度方面入手;湖北省应该从能源强度、产业结构和人口规模三个方面着手;云南省主要应该从人口规模入手,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口素质,实现碳减排目标。     

中国低碳城市试点的政策设计逻辑

政策试点是中国国家治理策略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政府遵循“由点到面”逻辑以试验手段制定政策的一种常规性工作方法。低碳城市试点是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选择不同类型、不同发展阶段、不同资源禀赋的地区开展试点,探索经济增长与碳排放脱钩的模式。现有文献侧重低碳城市建设的内涵、建设模式与路径、温室气体的核算方法、政策手段、峰值研究与达峰路径、效果评估等,有力地支持了低碳城市建设决策,但对于低碳城市试点的政策设计鲜有涉及。本文从政策过程理论、央地关系两个视角,结合府际学习与竞争关系,建构了中国低碳城市政策“试点–扩散”机制与政府行为的分析框架。中国的低碳城市试点具有探索型开拓性、综合型专业性、授权型自主性的特点,结合三批低碳城市试点的文件要求和实践进展,从政策试点的选点、设计、执行、监督和评估五个方面对于中国低碳城市试点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分析。相较于经济领域的其他政策试点,低碳城市政策试点具有弱激励弱约束的政策环境。地方政府基于自身的学习能力和领导力,在政策创新方面表现出争先、自主、效仿和守成四种行为特征,并以杭州、深圳、镇江、成都四个表率城市做了实证。政策“试点-扩散”的过程从本质上讲是中国政策创新与扩散的过程,可能在现实中需要往复多次进行,中国已陆续开展的三批低碳城市试点工作就遵循这样的政策逻辑。试点的意义是试出问题、解决问题、积累经验。从前三批试点城市评估结果来看,试点城市在低碳发展目标设定、转型路径探索和低碳发展动力转换等方面与社会的预期仍有差距,为此本文提出了推进低碳城市建设的四点建议:一是激发城市低碳发展的内生动力;二是完善低碳城市试点的科学论证机制;三是建立激励与约束并举的长效机制;四是强化市场公平竞争的政策导向。     

低碳城市能源需求与碳排放情景分析

以应对气候变化和发展低碳经济为大背景,在分析中国城市能源需求和碳排放现状与发展瓶颈的基础上,探讨了低碳城市未来可能的发展路径问题。选择河南省济源市作为研究开展的案例城市,借助情景分析法和"脱钩"概念模型,展示了济源市在能源和碳排放约束条件下,到2030年不同情景的低碳发展图景。认为:第一,从需求角度来看,能源需求总量在基准情景、低碳情景和强化低碳情景下均呈增长趋势,由于驱动因素的作用差异,基准情景下能源需求量最大,强化低碳情景下最小;第二,从消费角度来讲,人均能源消费量在不同情景下的变化趋势各有特点,其中低碳情景下可能在2020年前后出现拐点,此时人均能源消费量约为16.9tce/人,绝对值仍然较高;第三,从不同情景下减排潜力来看,低碳情景和强化低碳情景下仍具有较大的减排空间,例如2020年低碳情景下可能减排约741万t,强化低碳情景下约可减排1 790万t。基于对城市未来能源需求和碳排放的情景分析结果,给出了城市低碳发展的结论和政策建议:一是济源市的能源需求若保持现有高速增长趋势是不可取的,低碳情景下和强化低碳情景下能源需求总量和增速有明显改善;二是尽管在最严格的情景下,济源市的人均能耗预测值仍然高于国际国内其他城市的预测,但由于其资源禀赋、产业定位等问题,要实现这个目标仍存在着一定的挑战;三是济源市的经济增长依靠工业生产拉动,对于工业占比为绝对主导的这类城市而言,发展低碳经济的着力点和减排潜力释放应在传统产业格局的升级改造上。     

低碳省区试点政策的净碳减排效应北大核心CSCDCSSCI

低碳试点是实现中国绿色发展的一项重要政策,旨在探索和推广工业化与城镇化过程中低碳建设的做法及经验。客观评估低碳省区试点政策效果,有助于更好积累和推广省级层面的低碳建设经验,进而全面推进绿色化进程与生态文明建设。作者基于2000—2017年中国26个省区的面板数据,采用合成控制法从人均碳排放和碳强度两个方面,对辽宁、广东、陕西、湖北、云南和海南等6个“低碳省区”试点政策的净碳减排效应进行分析和评价,并通过安慰剂检验和双重差分(DID)估计对政策效应的稳健性进行验证和补充分析。研究发现:低碳省区试点政策下,辽宁和湖北的人均碳排放和碳强度均显著下降,即政策效应双有效;广东和云南的人均碳排放显著下降,而这两个省区的碳强度变动并非源于低碳试点政策;低碳省区试点对陕西和海南的碳减排均无效,相反,这两个省区的碳强度以及陕西的人均碳排放显著上升。分析认为,导致各省区净碳减排效应异质性的因素有以下四点:①工业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越低,越有利于人均碳排放控制;省区经济水平越高,即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越高,越有利于碳强度控制。②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叠加有效促进碳减排。③政策实施前,省区人均碳排放和碳强度指标越低,其减排空间越小,减排难度越大。④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优化的惯性作用会长效推进碳减排。有鉴于此,提出以下建议:在省级层面合理布局低碳产业,特别是低能耗、低排放的第三产业,有效降低能源消费;推动人均碳排放和碳强度较高的省区率先减排;加大对经济欠发达省区的节能减排资金与技术支持;加快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建设与完善,形成长效的低碳发展机制,实现生态绿色和经济增长和谐共赢。     

基于隐含碳排放的碳减排目标研究

中国政府以2005年为基年提出了碳减排指标,确定各省碳减排基数对于明确各省碳减排责任具有重要意义.本文结合“十一五”期间节能指标分解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分析了省际贸易中隐含的碳排放对于确定各省碳减排基数的影响,并分别基于生产者负责原则和消费者负责原则计算了“十二五”期间各省碳减排基数.计算结果表明:①将工业部门拆分为23个部门能够更加充分反映省际贸易结构差异对于隐含碳排放计算的影响;②省际贸易中隐含碳排放不仅在各省间有较大差异而且呈现出从中西部地区调往东部地区的整体转移方向;③不同原则下各省碳减排基数计算结果存在较大差异,消费者负责原则更加真实地反映了各地区实际减排责任,避免了部分省份通过省际调进代替本省生产的方式实现碳减排目标.     

基于指标体系的低碳试点城市评价

我国已开展了两批低碳试点省区和试点城市工作,在不同发展阶段、具有不同资源禀赋和发展基础的地区,进行自下而上的低碳发展探索。科学、综合、权威、系统的指标体系有利于定量衡量城市的低碳发展现状,分析其发展特点,有助于有针对性地提出城市低碳发展的模式与实现途径。目前国内外主要机构和智库建立了诸多涉及到城市低碳发展相关的指标体系,尚没有能够直接用来科学权威、全面客观地对低碳试点城市的发展状况和发展模式进行定量评估的指标体系及相应数据。本文依据科学性、代表性、可操作性和普适性原则,建立起一套低碳城市指标体系,共选择10个指标,以分析城市低碳发展的现状与趋势、城市特点和低碳发展目标。本研究以36个低碳试点城市为例,基于经济和碳排放的核心指标进行聚类分析,将36个低碳试点城市划分为领先型、发展型、后发型和探索型四类,在广泛收集数据的基础上对低碳试点城市进行分类评估,并基于指标体系,分析了四类城市的特点、发展趋势,分别提出四类城市未来低碳发展的需求,从而提出差异化的低碳发展模式与发展途径。最后,研究提出全国分区域实现低碳发展的路线图。研究可为提出全国性的低碳发展政策指导、深化试点城市的低碳发展和实施相关的政策措施提供参考。     

面向“十三五”低碳发展的河南省碳减排路径

为践行中国政府到2020年的减排承诺,"十三五"期间区域碳排放预测及碳减排模式研究成为关注的焦点。文章构建拓展的IPAT模型预测BAU、CP、LC三种社会经济发展情景下的能源消费与CO_2排放趋势,进而选定"十三五"期间河南省的碳减排路径。研究表明,2000年以来河南省能源消费及CO_2排放总量与人均量均不断攀升。河南省能源消费与CO_2排放的预测量在三种情景下呈现不同的能源与部门结构特点,不同情景下的碳减排任务完成难度有所差异,LC情景下的低碳模式有助于实现"十三五"期间的碳减排目标。河南省的低碳发展本质上需要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中国低碳城市关注度研究

本文通过文献计量和社交大数据挖掘的方法统计到包含"低碳"和"城市"的文献共8 574篇,新浪微博51 081条。利用文献代表学者对于低碳城市的观点,利用新浪微博代表公众对于低碳城市的关注度,分别统计文献和新浪微博中城市出现频率以及关键词出现频率并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与低碳城市相关的文献和新浪微博从2010年开始增长,2013年达到峰值,2014年后略有回落。文献和新浪微博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前30位城市基本一致,城市出现频率与城市行政地位和政策支持力度高度相关,另外文献和新浪微博中均未统计到的城市还有3个。词频统计结果表明:公众和学者对于低碳城市认知相差较大,学者更关注低碳城市建设和经济之间的关系,以及低碳城市对环境的影响程度。公众对于低碳城市的关注角度主要是从日常生活出发,更偏向于把低碳城市理解为低碳生活。建议政府进一步加大低碳城市的宣传力度,通过调整政策加大对非低碳试点城市和欠发达城市的扶持力度。并出台低碳城市的考核细则和评价标准,进一步理顺低碳发展与经济建设和环境保护的关系。     

中国碳排放权交易促进低碳技术创新机制的研究

碳排放权交易已成为我国实施以市场为基础的重要环境规制之一,但此交易市场建设能否诱发我国低碳技术创新的有关研究仍然不足。以我国七个碳排放权交易试点为研究对象,采用合成控制法进行准自然实验,选取2004—2016年全国282个城市的面板数据,评估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对低碳技术创新的诱发效果,并使用排列检验法进行有效性检验;进而,定量分析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正式运行后对低碳技术创新的影响因素,探索七个试点效果差异的成因。研究发现:①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整体上诱发了试点地区的低碳技术创新活动。②各试点的政策效果存在一定差异,除重庆外的六个试点对政策响应较为迅速,其中北京、上海的诱发效果最显著,天津、广东、深圳和湖北次之,而重庆试点未能对政策作出充分的响应。③碳排放权交易对低碳技术创新作用中的政策"信号-预期"机制在我国首次得到验证,该机制在除重庆外的试点地区都得到了较好的构建。④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与区域产业结构升级产生了良好的协同作用,促进低碳技术创新,但其未能与外商直接投资形成相同作用;除重庆外,碳排放权交易这一市场型环境规制与控制型环境规制也呈现出协同作用。据此,应积极推进全国性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以发挥其对低碳技术创新的诱发作用;但在统一市场建设过程中应重视地区差异,分步骤稳步推进;还应注重加强政府政策信号管理,引导企业开展低碳技术创新活动。     

中国低碳城市发展路线图研究

在掌握国内外低碳城市发展的理论与实践动态,借鉴运用国际国内低碳城市发展的最新资料和前沿成果的基础上,结合我国转变发展方式、促进可持续的城镇化与城市发展的实际,开展中国低碳城市发展路线图研究。认为低碳城市发展路线图是城市为实现低碳发展而制订的战略、规划和详细的计划、方案,以及对城市制订低碳城市战略、编制温室气体排放清单、制定和实施规划以及监测评估等一系列行动的过程和制度设计。从低碳城市发展战略和规划的制订、低碳城市规划实施和监测、低碳城市温室气体排放清单编制等方面开展理论研究与制度设计,提出有中国特色的低碳城市发展路线图,为我国低碳城市发展提供可行的路径和方法指导,探索有中国特色低碳城市发展模式,推动中国城市走低碳、高效、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基于国际碳足迹标准的中国人造板产业碳减排路径研究

基于生命周期分析的碳足迹评估,量化产品从原材料获取到最终处理各个阶段的温室气体排放,已在多个产业和产品间得到应用和实践。碳足迹评估的标准化对碳足迹核算提出指导,减排承诺背景下林产品兼具碳储减排和替代减排的双重效益,规范和统一其碳足迹评估标准并挖掘减排潜力,对于统一中国产业间的碳足迹评估有借鉴意义。本文聚焦国际主流且关联度较高的产品碳足迹核算标准(PAS 2050和GHG Protocol),以在中国人造板产业占支柱地位的胶合板为研究对象,量化国际碳足迹标准方法学的差异性。具体涉及系统界限、取舍原则、分配方法、碳储存及其延迟排放等。为综合分析国际碳足迹标准的适用性,通过摇篮到大门和摇篮到坟墓系统模型进行评价。结果表明:①PAS 2050和GHG Protocol对中国胶合板产业的碳足迹核算,结果分别为-1 123. 46 kg CO_2e和-1 117. 63 kg CO_2e,在应对气候减排的背景下,PAS 2050标准的应用对胶合板生产企业承受的减排压力较小。②PAS 2050对评估实质的环境影响提供了具体的指导,尤其是对区别于石化产品的林产品碳储功能,PAS 2050提供了测算延迟排放的具体方法,从产品生产企业和政策制定的视角,PAS 2050对胶合板的碳足迹核算也更具普适性。国际碳足迹标准对中国人造板产业的碳减排提供了可供借鉴的改进路径:①气候减排能力发掘。产品的填埋处理相对燃烧处理可实现549. 32%的减排效果。②能源结构调整。现场生产阶段采用木质生物质能源替代化石能源可显著减少36. 99%～38. 24%的温室气体排放。③产业链优化。木质原料获取端应推进林板一体化战略,废旧产品处理端应加快产品回收利用及政策设计。④市场结构调整。林木资源稀缺,胶合板面临被定向刨花板等对木质原材料要求较低的新型木质复合材料替代的趋势,人造板产业结构的升级亟待完善。     

中国电力部门中长期低碳发展路径研究

电力部门是中国CO_2排放的主要贡献部门之一,电力部门的低碳转型对中国实施长期低碳发展战略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构建了包含电力模块的自下而上的能源系统模型PECE-2017,根据社会经济驱动因子确定终端部门电力需求,并引入电力负荷曲线确定电力供给,设置了未来电力发展的基准和低碳两个情景,从供需结构、技术需求、成本和投资等多个角度,分析电力部门自身的低碳转型及其对中国实现中长期低碳发展的重要作用和贡献。研究表明:第一,未来中国电力需求仍将不断增长,且在终端能耗中的占比不断上升。低碳情景下,2050年电力需求达到114 869亿kW·h,比2013年上升125%,电气化率增加到34%;电力需求结构中,工业和建筑比重下降,交通部门比重上升。第二,电源结构逐步低碳化。煤电逐步淘汰;风电和太阳能装机容量大幅上升,2050年装机占比均超过30%;2030年以后,部署和推广CCS技术,到2050年装机容量达到4.9亿kW。第三,低碳情景下,电力部门在2020年碳排放达峰后,进一步加速脱碳。到2050年,电力部门的排放量可控制在4亿t以内,相对基准情景减少排放61.5亿t,占总减排的贡献率达到45%,为中国的低碳转型做出重要贡献。第四,支撑电力部门低碳转型的投资需求GDP占比在合理区间内。2030—2050年,电力部门投资需求占GDP的比重为0.77%;电力部门内部投资结构呈现明显的低碳化趋势,绝大部分投资将用于非化石能源电力。     

长江经济带碳减排潜力与低碳发展策略

为长江经济带低碳发展需要,借助长江经济带11省市2005～2014年间相关数据,对长江经济带及区域间的碳排放、能源强度、碳吸收进行测算,并探讨长江经济带未来低碳发展策略,分析 “高碳情景”与“低碳情景”下2030年各区域的碳减排潜力。研究发现：长江经济带碳排放聚集度较高且整体增速趋缓。东部区域碳排放均值最大,西部区域最小。中部区域碳排放增速最快,东部区域最慢。西部区域能源强度最高,东部区域最低;但中部区域能源强度降幅最大,东部区域降幅最小。西部区域碳汇能力最强,东部区域最弱。基于以上发现,从碳减排责任划分、低碳消费、清洁能源替代、高耗能产业优化以及区域生态质量提升等方面提出相关策略,力图实现碳源面的直接碳减排与碳汇面的相对碳减排。最后,经预测可知：2030年,长江经济带“低碳情景”比“高碳情景”减少碳排放约12亿t,中部区域将成为碳排放主要来源地     

广州居住区碳排放特征及对低碳社区的启示

城市统计年鉴数据具有指标不全、笼统失真和信息滞后等缺点,论文通过抽样入户调查和单位访谈,获取广州33个典型居住区、2 045个家庭、5 188个人口的第一手数据,定量分析广州居住区碳排放,具有以下特征:①人均总碳排放量为3 289.00 kg/(年·人)。家庭碳排放结构比大约为能源:物质:交通=6:2:2。其中,电耗碳排放比例最大,其次是交通和食物。②广州居住区碳排放数量和结构在不同住区、不同面积、不同收入群体之间均存在显著差异,主要体现在能源和交通碳排放上,表明居住区碳排放与住房面积、住区类型、区位和收入显著相关。研究结果能够为居住区低碳规划设计和城市低碳管理提供具体目标方向和指标量化依据,有利于制定有针对性的碳减排策略。     

低碳城市试点对劳动就业的影响机制及其异质性

就业是民生之本,低碳转型是未来中国的发展主题,减少二氧化碳排放作为宏观经济的一项硬约束将会对劳动力市场产生何种影响是一个重要的经济问题。该研究以低碳城市试点作为研究低碳转型的代表性政策,首先基于典型经济事实和政策文本分析发现了中国可能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低碳转型方式,然后基于中国地级市面板数据,采用DID方法研究了该政策对第一批和第二批试点城市劳动就业的影响差异,并分析了其内在的机制,最后又基于实证结论构建了一般均衡模型,从理论角度阐述了该政策导致城市低碳转型存在两条不同路径的内在机理。研究表明：(1)低碳城市试点对第一批和第二批试点城市劳动就业的影响存在差异。该政策增加了第一批试点城市第二、三产业劳动就业和总劳动就业;增加了第二批试点城市第三产业劳动就业,降低了其第二产业劳动就业。(2)低碳城市试点对第一批和第二批试点城市劳动就业的影响机制存在差异。在低碳城市试点的影响下,第一批试点城市采用集中资源优先发展第二产业的低碳转型模式;第二批试点城市采用集中资源优先发展第三产业的低碳转型模式。(3)两批试点城市的低碳转型模式各有优缺点。第一批试点城市的低碳转型模式,实现了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减少...     

中国低碳试点政策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

在分析低碳试点政策的实施背景及其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理论机制的基础上,选取2004—2015年中国地级市的面板数据,以低碳试点政策作为准自然实验,使用双重差分法检验了低碳试点政策对中国16个省份197个地级市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①低碳试点政策的实施并不是外商直接投资的绊脚石,中国在实施低碳试点政策的过程中会显著促进外商直接投资;②由于城市等级存在差异,低碳试点政策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也有所不同,随着城市等级的上升,低碳试点政策的实施对外商直接投资的促进作用也会显著上升,但当城市等级上升到省会城市时,这种促进作用会有所下降;③低碳试点政策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存在地区差异,其会显著促进中部和东部地区的外商直接投资,但会抑制西部地区的外商直接投资。为此,在中国经济由高速发展向高质量发展转变的重要阶段,地方政府应进一步扩大低碳试点政策的实施范围,积极利用现有的政策工具,如申报低碳试点城市,进而找到环境保护与引入外商直接投资之间的平衡点。同时,中国在制定环境政策时应切忌走入盲目实施的误区,针对不同城市的发展情况和地理位置情况,应分阶段实施低碳试点政策,同时要避免对所有地区设立同样的标准,针对不同的地区应给予不同的优惠,设立不同的碳强度下降目标,最终吸引外商直接投资。     

中国碳排放权交易试点体系的连接可行性分析

我国正在7个省市进行碳排放权交易试点,但多数试点体系的企业纳入门槛较低、覆盖的排放量较小,不利于充分发挥碳排放权交易降低实现减排目标的社会总成本的作用。连接可以扩大体系覆盖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降低连接区域实现温室气体减排目标的总社会成本,有利于解决"碳泄漏"问题,并减少碳指标价格的波动。本文分析了连接我国不同的碳排放权交易试点体系的必要性、可行性以及面临的主要障碍,认为试点体系连接有利于我国碳市场的长期和健康发展,但连接面临不同层面的障碍,包括国家层面配套政策的缺失以及各试点体系在关键规则设计中的不一致,并提出了解决方案建议。全国统一碳市场的建成尚需时日,中央政府应鼓励试点体系进行连接探索,并制定与此相适应的对各省市GDP碳排放强度下降目标完成情况的考核办法;有连接意向的体系应该在配额分配方法、遵约机制、价格调控机制、存储与借贷规则、抵消机制等要素方面进行协调。     

中国北方农牧区生存性碳排放特征与实证

以中国北方农牧区的内蒙古通辽地区为例,结合实地问卷调查,研究农牧民家庭生存性碳排放特征。研究提出了农牧民家庭生存碳排放评估指标体系,其中能源产品和非能源产品成为农牧民家庭生存性碳排放的两大来源。计算了农牧民人均能源消费碳排放量及食物消费碳排放量。研究结果表明:在能源方面,农牧民家庭生存性碳排放构成呈能源消费主导型,2008年,该区人均生存性碳排放总量为1 040.36 kg,其中矿物燃料、用电消费碳排放分别占总生存性碳排放的45.53%和30%;受传统生活方式影响,家庭用能结构粗放,以矿物化石能及一次生物质能为主,电能使用比例相对较低。在食物方面,农牧民家庭食物消费结构渐趋低碳化,2008年和2009年人均食物消费总碳排放量分别为78.42 kg和76.67 kg,以粮食消费占主导,占总消费量的60%;2009年与2008年比较,含碳量较高的粮食和食用油消费分别降低4%和3.8%。该区农牧民人均食物消费碳排放量只是美国的39.2%,英国的49.6%,日本的72%,属基本生存线碳排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