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规模”偏小不利于经济增长吗?——两种借用规模视角下的再审视北大核心CSCDCSSCI

城市规模偏小是否就一定不利于其经济增长,推进大城市建设是否就一定能实现区域经济发展的可持续?关于此问题的争论从未间断,而相关的经验证据还有待进一步加强。基于2003—2016年我国283个地级市面板数据,采用面板双固定效应模型、空间计量模型、系统GMM模型以及面板门限模型等方法,在开放型城市系统模型的假设下,本文拟从绩效规模借用和功能规模借用的视角来再审视城市经济活动密度、人口规模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以此来破解中小城市高速增长难题。本文研究发现:①绩效规模借用能帮助中小城市实现超越其自身经济活动密度所能达到的集聚经济水平;而功能规模借用则能通过帮助中小城市实现更高等级职能专业化水平的方式,促进其经济快速增长。②此外,通达性水平的提升能同时强化这两种借用规模的作用效果。③最后,就借用规模的异质性表现来看,在城市群内部,中小城市以借用规模行为占主导,而大城市则以发挥集聚阴影作用为主。基于以上结论,本文主要政策建议如下:①政府在制定区域发展规划和交通网络规划时应该以城市群经济建设为目标,努力消除大中小城市的行政壁垒,实现大中小城市的共赢式发展。②城市群经济的建设可以以大城市为中心展开,同时以能充分发挥中小城市借用规模的思路来发展。     

经济集聚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及传导机制

中国城市群的兴起催生经济集聚,化石能源消耗增多引发碳排放形势愈加严峻,探索经济集聚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及传导机制至关重要。本文以2004-2016年京津冀、长江三角洲、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城市群的61个城市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探索经济集聚与碳排放强度的关系及影响机制,创新性地使用抗日战争时期各城市是否有铁路通过、2003年各城市是否有机场、各城市历年的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数量作为工具变量解决内生性问题,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分别检验环境规制和城镇化水平对经济集聚影响碳排放强度的传导机制,并分析经济密度异质性下经济集聚对碳排放强度的不同作用路径。结果表明:①经济集聚与碳排放强度之间呈显著的负向关系,现阶段城市经济集聚水平的提高有利于降低碳排放强度;②相对于低经济密度城市,高经济密度城市经济集聚的降碳效果更为明显;③经济集聚不仅直接对碳排放强度产生影响,还通过环境规制与城镇化水平两条路径间接对碳排放强度产生作用,中介效应显著;④低经济密度城市经济集聚对碳排放强度的间接影响主要是通过城镇化水平来传导,而高经济密度城市经济集聚对碳排放强度的间接影响可以靠环境规制和城镇化水平两条路径来实现。据此本文认为,政府应推动城市群经济以促进区域融合发展,实现企业联动合作以提高经济集聚水平。针对经济密度不同的城市治理手段应有所侧重,高经济密度城市应以增强环境规制力度为主要碳减排手段,而低经济密度城市则应通过提高经济集聚水平,改善城市建设水平并最终达到碳减排的目标。     

人口集聚对创业活跃度的影响:考虑集聚动态的效应与路径北大核心CSCDCSSCI

文章基于创业资源与创业情景理论,结合人口集聚的规模效应和外部效应,并充分考虑人口集聚具有动态性的特征,构建了人口集聚影响创业资源获取、创业机会需求以及创业环境保障的理论分析框架。在此框架下使用2008—2019年中国224个地级市市辖区的平衡面板数据,引入历史建成区面积作为人口集聚的工具变量,实证检验了人口集聚影响创业活跃度的直接效应与间接路径。结果表明:①人口集聚可以显著促进城市创业活跃度提升,控制人口集聚的内生性问题会避免低估人口集聚对创业活跃度的促进作用。②人口集聚对创业活跃度的促进作用有显著的滞后效应,且滞后效应的有效时间边界为滞后三期。③人口集聚通过扩大城市市场需求和带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创业活跃度的部分中介效应显著。按照城市规模等级分组进行拓展性分析显示:④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的人口集聚对创业活跃度既没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也没有显著的挤出效应。⑤大城市和中小城市的人口集聚对城市创业活跃度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对人口集聚指标分解发现中小城市的就业人口和建成区面积增量已经停滞不前甚至减少。基于以上结果,文章建议:①探索将创业支持政策作为基本公共服务,面向常住人口实现全覆盖。②继续引导人口向各级城市集聚,人口在城市中集聚有助于做大国内市场。③城市基础设施的规划和建设要与人口集聚的速度和规模相适应,应当考虑适度超前于人口集聚的速度。     

基于集聚经济规律的城市规模问题研究

本文分析了2000年-2010年中国城市规模的变化规律,借鉴集聚经济理论对上述变化规律给出合理解释,并指出以不同产业为主的城市之间的适度规模差异巨大。首先,使用第五次人口普查、第六次人口普查中全国地级市的城镇地区人口数据,文章首次计算并比较了2000年和2010年中国城市的规模位序。结果发现总体上我国的城镇体系发展较为平衡、首位度低,10年间中国城市体系中人口往大城市集中的特征明显,高位次城市发展突出;但是在规模前100位的城市中,人口分布则更为平衡。这表明10年间中国一批大城市发展迅速,人口分布存在着明显的"集中与扩散并存"的趋势。进一步地,基于集聚经济理论,文章构造了城市单位生产成本函数,指出城市的单位生产成本伴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呈现出"U"型曲线特征,城市规模不能无限制的扩大。本文将城市的适度规模界定为城市单位生产成本最小时所对应的规模,利用中国地级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异方差稳健性估计的固定效应模型,测度了中国城市的适度规模。测算结果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城市的适度规模为420万人。这一结果也同时证实了目前中国的城市规模是普遍偏小的,人口往大城市迅速集中可以降低城市的生产成本,当前城市体系的发展趋势符合经济理性。此外,文章认为,现实中各个城市之间的产业结构差别巨大,这使得上述对城市适度规模的估计只是一个"一般情况"下的估计。一个城市的适度规模部分地取决于这个城市的产业特征。一个城市中追求集聚效益的产业越多,那么这个城市的适度规模就会越大。在界定制造业集聚型城市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型城市的基础上,文章的实证结果进一步表明,与"一般情况"下的城市适度规模相比,制造业集聚型城市的适度规模较小,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型城市的适度规模更大。     

城市规模、集聚与空气质量

在STIRPAT模型的基础上,通过加入能源消费需求、工业化水平和产业集聚度变量,建立了拓展的STIRPAT模型,并使用动态面板GMM方法,分析了我国30个省会城市和直辖市2003-2012年间的面板数据,指出不同的城市规模与集聚程度会对空气质量有不同的影响。首先。从总体上来说,城市人口规模、富裕程度和技术水平是影响城市空气质量的主要因素,其中人口规模和技术水平对空气质量的影响均为正效应,而富裕程度对空气质量的影响呈现出倒N型EKC曲线形状;较高的能源消费需求和工业化水平会恶化空气质量,而较高的技术水平和产业集聚度会改善空气质量,这表明相关部门可以从不断提高科技水平和产业集聚度入手,通过各种方法减少能源消费需求、降低工业化水平。来达到改善空气质量的目的。其次,在总体回归的基础上,本文重点按照人口规模、经济规模和经济集聚度、人口集中度分析了城市规模与集聚对空气质量的影响情况。结果表明:欠发达城市和大中城市的回归结果与总体回归结果一致,而经济发达城市和特大城市的回归结果与总体回归结果有一定差异,本文认为导致这些差异的主要原因是科学事业费支出方向、社会消费品结构以及工业清洁能源利用及其利用效率等因素;低产业集聚度和低人口集中度城市的情形与总体较为相近,而高产业集聚度和高人口集中度城市的EKC曲线形状与工业化水平系数与总体结果相反,这两种差异分别与城市的发展阶段和城市的人口素质有关。因此,城市的相关部门在追求规模经济的同时应该注重科技投入结构的改善,注重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和清洁能源的使用率,并且在不断提高产业集聚度与人口集中度的同时追求绿色GDP的实现,注重人口的文化教育以提高人口素质,从而提升公众的环保意识,以抵消随人口集中度提高带来的环境压力。     

产业发展对城市蔓延影响的差异性分析——以长江经济带104个城市为例

经济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转变的背景下,土地城市化快于人口城市化而带来的城市蔓延不利于城市的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基于2001~2015年长江经济带面板数据考察了产业发展对城市蔓延的差异性影响,研究发现：（1）总体上,在产业结构方面,随着第二产业就业比重的增加,城市蔓延度提高。而随着第三产业就业比重增加时,城市蔓延减缓,这其中起主要作用的是生活性服务业。（2）从城市规模角度来看,第二产业对城市蔓延的影响,在中小城市起显著的作用,而在大城市不显著。第三产业在大城市起显著的抑制性作用,而在中小城市不显著,这主要与不同城市规模下集聚经济效益的发挥有关。（3）从蔓延类型角度来看,推动城市蔓延向集约型方向发展的主要是第三产业中的生活性服务业,而第二产业以及生产性服务业推动城市蔓延向过度蔓延方向发展。长江经济带应合理布局第二产业,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提高产业的集聚效应,同时避免不合理开发和盲目招商引资而造成的城市蔓延。     

产业集聚与城市用水强度:降低还是提升——基于中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经验分析

基于2006～2016年中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利用动态面板数据的系统GMM方法和面板门限回归模型探究产业集聚形态对城市用水强度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分别引入经济发展水平、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和就业密度作为门限变量检验集聚形态与用水强度的阶段性特征。研究发现:专业化产业集聚能够实现正向技术溢出并降低城市用水强度;多样化产业集聚同样对城市水资源利用发挥节约效应。不同产业集聚形态与城市用水间的关系在城市规模的调节下,均呈现出明显的区制转换特征;随着经济规模扩张,产业集群渐进饱和,水资源争夺态势加剧,水资源配置效率降低;当城市基础设施有限时,过度集聚超越区域承载能力,引致企业对公共基础设施恶性竞争,产业集聚对城市水资源配置正向溢出效应难以发挥;当就业密度进一步提升时,专业化产业聚集的路径依赖机制可能诱发技术锁定效应;由于多元化的知识基础,多样化产业集聚的劳动力池效应更明显,协同学习能力提升将催生绿色技术进步并发挥节水效应。     

拥挤效应、经济增长与最优城市规模

本文运用新古典经济的框架建立了一个经济增长模型,系统分析了拥挤效应、经济增长与城市规模的关系。通过构造城市规模扩大而产生的拥挤效应函数,假设城市规模扩大产生集聚效应反应为拥挤效应的降低,并将拥挤效应进入生产函数影响经济的增长,分析经济稳态的演化路径,可得到最优的城市规模、合理的城市拥挤程度和稳定的经济增长速度,并分析了扰动稳态的变量对演化路径的影响。根据分析总结了三个结论:①长期,无论城市的拥挤效应是否影响生产函数,实物资本存量和经济增长速度均收敛于稳态,城市规模均收敛于最优城市规模,稳态时,城市聚集产生的正效应等于拥挤产生的负效应;②短期,外生冲击(基础设施的改善,绿化面积的增加,交通条件的改善等相关的引导政策)会影响长期经济均衡的位置,改变城市的最优规模,减少拥挤效应的措施会扩大城市最优规模;③横向而言,不存在统一的最优城市规模,不同等级的城市都有其不同的最优城市规模;纵向而言,城市的最优规模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随着时间变化,因不同的外部条件而改变。因此,在不同条件下,最优城市规模是存在且可变的,不存在统一的最优城市规模,城市化进程应该因时因地适度有序的进行。另外,本文还给出了一个估算最优城市规模的简单模型,可以从中推断最优城市规模扩大的速度关键取决于拥挤程度缓解或集聚效应增长的速度。     

长江经济带城市群环境规制效率时空演变及影响因素

环境规制是约束企业污染行为的政策组合,在区域发展过程中发挥着保护生态环境的作用.运用Undesirable-SBM模型、变异系数、基尼系数、趋势检验分析法和面板Tobit模型分析长江经济带三大城市群2009～2018年环境规制效率时空演变特征及影响因素作用机理.研究表明:(1)长三角城市群的城市发展阶段不同导致环境规制效率呈现差异性,成渝城市群末端治理不协同造成环境规制效率差异显著,长江中游城市群环境规制效率差异小,但水平低于其他城市群;(2)长三角城市群"经济-生态"协同发展,环境规制效率上升明显,成渝城市群注重产业结构调整与政策投入,环境规制效率稳定在中等水平,长江中游城市群是低效率水平城市集聚地带,恶化型城市占比高达45.16％;(3)三大城市群在投入产出方面存在一定的提升空间,需要在资金分配、政策投入以及污染物末端治理等方面加以完善;(4)市场化水平对城市群环境规制效率影响为正,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城镇化水平和对外开放水平影响对不同城市群环境规制效率产生不同作用.本研究为三大城市群制定实施差异化的环境政策与措施,推动长江流域城市群可持续发展提供决策依据,也可为其它区域环境治理提供经验借鉴.     

中国城市群“圈层”结构对能源强度影响实证

借助于经济地理学的理论视角,利用2000-2011年十大城市群99个城市数据,首先结合城市引力模型来计算中心城市与腹地城市引力强度与中心城市自身引力强度之比来描述城市群中心城市与腹地城市经济联系转化的相对程度,通过给出设定的0.4-0.6之间的边界标准并使获得的比值与之相比较,比较结果可以描述中心城市规模密度及中心城市与腹地城市规模密度转换差异并对城市群"圈层"结构进行测度;其次在城市层面建立实证模型对城市群"圈层"结构降低能源强度的影响程度及作用机制进行分析,在控制了一系列能源强度影响因素后,回归结果显示,城市群由于集聚程度的饱和而出现向外扩张的趋势,随着次一级经济发展带的不断形成,这种循环运动增强了中心城市的影响力,从而使得中心城市和周围城市所在区域形成了表征区域集聚的城市群"圈层"结构,该圈层结构是在聚集效应和拥挤效应共同作用下通过合理布局从而最终达到降低能源强度的目标。但随着集聚程度的饱和,在0.45边界标准之后,拥挤效应的约束性作用显现,降低能源强度程度显著变小,在0.6边界标准降低能源强度程度达到了最低,控制政府干预的核心影响因素城市市区个数变量发现,"行政区经济"会间接通过增强行政成本而提高了能源强度,最后对研究结论进行了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这些实证研究结果具有显著的政策含义,通过进一步探寻空间和市场力量共同降低能源强度的可行选择,推动空间节约式的布局道路,使得城市群的层级形成为提升能源效率提供了一个合理的实现途径。     

中国东部沿海四大城市群绿色效率的综合测度与比较

东部沿海城市群作为国家经济增长的战略核心区,其均衡与绿色发展已成为中国理论界和政府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绿色效率是衡量区域绿色发展程度的关键指标,可以综合反映城市经济-社会-生态的协调发展水平。在梳理现有文献的基础上,以京津冀城市群、山东半岛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以及珠三角城市群为研究对象,基于2006—2015年的相关数据,采用三阶段DEA方法,综合测度四大沿海城市群绿色效率的时空特征。结果表明:①在剥离外部环境及随机因素的影响后,各地区的绿色效率发生较大变化,36个城市中除10个城市的绿色效率达到效率前沿面,其他城市仍有较大提升空间,且导致效率不足的因素是纯技术效率较低,而规模效率的影响不明显。②外部环境变量中,人均GDP、政府规划与城市绿色效率负相关;产业结构、城市化水平和市场开放程度与城市绿色效率正相关。③不同城市群的绿色效率等级存在异质性,四大城市群发展并不均衡,山东半岛城市群的绿色效率一直领先于其他三个城市群,城市群内部也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失衡。④未来要继续加强发展第三产业,扩大劳动力就业水平,减少劳动力集聚造成的人员闲置;在加速城市化进程的同时,要注意发现城市化所造成的资源能源的过度消耗,把握城市化的速度,坚持以质量为导向,因地制宜制定地方政策,加强城市群之间以及城市群内部的合作与交流,实现要素资源的自由化流动,以推进沿海四大城市群的绿色均衡发展。     

安徽省城市体系等级规模结构特征及其调整

等级规模结构是城市体系的三大结构之一,其特征可以反映出城市在不同规模级中的分布状况及城市人口集中或分散的程度,有助于认识城市体系发展所处的阶段。运用统计数据,在深入分析的基础上,发现安徽省现状城市体系的等级规模结构呈位序—规模分布;城市首位度偏低,规模效应不明显;城市规模总体偏小,特大城市和大城市发育不足,中等城市突出;城市规模空间分布不均衡,区域分异明显。在安徽省城市体系动态变化过程中,等级规模结构相对稳定但不断趋于集中,首位城市发展潜力较大,同时各规模级城市具有不同的变化趋势和特征。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加快皖江城市带的建设、促进皖北城市群的发展、提高皖南中等城市和中心镇水平等优化建议。     

中国城市群规模结构的合理性诊断及演变特征

从规模分布、规模紧凑度、规模效率三个层面构建城市群规模结构合理性三维诊断模型,将中国19个城市群看作19个大型城镇密集区,探索中国19个大中小城市群规模结构的合理性及时空演变特征。研究发现:(1)中国19个城市群等级规模分布具有较为明显的分形特征,1995—2010年为中国城市群规模结构低合理发展阶段,2011—2015年为规模结构中等合理发展阶段;城市群城镇规模分布指数及规模效率指数相对较高,而规模紧凑度指数较低。(2)规模结构合理性较高的城市群,基本位于中国东部地区;规模结构中等合理城市群在中国东、中、西及东北地区均有分布;规模结构低合理城市群基本位于中国西部地区。(3)19个城市群中有14个属于规模集中型城市群,5个属于规模分散型城市群;特大城市群规模紧凑度高于中小城市群;东部城市群规模效率普遍高于中西部城市群。(4)城市群规模结构演变可划分为三种类型,包括规模结构趋优型、规模结构波动型、规模结构趋劣型;规模结构趋优型城市群一般为双中心或多中心结构,而规模结构波动型及规模结构趋劣型城市群一般为单中心结构。(5)城市群城镇规模结构合理性演变轨迹可归纳为由多个"S"形曲线构成的大"S"形演变曲线,具体可划分为不合理阶段、低合理阶段、中等合理阶段以及高合理4个阶段。(6)未来应在巩固国家级城市群地位的同时,加快提升区域中等城市群的发育水平,充分发挥城市群规划的引导和控制作用,推动城市群朝着双中心或多中心方向发展,构建大、中、小规模等级合理的紧凑型城市群结构体系。     

经济增长压力下金融集聚对碳排放效率的影响北大核心CSCDCSSCI

“双碳”目标是推动中国经济社会绿色低碳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金融业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在应对气候变化和绿色低碳发展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金融集聚是金融业的发展趋势和显著特征,其与绿色发展的关系受到广泛关注。文章首先构建包含金融部门和非金融部门的两部门产出密度模型,从理论机理上分析金融集聚对碳排放效率的影响;其次以2005—2018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采用非径向方向距离函数和SBM‑DEA模型测度省级碳排放效率,基于面板平滑转移模型实证检验金融集聚对碳排放效率的非线性影响;最后构建调节效应模型考察经济增长压力对两者关系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①金融集聚对碳排放效率具有显著的平滑转移效应。金融集聚处于较低水平时会抑制碳排放效率;随着金融集聚水平逐渐提高,会转而促进碳排放效率。②经济增长压力对金融集聚和碳排放效率之间的关系具有显著的调节效应。适度的经济增长压力正向调节金融集聚对碳排放效率的影响,且使得金融集聚的阈值提前;过度的经济增长压力负向调节金融集聚对碳排放效率的影响,且使得金融集聚的阈值延后。以上结论在替换被解释变量、变换估计方法、考虑受限变量、剔除直辖市样本及考虑内生性采用IV‑Tobit模型再估计之后均成立。基于此提出:合理配置金融资源,积极发挥金融集聚的辐射作用,稳步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质量和效率;革新官员考核标准,做好经济增长目标的预期管理,引导形成契合地方发展现状的经济预期。     

长江中游城市群旅游产业集聚对生态效率影响及区域差异分析

产业集聚与生态效率之间存在紧密联系,产业集聚的环境性问题是近年来学术界研究热点,从旅游产业集聚视角,使用2005～2016年长江中游城市群31市面板数据与空间面板计量模型,探究旅游产业集聚对生态效率的影响及区域差异.结果 显示:长江中游城市群生态效率整体呈上升趋势,内部不均衡性显著,生态效率总体表现为:武汉城市圈＞环鄱阳湖城市群＞环长株潭城市群;区域生态效率具有较强的空间联动性和依赖性,受空间溢出效应影响,邻近城市之间生态效率相互作用;旅游产业集聚对生态效率的影响呈“U”型曲线特征,旅游产业集聚发展的不同阶段对生态效率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在旅游产业集聚影响环境污染中发挥了重要的渠道作用.区域上,武汉都市圈、环长株潭城市群旅游产业集聚对生态效率的提升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而鄱阳湖地区旅游产业集聚对生态效率的提升作用不显著.     

长三角城市群生态文明建设问题及潜力研究——基于5大城市群的比较

理清城市群的生态文明建设现状与问题,对于认清城市群下一步生态文明建设方向有着重要意义。通过复合生态系统理论和“PSR”模型构建生态文明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权TOPSIS法、协调度模型、耦合协调度模型、生态文明建设潜力模型对5大城市群生态文明建设现状进行评价,并总结归纳各城市群面临的问题。研究显示：（1）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之间的矛盾是当前长三角城市群生态文明建设的主要矛盾,整体上城市群的自然、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2）部分地级市的生态文明建设存在盲目性或建设意识不强的情况,缺乏科学引导;（3）经济发达的地区具有更强的能动性,而协调发展的地区拥有更大的生态文明发展潜力。建议长三角城市群以科技创新为抓手,走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道路,率先支持上海、杭州等有条件的大城市成为示范城市,进而发挥带动作用。 关键词： 城市群;生态文明;潜力;PSR;复合生态系统     

极化与扩散:长三角在区域均衡发展中的作用——来自长三角与长江中游城市群的证据

从长三角一体化视角出发,使用Dagum基尼系数分解,经济增长的空间外部性理论模型,空间滞后计量模型(SAR)等方法考察了长三角与长江中游两大城市群均衡发展的演化趋势,分析了长三角城市群的极化-扩散效应对长江中游城市群经济增长以及区域均衡发展的促进作用.研究表明:(1)长三角的一体化进程并未扩大其与长江中游的发展水平差距,事实上,两大城市群“组间差异”的缩小是区域均衡发展的主要推动力,而“组内差异”缩小的影响则相对微弱.(2)长三角城市群对长江中游城市群的扩散效应大于极化效应,即长三角通过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促进了长江中游经济发展,缩小了两地的发展水平差距,但如果忽略长江中游内部的空间相关性则会明显高估长三角的扩散效应.(3)长江中游内部的均衡发展水平越高,越有助于长三角扩散效应的充分发挥.(4)长三角不同城市的扩散效应受经济规模、产业结构等因素与地理距离的交互作用,呈现出非线性模式.     

长三角城市群汽车企业空间集聚与发展绩效

汽车产业是长三角城市群的主导产业之一,其空间集聚特征及发展绩效问题亟待研究。运用核密度估计、Ripley’s K方法刻画长三角城市群汽车产业空间集聚格局;进而通过分位数回归模型辨析空间集聚与汽车企业发展绩效之间的关系机制。结果表明:(1)长三角城市群汽车产业空间分布格局呈现出先极化再均衡的演变态势,总体上经历了零星分散集聚-M型集聚-M型连绵集聚3个阶段;(2)汽车企业空间集聚与扩散并存,集聚规模先扩大后趋于稳定,集聚强度则先升后降;(3)空间集聚对汽车企业绩效的作用具有企业发展能级指向性。总体而言,地方化经济对汽车企业发展绩效的提高十分重要,而城市化经济作用为负或不显著。     

我国大城市空间增长基本动力的实证研究——经济发展、人口增长与道路交通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快速城市化和工业化,使我国大城市地区普遍实现了建成区空间的大规模扩张过程.以2004年我国大城市的相关统计数据为基础,运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分析我国大城市空间增长动力的现状特征.研究认为,我国大城市在普遍呈现出建成区空间快速增长的现象背后,隐藏着多元化的内在动力机制;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城市人口数量和城市道路交通建设等各种因素共同驱动了我国大城市空间扩张的现实进程;在此过程中.城市人口数量增长具有主导性的作用,道路交通条件改善也发挥着不可忽略的影响,而经济发展水平的作用影响较为复杂、尚有待于更进一步的研究探讨.研究建议,致力于空间紧凑型城市建设、适当提高城市人口密度、加强城市交通需求管理来促进城市空闷的健康持续发展,应该成为未来的发展方向.     

中国三大城市群城市化动态特征对比

1990年代以来,中国步入快速城市化阶段,其中京津冀、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三大城市群成为引领我国城市化发展的主导力量。本研究耦合城市异速增长和标准化区位商分析方法,对三大城市群1990年代至今的城市化动态特征进行对比研究,探讨城市形态扩张与功能演变的耦合作用过程。结果显示:①在城市形态扩张方面,三大城市群异速增长类型差异显著,其中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分别呈现持续的负异速增长和正异速增长形式,分别表现为人口高度聚集和建成区急剧扩张特征;而京津冀呈现正负异速增长交替增长形式,人口集聚与建成区扩张程度均较低;②在城市功能演变方面,三大城市群第二产业发展阶段不同,第三产业格局演变差异明显;③城市形态与功能耦合作用促成了城市群城市化进程向不同方向发展;对外开放、技术创新、政府干预等是影响城市群形态扩张和功能演变的主要驱动力。鉴于三大城市群对我国城市化发展的主导作用,对其形态扩张与功能演变动态特征的对比研究能够深入理解国家及区域尺度的城市化发展规律和机制,并对我国其他城市群的科学、持续发展提供理论和实践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