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电力相关碳排放核算框架的构建和应用北大核心CSCDCSSCI

准确、全面地核算区域电力相关碳排放(后文简称电力碳排放)是指导减排的前提。然而,现有研究忽视了贸易对区域电力碳排放的影响,导致“碳排放泄露”等问题,严重影响了电力碳减排政策的公平性和有效性。鉴于此,本文综合运用IPCC清单编制法、网络法和多区域环境投入产出模型建立了涵盖生产侧、供给侧和消费侧的电力碳排放核算框架,并编制了2012年我国30个省区不同视角下的电力碳排放清单。结果表明:①地区在不同视角下的电力碳排放存在较大差异。以内蒙古为例,2012年其生产侧、供给侧、消费侧视角下电力碳排放分别为3.76亿t、2.39亿t和1.26亿t。②不同视角下各省电力碳排放的空间分布呈现不同的特征:火力发电比重高的北方省份(如内蒙古和山西)有较大的生产侧电力碳排放,制造业所占比重高的中部和东部省份(如河北和山东)有较大的供给侧电力碳排放,而经济发展水平高的东部沿海省份(如江苏和浙江)有较大的消费侧电力碳排放。③各省区之间存在大规模电力碳排放流动。2012年,我国通过输电网络和贸易网络发生的省际电力碳排放流动总量分别为4.60亿t和9.76亿t,分别占全国生产侧电力碳排放总量的13.1%和27.7%。通过输电网络和贸易网络的电力碳排放流动呈现出从中西部地区流向东部沿海地区的空间特征。本文建立的电力碳排放核算框架将生产侧、供给侧、消费侧视角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有利于增强对电力系统碳排放的认识,为合理划分区域间电力碳排放责任提供了基础。     

增加值视角下中国省域净碳转移权责分配

碳排放核算及碳排放权地区分配,是提升应对气候变化基础能力和建设生态文明社会的关键。利用中国多区域投入产出数据和MRIO模型,从价值链渠道层面揭示了省域净碳转移方向及根源;基于国家价值链理论,对国内省域产品流出增加值进行分解,以省内增加值占比为分担因子,提出了中国省域净碳转移责任分担标准。研究发现:(1)2015年中国各省份生产侧和消费侧碳排放存在显著差异,中间产品和最终需求调出、调入隐含碳是省域碳转移的主要原因。(2)中国通过对外贸易存在净碳转移,国内经济发达省份通过国内贸易对欠发达省份存在净碳转移;西北、东部沿海区域分别是国内最大净碳转入、转出地区。(3)省域间国内净碳转移应由碳转入地和转出地共同承担,净碳转出省份应增加碳排放责任,而净碳转入省份应减少碳排放责任;省域碳转入责任分担由流出贸易隐含碳及省域流出贸易本地获益能力决定,而碳转出责任分担由流入贸易隐含碳及省域贸易来源地获益能力决定。该研究对制定地区差异化碳减排政策、完善考虑碳转移的省域碳排放核算方案及全国性碳排放权交易体系构建等具有一定政策启示。     

基于投入产出分析的中国碳排放足迹研究

结合IPCC的清单方法对中国历年碳排放进行了核算,以区域投入产出分析为基础,对生产我国满足国民经济最终消费的产品(服务)量所需要的直接或间接碳排放量进行了分析,并对碳排放足迹及各部门之间的碳关联进行了分析。结论如下:①中国2002年碳排放足迹为176 528.10万t,人均碳足迹为1.374 26t/人,其中大部分源于国内最终使用的排放。②从足迹类型上看,中国属于价值量顺差与碳排放足迹逆差共存型,即碳排放净输入国。贸易额增长对碳排放足迹的增加有较大的促进作用。③制造业、电力、热力行业与农业的排放足迹占到了总排放足迹的80%以上,是对碳排放依赖程度较大的产业部门。④足迹影响力分析显示,电力、热力行业占据了碳排放足迹需求的强势地位;足迹感应力分析表明,国民经济及其相关产业对电力、热力行业和制造业碳排放的拉动力最大。     

中国电力碳排放动态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

电力碳排放占中国碳排放总量比重较大,因此研究电力碳排放的影响因素并制定针对性减排政策对中国节能减排有重要意义。基于我国1991-2012年电力相关数据,分析了电力碳排放的动态特征,发现电力消费及其碳排放与GDP同步变化,中国电力生产的能源转换效率在提高,电力碳排放主要来源于煤炭的使用;运用对数平均迪氏指数分解方法,不仅考虑电力生产过程,而且考虑电力输配环节和电力终端消费活动对碳排放的影响,从而把中国电力碳排放增长分解为排放因子、能源结构、电力结构、转换效率、输配损耗、经济规模、人口规模、产业结构、电力强度、生活消费等10个影响因素。分解结果表明,经济规模是促使电力碳排放增长的最大因素,意味着中国电力碳排放与经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以工业为主的产业结构使得电力消费增加,驱动了电力碳排放增长;生活消费也是电力碳排放增加的重要影响因素;人口规模、输配损耗、能源结构、电力结构、排放因子等因素也是正向效应,但影响程度较小;产业部门电力强度下降和能源转换效率提高是抑制电力碳排放增长的最重要因素;电力结构也抑制了电力碳排放增长,但影响程度较小。基于以上结论,中国需要从电力生产、输配、消费等环节入手控制电力碳排放。     

基于EIO-LCA的江苏省产业结构调整与碳减排潜力分析

随着城镇化与工业化进程的推进,经济增长与环境压力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剧。为实现节能减排目标,研究以调整产业结构为主要碳减排路径的清洁发展机制尤为重要与迫切。江苏省是全国工业经济大省和碳排放大省之一。因此,本文以江苏省细分行业为例,采用投入产出生命周期评价方法对江苏省产业的直接和间接碳排放进行测算。并构建碳减排潜力模型模拟产业结构调整引起的减排潜力。结果表明:1一次性能源消费引起的直接碳排放最大的贡献部门是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占总体能源消费碳排放的50.58%,其次是化学工业(9.65%),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是第三贡献者(9.31%)。2从生产链视角,间接碳排放较高的部门依次为:从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15.183×106t)、煤炭开采和洗选业(8.099 8×106t)、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4.694 4×106t);消费需求视角,间接碳排放主要贡献来自于出口隐含碳排放;从部门层次来看,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16.55%)、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12.65%)、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12.49%)在出口碳排放中贡献较大。3江苏省碳减排潜力较大的部门主要是能源密集型行业。如产值变动1%,电力、热力生产供应业减排效应达1.58 t/104元,碳减排量占2010年碳排放1.57%。因此,建议江苏省除了使用粉煤燃烧技术(PCC)、整体煤气化联合循环(IGCC)、大型循环流化床(CFB)等先进技术提高能源利用强度以外,开发利用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来优化能源结构。另外,重点提升具有较大减排潜力部门的产值,例如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通用、专用设备制造业。     

中国能源供给侧碳排放核算与空间分异格局

为克服能源消费侧碳排放核算偏误,文章基于能源供给侧视角,运用中国能源样本精准燃烧实验测算出的碳排放因子,重新核算了1997—2014年中国能源碳排放并分析其演进过程,通过自然断点法对碳排放空间分异格局进行客观呈现,首次运用地理探测器方法识别该格局的主导驱动因子,并探测关键交互因子的多重空间叠加交互效应。结果表明:(1)中国能源碳排放从1997—2001年基本保持平稳,但在2001—2014年迅猛增长,原煤排放稳居主导地位,原油排放波动相对稳定,天然气排放增幅最大。(2)在碳排放空间分异格局中,鲁、冀、晋、豫、辽、苏、粤的碳排放水平稳居全国前列,京、津、沪的碳排放长期居于低水平,陕、新、内蒙古的碳排放相对水平在样本期内大幅攀升。(3)工业化是碳排放空间分异格局的主导驱动因子,经济发展水平的决定力仅次于工业化,城镇化的决定力长期处于居中水平但在2014年跃居首位,贸易开放和能源强度的决定力相对稳定且较为微弱。(4)所有包含工业化的交互因子均为关键交互因子,以工业化为核心相互交织的多重空间叠加交互效应存在于碳排放空间分异格局。区域碳减排应兼顾国家战略与自身碳排放驱动特征,实施差异化低碳政策。     

基于基准值的碳排放责任核算方法北大核心CSCDCSSCI

当前全球气候变化与碳减排形势严峻,减少碳排放需要生产者、消费者的共同努力,也需要世界各国的携手合作。科学合理的碳排放责任评价方法辅以针对性的减碳政策可以建立正确的价值导向,有效促进各方采取减碳行动,同时也有利于各利益相关方接受并承担自身相应的减排义务促进国家之间的减排合作,是推动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重要基础。基于上述出发点,并借鉴已有的环境责任核算研究,碳排放责任应同时符合标准化原则、一致性原则和有效性原则,以实现尽可能有效促进多方碳减排行动的目标。目前现有的碳排放责任核算方法主要有生产者责任法、消费者责任法和各类责任分摊法,但这些方法均尚存争议,不能同时满足以上三个原则,具有较大的局限性。针对以上问题,作者在对已有的碳排放责任分摊方法进行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碳排放责任分摊的新方法“基于基准值的碳排放责任核算方法”。新方法基于产品碳排放基准值划分排放责任,在能耗与材耗的问题上统一了核算边界,并且在使生产者和终端消费者共同承担责任的基础上,实现了其排放责任与可采取的减排行动相对应,形成了核算生产和消费各环节碳排放责任的框架体系。在这一框架下,生产者追求生产时的节材与高效,而终端消费者则追求减少非生产能耗和高碳产品的消费。同时,通过管控消费领域的碳排放责任即可实现对全社会直接碳排放的控制,避免了碳排放配额对生产侧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新方法为碳减排政策的制定提供了新的参考依据,有助于促进中国生产和消费两侧的碳减排行动,也为国际社会的碳排放责任核算提供了新视角。     

中国贸易隐含污染转移研究

本文基于WIOD、UNCTAD数据库,以8种污染物作为污染排放指标,构建了中国及其主要贸易伙伴国之间的环境多区域投入产出(MRIO)模型,并测算了中国贸易隐含污染净出口量及双边贸易污染转移量,继而引入贸易污染条件分析双边贸易对中国及其贸易伙伴国的不同影响。结果表明:中国在观察期(2000—2011年)内均为贸易隐含污染净出口国,且贸易隐含碳净出口量先升后降,而贸易隐含其他污染物净出口量却逐年递增。2011年中国基于生产端核算污染排放总量达685.69亿t,基于消费端核算污染排放量为635.50亿t,贸易隐含污染净出口总量达50.19亿t;双边贸易污染转移中中国成为了发达国家的"污染天堂"。2011年美国、欧盟、日本通过贸易向中国分别净转移污染物总量分别达到26 464.48万t、40 837.45万t、8 001.19万t,但中国与亚洲其他地区之间并不存在单向污染转移关系。中美、中欧、中日之间的贸易污染条件介于0.95~61.89之间,即双边贸易在恶化中国环境的同时对促进美国、欧盟、日本环境的改善作用明显,中国与亚洲其他地区之间的贸易污染条件介于0.40~6.41之间,因而双边贸易对中国和亚洲其他地区的环境影响并不确定。中国与任何伙伴国之间采掘业、电力煤气供应业等行业的贸易均严重增加了国内污染物排放。意味着:一方面,限制"两高一资"产品的出口等政策已改善了中国贸易隐含碳排放,但未对贸易隐含其他污染物排放产生作用;另一方面,中国不仅需要提高资源密集行业生产技术绿色化程度,更要严格控制这类行业的进出口贸易。     

全球碳转移网络的解构与影响因素分析北大核心CSCDCSSCI

本文基于WIOD的最新环境账户和世界投入产出表,利用MRIO-SNA模型构建全球碳转移网络,从“关系”视角可视化分析了全球碳转移网络特征,并利用QAP方法揭示全球碳转移网络形成的主要原因。结论显示:①全球碳转移网络呈非均衡发展,呈现出“中心-外围”的结构特征。供给侧与需求侧结构失衡,少数的国家产生了多数的碳排放。其中中国已逐渐成为全球生产侧碳排放网络中心,并且中国在消费侧碳排放网络中的地位也在不断上升,美国和德国始终位于全球消费侧碳排放网络中心。②从个体网络特征来看,各国的网络地位相对比较稳定。2014年出度中心度前三的国家依次为中国、俄罗斯和德国,入度中心度前三的国家依次为美国、德国、中国。其中,中国的入度中心度始终低于出度中心度,说明中国主要是通过供给而不是消费的形式参与到全球碳转移网络中。③块模型分析显示以中国为首的发展中国家属于双向溢出板块,美国等发达国家构成主受益板块,且板块间溢出大于板块内溢出,南北国家间存在明显的碳转移关系。④QAP分析显示:地理位置、文化背景对碳排放的空间关联的影响在减弱,全球价值链分工及环境规制等因素正逐渐主导碳转移网络的形成。本文的研究为未来碳减排政策的制定提供了方向,各国需要基于新的“关系属性”的视角理解全球碳排放,所谓的“中国气候威胁论”无疑是片面和狭隘的。全球碳减排应该充分考虑各国之间的空间关联关系以及各国产业结构、经济水平上的差异性,在“数量—关系”双控的基础上实行“共同但有区别责任”的协同性减排。     

全球碳转移网络的解构与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基于WIOD的最新环境账户和世界投入产出表,利用MRIO-SNA模型构建全球碳转移网络,从"关系"视角可视化分析了全球碳转移网络特征,并利用QAP方法揭示全球碳转移网络形成的主要原因。结论显示:①全球碳转移网络呈非均衡发展,呈现出"中心-外围"的结构特征。供给侧与需求侧结构失衡,少数的国家产生了多数的碳排放。其中中国已逐渐成为全球生产侧碳排放网络中心,并且中国在消费侧碳排放网络中的地位也在不断上升,美国和德国始终位于全球消费侧碳排放网络中心。②从个体网络特征来看,各国的网络地位相对比较稳定。2014年出度中心度前三的国家依次为中国、俄罗斯和德国,入度中心度前三的国家依次为美国、德国、中国。其中,中国的入度中心度始终低于出度中心度,说明中国主要是通过供给而不是消费的形式参与到全球碳转移网络中。③块模型分析显示以中国为首的发展中国家属于双向溢出板块,美国等发达国家构成主受益板块,且板块间溢出大于板块内溢出,南北国家间存在明显的碳转移关系。④QAP分析显示:地理位置、文化背景对碳排放的空间关联的影响在减弱,全球价值链分工及环境规制等因素正逐渐主导碳转移网络的形成。本文的研究为未来碳减排政策的制定提供了方向,各国需要基于新的"关系属性"的视角理解全球碳排放,所谓的"中国气候威胁论"无疑是片面和狭隘的。全球碳减排应该充分考虑各国之间的空间关联关系以及各国产业结构、经济水平上的差异性,在"数量—关系"双控的基础上实行"共同但有区别责任"的协同性减排。     

中国及“一带一路”沿线典型国家贸易隐含碳转移研究

贸易将生产和消费连接起来,商品消费地可通过产品的跨地区调入,将与生产相关的碳排放与实际消费相分离,产生贸易中隐含碳排放转移的问题。本文基于多区域投入产出方法(MRIO),采用投入产出链接技术,将中国降尺度到30个省份(含4个直辖市),建立了"区域-国家-全球"多级尺度嵌套模型及相应的环境卫星矩阵数据库,评估了中国各区域及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典型国家商品和服务贸易中的碳排放,并对双边贸易隐含碳排放的区域和行业流向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中国在与"一带一路"沿线典型国家进行贸易时,国内生产碳排放大于国内消费碳排放,是隐含碳净出口国,属于隐含碳的"国内承担、国外消费"模式。韩国、印度是中国隐含碳的主要出口国家,俄罗斯是主要隐含碳进口国。在中国内部,沿海、东北、内陆、西北及西南地区的进出口贸易隐含碳依次减少,隐含碳排放平衡性具有区域差异性。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典型国家贸易隐含碳行业结构的分析结果显示,公用事业(电力、热力和燃气)是最大的隐含碳净出口部门,建筑业是最大的隐含碳净进口部门。研究结果识别了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隐含碳排放的关键地区和关键部门,可为宏观层面制定低碳策略提供定量决策和理论支持。     

中国国际贸易隐含碳文献比较研究

贸易中的隐含碳流动对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具有重要影响。从现有的文献来看,尽管出现了大量的针对中国贸易中隐含碳的相关研究,但由于数据及方法的不同,结果之间存在较大差异,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研究结果的科学性和应用价值。本文对现有的中国国际贸易隐含碳文献进行了比较研究,结果发现:不同研究得出了相对一致的结论,但在隐含碳的具体数量上差异巨大。定性来看,中国是一个隐含碳净出口国,净出口量呈现出逐年增加的趋势。定量来看,1997-2007年,中国隐含碳出口量从3.1-8.8亿t增长到17.2-30.2亿t二氧化碳;隐含碳进口量从1.0-7.0亿t增长到5.8-16.5亿t二氧化碳;隐含碳净出口量从1.8-7.3亿t增长到11.4-22.6亿t二氧化碳;隐含碳净出口量占国内总排放量的比重由5%-20%增长到17%-30%。贸易中隐含碳核算结果的不确定性主要来自三个方面:核算方法产生的不确定性、数据融合产生的不确定性以及原始数据引入的不确定性。总体来看,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的研究结果相对稳定,可重复性较高;从数据精度和数据可获得性方面考虑,40个左右的部门分类可以取得较为理想的结果:把中国划分为多个区域研究国际贸易中的隐含碳在理论上更加可靠。国家气候变化对外谈判和国内减排目标的实现都需要对碳排放进行精确管理。在未来的研究中,应重视隐含碳核算的不确定性研究,逐步提高隐含碳核算的精度,更好地服务于国家的气候变化政策。     

中国电力行业的全周期碳足迹北大核心CSCDCSSCI

在碳达峰与碳中和目标下,国家层面与各省份均在积极推动碳减排。电力行业作为我国最大的排放部门成为减排重点之一,然而电力行业存在的隐含碳排放造成实际排放低估,省际间碳转移导致省级碳减排不公平问题突出。因此识别电力行业全周期碳足迹,尤其是不同省份的隐含碳足迹以及省际间的转移碳足迹特征,有助于正确评估电力行业碳排放,科学界定不同省份的碳减排责任并合理分配。通过构建电力行业全周期点-流模型以揭示电力产业链中存在的能源活动,进而明确基于用电侧考虑的2018年全周期碳足迹,并刻画碳隐含度与碳转移依赖度指标来分析电力行业的隐含碳排放与省间转移碳排放。研究表明:(1)我国电力行业全周期碳排放系数为689 g/(kW·h),排放量为4.747×10^(9)t,其中北方大部分地区排放系数偏高,山东最高达891 g/(kW·h),南方地区偏低,云南最低仅101 g/(kW·h)。(2)全国电力行业全周期碳隐含度为8.95%,东南沿海贫煤省与煤炭生产高排放省的碳隐含度偏高,贵州最高达14.63%,西北、华北富煤省的碳隐含度偏低,新疆最低仅4.94%;全国隐含碳排放量为4.25×10^(8)t,广东隐含碳排放量最高达5.0×10^(7)t,青海最低仅1.17×10^(6)t。(3)全国电力行业全周期碳转移量为9.26×10^(8)t,约占排放总量的19.5%,电力与煤炭自给率越低的省区对外碳转移依赖度越高,其中北京最高达71.24%;内蒙古、山西、陕西、宁夏、安徽、新疆、贵州是主要碳转入省,总转入7.11×10^(8)t,其中内蒙古最高达2.64×10^(8)t;江苏、浙江、广东、山东、河北、北京、辽宁、河南、上海是主要碳转出省,总转出6.92×108t,其中江苏最高达1.12×10^(8)t;全国共有240对省存在碳转移,其中有102对的转移量超过1.0×10^(6)t。在研究基础上,提出相应建议推动省级电力行业公平合理低碳发展。     

包含工业生产过程碳排放的产业部门隐含碳研揪

目前基于消费的隐含碳排放核算中主要计算的是能源消费导致的CO2排放,而不考虑水泥等工业生产过程中的CO2排放以及由此引发的其它产品中的隐含碳排放.本文对利用投入产出方法计算隐含碳排放的框架进行了扩展,从而可以同时计算各部门由能源消耗导致的隐含碳排放和由某些工业生产过程导致的隐含碳排放,并利用该框架计算并分析了2002年中国各部门最终消费和使用中的隐含碳排放情况.结果发现,建筑业是隐含碳排放最高的部门,而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的生产过程隐含碳排放占部门总隐含碳排放的比重最高.此外,研究发现,部门分类水平的粗细对于各部门生产过程隐含碳排放的核算结果具有较大的影响,除了建筑业之外,其他部门在较粗分类下核算的生产过程隐含碳排放偏高.而比较不同部门的隐含碳比重和增加值比重发现,建筑业耗用了大量的碳排放而产生的增加值较低,其他社会服务业则相反.     

中国生态消费发展指数测度研究

构建了涵盖消费水平适度、消费结构合理、消费方式健康、消费规模增长、消费环境和谐五个维度的生态消费发展指数评价指标体系,采用主成分分析法确定了各指标的权重,对2003-2012年中国及各省区生态消费发展指数进行了测度。然后运用空间自相关方法对我国生态消费的演化格局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全国生态消费发展指数处于1.530-4.702之间,整体呈现稳步上升的趋势。消费方式健康、消费规模增长、消费环境和谐、消费水平适度、消费结构合理对生态消费发展指数的提高具有正向作用,但贡献大小依次降低。生态消费发展指数及变动幅度在不同区域、省域之间,存在较大差异。从区域层面看,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2003-2012年生态消费发展指数的均值依次为4.216,2.517和1.973,生态消费发展指数呈现由东部到中部再到西部逐渐递减的状态。从省级层面看,生态消费发展指数较高的省区集聚于东部地区,而生态消费发展指数较低的省区则集中于西部地区。从全局空间自相关来看,2003-2012年中国各省份生态消费发展指数的全局Moran’s I值均显著为正,表明各地的生态消费发展存在不断增强的空间集聚效应。由Moran’s I散点图分析可知,72.9%左右的省份表现为在地理空间上显著的空间正相关(高高和低低集聚分布为主),生态消费分布的"两极化"空间特征明显。根据实证结果,本文对进一步提高我国生态消费的发展状况提出了一些建议:坚持基础设施建设先行,积极践行生态消费,完善引领生态消费的政策体系,寻求生态消费区域协调发展新渠道。     

基于碳排放权价值的中国省域绿色贸易利益测度北大核心CSCDCSSCI

作为碳排放大国和出口强国,中国获得贸易顺差的背后是生产出口产品所带来的巨量碳排放。科学测算碳排放导致的价值损失,对“双碳”目标下的绿色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该研究通过构建嵌入式多区域投入产出表,从双边贸易层面和行业层面,分析中国30个省份进出口贸易隐含碳的现状,并利用碳排放权价值测算各省份对外贸易的环境净损失;在增加值贸易利益的基础上,进一步考察中国省域绿色贸易利益。研究表明,从双边贸易层面看,中国省域出口贸易隐含碳主要由美国和欧盟转入,进口贸易隐含碳主要向巴西、俄罗斯、印度、印度尼西亚、墨西哥和土耳其转出。对东盟贸易隐含碳占比较大的省份主要位于西南地区,对BRIIMT贸易隐含碳占比较大的省份主要位于北部地区,对日韩贸易隐含碳占比较大的省份主要位于东部地区。从行业层面看,出口贸易隐含碳集中在制造业和电热生产供应业,占比之和超过70%,且各省份的行业结构具有一定差异性。进口贸易隐含碳集中在电热生产供应业和运输业,占比之和约63%。引入碳排放权价值后,中国30省份的绿色贸易利益相比于增加值贸易利益减少0.94%。作为隐含碳净出口国,中国有28个省份在对外贸易中承担环境净损失。其中新疆和甘肃环境净损失的比重最高,分别为69.29%和57.43%。天津、吉林等7个省份在损失增加值贸易利益的同时,还承担着净出口贸易隐含碳带来的环境污染。针对结论,该研究提出大力发展清洁能源、省域间差异化减排、优化对外贸易结构的建议。     

包含工业生产过程碳排放的产业部门隐含碳研究

目前基于消费的隐含碳排放核算中主要计算的是能源消费导致的CO2排放。而不考虑水泥等工业生产过程中的CO2排放以及由此引发的其它产品中的隐含碳排放。本文对利用投入产出方法计算隐含碳排放的框架进行了扩展，从而可以同时计算各部门由能源消耗导致的隐含碳排放和由某些工业生产过程导致的隐含碳排放，并利用该框架计算并分析了2002年中国各部门最终消费和使用中的隐含碳排放情况。结果发现，建筑业是隐含碳排放最高的部门，而非金属矿物制品北的生产过程隐含碳排放占部门总隐含碳排放的比重最高。此外，研究发现，部门分类水平的粗细对于各部门生产过程隐含碳排放的核算结果具有较大的影响，除了建筑业之外，其他部门在较粗分类下核算的生产过程隐含碳排放偏高。而比较不同部门的隐含碳比重和增加值比重发现，建筑业耗用了大量的碳排放而产生的增加值较低。其他社会服务业则相反。     

中国省际碳排放转移的福利溢出效应北大核心CSCDCSSCI

为测算中国省际贸易下的碳排放转移,从排放责任的角度讨论排放结构、转移流向及福利溢出效应,该研究基于2015和2017年多区域投入产出表,构建碳排放转移核算模型,引入地区发展与民生指数作为社会福利的代理变量,并利用最小二乘回归和地理加权回归模型考察碳排放转移对社会福利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①2015—2017年,中国直接碳排放在总量上略有增长,整体表现出“西低东高”空间分布特征,但碳排放强度得到显著改善。②各省份生产侧和消费侧碳排放在排放总量和排放结构上均存在较大差异。内需排放、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的调入、调出是构成省域碳排放的主要部分,其他国家对中国的“碳泄漏”有所降低。③北部沿海和黄河中游地区是碳排放的主要流入地区,东部沿海、京津地区、长江中游地区以及广东是碳排放的主要流出地区,省际碳排放转移呈现自东向西、由沿海向内陆的转移趋势。④碳排放转入对社会福利具有负向溢出效应,碳排放转出、外资规模和产业结构对社会福利具有正向溢出效应。碳排放转入的负向福利溢出效应表现为“西高东低”的特征,且随时间变化不明显;碳排放转出的正向溢出效应从自南向北逐渐递减的趋势转变为自东、西向中部逐渐增强的趋势。上述结论对地区碳减排政策制定及碳排放权配额分配具有启示意义,应充分把握碳排放转移特征,从差异化制定地区减排政策、因地制宜推进区域节能降碳、考虑“责任共担”原则以及充分发挥碳交易市场作用等方面采取措施,为推动实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研究思路和理论依据。     

基于隐含碳排放的碳减排目标研究

中国政府以2005年为基年提出了碳减排指标,确定各省碳减排基数对于明确各省碳减排责任具有重要意义.本文结合“十一五”期间节能指标分解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分析了省际贸易中隐含的碳排放对于确定各省碳减排基数的影响,并分别基于生产者负责原则和消费者负责原则计算了“十二五”期间各省碳减排基数.计算结果表明:①将工业部门拆分为23个部门能够更加充分反映省际贸易结构差异对于隐含碳排放计算的影响;②省际贸易中隐含碳排放不仅在各省间有较大差异而且呈现出从中西部地区调往东部地区的整体转移方向;③不同原则下各省碳减排基数计算结果存在较大差异,消费者负责原则更加真实地反映了各地区实际减排责任,避免了部分省份通过省际调进代替本省生产的方式实现碳减排目标.     

碳排放责任核算研究进展

如何应对气候变化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重点议题,而厘清碳排放责任是其中的难点.对不同视角下碳排放责任核算的文献进行系统梳理,分析了该领域的研究现状与发展趋势,探究每种方法的优势与不足,以期为厘清碳排放责任和合理分配碳排放空间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研究发现:(1)现有文献对碳排放责任的核算多从单一角度进行,每种方法都存在一定局限性,如生产责任法会导致"碳泄漏"问题、消费责任法和收入责任法会削弱其他责任主体减排动力;(2)共担视角下的核算方法发展迅速,但还未形成统一的科学性考量准则,仍有待进一步发展.在此基础上提出对未来研究的展望:(1)拓展多原则融合的碳责任核算体系;(2)创新多视角共担的碳责任核算方案;(3)探索碳责任核算与排放权分配的有机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