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球工程的全球治理:理论、框架与中国应对北大核心CSCDCSSCI

为应对气候变化的严峻挑战,科学家提出地球工程的概念,探讨通过超常规的大规模工程技术手段改变气候系统的可能性,成为气候变化领域研究的新热点。地球工程是诸多复杂技术方案的总称,根据不同作用机理,将其分为太阳辐射管理(SRM)和碳移除(CDR)两大类。地球工程在降低地球平均温度的同时也带来新的风险,引发全球治理的难题。面对影响人类共同利益的未知领域,各国纷纷启动相关研究项目,陆续开展多领域科学评估,且部分CDR项目已经开展商业化示范,地球工程全球治理的实践也拉开帷幕。地球工程影响的全球性、外部性决定了其治理需要全球共同努力,其综合影响的复杂广泛和不确定性决定了其治理是一个跨领域、多平台、多主体、多层次的治理体系,而其特殊的经济学属性使得全球治理面临着供给方案、两难选择、道德风险、区域和代际公平等诸多的困境和挑战。地球工程的全球治理框架需要明确原则、对象、目标、主体、平台、制度和机制等基本要素,需要在现有机制基础上,建立联合国框架下的多平台协同治理机制,以科学共识推动政治进程,并把握关键时间节点。面对地球工程议题,中国应以可持续发展理念和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在正确认识其风险特性的基础上,科学地将其纳入应对气候变化大框架,并坚持多边主义立场,深度参与地球工程的全球治理,维护人类命运共同体。     

从气候变化经济学视角对地球工程的几点思考

全球气候变化危及当代人及子孙后代的福祉,严重制约人类的可持续发展。越来越多研究表明,仅靠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难以实现《巴黎协定》气候目标,地球工程人工干预气候系统是实现1. 5℃温控目标难以避免的无奈选择。地球工程的引入及其特殊经济学属性也为气候变化经济学的研究提出了新的研究课题。本文立足气候变化经济学视角,就地球工程的概念、地球工程作为应对气候变化措施的定位与作用、地球工程的经济学属性、经济评估等问题进行分析。作者认为,应对气候变化的讨论,不能回避地球工程,但要科学认知和区别对待不同类型的地球工程技术;不同地球工程技术作为应对气候变化手段的作用不同,但相较于减缓手段来说都具有末端治理属性,不仅不能从根本上改善人类福祉,还可能给整个地球生态系统引入新的风险;太阳地球工程与大规模的生物能源碳捕集与封存(BECCS)的外部影响具有潜在不确定性,作为全球公共物品的成本收益难以简单、直接权衡,盲目实施会加剧区域和代际之间的不公平;太阳地球工程潜在影响的巨大溢出效应、风险、不确定性和区域非对称性是寻求最优气候政策组合的关键变量,给全球气候治理的国家间博弈增加了新的变数。中国要在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中发挥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和引领者的作用,必须区别对待CDR和SRM不同类别的地球工程,加紧研发关键技术;将地球工程置于可持续发展大框架下,积极开展地球工程的综合影响评估和国际治理的专题研究,精心部署地球工程的发展战略;中国作为2020年生物多样性大会的主办国,应谨慎应对可能出现的地球工程治理议题,寻求国际共识,积极引领各国参与构建公平有效的地球工程治理机制。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应对气候变化与生态文明建设

全球气候变化给人类社会文明带来严峻挑战,需要人类社会采取共同措施和行动积极应对。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是当今世界最能体现人类共同命运的领域,深度参与并积极推动全球气候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是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也是生态文明理论和实践的重要方面。应对气候变化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和内在要求;以共同价值理念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凝聚各国力量携手合作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是全球生态文明建设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具体实践,也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提供了良好载体和国际平台。文章通过分析可知,应对气候变化、生态文明建设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三者之间,呈现出相互促进、和谐共生的"三位一体"特征;人与自然共生的生命共同体是前提条件,人类的任何实践活动都要以自然生态系统为基础和前提;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整合各国力量方面,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社会基础;生态文明包容各国文明,凝聚价值共识,成为生命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导向。中国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全球生态文明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积极倡导者、推动者和践行者,既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提供了价值基础,也提供了强有力的实践支撑;应对气候变化是全球生态文明建设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生动实践。因此,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国际平台,也将为全球可持续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案例。     

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技术清单研究

应对气候变化技术清单(简称"气候技术清单")的编制对于促进技术研发、示范、推广具有重要引导作用,对中国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碳达峰与碳中和目标、提升全球气候治理能力具有重要意义。文章首先对已有气候技术清单进行分类梳理,提出现有技术推广清单、技术需求清单、未来技术清单的划分框架;以此为基础集成不同方法和信息,提出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现有技术推广清单、中国减缓气候变化技术需求清单、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关键核心技术清单、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未来技术清单共4份技术清单,并从技术成熟度、减排成本、减排潜力、经济效益、社会影响、不确定性等方面对部分核心技术进行了分析。研究认为:中国重点行业和关键部门均已有较为成熟的减缓/适应技术作为实现应对气候变化目标的支撑,多部门协作推广气候友好型技术的体系已经建立且在发挥积极作用;气候技术需求集中在传统技术装备升级改造类技术、可再生能源技术和管理决策类支撑技术,关键核心技术集中在3大领域12个亟须突破的技术方向;关乎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深度减排/零碳排放技术和地球工程类技术(CDR和SRM)在未来全球减排格局中的作用备受关注,对其综合成本效益、技术融合方向、技术成熟度以及道德伦理、生态影响等方面不确定性程度的判断,关乎着国家技术战略方向。同时,针对中长期技术部署、提升技术转化率、促进关键核心技术研发、形成技术清单协同更新与发布机制等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创新体系的重要环节,从多个角度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应对气候变化损失与危害国际机制对中国相关工作的启示

气候变化造成的损失与危害已经威胁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国际多边框架下减缓与适应工作进展缓慢,应对气候变化损失与危害国际机制作为潜在的直接解决方案日益引起科学界和决策者的重视。本文回顾了气候变化损失与危害国际机制的由来,深入分析了气候变化损失与危害国际机制的内涵,梳理出国内应对气候变化损失与危害相关工作的现状,主要包括国家财政转移支付、社会捐助制度和自然灾害保险。总结出其对我国应对气候变化损失与危害工作的启示,并提出国内应对气候变化损失与危害工作的对策与建议:构建我国应对气候变化损失与损害框架系统,建立国内应对气候变化损失与危害相关的政府财政转移支付、救灾捐赠体系和农业灾害保险等的整合机制;充分利用气候变化损失与危害机制中的保险工具,重点发展巨灾类保险产品的研究与开发,适度增加政府的引导和财政支持力度,不断扩大气候灾害保险的覆盖度和受益度;加强国内重点区域和领域的气候变化风险管理,通过建立完善的风险预估、灾前预警、灾中救助和灾后恢复等机制,有效降低重点区域和领域的气候灾害风险;开展气候变化损失与危害机制的科学基础研究,加强损失与危害评估理论、方法和数据获取等方面的研究;警惕气候变化损失与危害机制带来的出资压力,明确我国是发展中国家的定位,不能承担与发达国家"具有同等能力"的责任,并制定损失与危害机制谈判中"污染者付费"责任的应对策略。     

“地球工程”作为减缓气候变化手段的几个关键问题

减缓气候变化可以在大的地理尺度上以工程技术手段来实施。地球工程包括所有能源生产和消费以外的、不涉及工业生产过程管理的,在较大的地球尺度或规模上,去除大气中的CO2或直接控制太阳辐射而降温的各种人为的工程技术手段,主要包括三大类:绿色生物技术手段、碳捕获与埋存技术和太阳光辐射额度控制管理技术。这一类地球工程手段有着一系列经济、技术、环境、伦理、安全和不确定性含义。本文就近年来国际上关于地球工程作为减缓气候变化可能技术选择的几个关键问题开展了分析和讨论,涉及概念界定、技术特点、可能影响、治理构架等。作者认为,对于直接作用于碳的地球工程手段,如绿色生物技术手段和碳捕获与埋存技术,风险小、可操控;太阳光辐管理技术,通过人为排放到大气的SO2和气溶胶等的降温效应,来控制地球气温的上升,尽管使用的经济成本可能不高,具有实际操作可能,但其巨大的不确定性和可能的安全含义,需要引起足够的重视。从伦理上看,当代人是否有权来开展太阳光辐管理技术这类具有巨大科学不确定性的地球工程存在争议,在科学不确定的情况下采取任何行动,就失去了伦理学基础。从法律上看,人工干预太阳辐射,即使是科学实验或研究,由于其影响超出了国界,超出了当代人,也超出了人类社会,如果有人采取行动,也存在法律依据上的质疑。人工干预太阳辐射的研究和实施,需要一个国际治理构架。为了防止其他国家单独行动,需要"相互约束"的治理构架——"自我约束"以换取他国同意"自我约束"。鉴于气候变化和光辐管理在科学上的不确定性,目前不宜实施,短期内也不会提上议事日程。太阳光辐管理技术影响的复杂性和气候变化风险的迫切性,需要我们加大科学研究力度,为科学决策提供依据。中国作为一个新兴经济体,世界第一大CO2排放国,地域空间气候条件存在巨大差异性。从减排成本的角度,从气候影响的空间差异性,开展地球工程的科学研究,有着科学、政策和国际气候外交的积极意义。但是,相关的科学研究需要国际制度构架。由于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谈判尚未涉及,需要开展系统科学、技术、经济、法律和国家安全等方面的相关研究,提高科学认知度,为国际谈判和政策选择提供决策依据。     

碳中和的缘起、实现路径与关键科学问题：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城市化

碳中和是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新目标,提出以来引起国内外广泛关注。碳中和目标实现是一个复杂系统科学问题,涉及大气圈、岩石圈、水圈、生物圈、人类圈等多圈层耦合过程与作用机制,需要跨学科交叉、综合与协同研究。简要梳理碳中和提出的气候变化和温控目标缘起,归纳碳中和实现的碳源、碳汇的多元路径,强调从碳源的需求侧推动可持续城市化对于碳中和目标实现的重要作用,并且可能是成本低、潜力大、更直接有效的方案途径。提出适应与减缓气候变化下碳中和与可持续城市化研究领域8个方面的科学问题：气候变化—碳中和—可持续城市化关联关系、中国及各地区碳中和实现的路线图与时间表、城市区域尺度碳排放的精准核算、绿色生活方式与低碳社会、绿色生产方式与低碳经济、能源结构优化、风险与不确定性和碳中和长效机制的治理创新等,以及该领域当前研究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科技合作引领气候治理的新形势与战略探索

《巴黎协定》的达成预示着全球正在积极向低碳转型。依靠技术创新与合作应对气候变化业已成为国际共识。欧盟近年来在气候变化领域的领导力式微,美国特朗普政府直接宣布退出《巴黎协定》,全球气候治理一度失去领导力和方向感。中国是全球气候治理进程的积极维护者,引导气候变化多边进程,并以实际行动切实履行应对气候变化的承诺。近年来,中国已经从低碳技术输入国和受援国,逐步转变为技术输入和输出并举。在"后巴黎"时期的全球气候治理中,中国应当做好战略性谋划和布局,以应对气候变化领域国际科技合作为切入点,以"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利益,开展科技合作应对气候变化,主动引领全球气候治理新方向"为指导思想,以实现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目标和应对气候变化软实力和科技竞争力提升为内在动力,全面、积极、主动引领全球气候治理走向依靠国际科技合作应对气候变化新方向。     

气候工程国际法的框架——以平流层太阳辐射管理为例北大核心CSCDCSSCI

气候工程(也称“地球工程”)有潜力通过大规模、集中高效的方式减轻温升过高对气候系统和环境的负面影响。平流层太阳辐射管理在所有气候工程技术中最具备大规模实施的可行性,但其对环境和气候系统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可能引起的“道德风险”以及对气候公平造成的威胁也引起最多争议。就实然法而言,国际法可以从三个方面回应上述争议:第一,预防或控制该技术可能造成的重大环境损害;第二,在对该技术可能造成的环境和气候影响没有确定科学依据的情况下谨慎发展该技术,并防范可能产生的重大或不可逆风险;第三,应对该技术因负面环境影响不均衡而产生的国家间和代际气候公平问题。就应然法而言,未来短期治理应以规范科学研究及科学家行为为主,以灵活的规制形式促进对人类和自然环境有益的气候工程相关科学研究;中长期的治理结构应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巴黎协定》为主要平台,辅以其他具有适用性的公约,着重发展该技术的环境影响评价和风险预防机制,并推动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气候脆弱国家全面参与气候地球工程的商议程序和决策过程。中国作为国际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应当积极参与太阳辐射管理技术的科学研究和多边主义治理,明确该技术在中国未来气候政策中的非主导地位,并强调制定该技术的国际治理规则时应充分考量气候公平问题。中国还应当就本国太阳辐射管理的最新研究成果与《气候公约》附属机构SBSTA积极进行信息交流。     

气候变化损失与危害的内涵与应对机制

当前全球减缓与适应的努力无法有效应对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巨大的气候变化损失与危害需要直接的解决方案。2012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简称《公约》)多哈会议期间,应对气候变化不利影响的损失与危害问题突然升温,成为影响大会能否成功的关键议题之一。本文通过对气候变化损失与危害的定义和内涵的探讨,将损失与危害归纳为人类通过减缓或适应未能避免的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并与影响、脆弱性和风险等相关概念进行辨析,提出较完整的损失与危害的概念模型,认识到应对气候变化损失与危害是对减缓与适应的有效补充。系统阐述国际上基于政治、法律和市场的损失与危害的应对机制,初步展示了损失与危害机制的可能形式,包括:小岛国联盟在《公约》下提出的"应对损失与危害的多窗口机制",主要包括保险、恢复与赔偿、风险管理,由发达国家根据国民生产总值(GNP)和温室气的排放量提供资金支持;慕尼黑保险公司提出的"慕尼黑气候保险计划",主要包括预防和保险,实施慕尼黑气候保险计划预计需要每年投入约100亿美元购买保险服务;遭受气候变化损失与危害的国家通过国际诉讼向气候变化的责任方提出赔偿要求也是一种潜在的应对机制,其原理基础是国际惯例法的重要通行原则——"无害原则",但具体实施受国际法院强制管辖权的有限性和国际诉讼高风险的制约。最后,提出损失与危害可能的学术研究方向,为构建气候变化损失与危害国际与国内应对机制及开展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气候变化科学与碳中和北大核心CSCDCSSCI

全球气候治理的行动离不开气候变化科学认知的进步。随着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相继宣布其碳中和目标,应对气候变化问题正经历着从科学探索、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到低碳转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系统变革。文章通过追溯全球气候治理的历史演进和碳中和的科学基础,指出气候变化科学进步在量化温室效应、明确当前气候变化归因和估算碳排放空间发挥的重要作用,并促使气候治理由定性描述逐渐转化为定量目标,同时确定了通过碳中和来实现应对气候变化的路径。文章通过系统分析中国气候变化科学现状,指出尽管中国科研水平在不断提高,但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很大差距。主要表现为重大研究成果不足,研究领域分布严重不均衡、影响面窄,不足以有效服务国家气候变化内政外交等。中国碳中和之路任重道远,急需科技支撑助力。文章最后提出应围绕实现碳中和目标,优化完善中国气候变化科学建设,建立气候变化科学的“1+N”发展体系,引导研究与发展需求相结合;建立对应人才体系,在国际气候治理中积极有效地发挥中国智慧,助力中国碳中和的实现。     

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战略进程与角色转型:从防范“黑天鹅”灾害到迎战“灰犀牛”风险

全球气候治理对于气候风险的认识一直在不断发展。国际气候谈判启动伊始,主导力量呼吁各国根据"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积极进行温室气体减排,致力于防止出现难以预料但影响巨大的"黑天鹅"式的气候灾害。而当前各国减排力度与全球温控目标仍存在明显的差距,人类社会极有可能面临的大概率、影响大的"灰犀牛"式的气候风险。中国曾多次面临极端气候事件,但在新中国成立之后陆续建设的各类基础设施,提升了全社会应对自然灾害和气候灾害的能力及水平。从国际社会输入国内的对全球性气候变化的认知,强化了中国对灾变性气候"黑天鹅"事件的防范意识。随着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推进,气候变化可能导致的自然灾害成为严重威胁中国可持续发展的"灰犀牛"风险。在这种认识转变的背景下,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战略进程,经历了灾害防范、科学参与、权益维护、发展协同和贡献引领5个阶段。中国气候战略转型的主要原因在于化石能源燃烧所排放的二氧化碳总量的快速攀升、经济发展水平和能力的增强,以及中国生态环境面临的严峻压力。面对全球性的气候变化问题,中国不仅从自身情况出发去积极应对,也在为全球安全做出贡献。当前,国内深化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对气候变化的态度已经转为主动积极去迎战具有"灰犀牛"属性的气候变化风险。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家战略,已经转变为强化国内行动完善中国特色的"中国方案",在国际主动引领国际气候进程,迎战威胁人类未来的气候风险。     

应对气候变化技术的文献计量分析

气候变化对自然环境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日益加剧,威胁人类可持续发展的进程。进行应对气候变化技术研究不仅可以加深人类对于气候变化科学的认知,而且可以为未来缓解和适应气候变化的政策和措施提供重要依据。本文利用文献计量方法对1988—2018年来自Web of Science数据库中应对气候变化技术研究的科学文献进行了系统的数据统计与分析,通过气候变化研究的发文历程、主要研究机构分布、研究主题的发展与演变等方面的数据揭示了现阶段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技术的总体科研状况,并一定程度上预估了其未来发展趋势。主要研究结果表明:(1)在所有研究国家当中,美国和英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技术领域长期处于领先地位,而中国虽然发文量和H指数相对靠前,但篇均被引频次较低,需要注重整体发文质量的提高。(2)基金资助论文在论文总数中所占比例越来越大,截止到2018年,其比例已经占到了75. 28%。(3)全球发文主要机构中,美国仍然占据了首位,而中国的主要发文机构中仅中国科学院发文量、H指数、篇均被引频次较高,中国其他发文机构还需进一步提升科研实力和在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的影响力。(4)在主要研究方向梳理中,中国和全球的主要研究方向基本一致,但工程学、技术与科学和能源燃料等研究方向在中国的起步较晚、发展较慢,还需要继续加大投入,向世界先进水平靠拢。(5)从关键词随时间的变化可以看出,生物质技术、CCS技术和太阳能、风能、氢能源等可再生能源技术是应对气候变化的关键性技术,也会是未来全球的主要发展方向。     

气候变化研究的中国知识贡献及其影响局限

气候变化知识的不断深化和积累是全球气候治理的基础。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邀请全球有代表性的科学家,通过分析评估国际上正式发表的文献,提供关于全球气候变化科学进展的最新认识结论。本文基于文献计量学,通过统计中国在气候变化十大重要领域的科技成果产出量和影响力、中国政府和科学家对IPCC评估报告的参与以及中国大陆引文在IPCC第五次评估报告中的贡献,分析了中国对全球气候变化知识的贡献与局限。结果表明:近十年来,中国在气候变化大多数领域的科技成果产出量已居全球第二或第三位,但在海洋与气候变化、适应气候变化和全球气候治理领域的国际论文量明显落后;与美国和英国相比,中国气候变化科技成果的各类影响力指标明显偏低;中国对IPCC评估报告的参与度和影响力在不断提升,中国积极组织相关机构和专家参与IPCC评估工作,对全球气候治理起到了重要的科学支撑作用;但从IPCC第五次评估报告中国大陆引文的角度看,中国贡献仍整体偏弱,中国大陆引文的贡献呈领域分布不均衡,优势领域少,成果影响面窄的特点。与科学基础领域相比,中国在影响和适应、减缓和国际合作领域的科学贡献更弱,对全球视角关注不够,但中国大陆引文总体的国际科学合作活跃度较高。后巴黎时代,中国需要更加面向国家需求、气候公约和《巴黎协定》目标以及国际气候变化科技前沿,加强全球视野和原始创新,突出中国优势和特色,使气候变化的中国研究成果更多支撑全球气候治理进程的推进。     

中国在气候变化谈判资金机制演变进程中的挑战及应对

气候变化是当今人类社会面临的最严峻的全球性环境挑战之一,气候变化谈判关乎各国在气候秩序中的权力与义务,涉及到各国经济发展的根本利益,已经成为国际政治博弈的新舞台.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巴厘路线图精神,发达国家应承担起历史责任,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新的、额外的、可持续的、可预测的资金支持,帮助其应对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但是,由于发达国家缺乏履行公约义务的政治诚意,长期以来在资金问题上同发展中国家展开了艰苦的斗争.哥本哈根会议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资金呈现出资金来源多样化,资金规模逐渐缩水,资金治理机制对发达国家出资约束力近一步降低的趋势.各利益集团围绕资金机制谈判展开激烈博弈,欧盟与美国正在逐步突破“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争夺气候变化谈判领导权并力图将我国拉入出资国之列,发展中国家阵营逐步分化为“基础四国”、“小岛屿国家”、“最不发达国家”等,保持共同立场难度日渐增大.尽管绿色气候基金在德班会议后正式启动,若无资金注入,也只能为未来资金机制谈判带来不确定性.面对上述形势,我国应坚持公约基本原则,坚持发展中国家定位,加强综合研究及前瞻性判断,以积极的姿态和务实的态度参与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谈判,以争取自身的发展权益,维护国家核心利益.同时,探索在当前发展阶段下发展低碳经济和建立低碳社会的路线图,不断提高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实现自觉减排,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做出积极贡献.     

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投资对降低共建国家气候风险的影响

“一带一路”倡议是实践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重要平台。然而,许多“一带一路”倡议共建国家处于气候变化敏感区,部分西方国家对“一带一路”倡议建设存在一些质疑与污蔑,认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基建项目可能增加了共建国家的气候变化脆弱性。该研究从应对气候变化的视角探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一带一路”倡议共建国家气候变化风险的影响,进而考察其内在机理。基于2004—2020年65个共建国家的面板数据,以各国气候变化脆弱性风险为被解释变量,评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东道国应对气候变化风险能力的影响。研究发现：(1)中国对“一带一路”倡议地区的直接投资显著减轻了共建国家的气候变化脆弱性风险;在全球气候变化危机加剧的背景下,提高了共建国家气候风险应对能力。(2)对于“一带一路”倡议国家中的中低收入国家、中国邻国以及与中国建立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而言,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投资降低当地气候变化脆弱性风险的作用更为明显。(3)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投资的作用可以通过收入增长效应、政治稳定效应部分解释,符合“一带一路”倡议共享发展成果、推进全球治理的重要理念。(4)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投资在降低共建国家气候变化脆弱性的同时...     

应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技术框架研究

减缓和适应是应对气候变化的两个重要方面,适应则更为现实和迫切,而适应技术的正确选择与表述是应对气候变化研究的关键内容。本研究以易受气候变化影响的农业、林业、水资源、海岸带、生态系统以及人类健康等领域为对象,在分析各领域受气候变化的影响危害及其适应技术响应基础上,初步总结归纳出11项应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技术表达方式,主要包括预警、工程研发、动态监测、评估、灾害防控、适应空间、适应长效性、模型分析、重大工程、行业标准和规范以及社会影响与宣传等类型的技术表达方式;在此基础上建立应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技术选择框架,对各领域适应技术进行初步归类;最后提出应对气候变化的各类型适应技术选择的基本操作步骤。研究结果可以为未来适应技术清单的统一归类和选择提供理论参考和技术依据。     

对当前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的思考

全球气候变化问题已经超越了一般环境问题的范畴,而成为国际政治经济外交关系的重要考虑因素。随着《京都议定书》的实施以及气候变化问题谈判进程的加快．对我国未来经济社会发展提出了挑战。文章分析认为．要求主要发展中国家承诺减限排义务的压力与日俱增,而我国开始进入工业化中期．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能力还比较薄弱。因此．提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的一些思考：（1）充分认识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的重要性和严峻性,准确把握国际谈判进程;（2）加快制定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的国家战略。采取适合我国国情的有力措施积极应对气候变暖;（3）加强气候变化领域的能力建设．提高我国参与全球气候变化活动的能力;（4）充分利用国际合作机制,提高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技术水平与经济能力。     

应对气候变化需以生态文明理念构建全球技术合作体系

气候变化是人类发展过程中遇到的最大全球性环境问题,也是最大的外部性问题。IPCC报告显示,实现本世纪末温度升高不超过2度的目标,需要全球经济和能源系统深度的低碳转型,并在本世纪下半叶达到温室气体的净零排放。应对气候变化因此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技术创新与合作需求。2015年底达成的《巴黎协定》提出了落实技术开发与转让的长期愿景,主张对气候变化领域的技术创新给予政策和资金支持,使发展中国家在技术周期的早期阶段就能够获取必要的技术,从而为实现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提供保障。然而,基于工业文明的传统技术创新与合作模式难以满足保护全球气候的技术需求。减缓与适应技术是气候变化挑战下全球命运共同体的公共财富。为保证其足够的供应,必须超越追求私人利益最大化的狭隘,基于生态文明理念构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新型技术合作体系。其核心是:实现多赢的合作目标,遵循"生态人"的合作原则,体现协同的合作内容,基于互信的合作形式,鼓励多元主体的参与,促进合作成果的分享。中国作为新兴发展中大国,对应对气候变化技术国际合作有多元的利益需求。为有效落实《巴黎协定》,亟需以加速国际合作为契机,积极谋划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技术对外合作的总体方略和具体行动,有针对性地制定与发达国家、其他发展中国家及欠发达国家间优势互补的合作计划,探索并引导"南-北-南"三方技术合作等新形式。     

气候风险视域下气候移民的迁移机理、现状与对策

在全球气候变化的总体背景下,全球变暖、冰川融化等渐变缓发性气候风险与干旱、洪涝等极端突变灾害性气候风险发生的概率进一步增大,其不利影响所导致的现实或潜在的大量气候移民已成为21世纪人类社会面临的严峻挑战。结合已有的研究文献对历史时期、工业革命以来,气候变化导致气候风险加剧、气候灾害频发突发与环境变迁相互作用,导致的人口迁移、人口分布变化和政治、文化、经济中心变更的机理逻辑展开分析。以把握现阶段气候移民数量不断攀升、波及区域持续扩大、临时性迁移向永久性移民持续演变、多种因素叠加交织下气候移民问题日趋复杂化的演变发展态势。并针对气候移民现状及其发展趋势,提出了需制定国际气候移民法、加强国际合作、致力减缓与主动适应并举、在国际社会建立应对政策与治理机制和管理机构、降低气候移民的社会脆弱性等对策建议。以期为有效破解气候移民难题,化解气候移民面临的各种社会风险,促进社会的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做出初步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