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碳保险法律制度的构建

碳保险与低碳保险、绿色保险、气候保险等不是一个概念。碳保险是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为前提,是基于两个国际条约对碳排放的安排而存在,或是保护在非京都规则中模拟京都规则而产生的碳金融活动的保险。碳金融市场基于人为设计而产生,蕴含巨大风险,现行以《保险法》为核心的保险法律制度体系在面对碳融资、碳交付等碳金融风险时面临诸多困境:很多风险为非传统风险,按我国基于传统风险而设计的《保险法》,多为不可保风险;碳保险合同标的的价值难以确定;我国目前的碳保险制度没有发挥保障碳融资和碳交付的功能;我国碳金融中的一些独特风险亟需碳保险法律制度保障;我国碳保险缺乏生态价值导向作用;现行《保险法》规定财产保险合同中没有受益人这一主体,而受益人主体在碳保险法律制度中至关重要。针对这些困境应该构建碳保险法律制度:在碳保险法律制度构建中引入ART原理;碳保险合同目前可采用定值保险合同形式,从长远来看,一旦碳保险单独立法,则可以规定专业评估机构为保险合同关系人并适当引入定额保险合同;构建国内的"非京都规则"碳交易市场,发挥碳保险应有功能;以碳保险法律制度引导CDM中的技术含量;在碳保险法律制度设计中融入生态价值取向;把受益人作为碳保险合同的关系人。关于立法模式,应该在《保险法》之外另行单独立法,并在保险法中增加援引条款,如碳保险由法律、行政法规另行规定。     

“双碳”目标下中国气候变化立法的双阶体系构造

中国在第75届联合国大会期间提出了CO2排放力争在2030年前达到峰值,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双碳"目标。"双碳"目标的确立提出了艰巨而紧迫的立法任务。由于气候变化具有全球性的特点,因此,中国未来气候变化立法的监管领域在关注国内监管空间和已有立法的同时,还应注意其国际面向的监管空间和衔接。气候变化法律具有复杂性、综合性、系统性和动态性的特点,国际上还没有通过一部气候变化法即可解决全部碳排放问题的成功先例。气候变化法律监管空间宏大,涉及领域和问题复杂多样。所涉及的领域和问题都与应对气候变化有直接或间接的关联。这决定了气候变化立法包含以实现气候政策目标为主要目的的直接立法和对气候目标实现具有支持、阻碍影响的间接立法两种类型。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立法应采用双阶体系构造模式,即直接立法加间接立法的模式。直接立法包括气候变化的框架法和专项立法,间接立法包括所有间接影响气候政策目标实现的相关法律。直接立法解决应对气候应对的目标、碳预算、管理体制、实施机制等较为集中的问题。间接立法则因为气候变化监管措施跨领域、跨部门和行业,应拓展至能源法、经济法、农业法、环境法、民商法等领域。直接立法和间接立法的有关法律制度应密切配合,彼此呼应,构成一个完整的应对气候变化的法律制度体系。以直接立法加间接立法的双阶模式构建中国的应对气候变化法律体系是应对气候变化立法模式的理性选择,并以此从不同的路径实现中国温室气体减排的目标。     

“双碳”目标下中国气候变化立法的双阶体系构造北大核心CSCDCSSCI

中国在第75届联合国大会期间提出了CO2排放力争在2030年前达到峰值,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双碳"目标。"双碳"目标的确立提出了艰巨而紧迫的立法任务。由于气候变化具有全球性的特点,因此,中国未来气候变化立法的监管领域在关注国内监管空间和已有立法的同时,还应注意其国际面向的监管空间和衔接。气候变化法律具有复杂性、综合性、系统性和动态性的特点,国际上还没有通过一部气候变化法即可解决全部碳排放问题的成功先例。气候变化法律监管空间宏大,涉及领域和问题复杂多样。所涉及的领域和问题都与应对气候变化有直接或间接的关联。这决定了气候变化立法包含以实现气候政策目标为主要目的的直接立法和对气候目标实现具有支持、阻碍影响的间接立法两种类型。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立法应采用双阶体系构造模式,即直接立法加间接立法的模式。直接立法包括气候变化的框架法和专项立法,间接立法包括所有间接影响气候政策目标实现的相关法律。直接立法解决应对气候应对的目标、碳预算、管理体制、实施机制等较为集中的问题。间接立法则因为气候变化监管措施跨领域、跨部门和行业,应拓展至能源法、经济法、农业法、环境法、民商法等领域。直接立法和间接立法的有关法律制度应密切配合,彼此呼应,构成一个完整的应对气候变化的法律制度体系。以直接立法加间接立法的双阶模式构建中国的应对气候变化法律体系是应对气候变化立法模式的理性选择,并以此从不同的路径实现中国温室气体减排的目标。     

中国的消费减排政策演进：2003—2021年

“双碳”目标导向下,政策工具对于强化公民践行绿色低碳行为、塑造环境公民身份至关重要。该研究旨在运用政策文献量化方法,从政策文献计量和政策内容量化两种研究路径出发,对2003—2021年中国消费减排政策的演进历程进行回溯。在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法绘制政策热点网络图来展示国家层面消费减排政策体系全貌后,该研究基于政策文本内容,提炼出消费减排政策的引导型、激励型和约束型三种政策工具及对应的11项减排抓手,并据此构建适用领域-工具类型的二维分析框架探究不同时期消费减排政策演变的内在逻辑和发展脉络。研究发现：(1) 2003—2021年国家层面政策的出台数量和高效力政策呈同向变化且数量变化波动较大,居民消费减排的战略地位有待进一步提高。(2)“节约资源”位于政策网络的中心,是当前整个消费减排政策体系的重要抓手。另外,借助模块化聚类发现当前政策目标分为“能源节约践行”“绿色消费培育”“生活方式转变”“思想意识引导”4类及围绕目标展开的具体政策工具网络群,但政策网络规模存在明显差异,围绕“绿色消费培育”目标的政策体系仍在建设中。(3)借助二维分析框架,对起步期、发展期、夯实期、深化期4个阶段进行分析,发...     

绿色电力证书的法律属性、制度功能与规范完善

完善绿色电力证书（简称“绿证”）相关的法律规范,前提是准确识别绿证的基本法律属性和制度功能。绿证代表可再生能源发电的环境、社会和其他非电能属性,由于其独立的经济价值和使用价值,具有稀缺性、可控性及可交易性,故具有明显的财产属性。同时,绿证具有证券的衍生性、要式性及文义性特点,但在表征内容、使用范围、效力、交易范围等方面与证券具有本质差异,并不属于真正意义上的证券,而仅是属于一种证券化财产。绿证的复合性、风险性和便捷性特征,决定了绿证制度具有证明履行或替代履行功能、兑现环境价值与投融资功能、引导促进绿色电力消费以及助力绿色核算的功能。绿证专门性规范文件主要是《自愿认购通知》及其附件《认购规则》,其在规范理念、制度内容及形式效力等方面仍然存在诸多问题,从而影响了绿证制度功能的有效发挥。因此,应重点围绕绿证作为证券化财产的基本法律属性,相应完善《认购规则》的理念和框架体系,并从价格机制、交易标的、交易方式、减少不必要的交易限制,完善纠纷解决及申诉机制等方面规则内容;待实施条件成熟后,逐步提升立法层级与效力。尽管《民法典》《证券法》等调整私主体间交易行为的法律规范为实施绿证制度提供一定的规范基...     

绿色经济模式的演进脉络与超循环经济趋势

目前对于绿色经济模式的演进脉络和规律,尤其是未来的发展趋势,尚缺乏专门性和全过程的研究。现有相关研究只是针对其中的子过程展开的,但仍存在模式分类有交集、不完备和缺乏机理模型描述等不足。这些正是该文拟解决的问题。首先,根据可持续发展理论和超循环理论等,结合实际调研,对绿色经济模式进行合理提炼、分类和脉络梳理。然后,运用系统结构建模方法,构建各绿色经济模式的理论模型及其在实际领域(以林业为例)中的多层级动态演进模型。最后,借助以上模型对绿色经济模式的演进规律进行系统分析。由此得出以下几点结论:(1)绿色经济模式的总体演进历程包含三个阶段,起步阶段是"从摇篮到坟墓"的末端治理型绿色经济(Ⅰ型GE);成长阶段是"从摇篮到摇篮"的资源链闭环绿色经济(Ⅱ型GE);成熟阶段是"从孕育到孕育"的三链超循环型绿色经济(Ⅲ型GE)。(2)Ⅱ型GE又经历了一个具体的演进过程。从深度视角看,它以循环经济理论为基本框架,并逐步融合了清洁生产、低碳经济和共享经济等理论和技术;从广度视角看,它包含从一元企业Ⅱ型GE到多元企业(群)Ⅱ型GE,再到全社会Ⅱ型GE的逐层拓展过程。Ⅱ型GE的运行原理可以用3R理论模型加以描述,它包含减量化、再循环和再利用(3R)子系统,由资源链将它们联系成一个有机整体。(3)Ⅲ型GE正在经历一个具体的演进过程。从资源链一级超循环到生态链二级超循环,再到价值链三级超循环的三链(3C)逐级拓展的过程。Ⅲ型GE的运行原理可以用5R-3C理论模型加以描述,它包含减量化、再循环、再利用、再培育和再配置(5R)子系统,由资源链、生态链和价值链将它们连接成一个环境-经济自组织系统。其中,资源链是基础,生态链是支撑,价值链是动力,3C超循环相互促进、相互催化,从而实现生态与产业的互利共生。(4)Ⅲ型GE以可再生资源型产业为核心体,并扩展到其他相关产业,乃至全社会。目前,Ⅲ型GE在实践中已显露雏形;而在未来,它是面向生态文明的绿色经济的发展趋势。     

特色与融贯：生态文明建设地方立法的体系构建

生态文明建设地方立法是保证宪法生态文明条款实施的重要途径。地方享有立法权的主体进行生态文明建设立法时，应当遵循宪法上的哪些规范依据，又如何对宪法生态文明条款予以落实，是生态文明建设地方立法体系构建的应有之意。基于此，该研究采取法规范分析的法学方法，明晰宪法中生态文明建设政府职责条款的规范内涵，包括确立政府生态文明职责目标、明晰政府具体生态文明建设与监督职责、完善政府生态文明建设组织程序保障、健全生态文明建设的制度性保障等四个方面。在此基础上，提炼出生态文明建设地方立法的合宪性逻辑，包括明确规范依据是合宪性首要前提，遵循宪法规范为合宪性重要内容，界定特色边界需合宪性规范授权。生态文明建设地方立法是对上位法的具体化。因此，立法中如何平衡中央法制统一与地方治理灵活性之间的张力，是生态文明建设地方立法依宪、依法构建的关键。对于地方立法自主性内容，生态文明建设立法应当保持特色；对于地方立法从属性内容，生态文明建设立法应当保持融贯。在特色空间方面，应当从规范创制性生态文明建设立法的先行先试功能和增强实施性生态文明建设立法的因地制宜实效两个方面来凸显地方立法特色。在融贯要求方面，应当从立法依据的程序...     

流域立法视角下生态流量保障的制度供给--以长江流域为例

生态流量保障的重难点在于流域生态流量不足问题的妥善解决。生态流量不足基于产生的原因可分为“自然型”和“人为型”。“人为型”生态流量不足的根源在于《水法》第4条规定的三生用水关系未得到妥善处理,实质上是水资源分配和管理不合理所致。具体表现为水资源保护理念镶嵌在制度表层、生态流量缺乏核心制度保障、流域规划匮乏强效监督机制、流域水资源分配信息公开不足、末端行政考核制度偏重水质管控、生态用水制度顶层设计与地方实施间落差巨大等。流域立法作为立法体系的中间环节,对上位法具有填补协调功能,对地方立法具有引领指导作用。建议在流域立法过程中,通过制度设计解构流域生态流量保障现存的制度困境,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完成流域特有保护理念到实体制度的转型。二是基于流域生态修复、水资源生态红线管控制度的开展以及有效衔接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的需要,建立生态流量管控指标制度体系不可或缺。三是基于流域规划对三生用水的初始分配性,将生态流量供给纳入流域规划体系中,从水资源分配初始阶段保障生态流量,同时强化流域水资源规划制度的监督机制,健全规划制定的程序性规范,明确科学考察和调查评价人员的构成规则、方式及模式。四是依法加深政府信息公开程度保障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及监督权。五是完善行政考核制度体系强化对生态流量供给的考核。     

无主物的意涵类型化界分及其面向再生资源利用的制度选择

我国民法制度规范中并没有明确指出无主物概念以及针对先占的制度设计,在循环经济视阈下,再生资源的立法价值足以承担起构建先占制度的试金石。经过对无主物意涵进行类型化梳理,可以发现现行立法例和传统物权法的划分方法都无助于对其本体的科学认知,而只有"原生无主物"与"继生无主物"的类型区分能够对无主物概念进行科学划分和正确定位,其中,再生资源就是继生无主物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基于这一逻辑线索推演就能发现,当下再生资源的权属归依存在着本体意蕴与相似概念区分不明、私权本位与国家主权取得原则间的矛盾、以先占制度缺失为典型的制度空白等三个方面的问题。为此,本文提出了"三个标准、三项原则以及三个步骤"的"三个三"的解决方案。在理论层面上,首先必须明确再生资源应当由非经特殊技术改造已基本丧失原物的基本功效或功效极大减低、在特定的场所以特定的形式出现、结合社会一般性认知等三大判断标准共同来确定再生资源的属性,其次通过国家主权安全保障原则、能源资源安全保障原则、社会稳定保障原则等三项原则限制国家主权取得原则的滥用,进而解决再生资源入法的理论障碍;在实践层面上,可以规划三个立法阶段,首先通过习惯法基于物权法定的缓和理论和社会普遍意识认知确认再生资源物权取得的正当性。随后对《民法通则》《物权法》等内部条文进行修订,分类设定不同类型无主物的权属分配,设计再生资源物权取得制度以作为先占取得制度的尝试。最后,在《循环经济促进法》修订和《资源综合利用法》立法中设计再生资源产业的权利义务配置,进而实现再生资源顶层设计从一般法到特殊法的制度体系的完善。     

我国发展循环经济的政策与法律体系探讨

建立和完善循环经济政策应遵循三个原则：服务于我国循环经济概念与内涵原则。服务于循环经济实践的原则。用足用好现有政策和补充缺位政策相结合的原则。我国发展循环经济的政策与法律体系应包括四大类：基本政策、核心政策和基础性政策。技术政策可以融入这四类政策之中。基本政策是统领循环经济所有政策的根本。是资源环境与社会经济发展相融合的综合性政策。基础性政策是指为循环经济重点领域实践创造良好制度环境的政策。大致包括宏观经济政策、基本经济制度、基础性激励政策和考核政策等。核心政策是直接推动循环经济重点实践领域的政策。在核心政策中。需要切实落实和用足用好的现有对循环经济发展较有利的政策有：生态工业政策（包括产业结构调整政策、清洁生产政策）。资源综合利用和环保产业税费优惠政策。能源节约和再生能源政策。环境友好型产品标志（标识）政策；需要完善的薄弱政策有：生态工业园建设政策。废弃物回收、再利用、资源化和无害化产业政策。生态农业政策。资源开发利用政策；需要新建立的缺位政策主要涉及消费领域、环境友好型和资源能源节约型城镇基础设施和建筑领域。     

黔中石漠化地区不同土地利用方式对土壤环境的影响

在贵州省普定县喀斯特石漠化地区通过调查分析,对3种土地不同利用方式（Ⅰ封山育林地、Ⅱ退耕还林地、Ⅲ农耕地）土壤物理性质、化学性质及土壤种子库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利用方式的不同对土壤物理性质、化学性质及土壤种子库均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土壤容重、土壤毛管孔隙度随土壤扰动的加剧而下降,表现为Ⅰ＞Ⅱ＞Ⅲ;土壤总孔隙度与非毛管孔隙度呈现出随土壤扰动程度增加而增加的趋势,表现为Ⅲ＞Ⅱ＞Ⅰ;不同层次之间容重的变异较小,土壤质地比较均一;Ⅱ土壤有机质低于类型Ⅲ和Ⅰ;Ⅰ初步形成了林地环境,林地土壤表现出良性转变。随土壤深度的增加,有机质、全氮、全磷、速效氮表现出减少的趋势,土壤扰动降低了土壤化学性质层次间变异。不同利用方式下土壤种子库物种组成变化不大,土壤中的种子集中分布在表层0～5 cm内,随土层的加深所含种子数量、物种数逐渐降低。不同利用类型的土壤种子数量在0～5 cm层次差异显著（〖WTBX〗p〖WTBZ〗=0.021 897）,种子种类差异不显著（〖WTBX〗p〖WTBZ〗=0.097 628）。土壤扰动促进种子向深层传播,退耕还林有利于土壤质量的恢复。     

基于SBM-DEA模型的中部地区资源环境效率格局演化及成因机理分析

资源环境是制约区域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区域资源环境的利用是否有效是衡量地区综合发展水平的关键指标之一。因此对区域资源环境效率格局及其成因机理进行时空动态模拟,不仅有助于人们了解区域投入产出的过程与效益,同时又能为相关部门制定区域发展规划以及缓解区域人地矛盾提供参考依据。利用SBM-DEA模型分析2005~2014年间中部地区资源环境效率时空分异特征,并探讨了造成其格局演化的成因机理,得到如下结论:(1)从资源环境效率结果来看,2005~2014年中部地区资源环境效率总体呈现稳步上升态势;(2)省会城市、长江和京广等国家发展轴线的重要节点城市资源环境效率较高,远离长江、京广等重要轴线的城市资源环境效率较低的空间分布格局逐步形成;(3)从资源环境效率与投入产出的耦合关系来看,中部地区75%左右的城市处于Ⅰ类型,较少城市处于Ⅱ类型,极少数城市处于Ⅲ~ⅩⅢ类型。近10 a来中部地区普遍处于低投入、低产出、低污染的发展阶段,资源环境效率较高及以上城市数量先减少后增加,中等效率的城市数量先增加后趋于稳定,效率较低及以下的城市数量呈逐步减少的趋势;(4)促进资源环境效率的主导因素为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制约资源环境效率的主导因素为能源消耗。     

湘中丘陵区不同经营目标毛竹林年龄结构、生物量分配与碳贮量格局

经营模式对毛竹林生物量、碳贮量具有重要影响。研究了湘中丘陵区毛竹笋用林(Ⅰ)、笋材兼用林 (Ⅱ)和材用林(Ⅲ) 3种不同经营目标下的竹林年龄结构、生物量分配及碳贮量格局。结果表明：应减少1～2 a、增加5～6 a生竹的留养比例,控制达到1～2 a、3～4 a、5～6 a各占1/3左右的立竹年龄结构。不同层次生物量表现为乔木层＞凋落物层＞林下植被层,毛竹笋用林经营有利于增加乔木层生物量。乔木层生物量及所占比例分别为5183～5566 t/hm2、8895%～9293%,林下植被层生物量及所占比例分别为154～258 t/hm2、258%～443%,凋落物层生物量及所占比例分别为269～386 t/hm2、449%～662%。毛竹林总碳贮量排队顺序为Ⅱ（14263 t/hm2）＞Ⅰ（13389 t/hm2）＞Ⅲ（13004 t/hm2）,笋材兼用林有利于提高竹林碳贮能力。不同层次碳贮量排列顺序总体均表现为土壤层＞乔木层＞凋落物层＞林下植被层。湘中丘陵区毛竹林生物量、碳贮量较低,应提高集约经营水平     

基于物元可拓模型的水土保持综合效益评价

针对水土保持综合效益评价中信息屏蔽和单指标评价结果不相容的问题,采用物元可拓模型,对湖北省世行水土保持项目区的6个区域进行了综合效益评价,结果表明：项目区水土保持生态效益等级Ⅱ级以上的区域占整个项目区的833%,经济效益等级Ⅱ级以上的占50%,社会效益等级全部属于Ⅱ级以上,表明项目的实施产生了良好的生态、经济、社会效益;综合效益等级为Ⅱ级以上的占整个项目区的833%,项目整体上实施效果较好。利川水土保持综合效益等级为Ⅰ级,长阳和浠水水土保持综合效益具备向Ⅰ级转化的潜力,但长阳的转化潜力高于浠水。红安和麻城具有向Ⅲ级转化的潜力,夷陵水土保持综合效益等级最低。物元可拓模型评价结果与传统的综合指数评价法结果基本一致,表明该方法评价结果可靠。研究结果对水土保持综合效益评价方法体系建立具有一定意义,同时可为水土流失综合治理提供决策依据     

洞庭湖退田还湖区不同土地利用方式对土壤养分库的影响

以钱粮湖垸为例,研究了洞庭湖退田还湖区的林地（Ⅰ）、园地（Ⅱ）、旱地（Ⅲ）、水田（Ⅳ）和荒地（Ⅴ）等不同土地利用方式下的土壤养分含量、养分库综合指数以及养分相关性。研究表明：土壤养分分布的表聚效应明显,0～50 cm土层土壤有机质含量为3.40～32.32 g/kg,全氮、水解氮含量为2.23～9.71 g/kg、12.95～112.00 mg/kg,全磷、速效磷含量为29.50～69.35 g/kg、4.15～75.68 mg/kg,全钾、速效钾含量为603～3069 g/kg、37.70～217.50 mg/kg;林地土壤全氮含量最高,有机质含量最低,水田有机质、全钾及速效磷含量均最高,旱地水解氮含量最高,而荒地土壤全氮、全磷、全钾、水解氮及水解磷均最低;土壤养分库综合指数变化范围为24.33～295.93,排序为IⅣ（231.96）＞IⅢ（193.46）＞IⅡ（70.90）＞IⅠ（59.57）＞IⅤ（35.59）;土壤养分要素的相关性分析结果表明,有机质与全磷、全磷与速效磷、全氮与全钾、水解氮与速效磷均呈显著正相关关系,相关系数分别为 0.5760、0.5961、0.6864 和 0.5701。     

江苏城市居住隔离测度及区域差异性研究

城市空间作为资本积累和阶级冲突的集中场所,揭示了城市空间不平等与资本逻辑的内在关联性,城市居住隔离是不同社会群体的财富在空间上固化,研究居住隔离对于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实现空间公平和正义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介绍了居住隔离的研究背景、概念内涵以及我国居住隔离的研究现状,分析了居住隔离测度指标——隔离指数的定义及应用发展。选取江苏苏南、苏中、苏北不同发展阶段区域典型城市无锡、南通、盐城,将居住社区划分为一类社区、二类社区、三类社区及四类社区四种类型,通过计算三个城市不同类型居住社区的隔离指数,分析江苏城市居住隔离的总体特征及区域差异。结果表明:总体而言,无锡、南通、盐城三市城市基于职业的居住隔离程度呈现较低的状态;三市四类居住社区隔离指数呈近似U形曲线,即隔离指数二类、三类居住社区要低于一类、二类居住社区,可知二类、三类居住社区居住人员职业构成相比较于一类、二类居住社区要相对多元;三市总体隔离指数和经济发展呈现正相关的状态,即隔离指数随着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提高而提高,但显著性不强。     

基于CLUE-S模型的重庆市渝北区土地利用变化动态模拟

以重庆市渝北区为研究区域,运用CLUE-S模型,结合Logistic回归分析,分别以2007年和2009年为基期,对渝北区2013年土地利用情况进行模拟研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渝北区2013~2020年3种不同情景的土地利用变化模式,模拟了3种情景模式下渝北区在2020年的土地利用空间分布格局。结果表明:(1)两期模拟的正确率分别达到了92.26%和94%,Kappa系数值分别为90.32%和92.5%,均取得了较好的模拟效果,说明CLUE-S模型适用于渝北区的土地利用空间格局变化的模拟研究,具有较好的模拟区域土地利用时空变化的能力;(2)地形、国道、省道、高速公路等主要道路、河流、城镇和村庄是影响渝北区土地利用空间格局变化的重要驱动因素;(3)在3种情景模式中,主要的用地格局变化均发生在两江新区,区内建设用地总体呈现向东北部扩张的趋势,表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政策对用地类型的变化具有较大的影响;(4)从促进城乡统筹和谐发展、土地节约集约利用、生态环境显著改善和保护耕地的区域发展目标而言,情景模式2为较为合理的发展模式。研究结果可为决策部门在土地可持续利用和土地管理方面提供参考依据。     

长江中下游地区汛期暴雨频次的时空分布特征

利用长江中下游地区六省一市1960~2003年81个台站汛期（5~9月）逐日降水资料,统计出了不同台站近44年逐年汛期暴雨事件的发生频次,并进行了时空分布特征分析。结果表明：汛期暴雨事件最频发的区域在皖南到赣北一带,而北部的鄂北和皖北是最少发的区域;一致性异常特征是长江中下游地区汛期暴雨事件发生频次的最主要空间模态;汛期暴雨事件发生频次可分为以下5个主要的空间分型：两湖平原型、北方型、长江沿江型、南方型、沿海型;从长期变化趋势来看,两湖平原型、长江沿江型和沿海型暴雨事件发生频次表现为较明显的增加趋势,南方型基本没有长期变化趋势,但有先降后升的特点,而北方型表现为弱的减少趋势;近44年来暴雨事件发生频次各分区的周期振荡不太一致。     

1990~2015年青海省湖泊时空变化及其对气候变化的响应分析

湖泊作为陆地水圈重要组成部分，是揭示全球气候变化与区域响应的重要信息载体。利用遥感技术获取青海省1990~2015年湖泊时空变化特征，并结合近25 a青海省气温和降雨量的时空变化特征以探究湖泊对气候的响应。结果表明:近25 a，青海省湖泊面积从12 757 km2增加到15 167 km2，湖泊数量由241个增加到286个。不同区域湖泊时空变化存在差异，主要包括3个区域：东部地区（Ⅰ）、西北地区（Ⅱ）和西南地区（Ⅲ）。其中，降雨量的增加促进了Ⅰ区域湖泊面积和数量的增加，湖泊面积由7 173 km2增加到8 474 km2，湖泊数量增加19个。Ⅱ区域湖泊面积由1 369 km2增加到1 542 km2，湖泊数量增加7个。该区域主要地形为柴达木盆地，是我国干旱区之一，干燥少雨，湖泊面积较少且变化剧烈。其湖泊扩张主要是因为降雨量增加，而较强的蒸散发极易导致湖泊萎缩。Ⅲ区域湖泊面积由4 215 km2增加到5 152 km2，湖泊数量增加19个。湖泊扩张的主要原因为降雨量的增加和蒸发的减少。研究为青海省湖泊科学利用与水资源合理配置提供了基础数据。 关键词： 青海省；湖泊；时空变化；气候变化响应     

长三角地区可持续发展测度与演化分析

长三角地区作为我国人口最为密集、经济最为发达、综合竞争力最强的城市化区域,同时也面临着产业结构趋同、人口老龄化、资源环境脆弱性凸显等问题。以长三角地区为研究对象,建立可持续发展评价的指标体系,引入可持续发展指数和系统协调指数对长三角地区城市可持续发展进行测度,通过细分城市发展模式并利用演化树模型分析不同发展模式的可持续发展演化进程。研究认为：长三角地区城市可持续发展总体水平接近,城市之间系统内部协调性差距较大,子系统中经济与社会发展格局较为一致,而与环境状况趋异;以人均收入、城市化率和三产结构可以将长三角地区城市聚类为4种具有不同现状特点和发展轨迹的城市发展模式,归属不同发展模式的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演化轨迹不同,以苏锡常地区为代表的发展模式可持续发展变化最为剧烈,发展与协调并重是关键;苏中、浙中地区等经济发展的边缘地带,寻求适合的经济发展路径是其首要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