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土壤污染防治立法研究及其对构建我国《土壤污染防治法》的启示

俄罗斯土壤污染防治立法有其自己的特色,通过研究总结出七点立法特点。中国的土壤污染形势严峻,现行土壤污染防治立法多采分散立法的模式,缺乏系统性、专门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既不能适应日益严峻的土壤污染形式,也不能满足对我国土壤污染保护的客观需求。因此,制定专门的《土壤污染防治法》有其必要性和紧迫性。针对我国土壤污染立法现状,吸收俄罗斯土壤防治立法的先进之处,近而得出了构建我国专门的《土壤污染防治法》,树立整体的立法观念;制定明确的土壤保护标准及土壤污染防治标准;建立土壤污染预防制度和土壤污染修复制度;加强土壤的国家监督、国家监测和许可等管理制度;注重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以及信息公开,扩大公民的公众参与权等几点启示。     

俄罗斯土壤污染防治立法研究及其对构建我国《土壤污染防治法》的启示

俄罗斯土壤污染防治立法有其自己的特色，通过研究总结出七点立法特点。中国的土壤污染形势严峻，现行土壤污染防治立法多采分散立法的模式，缺乏系统性、专门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既不能适应日益严峻的土壤污染形式，也不能满足对我国土壤污染保护的客观需求。因此，制定专门的《土壤污染防治法》有其必要性和紧迫性。针对我国土壤污染立法现状，吸收俄罗斯土壤防治立法的先进之处，近而得出了构建我国专门的《土壤污染防治法》，树立整体的立法观念；制定明确的土壤保护标准及土壤污染防治标准；建立土壤污染预防制度和土壤污染修复制度；加强土壤的国家监督、国家监测和许可等管理制度；注重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以及信息公开，扩大公民的公众参与权等几点启示。     

城市规划区内集体土地房屋拆迁制度研究

由于国家层面统一立法的缺失,我国各地城市规划区内集体土地房屋拆迁制度,如房屋拆迁是否涉及土地征收、房屋拆迁许可的条件及实施、拆迁法律关系的内容及争议的解决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并且在是否适用、如何适用国务院《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方面也不相同。这种状况一方面体现了各地方不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要求,说明城市规划区内集体土地房屋拆迁与国有土地房屋拆迁存在区别,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另一方面对这种差异若不给予必要的规控和调整,也有可能对我国的法制统一造成负面影响。因此,通过对地方立法文本的比较与分析,将有助于各地方在制度完善中相互取长补短,进而为该领域的统一立法奠定坚实基础。依照国务院修改《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的基本思路,城市规划区内集体土地房屋拆迁立法应当尽可能地全国统一立法,并做到先补偿再征收、先征收再拆迁,并强化拆迁许可证的管理。     

日本应对面源污染的法律措施

自1992年农林水产省首次提出“环境保全型农业”的概念以来,日本政府逐渐重视以农业污染为主的面源污染。此后,政府根据面源污染在各个时期的变化情况,把农业生产污染、禽畜养殖业污染、固体废物污染、高速公路和城市生活污染等方面的各种政策、目标和经济措施予以法制化,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有利于防治面源污染的法律、法规。这些法规虽然不是防治面源污染的单行性法规,但其内容具有配套性、系统性、可操作性的特点,惩戒措施也具有针对性和层次性的特点,而且经济措施与法律责任并举,客观上对防治面源污染起到了重要作用。借鉴日本的立法经验,我国防治面源污染立法应该进一步完善法律法规,明确管理部门的职责,强化法律责任,通过多种手段引导公民自觉防治面源污染.     

地方政府生态保护力度如何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

地方政府生态保护的策略性行为选择是影响其生态保护力度的关键因素。该研究在对各省份生态保护力度指数测度的基础上,将生态保护与有为政府相结合,从策略性行为选择的视角,考察地方政府生态保护力度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影响的内在机理和市场化程度在两者关系中的调节机制,并以2008—2021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为样本,构建静态面板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对上述机理机制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1)各省份的地方政府生态保护力度指数均显著提升;地理分区的地方政府生态保护力度指数,表现为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之间依次递减,南方地区大于北方地区的格局;而增速则相反,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之间依次递增,南方地区慢于北方地区;地理分区之间的地方政府生态保护力度梯度差表现为缩小的趋势;地方政府生态保护力度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表现为“U”型特征,当前的影响表现为正向促进作用。(2)本地政府生态保护力度对邻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具有空间溢出效应,具体溢出效果取决于地方政府间生态保护的策略性行为选择;地理邻近省份间的策略性行为选择为“逐底竞争”,其空间溢出效应表现为反向;经济邻近省份间的策略性行为选择为“竞相向上”,其空间溢...     

我国跨行政区河流域水污染治理管理机制的研究——以江浙边界水污染治理为例

中国正处于经济转型的交叉路口,水环境日趋恶化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大障碍。跨行政区水污染问题为资源环境有效配置、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上下游地方政府及人民之间矛盾解决及社会稳定等问题提出了严峻挑战。以江苏浙江边界水污染治理为例,结合国外跨行政区水资源管理经验,研究适合中国国情的跨行政区水污染治理管理机制。研究发现,当前中国跨行政区水污染治理面临的最主要问题,是流域管理与行政区域管理间的矛盾。解决跨行政区水污染治理较为可行的方案是：保持以条块结合的政府层级结构基础上的管理体制,通过机构、机制、法规等综合性改革来协调当前管理体制中流域及区域中不同部门、不同层级间的矛盾。     

中国农地转用的制度框架及其软约束问题

该文旨在分析我国农地转用的制度软约束问题并提出改革建议。作者提出了一个以地方政府为主体的农地转用决策模型,在该模型中,农地价值、市地价值、不可逆风险和制度性约束是四个主要变量。聚焦农地转用的制度性约束:首先,农民自主转用农地存在法律限制和集体土地所有制内生的产权模糊性,导致农民自我维权能力的弱化,难以有效限制地方政府的农地转用;其次,虽然中央政府试图通过用途管制和指标计划纵向控制地方政府的农地转用行为,但由于其自身的多目标性,往往更加注重经济增长目标,纵向控制失灵问题长期存在;最后,现行政治架构和行政体制的局限,农地转用和征收公益性审查过程缺乏民主机制,征收补偿行为和强制执行行为缺乏独立的司法介入,导致对地方政府转用农地行为缺乏横向制衡。基本结论是:在中国,由于农民自我保护、中央纵向控制以及同级横向的权力制衡失灵,在地方政府的农地转用过程中存在着严重的制度软约束问题,这直接导致了农地过度转用所带来的土地资源低效利用和土地增值分配失衡。基于这一结论,提出了关于农地转用制度改革的三个方向性建议:一是增强农民自我维权的能力,这就需要建立清晰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特别是赋予农民自主转用农地的权利,提高农地转用的市场化程度;二是增强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转用农地的控制能力,以科学发展为导向,完善和落实主体功能区规划,实行差异化的政绩考核机制,关键是实现不同地区土地发展权的均衡配置;三是强化立法和司法对行政的监督,有效发挥地方人大和法院的制衡作用。     

土壤环境污染研究

通过分析土壤环境污染现状、特点、危害,并针对重金属污染、化肥污染、农药污染及农膜污染提出了防治措施。由于土壤环境污染具有隐蔽性、滞后性、区域性、不可逆性、累积性和难恢复性等特点,在研究治理已有的土壤环境污染问题的同时,要警惕新的土壤污染,对新的土壤污染应以"预防"为主。在加强管理的同时,积极研究土壤环境污染的控制与修复技术,并针对各个地区不同的情况,选择适合本地区的行之有效的修复措施。     

环境管制如何影响绿色信贷发展？

绿色信贷政策是推动绿色低碳转型的有效工具,但绿色信贷限制了商业银行对高污染产业的融资额度,而高污染产业是地方产业经济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绿色信贷政策会导致地方政府在实施环境管制时陷入产业经济发展与环境政策要求之间的权衡取舍,进而影响绿色信贷的发展水平。在绿色信贷政策的实施背景下,文章首先运用演化博弈模型,通过剖析地方政府和高污染企业之间的博弈,理论分析地方政府环境管制强度对绿色信贷发展水平的影响;其次基于2007—2019年中国30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环境管制强度对绿色信贷发展的影响;最后在此基础之上,进一步探讨其影响机制和区域异质性。研究结果表明：(1)地方政府环境管制与绿色信贷发展之间呈显著的倒“U”型关系。其中,公众监督存在一定的调节作用。(2)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融资约束、政府补贴和税收水平是其主要的影响机制。(3)进一步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当地区以高耗能产业为主导时,环境管制无法有效提升绿色信贷发展水平,东部地区相对于中、西部地区而言,环境管制对绿色信贷发展的影响更为显著。因此为进一步推进绿色信贷发展,应当适当加强地方政府环境管制强度,进一步发挥政府导向性政策在...     

基于集体行动逻辑的京津冀雾霾合作治理演化博弈分析

当前京津冀地区在雾霾问题上面临环境外部性困扰和集体行动困境,其根源在于地方政府作为雾霾合作治理集体成员的收益是不对称的,而割裂集体行动中收益与损失之间的联系是一种纠正环境外部性市场失灵的政府失灵。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在京津冀三地政府执行雾霾合作治理规制行为上表现为私人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动态重复博弈。针对京津冀地区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执行状况,基于集体行动的逻辑视角,借助演化经济学研究工具,构建京津冀三地政府在雾霾合作治理执行策略的猎鹿模型、拓展模型的演化、随机和动态的博弈过程,探究地方政府执行雾霾合作治理集体行动的行为特征及其影响因素。根据复制动态方程探讨博弈主体行为演化特征和演化稳定策略,采用数值仿真方法分析不同情形下系统演化轨迹及演化均衡状态,考察随机因素对系统演化均衡状态的影响以及实现区域环境合作联盟的动态演化均衡机制。研究发现,京津冀三地政府在雾霾合作治理执行过程中的动态演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本地区在区域整体中的环境偏好系数和搭便车收益与集体行动收益的比值。因此,中央政府要健全跨区域环境治理的制度建设,为京津冀地区建立一致的区域环境质量标准,有效降低地方政府在合作治理雾霾集体行动中的搭便车收益,以立法的形式对约束地方政府承担环境治理责任的强制和选择性激励措施加以确定。此外,将雾霾造成的经济损失作为重要指标纳入地方官员政绩考核体系,加强对地方政府雾霾治理执行情况的监管力度,实现合作治理雾霾集体行动责任落实的帕累托改进。     

长三角大都市带人口容量与资源环境支撑能力建设

为推动长三角都市带人口稳定扩容,寻求提高长三角地区资源环境支撑能力的途径。基于国外已经成熟的大都市带,认为产业集聚规模、资源支撑条件、环境承受能力是影响大都市带人口容量的主要因素。根据预测,长三角都市带未来的人口规模为107亿~117亿。通过对支撑长三角都市带经济-人口容量的资源环境要素分析,认为扩大长三角地区的人口容量,关键在于提高长三角地区资源环境的支撑能力,认为未来经济发展所需各类用地保障程度的高低、战略性矿产资源供〖JP2〗给能力的强弱以及区域环境容量的大小是影响长三角都市带人口容量大小的关键因素。建议在国家层面通过土地政策的调整提高长三角大都市带各类功能用地的保障能力,通过建立国家石油储备制度等方式加强战略性矿产资源供给能力建设,同时在长三角大都市带地区率先实施循环经济战略。     

过江通道建设对相对落后地区发展的影响——以江苏省南通市为例

苏通大桥及沪崇苏通道的建设将引致区域交通格局的演化，从而对相关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对于相对落后的南通市而言，快速过江通道建设既是促进发展的良好机遇，同时也将带来新的挑战和威胁：（1）交通可达性改善明显，南向联系趋于便捷，运输成本相应减小，要素集聚呈现加速态势，但优质要素面临流失威胁；（2）产业规模迅速扩张，但以低层次产业为主，进一步加大了产业层次提升的压力，同时建设用地的盲目扩张和散乱布局，使得空间开发无序风险加剧；（3）进入上海都市圈的紧密圈层，有望成为长江三角洲北翼重要的次中心城市，但面临的竞争压力也不断增大。为促进南通市的可持续发展，政府部门应在推进都市区建设、促进要素集聚、空间资源的合理和统筹利用等方面制定科学有效的区域政策。     

21世纪长江黄河源区径流量变化情势分析

以长江、黄河源区为研究对象,应用大尺度半分布式水文模型(VIC),结合江河源区气象站多年实测温度、降水数据,检验了VIC模型的适用性。模型能较好模拟江河源区地表径流,其Nash系数和相关系数分别达到了0.853 3和0.930 2（长江源区）,0.889 2和0.924 8（黄河源区）。基于率定后的VIC模型,运用高分辨率的动力降尺度气象强迫资料,分析了未来气候变化情景下,江河源区径流量可能变化趋势。结果表明,未来30~50 a,长江、黄河源区年均径流量将分别增加858%、919%;未来80~100 a,长江、黄河源区年均径流量将分别增加1716%、721%。相对于2030~2049年而言,尽管年均降水增加006 mm/d,但是黄河源区2080~2099年径流量却将减少1.98%。运用植被情景假设及2030~2049年动力降尺度气象资料,模拟分析了植被变化对江河源区地表径流的影响。从4种地表覆被情景假设可以看出,林地地表覆被产生径流量最小,裸地最大。
     

无锡市区耕地最低保有量测算及空间配置研究

耕地资源是社会经济稳定发展的物质基础。无锡市区近年来经济发展迅速,人均耕地面积仅7.3×10-3 hm2,粮食安全问题十分突出,人地矛盾十分尖锐。从粮食最低保有量的内涵出发,测算出无锡市区粮食最低保有量应为1.65×108 kg,进而通过选择粮食最低保有量、粮食复种指数等4个参数测算无锡市区2009～2020年耕地最低保有量为26 116 hm2。借助ArcGIS空间分析技术,选取耕地发展引导性和耕地发展约束性两类评价指标,对无锡市区现有耕地进行适宜性评价,将无锡市区耕地分为高度适宜区、中度适宜区、勉强适宜区、不适宜区4种类型。进而,结合耕地最低保有量,对耕地资源进行空间配置,发现锡山区的东北部、惠山区的西北部、新区的东南部等地区为无锡市区耕地最佳空间配置区,占最低耕地保有量的90％以上。〖     

江苏省沿江开发区空间分工、制造业集聚与转移

基于新经济地理学相关理论，针对江苏省沿江开发战略实施以后，制造业空间可能存在的变动，在整理和分析调查问卷资料的基础上，选择专业化指数和基尼系数2种方法来定量分析江苏省21个沿江省级以上开发区空间分工、制造业集聚和转移态势。结果表明：（1）2002~2006年江南沿江开发区通过向江北沿江开发区转移部分传统产业，逐渐形成了江南沿江技术/资本密集型制造业“中心”和江北沿江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外围”的空间分工格局；（2）江南沿江开发区内部、江北沿江开发区内部尚未形成良好的分工关系；（3）受开发区发展阶段、区域产业政策、本地化资源供给和市场需求等因素影响，并未发现理论预期的普遍存在的产业集聚现象，仅纺织服装、石化、电力、塑料橡胶等产业呈现集中趋势.     

基于农业用地和地形约束的陇南山区适宜人口规模估算

陇南山区地形复杂,耕地不足,经济贫困,人口对资源环境的压力较大。研究适度人口容量对于地震灾后重建、缓解贫困以及保护长江上游的生态安全具有重要意义。以人均粮食和经济水平两个指标来估算温饱、宽裕和小康3个水平上的人口承载量,测度人口和农业资源的关系。并基于地形复杂度计算劳动用工及可抚养人口。结果表明：目前陇南10县(区)的人口在温饱生活水平下尚有超载。以小康生活为标准,适宜人口规模约为135万。经营现有的农耕地和林地需要100.81万劳动力,可抚养人口191.54万人,加上城镇人口总人口为 231.03万。这个人口规模实现温饱有余而宽裕不足,难达小康目标。“人口 农业用地 劳动力”之间形成了一个怪圈,决定了陇南山区农村实现小康目标的艰巨性和复杂性。为此,陇南山区的灾后重建和区域可持续发展需要创新思路,多方并举.     

金沙江下游梯级电站开发影响区域的资源开发与产业可持续发展

金沙江下游是我国长江经济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西南地区生态建设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中心。“西电东送”骨干工程的向家坝、溪洛渡、白鹤滩、乌东德四大水电站均分布在这一江段。通过对该区域资源开发和产业发展的现状、问题和发展前景进行分析,得到如下主要结论：（1）该区域农业资源丰富多样,矿产资源分布广泛且优势矿种地位突出,旅游资源待开发潜力巨大,但是资源开发却面临着勘探开发程度不够、浪费污染严重、资金交通制约和生态环境脆弱等几大问题;（2）区域产业经济发展迅速但总体水平低,部门结构中以种植业为主的农牧业占主导,林牧业和特色产业有待进一步开发,产业发展面临着部类和区域不均衡、结构矛盾突出以及效益低下等问题的困扰。在此基础上,提出该区域必须以梯级电站和水能开发为契机,切实抓好移民工作,立足资源优势,主打“特色”和“品牌”战略,经济效益和社会生态效益并重,寻找区域资源开发和产业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长江下游江段秋季浮游植物生态指标与理化指标评价

采用种类相似性指数、多样性指数等多项生物学指标分析2009年秋季长江下游段的浮游植物群落特征,并结合理化指标评价其水质营养状态。结果表明：2009年秋季,长江下游段共检出绿藻(Chlorophyta)、硅藻(Bacillariophyta)、蓝藻(Cyanophyta)、裸藻(Euglenophyta)、隐藻(Cryptophyta)5门27种,浮游植物细胞丰度变化在5.68×104～7.08×104 cells/L,平均为6.01×104 cells/L,浮游植物生物量变化在30.43～34.73 μg/L,平均为32.46 μg/L;各采样站位之间的浮游植物相似性指数变化在0.30～0.63,介于轻度相似至中度相似之间;多样性指数变化在2.38～2.73,多样性较好或丰富,显示出长江下游段的浮游植物群落处于较稳定的状态;水质CODMn、TN、TP和TLI（∑）分别变化在2.71～3.23 mg/L、1.24～1.35 mg/L、0.058～0.072 mg/L和44.87～45.96;综合水质生物学和化学评价结果可知2009年秋季长江下游段的水质较好;但从水质评定级别来看,化学评价得出的水质等级与生物学评价得出的水质等级有所不同,显示出两种方法的差异性,因此,生物监测应与理化监测相结合,以提高监测结果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崇明岛生态风险源分析及其防范对策研究

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1999~2020年）中提出了要将崇明岛建成生态岛的发展目标,而保障崇明岛的生态安全,规避生态风险是实现这一目标以及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崇明岛地处长江的河口和经济最发达的长江三角洲,而且东邻东海,地理位置十分特殊,区域生态风险来源十分复杂。因此,深入分析崇明岛的生态风险源类型、来源和特征,是进一步开展生态风险评价和正确制定风险防范对策的基础。通过对崇明历史资料的分析和现状的评价,辨识出26种生态风险源,这些风险源按性质分可分为自然风险源和人为风险源两类,按来源分可分为来自流域、来自周边区域、来自海洋和来自岛屿内部4类;通过对风险源的发生概率、强度分析结果,结合各风险源的特点,筛选出咸水入侵、台风、暴雨、风暴潮、生物入侵为崇明岛的主要风险源,并分析了其对生态系统的干扰和危害。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具体的风险防范对策。     

城市群土地集约利用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分析——以我国三大城市群为例

城市群土地集约利用与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是土地管理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实现土地集约利用与城镇化水平的高度协调,对促进城市群的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运用全局主成分分析法、变异系数法的综合确权法以提高指标权重精度,基于耦合度、协调度、相对发展度模型测算、分析与比较京津冀、长三角及珠三角城市群协调发展水平,借助空间自相关模型分析沿海三大城市群协调发展水平的空间集聚特征与规律。研究表明:京津冀城市群协调发展水平最高,其次为珠三角与长三角,城市群协调发展水平的优化程度表现为"京津冀珠三角长三角",城市群协调发展度的空间相关性强弱表现为"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城市群各城市协调发展水平整体逐步趋向于中高度协调,长三角、珠三角趋于中低度协调;研究前期新型城镇化发展滞后是影响京津冀与长三角城市群协调发展水平的主要原因,研究中后期京津冀新型城镇化超前发展,长三角则逐步趋于土地集约与新型城镇化同步发展,珠三角城市群新型城镇化发展进程进步显著,但仍滞后于土地集约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