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活力视角下全国地级资源型城市转型效率评价研究

从城市活力这个新颖的评价角度能够很好地体现城市发展的质量和潜力,契合中国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时代背景。在分析我国资源型城市活力时空分布格局的基础上,利用对抗型交叉DEA模型构建城市活力视角下的资源型城市转型效率评价体系,对2008—2018年我国114个地级资源型城市的转型效率进行定量评价,并使用Global 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研究了11年间转型效率的动态变化及其因素分解。结果表明：(1)研究期间我国资源型城市整体的城市活力在迅速增长的同时,表现出明显的地区分异。(2)各城市的转型效率排名发生巨大变动,转型效果差距明显,不同地区和不同类型城市的转型效率体现出很大的差异性。(3)自2013年《全国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规划（2013—2020年）》发布后,我国资源型城市的转型效率对比之前有了明显提高,但大部分资源型城市转型效率进步的主要驱动因素是技术进步,技术效率变化的作用较小,因此需要重视资源投入的优化配置。     

新常态下西部资源型城市工业转型升级的发展思路——以六盘水市为例

依据我国经济新常态的主要内涵和特征,分析了新常态下我国西部资源型城市产业发展面临的挑战,以明确其工业转型重点突破口,即产业结构优化、发展动力转化和环境保护强化。通过构建新常态下六盘水市RMIF分析框架,对资源型城市转型涉及的资源产业、国家经济体制转型、工业化与城市功能演化等各阶段多维度进行了研究与评价,以明晰六盘水市工业产业转型升级的中心、基础、条件与方向,借鉴并整合传统资源型城市的转型模式,提出六盘水市工业转型升级总体思路,并对该思路下"内生增长+内生发展+外生发展"的三大转型升级路径进行详细分析。以六盘水市为例,对新常态下西部资源型城市工业转型升级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与实践指导。     

基于多维视角的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时机理论分析与判断——以大庆市为例

经济转型是资源型城市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过程,而经济转型时机对城市转型路径与转型效果具有重要影响。以资源型城市生命周期曲线为工具,尝试从资源开发时序、产业结构演进、空间结构演化和生态环境变化四个维度构建经济转型时机的理论分析框架,并以大庆市为实证,探究大庆市所处的经济转型时机,以期为大庆市制定经济转型策略提供理论依据,并对国内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时机的判断提供思路和启示。     

西北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模式分析

以资源产业的生命周期理论为基础,以西北地区资源型城市为研究对象,结合资源型城市所处的阶段和经济发展态势,分析了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城市产业转型所面临的问题和瓶颈,提出了成长期、成熟期和衰退期的相应产业转型模式,为资源型城市的经济转型提供理论指导和现实借鉴。     

中国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的模式选择

中国现有118座资源型城市,资源型产业曾为地区能源供给和经济发展提供了支持和保障,但多年的开采和使用使资源濒临枯竭,生态环境遭到破坏,加上资源型产业高投入、高消耗、占地广的特点,使现阶段的资源型城市产业发展遇到瓶颈,亟需进行产业转型。以中国的资源型城市产业为研究对象,分析现阶段资源型产业存在的问题,提出资源型产业转型的发展模式,探索适合中国的转型模式。     

资源型城市脆弱性的AHV模型及演化耦合作用分析

资源型城市作为为国民经济发展提供重要自然资源支撑的一类特殊城市群体,在发展过程中产生的经济、社会、生态和资源等问题已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近年来,从脆弱性角度研究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和转型等问题已成为国内外学者研究的热点和重点。基于人—环境耦合系统脆弱性框架(AHV模型),结合系统论和城市生命周期等相关理论,分析影响资源型城市脆弱性的人文社会和自然环境因素,探究处于不同发展时期的资源型城市,脆弱性历经"积累—爆发—控制—稳定—积累"的循环过程和周期性波动情况,揭示资源型城市脆弱性的时空演化机理,并构造资源型城市各子系统之间脆弱性耦合作用的模型。     

中国资源型城市旅游业可持续发展探析——以焦作市为例

资源型城市发展状况涉及国家资源安全、经济安全、生态环境安全和社会安全.目前,我国共有资源型城市118座,现在有50座出现资源衰竭.资源型城市的经济转型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焦作市曾是典型的资源型城市,现已成功转型为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其发展模式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借助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认为焦作旅游目前处于发展阶段,并有针对性地提出战略思考,以有利于焦作旅游业实现可持续发展,同时也为中国资源型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旅游业提供有益的借鉴.     

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生态补偿机制研究

资源型城市的经济转型与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一个世界性的课题,也是现阶段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过程中凸现出来的一项新课题.在生态环境危机和区域矛盾日益加剧的社会背景下,构建生态补偿机制已成为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措施,有利于缩小区际间的差距,促进环境建设,同时也符合时代发展的主旋律.从资源型城市生态环境问题突出、转型动力不足、社会问题突出、地方财政困难等方面阐述了构建资源型城市生态补偿机制的必要性,在此基础上着重从法律保障、补偿标准、横向财政转移支付、生态保护与经济增长、体制机制等方面分析我国资源型城市生态补偿面临的障碍因素,并对我国资源型城市生态补偿运行机制做了进一步探讨.     

资源型城市脆弱性特征及反脆弱性发展研究

当前我国资源型城市面临经济、社会、资源和生态环境等多方面的脆弱性问题,降低资源型城市敏感性和提高适应能力是实现资源型城市反脆弱性发展的关键。基于资源型城市脆弱性研究现状,梳理了资源型城市经济子系统、社会子系统、资源子系统和生态环境子系统具有的脆弱性特征,如产业结构单一、金融市场缺乏活力,下岗失业和棚户区改造问题严峻,资源枯竭、利用率低,生态环境破坏等。设计了资源型城市各子系统脆弱性耦合作用模型,从加快经济转型、促进社会发展、合理利用资源和重建生态环境等方面为资源型城市反脆弱性发展提出了具体的实施策略。     

国外资源型城市发展研究评述及对我国的启示

资源型城市发展一直是最受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依据国外资源型城市发展研究理论和内容,分别从社会发展变化、人口与劳动力、城市转型、资源富裕与经济发展关系、政府机构管理等六大议题对国外相关研究进行梳理。国外资源型城市发展研究主要是以社会瓦解理论为核心向外拓展,各研究议题间相互联系。随着学科融合和社会背景变化,交叉性研究内容越来越广泛,研究领域涉及的学科越来越多。通过对国内外资源型城市内涵、研究理论基础、内容和研究进展等方面的对比分析来看,未来我国资源型城市应在"人文精神"和"人本主义"研究、向外型经济发展研究、转型机制研究和成果的直观表达等四个方面给予重视。     

资源节约型社会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是当前中国极为迫切的任务。在分析资源节约型社会内涵基础上，根据整体性原则、针对性原则、应用性原则、可操作性原则和动态性原则，从经济节约指数、社会节约指数、科技支持指数和环境支持指数4个准则层面给出29个具体指标，基本涵盖了节约型社会的各个方面；最后从推进循环经济的发展、增强节约意识推进节约社会的发展、加快科技进步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和改善、提高环境支持水平等方面，对提升资源节约型社会节约水平提出了建议。     

成都市可持续发展的功能测试及其建设对策

本文从生产力、稳定性、维持性和公正性四个方面对成都市的可持续发展进行了定量化分析;在充分考虑成都经济与环境发展现状和水平的基础上,设置了成都市可持续发展经济增长与效益、人口及生活质量、资源与环境、社会稳定与社会保障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五个层次的41项目标;并着重从产业经济、土地资源利用与保护、环境保护和城市集约化管理等方面提出了成都可持续发展的建议和对策。     

资源型城市可持续竞争力的培育--以山西省大同市为例

首先对我国资源型城市的倒“U”型发展现象进行解析,接着分析了我国资源型城市存在的主要问题,并对资源型城市的可持续竞争力构建进行了概述,然后通过案例分析的方式,分析了资源型城市在同等规模城市中的可持续竞争能力。最后根据资源型城市的类型分别提出了培育其城市可持续竞争力的对策。     

珠海市社会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度分析

经济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成为研究热点,众多学者运用不同的数学方法对区域经济和环境的协调度进行了分析。目前这方面的研究仅包括经济和环境两大系统,未将社会发展作为独立的系统,且指标的选取未能体现区域经济发展的特点。根据珠海市的实际,对原有的协调度计算方法进行适当调整,得出珠海市社会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协调度发展的状况属于良好协调发展类中的经济滞后型。     

长沙市旅游-经济-生态系统耦合协调分析

长沙市作为旅游热门城市,近年来旅游产业蓬勃发展,经济发展迅速,而生态环境是旅游产业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基石,只有旅游产业、区域经济与生态环境三者协调发展,才能实现绿色可持续发展。利用长沙市2007—2018年的数据,构建3个系统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分析了三者的耦合协调度,发现三者的发展状况和耦合协调度总体呈现逐年递增状态,近年来生态环境略滞后于区域经济发展,长沙市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更应该注重对生态环境的保护。     

辽宁省沿海经济带经济与环境协调度时空演变研究

协调度理论已成为衡量区域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的重要理论。在阐述其理论的基础上,选取了经济与环境方面的评价指标、计算方法和模型。通过对辽宁省沿海经济带及其6市2000年、2002年、2004年、2006年、2008年、2009年的17项指标进行技术处理和分析,对经济带各市的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度进行了时空演变研究。结果表明,经济带及其6市10年间协调发展度在时间维度上呈现逐年上升,其类型由中度失调衰退型和濒临失调衰退型逐渐向中级协调发展型和高级协调发展型演变;经济带经济环境协调发展度整体水平逐年升高;经济带的经济综合实力f（x）和环境承载力g（y）差距不大,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基本保持同步,在环境承载力范围内经济综合实力有进一步发展的空间。     

安徽省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评价与趋势预测

本文遵循客观、科学、综合原则,运用熵值赋权法,对经济与生态环境系统进行了评价;采用动态耦合模型及剪刀差分析方法对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系统耦合协调状况进行了考察;借助Excel 2003软件,通过作散点图,比较拟合优度分析方法,对两者的协调前景进行了预测。结果表明:①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系统综合指数分别由2005年的0.2934、0.4198跃升至2015年的0.6236、0.4198,经济发展系统升幅明显高于生态环境系统。②2005—2015年,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系统动态耦合度均值为-6.95°,整体处于由低级协调向协调演进状态,而两者间演化速度夹角由2005年的18.56°扩展至2015年的82.4°。③若按既有惯性发展模式,2020年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系统耦合度将达155.74°,预期处于极限发展状态。基于研究结果,本文提出了相应的应对策略,可为新常态下安徽省制定经济与生态文明融动发展政策提供决策参考。     

生态城市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及实证研究

构建了针对秦皇岛市的生态城市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多指标综合评价法,对2011年秦皇岛市城市生态化程度进行了评价。结果表明:秦皇岛市城市生态化综合指数为0.687,生态化程度为2级水平,经济持续发展子系统和资源能源节约子系统较为薄弱。根据评价结果,提出了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加强水污染治理、提高资源能源利用效率、加大生态建设力度等建议。     

Economic transition and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effects of economic restructuring on air pollution in the Russian Federation

Economic liberalization in former socialist countries may have various implications for their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Positive effects of this process are potentially associated with improved efficiency, investments into cleaner technologies, responsiveness to environmentally aware markets, and ending subsidies to heavy industries. On the other hand, market liberalization may result in weaker environmental controls, economic instabilities distracting attention from environmental issues, and increasing orientation towards profit-making leading to more intensive exploitation of natural resources. In addition, trade liberalization may result in shifts towards more pollution and resource-intensive industries. This article seeks to quantify effects of economic restructuring in Russia on air pollution from productive economic sectors in the 1990s. Air pollution in Russia had significantly declined in 1991-1999, however, this decline was largely due to economic decline, as the overall pollution intensity of the economy had decreased only slightly. The factors that affected the pollution intensity are: (1) a decrease in the combined share of industrial and transport activities in the economy and (2) changing pollution intensities of the industrial and transport sectors. The pollution intensity of the Russian industry had remained relatively stable during the 1990s. This was the result of the two opposite and mutually canceling trends: (a) increasing shares of pollution-intensive branches such as metal smelting and oil production vs. less pollution intensive manufacturing and (b) decline in pollution intensities within the industrial branches. The article proposes a methodology by which the contribution of both factors to the overall pollution intensity of the industrial sector can be quantified. The pollution intensity of the Russian transport sector appears to have declined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1990s and increased in the second half. The most recent trend can be explained by a rising proportion of private motorcars used for transportation of people and goods instead of traditional rail and other public transport. The findings of the paper demonstrate that shifts towards more pollution-, resource- and energy-intensive industries as a result of economic liberalization emerges as a significant negative factor of the process of economic transition threatening sustainability of emerging market economies. A research agenda to further investigate these impacts is proposed.     

地方“资源诅咒”与“生态赤字”的经济学分析——以“榆林市”等资源型城市为例

我国陕西省榆林市、甘肃省白银市、辽宁省抚顺市及四川省古蔺县等地区,依托丰富的铜、煤炭、天然气等矿产资源带动了当地经济的快速发展。然而,对资源的过度依赖和开发,使地方经济无可回避地面临"资源诅咒"和"生态赤字"问题。本文在界定"资源诅咒"和"生态赤字"概念,及其产生的经济学根源的基础上,对"榆林市"、"白银市"等典型资源型城市的"生态赤字"现状予以分析,提出基于"3E系统模型"视角下,解决资源型城市"资源诅咒"和"生态赤字"问题,实现地方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路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