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保基础设施BOT项目特许权期的期权博弈分析

针对环保基础设施BOT项目的期权特性。以特许权期作为政府决策变量．采用期权博弈方法分析项目公司在政府确定特许权期条件下对BOT项目的投资行为．建立了特许权期决策模型以及环保设施建设成本投入决策模型。结果表明，增长期权的引入使得特许权期的确定更合理．项目公司为保证自身利益而提高建设成本投入，从而延长政府对环保基础设施的运营期。     

中国环境保护投资失真问题分析与建议

在对“十五”期间中国环保投资进行分析的基础上，重点研究环保投资结构与环保投资的重点。结果表明，环保投资口径偏大、投资方向与需求不匹配、投资结构不合理是影响环境效益的重要因素。若以最直接相关的污水处理投资和垃圾处理投资替代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口径．将使同期全国环境保护投资缩水50％左右。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总量的迅速增加和环保投资口径的虚化。已经掩盖了环境污染治理投资不足的严峻现实，环保投资的失真现象严重。为确保投资效益与环境效益相协调。建议明确环保投资概念．修改现有的环保投资口径。在进一步加大环保投资力度的同时。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以强化污染治理效果。     

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外部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本文以111家重污染行业的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外部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对政府环保投入、公众环保意识、区域经济水平和社会监督水平等因素与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显示:从整体上来说外部因素与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呈负相关关系,说明现阶段企业环保工作所处的外部环境不容乐观;其中,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与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显著负相关;政府环保投入与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显著正相关,但其影响程度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减小;公众环保意识和社会监督水平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无显著影响.最后,提出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强政府宏观调控和完善企韭环境信息披露制度等政策建议.     

排污补贴视角下的养殖户环保投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沪、苏、浙生猪养殖户的调查分析

随着畜牧业的发展,畜牧业污染问题日益突出。解决污染问题的关键是增强养殖户参与,鼓励他们自发进行环保投资,而政府补贴对于具有外部性的生产投资活动均具有刺激作用。为了量化分析影响农户环保投资行为的各因素的作用程度,特别是政府补贴的激烈效果,本文运用调查结合实证的研究方法,在农户模型的分析框架上,以沪、苏、浙地区394户生猪养殖户的调查数据为基础,应用有序logit模型验证排污补贴、养殖户生产经营特征、环保需求特征对养殖户环保投资的作用。研究表明除了政府补贴会刺激养殖户的环保投资外,养殖规模对环保投资有激励作用,而养殖年限却会抑制环保投资。养殖户的个人特征,对污染的认知及参与污染治理的意愿也对环保投资水平有正的影响,但作用效果不明显。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了合理制定和推进排污补贴政策,以"离牧补助"等形式促使养殖规模和环保要求不符的养殖户退出养殖业,加大畜牧业污染危害的宣传力度以及政府加强对污染处理技术的研发投资,从而降低处理成本等政策建议。     

农地整治项目投资分摊博弈机理研究——以政府和企业为例

投资主体、建设主体与受益主体不一致是导致我国农地整治项目效率偏低的根本原因,公私合作(PPP)模式是从制度层面提升我国农地整治项目效率的理想模式。本文首先界定了农地整治项目PPP模式,分析了PPP模式下农地整治项目的运行机制及其博弈关系,建立了农地整治项目投资的成本收益函数;然后以政府与农业产业化企业间的博弈为例,在探讨他们博弈要素的基础上构建了投资博弈模型,提出了二者理想的投资决策边界;最后用一个典型案例论证了本文的分析结果。研究结果表明,新增耕地面积和项目建设成本是影响农地整治项目效益发挥的主要因素。农地整治项目PPP模式顺利实施的条件是:当项目政府补贴较低时,企业投入高建设成本得到的支付不低于其保留支付。项目高效运行的条件是:当项目政府补贴较高时,企业投入低建设成本得到的支付不高于其保留支付;与投入低建设成本相比,企业选择高建设成本得到农地经营收益的增加值不小于其增加的成本值。     

Study on the investment value and investment opportunity of renewable energies under the carbon trading system

China has promised to start the national carbon trading system in 2017. In the carbon trading system, the renewable energy projects may obtain additional benefits through the Certified Carbon Emission Reduction (CCER) trade. As the carbon price fluctuates along with the market conditions, such fluctuation enables the renewable power projects to acquire the rights of an option, i.e. it may contain an even higher value due to the uncertainties in the future. While making an investment decision, the renewable power companies may choose to make the investment immediately, or postpone the investment and accumulate more information to increase the return of investment; and for immediate investments, the return must be sufficient to exceed the potential value of a waiting option. To study the investment in renewable power projects subject to the fluctuation of carbon price, this paper adopts the trinomial tree model of real options to estimate the net present value (NPV) and real option value (ROV) of three types of renewable power projects; according to the decision-making rules of real options to defer, all the three types of projects will exercise the option to postpone the investment decision. This thesis also calculates the benchmark prices of the three types of renewable projects at different times, in the two situations of having no government subsidy and having the government subsidy, so as to determine the investment opportunity of a project. The benchmark price decreases gradually along with the increase of government subsidy, indicating that the government subsidy will stimulate the investment in renewable projects. The benchmark price also increases gradually along with the lapse of time, indicating that the uncertainty will increase together with the time span and thus requires an even higher carbon price to determine the investment opportunity. This thesis also analyzes the sensitivity of factors affecting the investment in renewable projects and draws the conclusion that the fluctuation of carbon price is positively related with the benchmark price of renewable power projects, which indicates that the fluctuation of carbon price increases the option value of an investment but postpones the time of investment. As the China’s carbon trading system improves gradually, the carbon price will reach a stable status, thus stimulate the power companies to invest in the renewable projects.     

碳交易机制下可再生能源投资价值与投资时机研究

中国承诺2017年启动全国性碳排放交易系统,在碳交易机制下,可再生能源项目可以通过CCER交易获得额外收益。由于碳价格是随着市场条件而随机波动的,碳价波动性使得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投资具有了期权性质的权利,即未来不确定性可能包含更高的价值。可再生能源企业在做投资决策时,可以选择立即投资,也可以选择推迟投资,等待更多信息来提高项目收益,而立即投资的项目回报必须足够高以克服等待期权的蕴含价值。为了研究碳价波动下可再生能源项目投资,本文采用实物期权法的三叉树模型,测算了三类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投资的npv及其实物期权价值(ROV)。根据延迟实物期权决策规则,三类项目均执行期权延迟投资决策。本文还计算了在无政府补贴和有政府补贴两种情形下,三种可再生能源项目在不同时点的栏杆价格,以确定项目的投资时机。栏杆价格随着政府补贴的增加而逐步下降,说明政府补贴会促进可再生能源项目投资;栏杆价格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步上升,意味着时间跨度越大,不确定性越大,需要更高碳市场价格来确定投资时机。本文对影响可再生能源项目投资因素敏感性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碳价波动率与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的栏杆价格呈现正相关的关系,说明碳价波动性增加了企业投资的期权价值,却推迟了企业开展投资的时间。随着中国碳交易体系的不断完善,碳价波动幅度会趋于平稳,从而促进发电企业进行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投资。     

评析中国现行环境保护投资体制

本文通过对我国近15年环保投资相关数据的分析,揭示了现行环保投资体制失灵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结构上失衡,在环保投资中没有体现环保设施运营费用,直接影响了环保投资的效益,其次,一些指标的设计严重偏离了现实,影响了环保投资的有机构成,也导致环境政策的失效,在此基础上,结合实际,提出初步的改革设想。     

实物期权在流域生态补偿机会成本测算中的应用

生态补偿标准的确定是流域生态补偿核心问题之一,而流域生态补偿标准中机会成本的测算是个难题。流域生态环境资源的专用性,以及自然资源自身价值的不确定性导致生态补偿额中机会成本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现有的机会成本测算方法中没有考虑到这种不确定性。金融学中的实物期权理论给出了使投资者考虑未来不确定因素,把握投资机会价值,使项目价值最大化的方法。基于实物期权理论中的二项式实物期权模型,考虑由于流域生态环境效益价值波动的不确定性因素影响,构建了流域生态补偿机会成本实物期权测算模型。以新安江流域为例,重点考虑新安江流域生态环境效益中渔业效益与旅游效益未来市场发展的不确定性因素影响,测算了机会成本价值,并与已有的实证调查法与对比法的结果进行对比,验证了模型的可行性     

试论中国环境投资的市场化运作

针对政府财政资金不能满足环境投资资金的短缺现象及环境投资的低效率，本文从国民经济的宏观层面分析中国环境投资市场化运作的必要性与可能性。结合现实中国环境投资市场化运作中政府、排污企业及金融企业在环境治理中存在的非市场行为。指出应规范政府、排污企业的环境投资行为，使其成为理性的环境投资主体，同时还应培育新的环境投资主体——环境投资公司。最终理源环境保护市场内部的关系。     

政府环境规制下的企业治理动机与公众参与外部性研究

本文构建了多主体参与环境治理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进行了政府环境规制下的企业内生治理动机研究与公众参与外部性的分析,模拟结果显示,企业内生治理动机、社会福利等不同目标下对应的最优环境税率存在明显差异。随着政府环境税率的不断上升,企业环境技术研发投入会先上升后下降,当环境研发投入水平达到最大时,政府所征收的环境税完全激发了企业的内生治理动机。在环境税率提高的初期,研发引致的环境技术进步使得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得以提高,经济产出不断增加,社会福利水平得到增进。当环境税率上升到一定数值之后,环境税带来的资源配置扭曲效应高于环境负外部性的改善效应,对于经济而言,环境税成为扭曲性税收,并会降低社会福利水平。因此,应在保证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增进的同时有效激励企业内在治理动机,将环境税率设定在适当水平。本文还模拟了政府与公众参与的组合对于社会福利的影响情况,与仅考虑政府环境规制政策的情形相对比,政府征收环境税和社会组织参与的共同作用可以使得社会福利提高,充分表明了公众参与环境治理存在着正外部性。环境社会组织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降低政府信息不对称等因素,改善环境治理状况。环境组织的参与还能够使得环境税所带来的环境治理改善和生产效率提高的双重红利逐渐释放。因此,在发挥政府规制与市场调节功能的同时,充分发挥环境社会组织和公众在环境治理中的作用,是改善环境质量、提高公众福利的重要方式。     

邻避型PPP项目的运营模式与居民环境行为研究

运营模式的科学设计以及居民环境行为的有效管理是邻避型PPP项目能否成功的关键。针对邻避项目存在的低收益和居民环境行为转变难两大问题,本文基于计算实验理论与方法构建邻避型PPP项目的运营模式与居民环境行为模型。通过对利益相关主体的社会属性与行为变化规律分析,进而设计运营商、政府、居民和从业人员等主体的计算实验交互规则。模型与计算实验研究了邻避型PPP项目的运营状态和居民环境行为在自负盈亏与统一价格、最小收益保证与统一价格、固定收益率与统一价格、自负盈亏与阶梯价格、最小收益保证与阶梯价格、最小收益保证与阶梯价格以及固定收益率与阶梯价格等六种情景下的演变规律。研究发现:(1)阶梯价格能在短期内改善邻避型PPP项目的运营状况,统一价格机制更有利于项目长远发展。(2)自负盈亏并不是邻避型PPP项目的一个理想方案,收益担保是一个相对稳妥可行的选择,而固定收益率是一个对政府财政有高要求的优化模式,可优化居民环境行为并降低PPP项目的邻避效应。(3)自负盈亏模式下运营商无心开展环境教育和提高从业人员待遇,固定收益率模式有利于推行环境教育并提高从业人员待遇。(4)邻避型PPP项目的环境投入-环境意愿-环境行为之间存在时滞效应。这意味着,较难通过收益模式与价格机制的调整实现系统的最优化,市场的力量无法协调邻避型PPP项目目前存在的矛盾与冲突,需要政府统一管理价格并保证社会资本的回报。同时,改善居民环境行为和管理邻避项目是一个复杂系统工程,需要有系统的筹划与长期时间的积累。     

工业用地出让、引资质量底线竞争与环境污染——基于252个地级市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

在工业化进程中,中国地方政府利用其掌控的土地资源进行大规模的招商引资活动,其中工业用地出让成为其招商引资的法宝。为了在激烈的竞争中获得某些优势,它们有时甚至不惜降低引资质量底线,从而引来一些高污染、高能耗的工业企业,并带来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论文利用工业用地协议出让把工业用地出让、引资质量底线竞争与环境污染三者联系起来,并运用2004—2013年全国252个地级市的土地出让数据、经济数据、环境数据来分析工业用地出让对中国经济和环境的影响。通过协议出让面积对固定资产投资、工业总产值、GDP和地方财政收入进行回归来分析采用协议出让方式引入投资项目的质量;通过协议出让面积对工业二氧化硫和工业废水排放量进行回归来分析协议出让方式对当地环境污染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当期及前期的工业用地协议出让面积与固定资产投资、工业总产值、GDP、地方财政收入、税收等均呈负相关关系,与当地污染物的排放量呈正相关关系。换言之,地方政府若试图用协议出让方式增加工业用地出让面积来促进地方经济增长,将得不偿失,在短期内虽然对地方经济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在长期内会对地方经济和环境造成危害。为了实现经济和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应完善地方政府的考核方式,调整以GDP为主的政绩考核机制,综合当地环境状况和除经济增长外的其他社会性服务指标作为考核指标;中央政府应该加强对地方政府的监管,严格规范工业用地出让,优化土地资源配置,提升引资质量;地方政府应加强对当地企业的监管,并严格执行环保标准。     

中国高质量发展阶段最优环境保护税率研究

中国开始实施环境保护税法的时间位于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过渡的时期。环境保护税法规定了大气和水污染物的税率区间,因此实际执行的税率存在优化的空间。虽然征收环境保护税是为了达成环境目标,但是该项税收同样可以服务于经济和社会目标。本文拟对环境保护税这一市场化的环境政策价格工具进行优化,从这一崭新研究视角切入,探讨协调经济与环境关系的原则,以期为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依据。本文的研究方法基于一个包括企业、政府和消费者的世代交替模型,各经济主体进行分散化决策。企业在生产过程中排放污染,政府向企业征收环境保护税并且治理污染,消费者的内生寿命受到污染存量和人均产出的共同影响。根据市场均衡条件,本文得到描述物质资本和污染存量动态变化的非线性差分方程,在此基础上进行解析证明和数据模拟。研究得到以下三点结论:第一,同一个环境保护税率无法同时实现经济产出最大化和社会福利最大化的目标,这意味着在高质量发展阶段政府需要抛弃以经济增长为中心的政策思路,转而以社会福利最大化为目标确定最优的环境保护税率。政府提高环境保护税率,可以实现由经济产出最大化向社会福利最大化的转变。第二,相较于最大化经济产出的税率,最大化社会福利的环境保护税率在转移路径上会造成各主要变量较小的波动,并用一定的经济产出换取更多的物质资本、更优的环境质量、更长的人均寿命、以及更高的社会福利水平,因此支持了前述政府需要以社会福利最大化为目标确定最优环境保护税率的结论。第三,最大化社会福利的环境保护税率在基准模型中的数值为1.96,但污染物的异质性会影响最优税率的数值。污染物较低的自然扩散速度、较严重的健康损害程度、较高的治理技术水平都会提高最优的环境保护税率。本文提出三点政策建议:第一,通过征收环境保护税最大化社会福利水平。第二,通过提高环境保护税率体现发展理念的转变。第三,促进医疗卫生和污染治理技术进步。     

试论环境保护投资与环保产业的发展

本文针对国内学术界和政府部门在环境保护产业投资和环境保护投资方面的模糊认识,明确区分了环保投资与环保产业投资,阐释了狭义的环保投资概念和环保投资与环保产业市场化的关系,论述了环保投资对环保产业市场化的作用,并强调只有坚持以市场为导向,环保产业才能健康发展,本文还论述了在拓展市场业务的过程中,受需求牵引,环保产业必然会由以末端治理服务为主转向为企业生产全过程的服务为主,最终融于生产过程而转化为清洁生产行为或产品生命周期管理。     

环境管理的社区运行机制

我国资源与环境管理体制的建立，需要在加强政府作用的基础上，促进以社区为基础的环境资源优化配置和合理布局，通过社区共有产权安排提高环境资源的维护和供给的效率，促进社区成员和非政府环保组织对环境管理的参与，通过社区发展解决环境问题，构建环境与人类的良好互动关系，以实现可持续发展。     

环保投资效率实证与政策建议

对我国环保投资效率进行实证检验,发现每年我国的环保投资是不断增加的,但是相对于其自身的高速增长,环保投资所取得的治污效果是相当差的。尤其是本文在孙冬煜所构造的"环境保护投资优先增长模型"的基础上,对原模型中的假设进行了适度的修正,利用2000-2007年我国环保投资数据,对我国环保投资的效率进行了实证检验。我国的污染物排放量呈逐年上升趋势,且上升幅度较大。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主要就是我国环保投资的效率低下。基于以上分析,作者还提出了完善公众监管措施、改进投融资机制、提高科技成果的转化能力、推动环保产业战略性调整与产业结构的优化、制定相关的财政激励措施等提升我国环保投资运行效率的政策建议。     

工业经济结构、经济增长对环境污染的非线性影响

本文从生产要素投入端将环境污染引至索洛增长模型,理论考察工业经济结构、经济增长对环境污染的非线性影响机制,基于1999—2014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以SO_2排放量作为环境污染水平的代理变量,采用面板平滑迁移回归(PSTR)模型检验全国及分区域工业经济结构、经济增长对环境污染的非线性影响效应及区域差异性。研究结果表明:随着工业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工业产出及污染排放均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但由于资本边际收益递减规律使得这种增长趋势逐渐减弱,最终导致经济增长和环境污染增长趋于稳态,当污染排放增长率降低为负时,经济增长对环境污染的影响作用由正向转变为负向。实证表明我国工业经济结构、经济增长与SO_2排放具有显著的产出水平门槛效应,随着经济产出水平由低区制平滑的过渡到高区制,经济增长对SO_2排放的影响由正向促进作用转变为负向减排效应,但工业经济结构对SO_2排放呈现逐渐增强正向促进作用,可见工业经济结构、经济增长对SO_2排放具有显著的非线性影响。此外,研究发现工业经济结构、经济增长对SO_2排放的非线性影响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性,东部地区经济增长与SO_2排放呈现显著的倒"U"型曲线关系,而在中西部地区表现出逐渐增强的促进作用,中部地区的工业经济结构对SO_2排放的促进作用最大,西部其次,东部最弱,研究还表明,减排技术水平以及环境治理投资增加对SO_2污染排放具有遏制作用,能源投资的增加加速了SO_2的排放。在未来经济发展中,应摒弃传统"高投入、高消耗"的工业化模式,政府应实施创新管理,完善环境保护立法,鼓励企业发展环境污染治理方面的技术,避免以环境容量过渡为代价,追求工业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模式。     

Evaluating efforts to build sustainable WEEE reverse logistics network design: comparison of regulatory and non-regulatory approaches

Many developing countries such as Turkey are still making an effort on building an infrastructure for waste of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 equipment (WEEE) reverse logistic network design (RLND) processes. It is obvious that policies/laws/regulations related to WEEE management provide a sustainable framework for implementation in the RLND. The question is here: Does the implementation of WEEE directives make sense in terms of reducing the total cost of the network in the long term? This study aims to compare regulatory and non-regulatory situations of WEEE RLND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by formulating two models named as ‘regulatory’ and ‘non-regulatory’. Model 1 is considered as sustainable with economic, environmental and social goals, and the quotas imposed by the environmental directive are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as the data of product return amount. In Model 2, only economic goal is considered, and product return amount is forecasted using 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 (ANN). A case study is conducted in a recycling company in order to evaluate performance of the proposed models. This study contributes to the relevant literature by (1) comparing the regulatory and non-regulatory situations RL models explicitly and (2) proposing ANN model to forecast EEE product return or WEEE quantity for non-regulatory situation.     

The potential of corporate environmental responsibility of Chinese state-owned enterprises in Africa

Drawing upon empirical data collected in China and Africa, this article evaluates Chinese overseas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strategies and their effectiveness in mitigating environmental impacts in parts of Africa. China’s enhanced role within the global economy has profound environmental implications for the world. In particular, China has rapidly expanded its environmental footprint in Africa, largely because of its burgeoning economic presence through trade and aid projects such as infrastructure and public works. These large-scale projects, commonly managed by state-owned enterprises (SOEs), tend to be in sectors that are environmentally sensitive such as oil and gas exploration and construction of major infrastructure. At the international level, global financial institutions along with growing pressure from civil society organizations are encouraging China to demonstrate a commitment to addressing the environmental impacts of its overseas projects. At the domestic level, growing awareness of such issues has generated an emerging trend of Chinese entities promoting and adopting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SR) initiatives. These moves seek to improve the environmental and social impacts of Chinese overseas investments. However, research has shown that the outcomes of Chinese overseas CSR strategies (particularly i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vary widely due to the operating procedures of the Chinese SOEs in combination with specific local political and social structures. In general,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s weak and so there is a need for the Chinese and African governments to create a legislative and institutional framework to address Chinese investment in Africa especially in the area of natural resource extrac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