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离散选择模型的水质改良非市场价值评估——以滇池为例

非市场价值的评估是水质改良项目经济可行性分析或水生态破坏补偿决策必须考虑的难题。以滇池为例,通过问卷调查获得昆明市居民对滇池水污染的认识及对水质改良的选择数据,利用离散选择模型估计了滇池水质改良的非市场价值。结果表明,多数居民对水污染有较好的认识,居民选择水质改良的概率与家庭收入、目标水质、对生态影响的认识等有显著的正相关性,与水质改良的附加费、家中是否有小孩及在当地居住时间有显著的负相关性。居民户对四类水和三类水水质的支付意愿分别为42元/月和91元/月,或504元/a和1092元/a,分别占家庭年平均收入的011%和023%;算得滇池目前的水质改良到IV类和III类的非市场价值分别是6 91996万元/a和14 99324万元/a。可见,离散选择模型法通过对复杂的取舍关系进行分析,能在考虑多因素的基础上估算出水质改良的非市场价值,所得的信息可为水质改良决策提供参考依据     

滇池水污染经济损失估算

滇池的水污染问题已经严重影响昆明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为估算因水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首先利用滇池外海8个观测点的水质监测数据,应用时空地质统计学模拟滇池水体各污染因子浓度的分布,并依据水质指标的浓度分布对滇池水质区域划分为北部、中部、南部3个区域,然后从饮用水、渔业、旅游、灌溉4种水体功能入手,结合詹姆斯“浓度-价值曲线”模型和污染损失率法分别对滇池每个区域的水污染经济损失进行估算。通过计算,2010年滇池水污染经济损失总计7275亿元,其中北部、中部、南部区域的水污染经济损失分别为1552、3759、1964亿元。从各区域的污染损失率来看,滇池水资源饮用水源功能已丧失,渔业功能部分丧失（损失率＞90%）,目前滇池水资源主要用于旅游和灌溉     

长沙市湿地资源非使用价值评估研究

湿地资源非使用价值评估,有利于科学合理、可持续的开发和利用湿地资源。在理解湿地管理决策机制的基础上,用CVM法对长沙市湿地资源非使用价值进行了评估;利用415份问卷调查数据,采用Tobit模型探讨了长沙市居民对于长沙市湿地资源非使用价值的支付意愿;调查数据主要来自长沙市五区。研究表明：长沙市湿地资源非使用价值支付意愿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包括被访者的社会经济特性、被访者对湿地的了解程度、被访者在湿地的休闲时间、湿地的距离远近等;长沙市湿地资源非使用价值为0437 6亿元/a,其中存在价值为0253 8亿元/a,遗产价值为0096 3亿元/a,选择价值为0087 5亿元/a。所计算出的非使用价值是一个动态变化的量,随着经济发展,人们的环境意识将随之增强,对于湿地生态资源的支付意愿也将呈现出增长的态势。〖     

丹江口库区水土保持的生态服务功能价值估算研究

在特定尺度和区域范围内,运用环境经济学理论和方法,定量评估了规划实施的丹江口库区水土保持近期项目的生态服务功能价值。结果表明：水土保持生态建设近期项目全部发挥效用后,全年生态服务价值总量为3274亿元,其中,保持和涵养水源价值为448亿元,水污染防治价值791亿元,保持和改良土壤1027亿元,固碳供氧价值314亿元,净化空气价值352亿元,维持生物多样性价值341亿元。在各项价值中,保持与改良土壤、水污染防治价值最为突出,是水土保持生态价值的主要体现。从机会成本角度分析,水土保持生态建设项目实施的年成本为239亿元,生态服务功能价值为成本的1369倍,建设项目预期生态经济效益非常显著。研究结果可为远期规划项目生态效益定量评价提供借鉴,为水源区生态补偿机制的建立提供理论依据。     

围填海工程的生态环境价值损失评估——以江苏省两个典型工程为例

围填海工程对近海生态系统的影响一直是生态学和生态经济学领域广泛关注的焦点。运用直接市场法和替代性市场法（如市场价值法、影子工程法、碳税法、替代成本法、成果参照法等,第Ⅰ类方法）、条件价值评估法（第Ⅱ类方法）两类方法,选取江苏省连云港市海滨新区和南通市通州区滨海新区两个典型的围填海工程为案例,从潮滩湿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视角进行了围填海工程生态环境价值损失评估。结果表明：（1）两个典型案例第Ⅰ类方法的评估结果分别为0818 2×10⁸元/a和0696 2×10⁸元/a;（2）第Ⅱ类方法的评估结果分别为1273 9×10⁸元/a和1186 0×10⁸元/a;（3）用两类方法的评估结果作为生态环境损失值区间,可以提高评估结果的准确性。研究结果可为围填海工程生态补偿标准和生态补偿政策制定提供参考     

土地非农化生态价值损失估算

随着城镇化、工业化的快速推进,我国城乡建设用地快速扩展使农用地保护面临巨大挑战,从经济机制上防止土地过度非农化尤为重要.该文对土地非农化生态价值损失过程机制进行了理论探索,建立了价值损失估算方法,并以江汉平原为例进行案例分析.研究表明:单纯的市场机制没有考虑土地非农化造成的生态价值损失,无法实现土地资源最佳配置,非农化规模偏大;土地非农化生态价值损失巨大,1987-2010年江汉平原因此累计损失73 692.11万元,人均承担49.25元;不同类型土地的生态价值损失强度有所差异,每公顷的自然保留地、水域、林地、草地、耕地非农化价值损失分别为2.459 8万元/a,2.036 7万元/a,1.262 9万元/a,0.524 1万元/a,0.354 8万元/a.文章认为,发展与保护始终是土地资源优化配置必然要面对的难题,土地非农化是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必然现象,也是一个土地生态服务功能不断减少和消亡的过程.土地非农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土地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但生态效益损失巨大,可能会导致总效益净减.土地过度非农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传统市场体系仅部分考虑了土地的经济、社会功能,而几乎完全没有考虑其生态价值导致的.作为一类负外部性,土地非农化过程中的生态价值损失如果不能得到及时遏制,快速增长的城乡建设用地需求将使农地保护面临巨大威胁,这需要将生态价值纳入土地价值体系,计入征地成本,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现行土地价格体系的合理性,防止建设用地的过度扩张,减少生态价值损失.     

长江口湿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的评估

长江口湿地是我国重要的滨海湿地，具有多种生态服务功能。参考Costanza等提出的17项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利用市场价值法、造林成本法、影子工程法、费用替代法以及专家评估法等方法．对长江口湿地生态价值进行了评估。结果表明，长江口湿地生态系统的生态服务价值为40．00亿元/a。其中，成陆造地价值为9．0亿元/a，物质生产价值8．86亿元/a，大气组分调节价值为1．15亿元/a，水分调节价值为1．54亿元/a，净化水体价值为3．4l亿元/a，提供栖息地价值为2．86亿元/a，文化科研价值为8．38亿元/a，美学价值为4．81亿元/a。并提出对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利用应本着可持续发展的原则。     

基于重置成本的流域生态补偿标准研究——以小清河流域为例

流域生态补偿作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解决我国流域水污染、流域生态与经济发展矛盾问题的有效手段。流域生态补偿机制构建和运行的关键为补偿标准的确定。文章采用综合水质标识指数(WQI)对流域水质进行评价,通过与协议水质指标的比较判断各区域的补受偿方向。随后考虑污染物不同浓度处理时的难易程度,以全国76家典型污水处理厂的直接处理成本数据为样本,构建了基于重置成本的差异化生态补偿标准模型,并以小清河流域为例对各区域的补偿金额进行测算。结果表明:(1)污染物的去除难度随其浓度的降低而不断增加,在恢复至同一标准的前提下,单位COD和氨氮的处理成本分别与其进水浓度呈幂函数关系;(2)以COD和氨氮为评价指标,2016年小清河流域整体水生态环境质量较差,5个交界断面的水质均为Ⅴ类水质标准,负外部性明显,都需要对各自的下游进行补偿。其中上游济南段综合水质标识指数为5.822,污染最为严重;(3)综合流域各区域的保护和污染贡献,将上游的补偿额与支付给下游补偿额相加抵消后,2016年小清河流域各区域的最终补受偿数额分别为:济南需支付1 128.22万元,滨州邹平需支付2 784.48万元,淄博需支付1 703.68万元,滨州博兴需支付1 744.05万元,东营需支付149.77万元。补偿结果反映了小清河流域水质的真实状况,体现了补偿标准的差异性,为流域生态补偿标准的计量提供了新的思路。基于重置成本的补偿金额可作为补偿标准的下限,实际应用时,可适当增加数额,进一步激发流域居民进行生态保护的积极性。     

基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土地利用结构优化——以重庆万州为例

基于中国陆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研究成果,以及重庆市万州区生态环境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对不同土地利用类型单位面积生态服务价值进行修正,形成万州区土地利用结构优化灰色线性规划模型中决策变量的生态经济参数。计算结果表明：（1）规划期内万州区耕地面积略有减少,建设用地面积有所增加,林地面积有较大幅度增加,大规模增加湿地面积提高土地生态功能价值则难以实现;（2）地质灾害与水土流失综合治理、草地生态系统修复以及适当增加园地面积,能够提高万州区土地生态功能价值;（3）万州区土地生态经济理论价值为11888亿元/a,修正价值为10644亿元/a,均高于现状值9653亿元/a,土地生态修复与建设的生态经济效益可观;（4）基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土地利用结构优化,能够满足社会经济发展对土地的需求并同步实现生态经济效益的最优,为解决土地利用规划中的关键技术问题提供新的方法。     

湖北省农地资源正外部性价值量估算——基于对农地社会与生态之功能和价值分类的分析

农地资源的正外部性直接或间接对人类福利产生影响,但由于市场机制的自身缺陷导致人们对其价值缺乏定量认识,致使农地资源得不到应有的保护,造成向城市的过度流转。以湖北省为例,在将农地资源正外部性划分为提供社会保障、保证粮食安全以及提供生态服务3个方面的基础上,以2006年为评估期日,尝试用市场价格评估的方法对其年价值和无限年期的总价值进行了估算。结果显示：2006年湖北省农地资源在提供社会保障方面的年价值及无限年期价值分别为87460元/hm2·a和34 70635元/hm2;粮食安全保障功能的年价值及无限年期价值分别为32209元/hm2·a和12 78135元/hm2;生态服务功能的年价值及无限年期价值分别为4 34855元/hm2·a和172 56151元/hm2。最终核算出湖北省正外部性的年价值总量及无限年期价值总量分别为5 54524元/hm2·a和220 04921元/hm2,这部分无法通过市场价格表现的价值大致与湖北省农地经济产出价值相当,甚至略高出5%~38%,无疑是农地价值中不容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当引起土地管理者和社会决策者的充分重视。农地城市流转的失控和对农地保护的忽视实质上就是对农地正外部效用的抛弃和破坏,最终将阻碍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江河突发性水污染事故动态模拟与预警——以长江武汉段为例

近年来,频繁发生的突发性水污染给各地水源地安全造成巨大威胁,能够对事故进行模拟预警和快速响应显得日益重要。针对突发性水污染的特点,采用贴体正交网格对河道进行空间离散化,采用平面二维瞬时排放水质数学模型与GIS集成,基于GIS的可视化功能实现了长江武汉段突发性水污染事故的动态模拟和水源地污染物浓度超标预警。模拟结果表明,该方法有效预测了长江上突发性事故排放形成的污染带的在江内的时空迁移状况,为武汉长江段水环境保护和突发性污染事故的处理提供有力的决策支持。     

湖北省农地资源正外部性价值量估算——基于对农地社会与生态之功能和价值分类的分析

农地资源的正外部性直接或间接对人类福利产生影响，但由于市场机制的自身缺陷导致人们对其价值缺乏定量认识，致使农地资源得不到应有的保护，造成向城市的过度流转。以湖北省为例，在将农地资源正外部性划分为提供社会保障、保证粮食安全以及提供生态服务3个方面的基础上，以2006年为评估期日，尝试用市场价格评估的方法对其年价值和无限年期的总价值进行了估算。结果显示：2006年湖北省农地资源在提供社会保障方面的年价值及无限年期价值分别为87460元/hm2·a和34 70635元/hm2；粮食安全保障功能的年价值及无限年期价值分别为32209元/hm2·a和12 78135元/hm2；生态服务功能的年价值及无限年期价值分别为4 34855元/hm2·a和172 56151元/hm2。最终核算出湖北省正外部性的年价值总量及无限年期价值总量分别为5 54524元/hm2·a和220 04921元/hm2，这部分无法通过市场价格表现的价值大致与湖北省农地经济产出价值相当，甚至略高出5%~38%，无疑是农地价值中不容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当引起土地管理者和社会决策者的充分重视。农地城市流转的失控和对农地保护的忽视实质上就是对农地正外部效用的抛弃和破坏，最终将阻碍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江河突发性水污染事故动态模拟与预警——以长江武汉段为例

近年来，频繁发生的突发性水污染给各地水源地安全造成巨大威胁，能够对事故进行模拟预警和快速响应显得日益重要。针对突发性水污染的特点，采用贴体正交网格对河道进行空间离散化，采用平面二维瞬时排放水质数学模型与GIS 集成，基于GIS的可视化功能实现了长江武汉段突发性水污染事故的动态模拟和水源地污染物浓度超标预警。模拟结果表明，该方法有效预测了长江上突发性事故排放形成的污染带的在江内的时空迁移状况，为武汉长江段水环境保护和突发性污染事故的处理提供有力的决策支持     

流域水污染综合防治的生态效益分析

将模糊综合评价和pead生长曲线法引入到流域水污染防治的效益分析当中，建立了流域水污染防治的生态效益分析方法。以云南省寻甸县牛栏江小流域水污染综合防治规划为例，采用模糊数学法对水污染造成的水资源价值损失进行了估算，采用曲线法对水污染综合防治的生态价值进行分析，得刭水资源价值和生态价值分别为2730．3万元／年和491．45万元／年。最后将所有经济效益和费用贴现，计算效费比为3．68。分析结果可知，牛栏江小流域水污染综合防治具有良好的环境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基于随机效用理论的赣江流域生态补偿支付意愿研究

研究生态补偿的支付意愿及影响因素可为建立和实施流域生态补偿机制提供决策依据。在随机效用理论框架下采用条件价值评估法和有序Logistic模型分析了赣江流域居民的生态补偿支付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并着重研究了心理距离、心理所有权对支付意愿的影响,引入区位和类别虚拟变量对比分析了异质性支付意愿产生的原因。通过对赣江流域593份样本数据的分析发现,居民感觉河流离自己越远,则其支付河流生态服务价值的意愿越低;居民对河流的心理所有权越强烈,则其支付河流生态服务价值的意愿越高;对水质满意度较低、对环保部门的信任度较高是下游居民支付意愿偏高的主要原因;与赣江的心理距离较远,对环保部门的信任度较低是抗议性响应群体支付意愿偏低的主要原因。研究得到的政策启示在于政策制定者在设计生态补偿制度时应该重视居民支付决策的心理机制,因人因地选择不同的政策工具。从心理上缩短人与河流的距离,提升居民对河流的占有感,都有助于提高赣江流域居民的生态补偿支付意愿。     

养殖池塘小气候调节生态服务价值的实证研究

养殖池塘在为人类提供水产品的同时通过水面水汽蒸发及周围植被的蒸腾作用发挥增湿调温小气候调节功能。对其生态服务价值做出准确的评估,可为利益相关者正确衡量水产养殖业对社会发展的贡献、继而制定正确决策提供科学依据,并为该领域的研究提供讨论的基础。为此,以上海市青浦区淀山湖水源保护区养殖池塘作为研究对象,以该区常规鱼类养殖池塘的跟踪观测数据为基础,结合相关统计数据和估计模型,定量分析了该区域池塘养殖的小气候调节生态服务价值。研究表明该区养殖池塘小气候调节生态服务价值约为1.794亿元/a（183 437.67元/(hm²·a）)。池塘养殖的小气候调节生态服务价值季节性变动明显.     

城镇化过程中生态功能红线划定的生态服务效益快速评价——以成都市温江区为例

中国正经历的大规模城镇化带来耕地流失和城市土地扩张,并由此引起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国家出于维护生态安全和可持续发展的目的,提出对需特殊保护的区域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其中生态功能红线的划定,必然会直接制约土地利用变化过程,并有可能改变整个区域的土地利用/覆盖的变化趋势。通过对LUCC的约束,生态功能红线对环境综合效应的影响,是城镇化过程中生态环境保护决策部门迫切需要掌握的信息。基于2013年基准年以及2020预测年两期土地利用分类数据,结合成都市温江区生态功能红线划定成果,对温江区生态功能红线划定前后的生态服务价值进行了对比分析,结果表明:温江区在未来5a仍处于快速城市化过程中,耕地、园地将继续被建设用地占用。另外,农村将进一步向城市集中,旧城改造仍将持续。通过生态功能红线划定,增加了2020年预测年的林地面积,抑制了城市建设和农村建设用地在红线区域的扩张。在整个温江区范围内,2013年全区生态服务价值14 212.10万元/a,2020年无红线情境(UN-R2020)为12 946.20万元,预计下降1 265.90万元/a,下降幅度占2013年温江区生态服务价值的8.91%;2020年有红线情境(R2020)温江区全区生态服务价值14 730.28万元/a,与2013年相比有所增长,扭转了UN-R2020情境下温江区生态服务价值相比2013年下降的趋势。在温江区红线范围内,R2020情景生态服务价值比UN-R2020情境增加了1 784.08万元/a,增加值占2013年生态服务价值的17.64%;2020年,红线范围内与整个温江区的生态服务价值比例,在UN-R2020情境和R2020情境下分别是78.14%、80.79%。通过红线划定,2020年生态红线区生态服务价值增加了13.78%;一级区保护效益由138.84%提高到了145.74%,增加了6.9%;二级区增加了16.01%,三级区则增加了1.83%;整个红线区域共增加了4.39%。     

基于CVM的武进港水环境综合整治工程环境价值支付/受偿意愿评估

引入了目前环境价值评估领域运用广泛的条件价值评估法(CVM)对武进港小流域水环境治理工程居民的支付/受偿意愿（WTP/WAP）进行调查研究。305份有效调查问卷的结果表明：（1）64%的受访者有支付意愿,用中位值法和平均支付意愿法计算得出武进区居民的支付意愿为40~555元/年,武进区2010年人口为1003万余人,居民的总支付意愿范围是4 012~5 56665万元/年,支付意愿与受教育水平呈显著正相关,与其他各变量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均无相关关系;（2）62%的受访者有受偿意愿,平均受偿意愿为3462元/年,约为支付意愿的63倍,受偿意愿与受教育水平呈显著正相关,与年龄呈显著负相关,与职业存在负的弱相关性。对造成WTP与WTA巨大差异的原因进行了探讨,并综合考虑评估结果,对武进港流域的水环境改善提出建议,促进决策者更好的平衡当地的经济发展和水环境保护     

东南湿润丘陵区县域生态资产评估及分区研究——以溧阳市为例

生态资产核算作为两山理论转化的重要桥梁,有利于厘清区域生态本底,为生态补偿等工作提供客观依据。研究选取东南湿润丘陵区溧阳市为研究区域,构建了县域生态资产清单,并根据生态资产价值空间分布进行了分区并提出分区管理策略。基于InVEST模型、市场价值法、替代成本法等评估方法,评估水源涵养、水质净化、生物多样性保护、休闲游憩以及产品供给等重要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运用净现值法计算了溧阳市生态资产价值为3 105.85亿元,单位面积生态资产价值245.10万元/hm²。休闲游憩价值、产品供给价值和水源涵养价值对生态资产总价值贡献较大,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水质净化价值较小。有形生态资产价值和无形生态资产价值空间分布具有较大差异。4种无形生态资产价值高值区在空间分布上表现重叠,表明溧阳市充分利用了自然资源禀赋实现生态资源价值转化。水域和林地的生态资产总价值较大,是生态资产价值的重要载体。根据生态资产价值分级分布,得到生态资产价值综合分区,高值区主要是分布在丘陵地区的林地和水域,是溧阳市需要重点保护区域;低值区以耕地为主,需要关注耕地园地不同生态资产价值间的权衡/协同关系。东南湿润丘陵区...     

千岛湖配水工程的环境成本估算——基于调水区支付意愿调查

由于水资源分布不均、水污染日趋严重,调水工程已不仅用以解决城市资源型缺水,也成为一些地区缓解水质型缺水问题的途径,但是这些耗资巨大的调水工程往往对周围自然生态环境可能产生巨大影响,可能带来的环境成本不容忽视。以千岛湖配水工程为例,通过在调水地进行实地调研和问卷调查,运用Tobit模型分析影响居民支付意愿的因素,基于意愿调查法(CVM)分析了建德市人民对千岛湖配水工程的生态环境影响的支付意愿,并以此估算该工程的环境成本。结果表明,调水地居民对恢复和改善可能破坏的生态环境的平均支付意愿约为每人每年377.6～542.1元,按照年配水量9.78亿 m³可以计算每吨水的环境成本约为0.15～0.21元。由此估算,工程期内千岛湖配水工程可能造成的环境成本总计约为5.80～8.28亿元,高于2014年公布的《杭州市第二水源千岛湖配水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下文简称《报告书》)中对该工程的环境经济影响评价3.70亿元。千岛湖配水工程的环境成本不容忽视,必须建立科学的生态补偿机制,加强监管;同时受水地也应积极加强污染治理和节约用水,共同解决城市水质型缺水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