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水环境治理的非合作博弈均衡分析

农村水环境治理涉及的利益相关者众多、利益冲突复杂,有效协调各方利益和行动是提高治理成效的关键。探讨了政府、企业、村民和村委在水环境治理过程中的责任要求与行为关系,应用博弈论分析了政府—企业之间的不完全信息的动态均衡和政府—企业—公众之间的不完全信息的静态均衡。研究表明,企业积极治理水环境与公众参与、政府能力密切相关;政府切实查处污染的概率与公众维权的概率成反比,公众参与可有效提高企业的治理成效,降低政府的监督成本。     

新闻媒体环保监督视角下环境污染治理演化博弈

为督促政府严格履行环境监管职责,应引入新闻媒体,与政府、企业共同参与污染治理。本文使用演化博弈理论通过构建博弈支付矩阵,研究不同情形下政府与企业间、新闻媒体与政府间的演化稳定策略（ESS）,探究新闻媒体监督对环境污染治理的影响,并通过数值算例对演化结果进行验证。演化过程及数值仿真结果表明：①对企业、政府而言,当某种策略的期望利润始终更大时,其决策过程将不受另一方与新闻媒体策略的影响,且此时存在ESS;②新闻媒体进行环保监督一定程度上能促进企业和政府组成的系统向优良状态演化,但新闻媒体是否进行环保监督受政府对环境监管程度的影响,取决于报道成本和预期收益的大小;③政府的作用举足轻重,增大单位环境税额和处罚力度能促使企业合法减排,而对其不严格监管可能使环境质量恶化。因此,为促进环境质量改善,需不断推动环保理念传播,设法降低企业减排成本和政府监管成本,扩大新闻媒体监督职责范围,提高其监督的主动性,并对政府增加生态环境保护维度考核。     

借鉴日本《净化槽法》健全我国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政策机制

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是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打好农业农村污染防治攻坚战的重要任务。本文经深入研究日本《净化槽法》及配套法规政策的制定过程和实施效果,提出健全治理管理制度和技术标准体系、强化城市反哺农村促进机制、完善政府主导—市场运作—农民参与保障机制等对策建议,为我国现阶段规范和推动农村污水治理工作提供有益借鉴。     

推进“十大行动”,护卫环境安全

阜宁县环保工作坚持＂三个并重＂,即源头污染防范和末端污染治理并重,工业污染治理和农村环境整治并重,严格执法和热情服务并重。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推进节能减排和生态环境保护,提高能效,减少污染;加强环境保护,着力解决重金属、饮用水水源、大气、土壤、海洋污染等关系民生的突出环境问题;努力减少农业面源污染,严格监管危险化学品。     

探索篇：引领村民自治 环保深入民心

平凉作为甘肃省的农业大市,农村环保更加表现出了其独特的重要性。面对十分严峻的农村环保形势,尤其是农村环保的特殊性,平凉市环保部门按照“政府引导、社会帮扶、村民自治”的总体工作思路,提出了“八个一”（即每个村有一个环境治理方案,一个环保村规民约,一所农民环保夜校,一处环保宣传阵地,一支环境保洁员队伍,一处生活垃圾简易填埋场,1—2处生活垃圾收集仓（箱）,一处产业污染治理设施）的农村环保整治要求,积极延伸环保部门在乡村的触角,实现了农村环境的大改观。     

环境治理中寻租的经济学分析

当前环境问题不容忽视,环境治理刻不容缓,治理中的寻租行为浪费了经济资源,加重了环境负担,影响了环境治理。寻租的原因在于环境治理是政府主导下的污染控制,并且政府权力行使中存在不规范,使得寻租收益远大于其成本。只有市场机制、政府管制和公众参与三者的有机合作,才能更好的治理寻租。     

农村生态环境破坏机理初探

农村生态环境的破坏已成为制约我国农村经济健康发展的因素之一。在概述我国农村生态环境主要问题的基础上，着重分析了导致生态环境恶化的原因，主要包括工业污染、农业污染、政府行为、城市化建设、农民的环境意识淡薄、环保基础设施薄弱等，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新土地抛荒缘何出现？——基于信阳龙村土地抛荒的调查

税费改革之后龙村出现了新一轮土地抛荒现象,抛开关于土地抛荒原因层面上农田水利设施的老化,城镇化战略的推进,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滞后等陈旧论调不说,这里至少有两个新因素我们要着重考察：村民的土地权属观念在土地二轮延包尤其是税费改革之后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由此导致农民对土地归属的私有化想象;第二,基层干部还有一些村民都认为政府的政策太＂软＂了,没有力度,也缺乏统一的执行尺度。村民不再觉得农村可以承载其幸福生活和价值实现,出现了农民＂逃离＂村庄,大量的土地抛荒。新土地抛荒的出现将会对国家的粮食安全战略形成巨大的威胁。     

基于Lewin行为模型的农地整理项目农民管护行为研究

农民的管护行为是提升农地整理效率和管护绩效的重要途径。以Lewin行为模型和Scott制度环境理论为基础,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通过对河南省邓州市和湖北省团风县的农地整理项目管护情况进行问卷调查,分析农地整理项目管护制度下农民实施管护行为的影响因素,试图从心理学角度揭示管护制度环境对农民参与行为的影响机理。研究显示:规制性要素中的外部监督与规范性要素中的农业生产、村庄治理和被村民孤立对农民管护行为影响显著;文化—认知性要素不显著。研究表明,农民的管护行为较多受外部环境的影响。建议增强外部监督的制度建设,强化相关组织机构的监督职能;重视并合理运用社会舆论的引导作用,营造积极的管护舆论氛围;充分发挥农村精英分子的影响力。     

环境保护利益博弈分析与实证——以长寿湖渔业养殖污染防治为例

运用博弈论和利益相关理论构建的环境保护利益博弈分析框架,剖析长寿湖渔业养殖污染中的利益相关者及其博弈。通过分析政府、企业、渔民之间的六种利益博弈形式,得出结论：在渔场的各种利益博弈中,渔民的驱利行为导致了长寿湖的“公地悲剧”;守法成本高于违法成本是环境执法不力的主要原因;对渔场企业的环境管理职能缺乏有效的激励和约束;现行的政绩考核制度导致政府部门在环境保护行为中政治利益失衡;环保政策必须与相应经济利益挂钩,用激励机制把环保内化为自觉的经济行为;合理引导环境主体的群体行为,会使环保工作更加有效开展。     

大数据时代政府环境治理路径创新

本文针对政府环境治理面临政府失灵、市场失灵和社会低效三个困境,提出运用大数据方法创新治理路径。政府应用大数据提高环境治理过程中的事前、事中和事后监管效能,创新监管模式提升环境治理能力,改善政府失灵困境;依托大数据完善市场化调节机制,激励企业环境行为市场化,构建企业环境信用评价体系,改变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模式,弥补市场失灵;利用大数据增进公众环境意识,建设公开、透明、平权化的环境信息交互体系,重视环境信息的舆情引导,促进环保价值理念传播,改变公众参与低效现状。进而提出完善大数据治理平台、技术和体系,构建政府、企业、公众共同参与的立体化环境治理模式,提高环境治理的精准化、精细化和智能化水平。     

新农村建设中环境保护问题探析

以位于西部干旱和半干旱地区的甘肃省武山县为例,阐述目前农村环境的现状,对新农村建设中环境保护问题进行了分析,就如何营造保护环境的良好氛围,不断提高各级决策者和广大农民的环境保护意识提出了自己的思路和建议：制定污染综合治理规划,建立工业和生活垃圾的集中处理系统,集中供热、供气系统,以及对重点污染源的综合监测和治理机制;建立生态环境监测体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的科学研究和新技术的推广应用,保障生态环境保护的科技支持能力,以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农村环保工作的合力,实现新农村建设与环境双赢。     

我国农业农村污染治理与监管体系主要问题及对策建议

我国农村环保工作起步晚、基础差、保障不足,主要表现为政策标准体系尚需完善、农业农村污染治理责任仍未充分落实、适应农村社会经济特点的环境监管机制亟待建立、农业农村污染治理模式欠缺以及农村环境保护技术帮扶和宣传教育任重道远。针对这些问题,结合国内外实践经验,本文提出几点建议:一是要建立全面协调的农村生态环境管理政策体系;二是要夯实各级政府和部门的农村环保责任;三是要构建适应农村特点的环境监管体系;四是要探索便捷有效的农村环境治理模式;五是要完善农村环境教育和帮扶体系。     

论生活社区污染物的就地分散处理

我国目前的生活社区污染物治理方式主要是收集后集中处理,这种处理方式存在若干问题,如会影响集中处理场所和转运沿线周边社区的环境质量、不利于处理产物的资源化利用、收集系统的成本较高等。文章提出生活社区污染物宜就地处理,使本社区的污染物不会转移到其他社区,同时便于污染治理产物的资源化利用,而且可以促进环保产业升级,提高农村社区居住环境质量,促进绿色农业的开展,减轻政府环保工作压力。     

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强制实施背景下“一主多元”治理模式的主体策略演化分析

随着经济不断发展和人民消费水平提升,垃圾分类治理问题日益严峻。实践经验表明,强制实施背景下政府主导与承包商、公众和环保组织为核心的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一主多元”协作模式,对于我国垃圾分类治理具有较好适用性。但该模式也存在“一主”突出、“多元”不足及其他系统性冲突。为明确多元主体参与策略对“一主多元”治理模式稳定性的影响,首先,本文分析了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强制实施背景下该模式运行机制及主体动因。然后,构建以承包商、公众和环保组织为主体的三方演化博弈系统,对不同策略组合下系统的演化结果进行演绎。最后,借助数值仿真分析了参与成本、环境收益和政府补贴对主体策略选择及系统稳定性的影响。结果表明：环保组织参与垃圾分类治理的积极性最高,公众最低;对于系统运行风险,承包商属于风险偏好者,环保组织属于风险回避者,公众属于风险中立者;承包商对参与成本最敏感,对政府补贴最不敏感,公众则正好与之相反;环境收益的提升有助于提高多元主体的参与积极性。这些发现对于如何提升多元主体参与垃圾分类治理的积极性及“一主多元”治理模式的运行效能具有启示意义。     

多中心治理下公众参与大气污染防治路径探析

动员全社会力量保护环境,积极推动公众参与环保工作,是解决环境保护问题的根本途径。运用多中心治理理论分析,发现政府治污理念陈旧、制度不健全、公众责任意识淡漠、环保社会组织弱小等,是我国大气污染治理中公众参与度低的主要原因,因此提出转变观念、完善机制、加强教育、支持和引导环保社会组织,促进公众参与的多元治理模式的形成,真正推动大气环境质量的改善。     

从津市“绿色存折”制度看农村垃圾治理机制建构

加快农村垃圾治理,是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重点工作之一。当前农村垃圾治理面临主体、技术和资金三重困境。湖南津市创新运用"绿色存折"制度,形成了政府主导、村民主体、企业参与的农村垃圾三维治理机制,并提出了强化参与机制、完善运营机制、创新融资机制的实施要点。     

绿色社区创建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抓手

正创建绿色社区要成立以区内居民为主体的环保志愿者队伍,制定公众参与环保的有效措施,鼓励居民监督和纠正社区内外破坏环境行为。从第十个五年计划开始,针对城市社区在发展中产生的环境问题,全国开展的"绿色社区"创建活动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全面回顾10多年来的绿色社区创建过程可以看出,中国的绿色社区创建在本质上是政府推动、公众参与的绿色活动。在创建过程中,政府通过宣传教育提高居民的环境意识,进而促进社区的环保工作。但社区环保工作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如在工作指导上注重引导公众参与环保活动,忽视     

农村污水处理设施建设运营探析——以青岛市黄岛区为例

近几年,国家加大了对农村的扶持力度,一大批农村污水处理设施相继投入建设运营,一定程度改善了农村的生态环境,促进了农村环保工作。但农村污水治理不同于城市,受到运营经费、管理模式、部分农民环保意识不高等影响,农村污水处理设施的运行管理情况并不容乐观,需探索一种适合农村的污水处理方式、运营管理模式和检查监测形式,形成长效管理的有效机制。     

发挥当地人能动性，走出农村环保困局

简单化的政策、软弱的地方社会和强大的外部力量共同的作用成为农村环境恶化的根源之所在。传统的由外而内的环保视角和由上而下的环保监管模式,令当地民众成了环保的对象而不是主体,农村沦为城市的附庸,地方环保、农村环保陷入困境。如何下放管理权限,形成环境保护中的分权治理？如何转变地方政府环保监督机制,将地方政府及其官员更多地纳入到当地人的评价和监督下,迫使他们更多地关注当地的长远利益？这一切之变的关键是,依赖当地人,发挥当地人自主的能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