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流域生态服务供给机制改革的目标与路径研究

流域是特殊的自然地理区域,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单元。科层制、市场化、志愿性和网络化四种流域生态服务供给机制具有各自的适用空间和极强的互补性。按照机制复合体的理论,构建以政府主导型网络化供给为核心、多元复合的生态服务供给体系,是我国流域生态服务供给机制改革的目标导向,即要在规范科层机制、拓展市场功能和鼓励志愿性行为的基础上引入网络化供给机制,完善流域横向纵向政府间、政府部门间和政府—企业—社会组织伙伴之间三个网络结构。     

政府购买生态服务:欧盟国家的经验与启示

政府购买生态服务是生态服务供给方式的重要制度创新。欧盟国家政府在生态服务市场化供给演进中积累的基本经验主要为:生态购买实质是准市场行为,顺利实施生态购买计划要以体系化的法律制度为前提;在竞争机制的作用下,多元化的购买方式、市场化的购买价格和规范化的购买程序的有效运行,可以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多赢。当前,我国应立足国情实际,着力健全生态购买法律制度,创新生态购买实现方式,优化生态购买程序要件等。     

基于CGE模型的海洋生态补偿与宏观经济效应研究——以山东省为例

构建包含海洋自然资源要素和海洋主体信息的CGE模型,应用SAM表提供的基础数据,以山东省为例研究了不同情景下海洋生态补偿以及国内生产总值、居民收入、企业收入、政府收入和居民消费福利水平等受到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提高企业对海洋的转移支付率引致海洋生态补偿量增加幅度最高,提高居民对海洋的转移支付率引致海洋生态补偿量增加的幅度次之,提高增值税率引致海洋生态补偿量增加的幅度居第三位,提高政府对海洋的转移支付率引致海洋生态补偿量增加的幅度最小;2）提高增值税率虽然能够引起海洋生态补偿量的显著增加,但是将会引起国内生产总值、企业收入以及居民福利水平的显著下降而表现出明显的负面经济效应;3）分别提高居民、企业和政府对海洋的转移支付率所引起的居民、政府和企业收入以及居民福利水平下降的幅度相对比较小;4）海洋自然资源供给、劳动供给和经济资本供给的海洋生态补偿量乘数均为正值,即生产过程中三类初始生产要素的增加都会引致海洋生态补偿量的增加。     

基于CGE模型的海洋生态补偿与宏观经济效应研究——以山东省为例

构建包含海洋自然资源要素和海洋主体信息的CGE模型,应用SAM表提供的基础数据,以山东省为例研究了不同情景下海洋生态补偿以及国内生产总值、居民收入、企业收入、政府收入和居民消费福利水平等受到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提高企业对海洋的转移支付率引致海洋生态补偿量增加幅度最高,提高居民对海洋的转移支付率引致海洋生态补偿量增加的幅度次之,提高增值税率引致海洋生态补偿量增加的幅度居第三位,提高政府对海洋的转移支付率引致海洋生态补偿量增加的幅度最小;2)提高增值税率虽然能够引起海洋生态补偿量的显著增加,但是将会引起国内生产总值、企业收入以及居民福利水平的显著下降而表现出明显的负面经济效应;3)分别提高居民、企业和政府对海洋的转移支付率所引起的居民、政府和企业收入以及居民福利水平下降的幅度相对比较小;4)海洋自然资源供给、劳动供给和经济资本供给的海洋生态补偿量乘数均为正值,即生产过程中三类初始生产要素的增加都会引致海洋生态补偿量的增加。     

福建省生态福利绩效影响因素研究

生态福利是进入新时代以来备受关注的议题,是影响区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文章基于DEA方法构建生态福利绩效指标体系,采用考虑非期望产出的两阶段Super-NSBM模型评估福建省2012—2019年生态福利绩效水平,并进一步构建Tobit回归模型检验生态福利绩效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福建省整体生态福利绩效较高,但区域间差距较大;(2)经济规模、产业结构、人口密度、森林资源对福建省生态福利绩效产生负向作用;(3)森林生态补偿的不足阻碍了生态福利绩效的提升,绿色发展技术创新的薄弱也导致科技进步对生态福利绩效的提升作用未能发挥。提出对策建议如下：(1)强化绿色发展模式,优先推动绿色创新;(2)优化生态补偿机制,推动海陆协同发展;(3)加快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因地制宜推动城市扩张;(4)持续有效强化环保投入,深化对外经贸技术交流。     

英国国家生态系统评估及对我国的启示

英国于2009年至2011年初开展了第一次国家尺度的生态系统评估,对自然环境为社会和经济发展所提供的服务进行了评估,分析了近60年以来英国自然生态系统变化趋势及面临的问题,使公众了解和认识到了自然的真正价值。本文介绍了英国生态评估的框架体系和主要结论,并分析了对我国生态环境管理的启示,生态管理中应该客观评估自然生态系统对社会经济的作用和价值,将生态系统服务纳入到政府决策体系的构建中;生态评价应该选用适当的指标,评价最终的服务,可用具有可比性的多组数据进行分析,从而降低评估的不确定性;生态评价也需要关注生态系统的未来情景,做好持续长效评估的准备,建立专项评估制度;要注重公众参与,建立多利益攸关方的协商体系,促进公众和各方利益团体的积极参与。     

新时期生态监管职能解析及制度体系构建建议

2018年中共中央印发的《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对自然生态系统的保护修复和监管进行了部门划分,但由于生态系统结构、过程和功能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在涉及生态保护修复具体工作时,依然面临着生态监管的职能边界不清晰、制度体系不健全等问题.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借助于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科学-政策平台（IPBES）概念框架,明晰了新时期生态环境部门生态监管职能的内涵,即从维护国家和区域生态安全的角度,通过监测、评估、监督、执法和考核等手段,对有关部门和地方政府所开展的生态保护修复工作进行行政监督和执法.解析了生态环境部门与自然资源部门（包括国家林草部门）在生态保护修复领域的职责关系,主要包括三方面:①二者分别通过间接与直接途径实现促进生态系统服务和产品供给提升的目标.②二者定位分别是外部“专职”监管和中央与地方、上级与下级的内部监督.③二者监督对象分别是督政与督事.针对新时期生态监管制度体系的构建,建议健全生态保护防控制度、建立“1+N”生态监测制度、构建生态评估及预警制度、健全生态保护执法制度、完善考核督察问责制度、健全公众参与监督制度和构建生态监管保障制度等,以进一步提升生态监管效能,推动生态保护修复成效提升,从而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多更好的生态产品.      

村镇污水治理的市场化理论与模式

村镇污水治理属于农村环境保护的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巨额资金的投入,单靠政府财政补助很难进行。因此,建立村镇污水治理市场,引入投融资机制,就成为政府的必然选择。运用新公共管理理论,把村镇污水治理分为供给与生产两个过程,政府通过公共决策和监管保障供给,生产则实行市场化,以解决村镇污水治理的资金来源,提升运营和资金使用效率。结合中国的具体实际,探讨了适宜于中国村镇污水治理的供排水一体化、管理合同和DBO三种市场化模式。     

我国政府购买环境公共服务的监督机制研究

近年来,环境类服务购买在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中的比重不断增多,作为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下属概念,其监督不仅存在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监督的一般性问题,还存在环境领域的专门问题,概括后主要表现为监督主体缺位、被监督对象比例设置不科学、监督内容过于宽泛、监督制度构建有限等。推动全国性专门立法、定位不同监督主体的功能、明确以"合同"为核心的监督内容、拓展配套制度是完善我国政府购买环境公共服务监督机制的必由之路。     

声音

<正>"建立生态补偿机制是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重要举措,要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完善制度与增加投入并举,坚持政府主导和社会参与相结合,坚持从实际出发、在探索中前进,形成符合我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保护补偿制度体系,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有力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