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环境污染还需“双管齐下”

治污当治本,污染根源在于生产企业的漠视环保,岂是消费旺盛之过?如今为保经济发展,国家鼓励人民大众踊跃消费,消费已成为当前保增长,促稳定的一项国策,抑制消费以保环境,只能说是弃本而逐末。     

“反增长计划”能否超越增长经济

"反增长计划"的目标是用一种非增长的社会来代替目前的增长社会,其策略是一种价值观和思想的变革。而目前包括生态危机在内的多重危机的根源,是经济和政治权利的集中。立足文化变革的反增长,无法撼动现行生产资料所有权和资源市场配置的制度安排。可行的路径是建构全新的经济组织体系——不再受制于市场经济原则,而是满足所有公民的基本需要,以及由全体公民决定要实现的非基本需要,最终取代跨国公司和市场经济体制。     

绕过比较优势“陷阱”,以技术立国

发挥比较优势可能是一个陷阱——落后国家短期受益、长期受损,产业结构技术密集化进程放慢。而产业结构技术密集化越快,经济增长就越快;不能迅速实现产业结构技术密集化的国家,其可持续的经济增长速度必定不快。要想经济持续保持高速增长,"技术立国"势在必行,反之大而不强;趋强阶段高关税保护的世界经验不应忘却,反之技术很难升级。     

环保投资不是为了“保增长”

<正>最近,关于环保投资的报道一派喜气。先是有报道说,"气十条"已经带来了1.7万亿人民币的投资,现又有报道说,"水十条"将在全国范围内拉动2万亿人民币的投资规模。还有报道说,今年年底有望出台的"土十条"将为土壤修复吸引约10万亿人民币的投资。在眼下经济低迷的情况下,各路专家似乎看到了"保增长"的新途径,信心满满地预测说,大气、水和土壤治污的三大战役将为中国经济带来新的增长点。有的已经精确地计算出,这些投资     

强调农民地权,限制“圈地运动”

新农村建设、城市化疾进突出的地权问题,其实质不在于"公私",而在于"官民"。由于官民之间缺少委托代理机制,权责不对应,致使农民连土地使用权都不能保证,这导致"圈地运动"的劣性发展。以维护农民权利为核心推进地权改革,尊重农民的土地使用权并部分地承认其土地所有权,这一改革虽然应该慎重,但却不宜久拖。     

全球危机下开创科学发展模式——“十一五”规划资源、环境目标的进展

"十一五"以来,高消耗、高污染的经济增长方式得到初步转变,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污染排放大幅度下降;另一方面,资源供给的瓶颈约束增强,生态环境持续恶化。高消耗高污染的经济增长方式尚未根本转变,是全面实现"十一五"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最大障碍。面对全球危机,固守传统发展模式就是最大之危,开创科学发展模式就是最大之机。     

生态社会主义宣言

生态社会主义坚持:生产资料要由生产者直接支配而不被他人代替支配;依照生态要求规划生产,反对单纯经济增长主义——重质量而非数量,重使用价值而非交换价值。我们时代的危机,是生态社会主义国际化的一个革命机会。     

经济特区与体制改革的机遇——从喀什设立特区谈起

为稳定新疆而提出设立喀什经济特区是必要的,但"特区"之举与"治疆"根本不能仅局限于经济层面。改革之初的"特区"发展具有经济和政治的双重内涵,经济的发展就是某种意义上的体制突破和政治进步。"新特区"应统筹经济发展与体制改革之整体框架,尤需突出三个重点:开展民族区域自治机制创新、开辟民间资本投资特区的通道以及以户籍改革为突破口实质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边疆的综合改革对内地亦将具有一定的经验性价值。     

地方行动：发展绿色经济，服务“保增长”大局

在中央下定决心要实现经济绿色复苏,环保部开辟“绿色通道”,但坚决不容“两高一资”项目的指示下,地方政府和环保局紧密行动,以发展绿色经济服务“保增长”大局,力保在经济危机下,不欠新帐,多还旧账。江苏省：省长为发展绿色经济“撑腰”江苏省是我国经济强省,也是环保大省。这一点,从它的“环保模范城市”数目上就可以看出。江苏省建成的国家环保模范城市、     

重提西部大开发——启动内需与产业升级的方略

面对全球危机,中国亟需明确的经济方略。把西南荒废的水资源与西北荒废的平原资源相结合,与西部巨大的煤炭资源相结合,再辅以对既有经济实力的妥善利用,中国足以实现产业升级和大规模的城市化。"两头在外"的经济增长方式将变为"两头在内"、"两头在西",继续开放而不再仰人鼻息。     

生态学四法则《封闭的循环》撷选

这是出版于1974的一本关于生态系统的书. 在这本书中,巴里·康芒纳以一个生物学家的身份,以其严谨的科学态度,以美国本身的环境问题为实例,对战后环境危机的根源做了审慎的分析.他认为,战后环境危机的根源,不在于经济增长本身,而在于造成这种增长的现代技术.这种技术往往是从单一的追求生产效率的角度,或从单一的消费使用的目的出发,而发明出来的.     

问题出在分配,出路在城市化

不到10%的居民能持续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美国几十万亿的金融坏账就能这么轻易过去?外需不可依赖,内需无法启动,超大量的投资来保增长难道可以持续?解决中国经济问题的关键在分配,突破分配难题的关键是改变只要工业化不要城市化的发展战略,实行城市化战略。城市化战略应两步走,先存量,让在城里"打工化"的一亿人和他们的家属总计四亿人真正"城市化";后增量,让在乡镇企业就业的一亿人和他们的家属总计四亿人迁往城市。大规模城市化需要大量资源,中国发展得快,资源相对就能到中国来,目前的世界危机正好是中国城市化的绝佳战略机遇。     

“增长经济”及其对中国的生态影响——红绿生态社会主义选择的可能

中国的发展,正日益呈现出一种"增长经济"而不是"增长中经济"的特征。中国所面临的真正生态威胁,是经济与社会对经济增长本身的不断增加的依赖。中国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红绿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也许可以成为更有效地抑制与逆转增长经济化的趋势,尽管并没有任何中国肯定会这样做的保证,而且即使选择这样做也未必能成功,但生态社会主义的选择极可能把中国带向十分不同的未来——一个更加绿色的中国。     

中国产业结构正在向绿色转型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经济总量增长约30倍(以不变价计),达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平,成功让数亿人摆脱贫困。不难发现,经济结构的根本性变化为中国经济增长奠定了坚实基础。在经济结构中,农业比重一直呈下降趋势;工业占比相对稳定,但在国际金融危机以后,增长速度趋缓;而服务业后来居上,实现了翻番增长,成为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这一重大的结构性变化标志着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我们要因势利导,以产业转型升级促进经济绿色增长,走向更加均衡和高效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中国“两型社会”建设对世界的影响

中国经济增长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大量进口资源能源产品和污染物排放,对资源环境造成了压力。一方面,因为国内产量不能满足需求,资源能源的进口量大幅增长,对外依存度提高,对相关大宗商品的国际市场供求造成一定压力;另一方面,污染物排放量迅速增加,空气、土壤、水等污染情况严重。为了防治环境污染、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承担国际减排责任,党和国家提出了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和生态文明的发展战略,已取得了积极进展和良好效果。未来,中国需要继续完善各项政策措施,加快推进"两型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以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     

打造“新能源大国”,摆脱世界打工仔地位——全球竞争下的民族视角

光伏产业,危机复兴的突破口?国家新竞争的制高点?一场围绕光伏产业的国际竞争已经展开。以光伏产业为核心打造"新能源大国",是一个可能使中国经济一举摆脱"世界血汗打工仔"地位的最佳切入点。以国家意志、国家力量主导光伏产业的发展,是最容易汇集全民共识、最具缓解阶层利益对立的方案,可得"四两拨千斤"之效。     

工业时代的食物社区再造

食品安全成为世界问题与化学农业成为世界农业生产体系的主流、工业化食品生产体系成为百姓餐桌的主宰、钢筋水泥森林的城市成为人类主要寄居地高度相关。因而,解决食品安全危机不能单纯依靠事后监管,更为重要的是事前行动,而"食物社区重构"则是事前行动的现实践行。在这一过程中,需要制度层面的推进和人们的普遍参与,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工业化所带来的"化学农业"和"石油农业"。     

长江经济带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的脱钩关系研究

在分析2005-2017年长江经济带经济增长和环境污染概况的基础上,运用Tapio弹性系数法测算了区内省市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的脱钩指数,比较并判断了脱钩状态和脱钩趋势.研究表明,2005-2006年该地区经济增长与二氧化硫排放之间以"弱脱钩"为主,而2007-2017年两者表现为"强脱钩"的趋势;该地区经济增长与水环境...     

国家“十四五”环境经济政策改革路线图

"十三五"时期环境经济政策对建立我国生态文明建设长效机制发挥了重要作用,"十四五"时期需要通过进一步深化环境经济政策改革与创新以适应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需要。本文研究提出了我国"十四五"时期环境经济政策改革思路、框架与重点,认为我国"十四五"时期环境经济政策改革要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系统考虑政策改革创新面临的新形势和新要求,推进建立"两山"转化和环境质量达标的长效激励机制,突出环境质量持续改善激励、突出经济过程全链条调控,突出政策手段的系统优化与协同增效,突出政策执行能力保障。继续推进生态环境财政制度改革,深化绿色价格税费机制创新,推进建立多元化、市场化生态补偿制度,健全生态环境权益交易机制,完善绿色金融体系,并同步推进完善生态环境价值核算、环境信息公开和信用体系、资源环境名录、政策绩效评估等政策实施配套能力建设,构建全面支撑生态文明建设的环境经济政策体系,推进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淮海经济区经济增长的时空特征与动力分析

以淮海经济区108个县市为研究单元,以2001—2016年为时序,在研究经济发展及其空间集聚特征的基础上,对淮海经济区经济增长动力演化过程及其空间类型进行定量研究。结果表明:(1)淮海经济区经济增长空间集聚特征日益明显,"高—高"和"低—低"集聚区分布日益集中,形成了以徐州为核心的集聚区向外围辐射经济效益。(2)淮海经济区经济增长动力具有显著的阶段性特征,其中需求拉动波动减弱,而其他4种动力均呈现不同程度的增强趋势;经济增长动力的结构在不断调整升级,逐步由需求拉动向产业升级和科技驱动进行转换。(3)海经济区经济增长动力存在显著的地域分异特征,地市经济增长动力呈东强西弱,且经济增长的动力类型呈明显的区域差异性。